古代，随着香药输入途径的多元化及香药进口数量的增加，中国史籍中关于香药特性的记载日趋详细准确，香药功用的发掘日益丰富。部分香药虽早在汉代已传入中国，但由汉至隋的八百余年间，因传入香药种类及数量有限，加之其使用人群多局限于宗教僧侣及皇宫贵族，故史籍中关于香药的记载较为简略。唐宋时期，香药输入的种类及数量虽较之前代有大幅增加，关于香药的记录也更为详细，但人们对香药的认识仍存在很大程度的偏颇，就连世代经营香药的土生波斯人李珣，也误将本是同物异名的熏陆香和乳香当成两种不同香药。

    经过历代本草学家及医者们的不断积累和发现，明代史籍中关于香药的记载，无论从书写体例还是编撰内容来看，都更为准确详实。

    明初以来，随着时人对香药特性的深入了解，东南亚香药在中国的应用重点逐渐从宗教祭祀、熏衣化妆、医疗保健领域扩展至饮食调味。

    从记录香药使用情况的书籍类型来看，明以前记载香药的史籍主要为宗教典籍、本草书籍、药书及香谱四大类，香药主要作为药材、香品被时人使用。与前代不同的是，日用类书、沿海方志及海洋图书成为明代记录香药特性及其应用情况的核心资料。例如，《瀛涯胜览》《东西洋考》等海洋图书对于香药的种类、产地、特性及功用皆给予了详细介绍，从这类书籍的撰写者来看，他们或亲赴海外，或身居市舶之职，或久居沿海重镇，耳闻目睹香药贸易之盛况，对海舶香药的记载自然颇为准确，也更具针对性；而《多能鄙事》《便民图纂》等日用类书则以丰富的实例介绍了香药在饮食、保健等日常生活领域应用的过程，荤素菜肴、茶酒汤水、肉脯果干中加入香药的例子比比皆是。从记载内容及书写特点来看，香药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重点在明初发生了重要转变，从疗疾保健转向了美食调味。元代的营养学专著《饮膳正要》中，关于胡椒应用于饮食的记录多达三十余条，然而在介绍这些食谱之前几乎都先强调其食疗保健功效，而明代的记录则多略去对其治病保健功效的介绍，更强调香药的调味及腌制功能。

    明初以来，随着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各类香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不仅保证了香药在中国市场的供需稳定，且使这一曾经贵为奢侈品的香药真正进入寻常百姓之家。

    这一时期，记载香药应用于饮食的明代书籍则多为面对普通百姓的日用类书，因此，仅从书籍的类型及适度人群来看，明代的普通平民已开始将香药应用于饮食中。此外，明代的医书常用胡椒来形容制作药丸的大小，如“丸如胡椒大”“大如胡椒”等，再次说明了以胡椒为代表的香药在明代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之广泛。

（选自《东南亚香药与明代饮食风尚》，有删减）

母语文化及其他

    日前，广电总局发布通知：电视节目中所用外语和缩略词“NBA”“GDP”“WTO”等等，将告别央视。

    这些年来，汉英文字混杂的确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时下，无论是书面行文还是口头语言，甚至有的报纸也公开用汉英混杂的形式做标题。到头来，弄得中国人很可能必须先学会英语才能看懂读懂自己的语言。因此，保卫我们的汉语言文字的纯洁和历史传统，应该说已是刻不容缓。

    “洋泾浜”汉语的流行，已经到了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程度了吗？世界文化史上最古老的三种文字：古代埃及人的圣书字和古代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已经先后于公元前300—400年消亡了，眼下就只剩下汉字了。今天社会对汉语的轻视和对英语的盲目崇拜，已经到了非常麻木的状态。眼下不是英语的强势入侵，而是我们的文化传承者面对入侵自动解除了自己的武装。对西方语言的盲目崇拜，实际上表现的是对民族文化的轻视和自信力的缺失。

    我们强调保卫民族语言的纯洁与所谓的民族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一部五千年文明史证明，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强调融合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为我所用。但是融合而非照搬，比如，因先辈的智慧，在引用外来语上，用音译有了我们今天惯用的“咖啡”，用意译有了汉语“电话”，音译加意译就有了今天的“芭蕾舞”。这些文字，都悄无声息地引外来文化为我所用，大大丰富了汉语的文化表达。史料考证，中国文化史上有三次吸收外来语高潮，第一次汉唐通西域，佛教传入中国，外来语“葡萄”“骆驼”“圆满”等从西域语言和佛语中引入汉语，此后被我们用了数千年。如今很少有人知道这是舶来品。第二次外来语高潮是鸦片战争以后，从英语中引进了“坦克”“沙发”“吉普车”等，从日语中引进了“组织”“纪律”“政府”“党”“政策”等等一类词汇，至今这些词汇已融入我们的主流语言。这些机智巧妙的引用，表现的是先辈们的大智慧，重要的是把外来语化为了我们的血肉。第三次高潮是近些年的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们对外交往的扩大，外来语似大潮汹涌，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盛举。其实，在面对外来语强势到来时，汉语言的应对办法还是很多的，改造也罢，融合也罢，有先辈经验可资借鉴。关键是重视不够。

    “洋泾浜”的拥趸者，有一种悖论，认为中国方块文字字义多，太难学，不如26个拼音字母易懂易记，随便几个字母组合就是词组，含义深广。其实，这大大误读了中国汉字。据中西方文字学家共同研究考察的结果，以独立单字为单位的中国汉字，无论表情达意还是承载信息、字义储存的容量上，都大大优于西方其它文字。特别是汉字还是世界上唯一一种成为书写艺术的文字。它在文字与艺术，象形与表意的绝妙结合上，堪称世界一绝。曾有人为汉字不能进入计算机表示过担心，认为方块字束缚了中国文化与世界融合的手脚。岂料，随着聪明智慧的中国人对输入法的研究开掘，这个问题迎刃而解，中国文字昂首进入计算机时代，现在汉字已经成为世界上输入电脑最快的文字了。同时，联合国有关部门统计，在如今联合国常用的6种文字的文件和书籍中，汉字版是最薄的版本。

    文字之争说穿了是国家软实力之争，是话语权之争。近年来，世界主要大国都在用法律形式维护本国语言，法国把每年3月20日定为“国际法语日”，总统在这一天要出来讲话，号召保卫法语。德国人坚决反对德英语言混杂，提倡在德国要讲德语。美国近年也颁布法律，坚决维护其强势英语的地位。在这场文化角逐中，中国既要有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和博大胸怀，同时也要坚决捍卫我们的汉语言文化传统，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命根子，是祖宗留给我们的万世基业。

    好莱坞著名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科幻电影《星际穿越》，在全世界上映后迅速成为一部“现象级”电影，引发了人们探讨科幻电影乃至理论物理学的热潮。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天体物理学家肖恩·卡罗尔说，《星际穿越》上映后，就连在扑克牌桌旁边玩牌的陌生人都会过去找他询问有关虫洞和相对论的问题。观众对于其中涉及的有关物理学的疑问显然远远超过了对电影自身剧情的关注，这并不奇怪，因为这可能算得上是世界上第一部基本忠实地展现宇宙中各种奇妙的天体现象的电影，想要理解这部电影需要大量的物理学知识。

    与好莱坞经常塑造出各种各样的超级英雄不同，在《星际穿越》中，最后是几位理论物理学家拯救了全人类。其实，电影中运用的主要的情节与场最，例如地球上发生了无法挽救的灾难而且人类必须移民外星，驾驶飞船穿越虫洞、进入黑洞、探索地外行星，以及在极端情况下人性的改变……这些桥段在之前的很多科幻电影中早都被运用过多次，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星际穿越》成为一部让所有人都开始讨论理论物理的电影呢？这就必须提到为这部电影设置物理学背景、使电影中几乎所有场景都有物理学的支持、使情节合乎科学原理的人——加州理工学院的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基普·索恩。

    科幻作品中常有“软科幻”和“硬科幻”之分，“软科幻”通常涉及的科学理论比较少，只是需要设置一个幻想的场景即可，而“硬科幻”则更需要有实在的科学理论作为支撑，并且让科学理论在故事情节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说，《星际穿越》因为有了来自各个领域专家的支持，硬到不能再硬。据理论物理学家约翰·普雷斯基回忆，索恩为了设置电影中的科学场景，在加州理工学院召集过一些科学家进行研讨，与会者包括物理学家、太空生物学家、行星学家和心理学家。正因为有如此多的科学家的参与，才让《星际穿越》在物理学的约束之下不仅视觉效果惊人，描述宇宙中各种极端罕见的场景也更为准确。

    “黑洞”“虫洞”等物理学名词早已被大众熟知，并且进入了流行文化，《星际穿越》利用电影手法，希望尽量真实地展现这些场景。因此，电影中既包含了切实的科学发现和成熟的科学理论，也有基于目前理论所做的合理猜想和推测。《星球大战》，《阿凡达》等科幻电影，即使抽取出其中的科幻内容，仍然可以形成独立的、完整的故事；与此不同的是，导演诺兰希望《星际穿越》的故事可以自然地从科学理论中浮现出来，这使《星际穿越》完全无法与宇宙学理论和各种天体分隔开。为此，索恩还特地写了一本书《〈星际穿越〉中的科学》，讲述电影中的各种场景以及其中涉及的科学原理。

“厚德载物”的当下价值

    “厚德载物”作为中华美德的一种概括，历来是仁人志士崇尚的最高道德境界。道德状况是社会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志，影响着一个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没有道德，哪来和谐？儒家“厚德载物”思想的当下价值毋庸置疑。

    “厚德载物”，出自《周易·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通俗地说，厚德载物，就是地的本性是顺天而动的，人应效法地，以厚德宽容待人。所谓“厚德”即“大德”、“高德”，即最高尚的道德。所谓“载物”之“物”，不仅专指万物，而且首先指一切人。“厚稳载物”，即以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厚德载物强调容人、容物。做人要有深厚的道德修养，要胸怀宽广，气度宏大，既容人之短，恕人之过，更要宽厚待人。

    “厚德载物”有利于培养现代道德人格，保证人生价值的实现。儒家追求“厚德”的君子人格，儒家君子人格所具备的道德品质为现代理想人格提供了理论模式。现代理想人格依然寄托着人们的期待和追求，它要求人们具有广博的爱心，有道义感，有道德操守，要正确处理义利关系，要有承担责任与苦难的勇气，等等。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表明，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智力因素，而且还取决于非智力因素，特别是人的道德品行。凡是有作为、成大器者，无不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进取心、自信心等品质。

    “厚德载物”督促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促进个人幸福。儒家强调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在于人追求精神生活，道德理性重视人的现实生活的精神维度，主张向内寻求生命的根据和快乐的泉源。儒家许多富有生命力的传统道德，如正义、诚实、信任、宽厚等等，已构成人们恒久的道德情怀，使人有尊严地生活。现实社会中，物质生活提高后，人的幸福感并不一定增加，人们领悟到生活不只是为满足物质享乐而忙碌，还应有精神追求的乐趣。“厚德载物”思想能够培养人们的仁爱之心，使人克制人欲、减轻自私自利之心，爱他人、爱社会、爱人类、爱万物。道德高尚、胸怀博大的人才能得到最快的发展和感受人生的幸福。

    “厚德载物”的人文特质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厚德载物”作为一种博大的精神素养，它是播种和谐的种子。“厚德”强调个人内在道德修养，对构建和谐社会有其独特的意义。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现实中，如果我们注重自我修养，在人际互动中约束个人行为，减少人际摩擦，化解人际中的紧张与冲突，自然有利于形成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在当今多元化、多样性的社会中，“求同存异、包容共济”，对于调节各种关系和矛盾，使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商品经济的发展强化了人们的竞争意识，但这并不排除道德领域中的宽容、宽厚。儒家“厚德载物”思想，对于培养现代公民的良好品行，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构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精神是中华文化最醒目的标识之一。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我们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人文精神养分，使之与现代文化相融相通，更好实现以文化人。

    尊重人格。中华文化从西周以来就确立了人本理念。《论语》记载，孔子家的马棚失火，孔子首先问伤着人了吗？对人的重视可见一斑。正是基于对人的尊重，孔子赋予“仁”这个概念丰富的伦理涵义：“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仁的外在表现是礼，礼的精神内核是“敬”，《礼记》所谓“毋不敬。”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敬”不仅是对他人、对施礼对象的尊敬，而且是自己人格尊严的体现。彬彬有礼是尊重他人，也是自尊自重。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这就需要将礼仪之邦的精神气质与时代要求相结合，让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蔚然成风。

    塑造人品。仁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最高范畴和核心理念，包括对己和对人两方面内容，所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对己主要是克己，以求达到仁的境界；对人主要是爱人。每个人无论出身如何，都应不断修身，以于至善之境。儒家经典《大学》中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就是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亲民”包括“新民”，教人去恶从善、弃旧图新。由个人、家庭到国家与天下，由爱亲人、爱他人到爱国家与天下，将家庭、社会和国家融为一体，天下情怀与爱国主义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公宽信敏惠，对于其中体现的思想精华、优良品格，我们要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自觉用于提升人格境界和道德修养。

    天人合一。中华人文精神的伟大，还在于它将人、社会与自然看作一个鲜活的生命整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将仁从亲人之爱推及人类之爱，由人类之爱旁通万物之爱。庄子认为，世间所有生命同源同种，不存在本质上的不同。这与西方主客观对立的自然观明显不同，被称为“有机自然”或“有机宇宙观”。它尊重生命、敬畏自然，认为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强调人应当效法天地、欣赏万物。中国传统的天地人三才之道，一方面认为人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与作用，强调“人者，天地之心也”；另一方面又强调天地的伟大价值，所谓“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主张人道以天道为准则。即使是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荀子，也强调春生夏长之时“斧斤不入山林”“罔罟、毒药不入泽”，为的是“不夭其生，不绝其长”。这启示人们要将积极有为的人生观与生态环保的可持续自然观统一起来，一方面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一方面勇担千秋生态大业，努力建设生态文明。

（摘编自杨小明任春光《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人文精神》）

    当下娱乐圈的流量担当们颠覆了社会对偶像的这一认知，他们多为阴柔的花美男、油腻的小鲜肉以及整容减肥过度的塑料花。近日火爆的偶像养成类节目推出的所谓“偶像”，更是将这种不良倾向推向极致。面对如此不走心的“偶像”，不少信仰缺失、精神涣散、内心空虚的青少年却如堕入传销组织一般被洗了脑，出现各种歇斯底里的病态反应。然而，粉丝在经历人生起伏和社会磨砺之后终将成熟清醒过来，总有一天能看清“流量偶像”拙劣的才艺、崩塌的人设。当下的很多流量明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爆红，又以风驰电掣的速度过气。影视剧如果质量不行，集结再多人气偶像也无法挽救票房和收视率。这些现象正是粉丝经济出现疲态、流量担当开始“担当不起”、娱乐圈的虚假繁荣终将化为泡影的有力证明。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首先，是由于市场逻辑代替了艺术追求。流量明星和其背后的操盘手一心只想如何获取更多商业利益，全然不将艺人应有的艺术追求和文化责任放在眼里。这些偶像养成类节目大多艺术价值乏善可陈，蛊惑人心的圈钱能力却不可小觑。比如，节目把选手的去留以投票的方式交由粉丝化身的“全民制作人”决定。这看似公平合理，实际上每一次点赞都需要用钞票来置换。当粉丝们的心情随着自己偶像的成绩忽高忽低时，殊不知，幕后玩家们正瓜分着你的生活费和私房钱。其次，是由于商业资本左右着话语导向。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操盘手深知注意力经济的重要性。他们不惜下重金蹭热点、抢头条、买热搜，利用各种软文和硬广告对艺人进行吹捧，将其包装成个性独特、举止可爱，外貌时尚、为人正派的“完美”人设，从而蛊惑人心，让更多粉丝为之倾倒。再次，是由于社会风气对于流量明星的过度关注。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富足，娱乐生活逐渐丰富。在艰苦岁月被奉为偶像的科学家、工程师、解放军和劳动者，在娱乐风暴的席卷之下被放置于角落，而娱乐明星粉墨登场，成为新媒体的宠儿。传媒行业涌现了一批以关注明星一举一动为业的狗仔娱记，偶像的私生活成了人们社交生活的重要谈资，这种变化都给了流量明星存在的理由和安全感。

    这种病态的文化现象，对文艺和传媒生态的伤害不容忽视。首先，流量明星当道，引领着一股以白、瘦、小V脸为美的强势审美潮流，使原本多元化的审美标准取向日趋单一。流量明星当道，也对传统艺术教育造成伤害。如果五音不全可以当歌手，演技拙劣能够做主角，那么，传统艺术院校存在的价值何在？那些踏踏实实做人从艺的文艺工作者又会何等失落？

（摘编自杨洪涛《偶像不是流量堆出来的》2018年8月30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