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契约

               [美]威尔·斯坦顿

我和玛吉结婚的时候，经济上很拮据，且不说买汽车和房子，就连玛吉的结婚戒指还是我分期付款购置的。可是如今却大不相同了，人们结婚不但讲排场摆阔气，而且还聘请婚姻顾问，签订夫妇契约。听说有些学校还要开设什么婚姻指导课呢！

我想，签订一份契约也许会使我们的家庭生活走上正轨。于是，我决定和玛吉谈谈。

“玛吉，”我说，“婚姻对人的一生至关重要，可是我们结婚的时候……”

“你在胡扯些什么？”她不由得一愣。

我说：“这里有一份夫妇契约的样本，是由一对名叫莫里森和罗莎的夫妇签订的，它适用于任何夫妻。”

玛吉显然对这话题感兴趣，“讲下去。”她催促道。

我打开书念道：“第一，分析每对夫妇过去的生活是否有遗传病史，是否有吸毒嗜好和犯罪历史，是否有……”

“别说了，我不想再听下去。”她失望地说，“只有傻瓜才会和这种人结婚。”

“当然，”我解释说，“这并不是说莫里森和罗莎也有过这类事情。但是，了解情人的过去总要比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好得多。这样蜜月结束后，即使碰上令人难堪的事情，你也不会感到束手无策了。”

“这些对我们来说已经为时过晚了。”

“怎么会为时过晚呢？一切可以从头开始，要是我们现在也签订一份契约的话……”

“签订什么？”玛吉吃惊地问。

“签订契——约。”我故意拖长了音调。

“为什么？”玛吉疑惑地问。

“因为契约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约束力。另外，它还能合理地分配我们之间的责任和权利。”我停顿了一下，建议说，“让我们也签订一份契约吧！比如每逢单年由你决定到哪儿去度假，双年则由我说了算。”

“要是轮到我做主时，正碰上手头没钱，那我们不是只有呆在家里了吗？”她反问。

“不错，但这只不过是一种特殊情况。”我说，“另外，契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可以酌情处理嘛。”

“如果契约可以随意改变，那它还有什么用处呢？”玛吉反驳说。

“言之有理。”我说，“想不到你还知道这些基本常识。”

“如果你也懂得这些常识，就不会提出签订什么契约了。”

“要知道，女人经常喜欢谈论平等和自由。一张契约至少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我辩解说。

“你不懂，亲爱的，”玛吉两眼紧盯着我的脸，激动地说，“平等对女人来说无关紧要，关键是男人是否值得她们爱。要是一个女人真心爱上了一个男人，她就会做一切事情来使他快活。这绝不是那张该死的契约所起的作用，而是她自己情愿这样做。”说完便转身走进隔壁的厨房。

没想到玛吉懂得这么多的道理。我终于认输了。

“要喝咖啡吗，亲爱的？我刚煮了一壶。”玛吉探出半个身子温柔地问道。

“咖啡？太好了。”我转过身来看见她嘴里咀嚼着什么，“你在吃什么？”

“油煎饼，想尝尝吗？”她笑着问。

我的天啊！我和玛吉共同生活了十七年，难道她还不知道我讨厌油煎饼？她自己也是一看到油煎饼就会呕吐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玛吉，你喜欢吃油煎饼？”我不解地问。

“是啊，怎么啦？”她神秘地眨了眨眼。

“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我给你要了杯咖啡，问你是否要油煎饼，你拒绝了，说是你不喜欢。”

“是的，你记的不错。”她爽快地说，“可是当时你口袋里只有五毛钱，还是向别人借的。”

“可油煎饼只需要一角钱呀！”

“别打肿脸充胖子，那样你回家的车钱就没啦。”说着，她忍不住大笑起来。

我坐在她身边，贪婪地吃着热腾腾的油煎饼，嘿，味道还真不错啊！

过了一会儿，我也从包里拿出两只油煎饼——早晨我瞒着玛吉买的，递给她一只说；“我以前不吃油煎饼，但我可以从头学起！”

    万二喜穿着中山服，干干净净的，若不是脑袋靠着肩膀，那模样还真像是城里来的干部。他拿着一瓶酒一块花布，由队长陪着进来。家珍坐在床上，头发梳得很整齐，衣服破了一点，倒很干净，我还专门在床下给家珍放了一双新布鞋。凤霞穿着水红衣服低着头坐在她娘旁边。

    万二喜把酒和花布往桌上一放，就翘着肩膀在屋里转一圈，他是在看我们的屋子。我说：“队长，二喜，你们坐。”

    二喜嗯了一声在凳子上坐下，队长摆摆手说：“我就不坐了，二喜，这是凤霞，这是她爹和娘。”

    我送走了队长，回到屋中指指桌上的酒，对二喜说：“让你破费了，其实我有几十年没喝酒了。”

    二喜听后嗯了一声，也不说话，翘着个肩膀在屋里看来看去，看得我心里七上八下。家珍笑着对他说：“家里穷了一点。”

    二喜又嗯了一声，翘着肩膀去看家珍，家珍继续说：“好在家里还养着一头羊几只鸡，福贵和我商量着等凤霞出嫁时，把鸡羊卖了办嫁妆。”

    二喜听后还是嗯了一下，我都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坐了一会，他站起来说要走了，我想这门亲事算是完了。他都没怎么看凤霞，老看我们的破烂屋子。我看看家珍，家珍苦笑一下，对二喜说：“我腿没力气，下不了地。”

    二喜点点头走到了屋外，翘着肩膀看看屋顶的茅草，点了点头后就走了。

    我回到屋里，在凳子上坐下，想想有些生气，就说：“自己脑袋都抬不起来，还挑三捡四的。”

    凤霞尽管不能说话，但一看到我们的样子，就走到里面的房间，换了身旧衣服，下地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在耕田时，有人叫我，我抬起头来，看到五、六个人在那条路上摇摇摆摆地走来，还拉着一辆板车，只有走在最前面那人没有摇摆，他偏着脑袋走得飞快。远远一看我就知道是二喜来了，我是一点也想不到他会来。

    二喜见了我，说道：“屋顶的茅草该换了，我拉了车石灰粉粉墙。”

    我往那板车一望，有石灰有两把刷墙的扫帚，上面搁着个小方桌，方桌上是一个猪头。二喜手里还提着两瓶白酒。

    那时候我才知道二喜东张西望不是嫌我家穷，他连我屋前的草垛子都看到眼里去了。

    二喜带了五个人来，肉也买了，酒也备了，想得周到。他们来到我们茅屋门口，放下板车，二喜像是进了自己家一样，一手提着猪头，一手提着小方桌，走了进去，他把猪头往桌上一放，小方桌放在家珍腿上，二喜说：“吃饭什么的都会方便一些。”

    家珍当时眼睛就湿了。

    二喜他们把桌子和凳子什么的都搬到了屋外，在一棵树下面铺上了稻草，然后二喜走到床前要背家珍，家珍笑着摆摆手，叫我：“福贵，你还站着干什么。”

    我赶紧过去让家珍上我背脊，我笑着对二喜说：“我女人我来背，你往后背凤霞吧。”

    二喜听后嘿嘿直笑。我把家珍背到树下，让她靠着树坐在稻草上。看着二喜他们把草垛子分散了，扎成一小捆一小捆，我看一眼就知道二喜带来的人都是干惯这活的，手脚都麻利。下面的用竹竿挑着往上扔，二喜和另一个人在上面铺。别看二喜脑袋靠着肩膀，干活一点都不碍事，茅草扔上去他先用脚踢一下，再伸手接住。有这本领的人，在我们村里是一个都找不出来。

    没到中午，屋顶的活就干完了。我给他们烧了一桶茶水，凤霞给他们倒茶水，看到家里突然来了这么多干活的人，凤霞笑开的嘴就没合上。

    村里很多人都走过来看，一个女的对家珍说：“女婿没过门就干活啦，你好福气啊。”

    家珍说：“是凤霞好福气。”

    二喜从屋顶上下来，我对他说：“二喜，歇一会。”

    二喜用袖管擦擦脸上的汗说：“不累。”

（选自余华《活着》，有删改）

注：万二喜，患歪脖子病；凤霞，因年幼发高烧未能及时医治，致哑。

吴宇森的坚守

贺晓闽

    我整理吴宇森先生历年导演的四十四部片单时，发现他出品的数量和心智的增长几乎同步。从1973年第一部影片《过客》开始，到1982年《八彩林亚珍》的近十年时间里，他拍了十多部讨好市场的喜剧片，却一直没有进入事业的拐点。其实，从教会学校走出来的吴宇森，最喜欢的是好莱坞的黑帮片、西部片以及黄金时期的歌舞片，这些电影的共同点是画面充满动感，故事跌宕起伏。而拍摄喜剧片，并不是他的追求，而且饱受争议。分析当年商业营销的影响，吴宇森慢慢明白，确定自我风格，才是对理念的一份坚持。

    回到现实生活中，吴宇森的内心似乎被照进了光，光无法言说，但通过挽留，可以多留在心中，使作品的光影与情感的温度融合。四年之后，吴宇森决定进行一场冒险赌博，他选用了一群被称作“票房毒药”的男人，如周润发、张国荣等，执导了《英雄本色》。该片在徐克的帮助下大获成功。这次冒险是值得的，大投资、大制作、大场面，从此奠定了吴宇森暴力美学的电影风格，让他把多年来在影坛积郁已久的失意与强烈的表现力浸透到每一个画面，其酣畅如行云流水般的剪接，在今天看来也是无可挑剔的。这不仅成为他的人生丰碑，也成为香港的电影丰碑。那年吴宇森四十岁，正是一个男人的青壮年，生命的春天和事业的春天一起到来。

    冒险未必就是实实在在的危险。它牵涉到人的认知模式，也牵涉到人的诸多观念，比如自信、决断。央视记者李小萌在《面对面》栏目中采访吴宇森时说，在《英雄本色》创作现场，吴宇森豪气毕现，他是进行了一场赌博，并且赢了，他和“票房毒药”的男人们征服了命运，相互迸发出了无比耀眼的光芒。我想说，证明自信的不仅需要实践，更需要时间。后来，吴宇森的影片让人们认识到，他的电影每次获得殊荣，都是内心历练的结果。他知道，达摩克里斯之剑依旧高悬头顶。

    1989年的《喋血双雄》也是吴宇森的重要代表作。在影片中，他用极为自信的手法让暴力世界中弥漫出无法言语的浪漫，华丽而控制自如的镜头、精练的对白以及舞蹈般的枪战动作都令人为之倾倒。特别是片尾在教堂里的生死决战：烛光映出的圣母像，背影中掠过的白鸽，一对最不应成为朋友的生死之交，共同执行着自己心目中的正义。正如吴宇森所说：“这是我最想用镜头来表达的东西，哲学式的电影，骑士般的角色，都是我心中的理想。”如果说《喋血双雄》让吴宇森把握了好莱坞动作片的命脉，那么《变脸》则让吴宇森在片中找到了东西方世界共同崇尚的那种“人道主义”和“家庭观念”。这部被认为“最具吴宇森风格”的作品，同时也为吴宇森带来全美华裔艺术基金会颁发的最高荣誉——“金环奖”，让他成为继李小龙、成龙之后，进入好莱坞的第三位华人明星。

    吴宇森的电影好看，他所讲述的故事不远不近，有爱有恨。不管是功夫片还是谍战片，都可以明显感觉到他的表达，感觉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他背负的真实生活。这些人里，有庞大机构里的大人物，也有机构压榨下的弱小者，还有为了某些利益冒险的暴力者、潜伏者。但这些人的故事，能让人产生共鸣，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家庭、亲情、变迁，一切都被结合在一起，那么自然而然，像我们身边的故事。所以他的粉丝中，白领、军官甚至科学工作者的比例明显上升，因为，这不仅是电影。（选自《人物传记》，有删改）

十八岁的电影

红鸟

    清明节又到了，坐在家里，一阵落寞，就想到了父亲，想到了十八岁的电影。

    十八岁那年，我在陈城读高中。离开了家，就像脱缰的野马，再也没有了束缚。那时，接触了一帮子小混混，学会了抽烟、学会了喝酒，时不时地打个小架、谈个恋爱，成绩总是大红灯笼高高挂，日子过得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有一次，我和几个哥们儿蹲在铁道边抽烟，你一言我一语地胡喷大侃，正巧父亲骑着自行车过来了，当时他戴着大檐帽，车后座带了一壶油。我想坏了，烟在手里也扔不及了。可是父亲在我们身边并没有停留，哗啦一下就过去了。

    高一下学期，父亲开始肚子疼痛，头冒冷汗，他舍不得去医院，因为那需要一大笔开销，就自己去药店拿点止疼片吃，日子久了，病情就加重了。他自己偷偷跑到医院，拍个片子，医生一看，纷纷咬耳朵，父亲就知道坏了，他最终还是知道了病情：胃癌晚期。

    在市医院治疗了一个月，转到了省医院，每天都是挂吊针、喝中药。有时候我妈陪着，有时候就他自己。我决定逃学去郑州看望他。

    到了医院，他正躺在病床上，面黄肌瘦，胡子也好久没有刮了。看到我来了，他很吃惊，问我，你怎么来了。我说，就是想来看看你。病房里没有其他人，他那天下午精神很好，慢慢地坐了起来，和我聊他以前经历的事情，讲我小时候如何调皮，讲他年轻的时候如何追我母亲，还和我讲如何做人。最后，他让我帮他换上新衣服，他说要带我去看一场电影。

    我清晰地记得，我们坐在3 排的5 号和6 号，电影开始之前，父亲递给我一支烟。我愣住了，没有敢接。他说，抽吧。我颤抖着双手接过，却并没有点着。也奇怪，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抽过烟，一直到现在。

    那天放的电影是霍建起导演的《那人那山那狗》，讲述的是一个老邮差退休后儿子第一天接替自己工作引出来的故事。儿子高考落榜不得已回到大山中的家后，做了大半辈子山村邮递员的父亲提前退休，安排儿子接下自己的工作。儿子上班第一天，父亲千叮咛万嘱咐之后仍不放心，带上长年在其左右的忠实老狗决定陪儿子再走一趟送信之旅。

    起初，父子两人因为长期隔膜只默默走路，渐渐地，通过与不同村民尤其一个漂亮女孩的接触，两人渐渐打开话匣，对彼此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了解。秀美如画的风景中，儿子慢慢明白了父亲工作的辛苦和意义，也明白了父亲深沉的爱，父亲也渐渐体会到他二十几年来对家庭的亏欠。

    影片里最让人动情的场景，应该是儿子背起父亲过河的那一段吧。儿子对父亲说，你背我那么多次，现在我长大了，应该我背你了。父亲伏在儿子的背上，一个山一样的男子，就那样湿了眼睛。我承认，我也感动了，眼睛湿润了。

    电影散场后，已经很晚了，外面刮起了风，很冷，父亲显得很疲惫。我说，爸爸，我背你走吧。他没有说话，像个小孩子似的伏在了我的身上。我背起父亲慢慢地往医院走，我们彼此都没有说话，生怕打破了夜晚的宁静。父亲的身子已经很瘦削，我感觉好轻，好轻。父亲的双手耷拉在我的耳边，一晃一晃的，是那样的无力。父亲伏在我的背上睡着了，我走得很慢，很慢，好像我背上背的就是整个世界。

    在医院待了三天，我要回去了，父亲去送我。在火车站，他站在风里面，目送我上火车，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把从火车站买的小糕点递给了我，示意我路上吃。

    一个月后，父亲病重，在医院里去世，享年49 岁。当父亲的遗体运到家里时，我竟然没有了泪水，只是久久地跪在父亲身边。

    如今我已是一名中学教师，每年新生入学，我都要给学生放《那人那山那狗》，学生们看得很认真、很动情，慢慢地就能听到不少学生轻微的啜泣声。我能做的，只有紧紧地盯着电脑屏幕，让我的思绪像风筝一样，离开教室，飞到家乡的大平原，飞到父亲身边……

寻找民工老海

    过了春节，何家庄的男人就踏上了淘金之路。出了火车站，一帮人背着铺盖卷，浩浩荡荡走了两条街，忽然发现队里的老海不见了。一行人急忙掉转头往回找，可哪儿找得见老海的人影？

    大伙都急了，这老海五十多岁的大老粗，大字不识一个，头一次出远门不说，身上也没带什么钱，如今让他一个人落了单，这还不要了他的老命哇！大伙儿回到火车站，以为老海会撞回到这里来的，谁知等了一天一夜，还是没见人。

    第三天，来了一个招工的胖子，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建筑工地。大伙儿惦记着老海，安顿好以后，就接着出去找老海。可要想在这几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找一个人，况且这个人还是个文盲，这简直比海底捞针还要难。

    人没找着，大伙心里不好受，老板一看不乐意了，说：“我叫你们来就是为了赶工程的，你们倒好，天天跑到外面玩，明天再不开工，我只好去叫别人了。”队中年纪最长的老山头急忙赔着笑解释：“老板，我们走丢了一个同伴，不找到他，心里不踏实呀！”老板一听笑了：“我还以为丢了个小姑娘呢，不就是个大男人吗？你们还怕他被骗去当小姐呀！要干就开工，不想干趁早走人……”大伙儿一听老板的话没有商量余地，就想，还是先保住这份活，再慢慢找吧。

    于是，以后大伙就利用收工后的空闲时间出去找老海。他们一共七个人，就分成几组，往几个方向找去，像在家里围猎野猪一样，一定要把老海围出来。可这种方法一到大城市显然就行不通，一个月下来，他们的足迹几乎走遍了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根本不见老海的人影儿。大伙一商量，就想出了个新招：在走过的地方贴上他们的名字和地址，这样老海看到就知道他们在哪了。转念一想，这老海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就算看到了，还不是睁着眼走过去？

    时间一天天过去，仍然没有老海任何消息。大伙又着急又担心，老海身上那点钱肯定早用光了，他普通话不会说，字不会认，肯定也没法子找到活干。这样一来，老海不知道已经饿了多久肚子了，说不定就加入丐帮了呢！大伙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后来，大伙出去时，眼睛总是盯着街上那些乞丐，一看到跟老海身子有点像的，就走上去仔细认一认。一看不是，就比划着向他打听，然而，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劲，老海好像已经在这座城市蒸发了。

    一天，队里一个年轻后生忽然想出了个主意，兴奋地说：“老海虽然不认字，可他不是瞎子啊！我们只要在去过的地方留下一个他认得的东西，这样就容易多了！”大伙一听，觉得这主意不错。可有什么东西能让老海知道是他们留下的呢？想来想去，家里这时候不是家家都在搞编织吗？对，就留一个家里特有的那种小篾箪，老海看到了，再怎么笨的人也该知道是家里人留的吧，然后他就会在那地方等，这样，他们碰面的机会就大多了。

    说干就干，第二天大伙收了工，就在工地上捡了一些不用的竹子，开成篾片，编成一个个小篾箪，街上的电线杆上、路边的大树上、公园大门口，都挂了一些上去。在一些小篾箪里，他们还放进了水和一块大面包，这样老海看到的时候，马上可以拿来充饥。他们又考虑到，如果老海发现了小篾箪，跟着来找他们怎么办？于是，他们在通往工地的小路口挂了十多个小篾箪，用油漆涂成红色，显得十分醒目。

    这样一来，他们找人的方法从游击战变成了“守箪待人”。每过两天，他们就像在家里查野猪夹一样，到挂有小篾箪的地点去巡查一遍，看看里面装的东西还在不在。如果东西没动，担心变质，就拿回去大家吃，再换上新鲜的水和面包。

    一晃又是一个月过去了，老海既没找到工地来，大伙儿也没在挂小篾箪的地方守到他。大伙都挺失望：这老海，咋就不能多走动走动，多抬头瞧瞧呢！可是，这办法还得坚持下去，他们轮流着隔两天三天就去查看，更换水和面包。

    不知不觉，一年就要过去了，工地在春节前半个多月就停工放假。一天，老板回到工地查看，发现工棚里还住着人，进去一瞧，原来是他们这一伙，老板奇怪了，别人巴不得赶早回去，这伙人看样子还没有走的打算，就问：“咋的？我又没少你们一分工钱，不想回家过年啊？”老山头忙说：“哪能不想回家啊，一年没见着家里人，心早回去了。可我们还少一个人。”

    老板这才想起他们说过走丢了一个同伴这回事：“哦，还没找到呀！我看，你们别等了，这年头无名死者多了，没人认领，往火化炉一扔完事！”大伙一听，脸顿时变了色，面面相觑。这个他们倒从没想过，难道老海真的……老山头紧紧闭着嘴唇，脸上的肌肉颤抖了几下，缓缓开了口：“我们乡下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十个人进山，决不能九个人回来，不管是人还是尸。我们八个人来，不能七个人回去。”

    老板想了想，说：“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吧，不过得花钱。在报上登个寻人启事，说明有报酬，就是一只蚂蚁也能给你找出来。”大伙忙问要多少钱，老板笑了：“这就说不准了，有钱人找条狗找只猫出个三万五万不算多，没钱的找儿找女三百五百不算少，这要看他在你们心中是什么分量！”大伙儿转头看着老山头，等着他发话。老山头叭叭地抽了一回烟，说：“这样吧，我们七个人，一人凑五百出来。”说着，率先掏了五百元。大伙纷纷拿出钱，很快凑了三千五百块。老板有点惊讶地打量着他们，他知道他们这一年到头也就挣了四五千块而已，这五百块可就是他们一个月的血汗钱呢！老板二话没说，就带着他们找到报社，第二天，寻找老海的启事就登出来了。报社还根据他们的描绘，用电脑拼了一张老海的图。见报后，他们满怀希望地在工地等候着。

    时间过去了好几天，他们还是没有等来好消息。眼看离春节只有几天了，老山头心情沉重地对大伙说：“这个年，大家都别回去了，在这过吧！”大伙儿默默地点头，决定留下来后，他们就一起到挂小篾箪的地点去查一遍。走了几个地方，没发现什么异样，大伙累了，蹲在一棵树下歇脚。忽然，一个后生指着树干喊了起来：“你们看，这儿写着老海！”大伙凑近一瞧，果然没错，树根上被人用刀歪歪斜斜地刻着两个字：老海。大伙顿时兴奋起来，这么说，一定是老海曾来过这儿，还在这儿给他们留下了记号。他们来了劲，继续往前搜寻，走了两条街，又发现了一棵留有老海名字的树。看来，老海一定在这一带出现过。

    可是，老海根本就不认识字啊！大伙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不放过这一线希望，就坐在树下等，一直坐到天黑，也没见到老海的影子，他们决定明天再来。回到工地，他们发现工棚里亮起了灯光，疑惑地走进去一看，乐了，屋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是老板，另一个不是老海是谁？

    “老海！”大伙冲上去和老海抱在一块，又跳又喊。好半天，大伙才问老海到底躲在什么地方，害他们找了一年。老海嘿嘿地笑了：“我命好，被一个煤气店老板看中，叫我去拉煤气，一天给十五块钱。我一想，这活也挺好，可以天天在街上，说不定就能碰见你们呢！后来我又想，你们不是都认得字吗？我求人教会了自己的名字，把它刻在树上，这样你们一看到我老海的名字，就知道我在这里出现了。”大伙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都怪自己光注意高处的小篾箪，哪里想到老海会有这一手哟！大伙又问老海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老板拿出一张报纸笑了：“你们看看吧！”大伙接过一瞧，原来是老海登的一个寻人启事：寻找七个民工……老海挠着脑袋说：“快过年了，老板问我为啥还不回家，我说不行啊，我们八个人来的，找不到那七个，我不能回去呀。他就给我出了个主意，在报上登这个东西，谁给我找着你们，给他一千块！”说着，老海就从身上掏钱，大伙一看明白了，是老板看了报纸带老海来工地的。可老板却把老海的钱推了回去，并且从包里拿出几张车票来，一边塞到老山头手里，一边说：“这是我托人买到的车票，过完节，我在工地等你们来。记住，是八个人，一个都不能少！”

    (有删改)

走正门

王春迪

老街有句俗语：夏府的地，贺府的房，海府的银子用斗量。贺家发迹早，起初，海爷还是个小油贩子时，贺家就已经钟鸣鼎食，门阔院深，人称“贺半街”了。

然而，家有数座金山，不敌一个败子。后来，贺府家道中落，只能靠典当度日。 一 日，海爷 路过贺府门前，看到有个不肖子孙正在卖一只骨瘦如柴的看门狗，海爷不禁喟叹，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昔日金玉满堂的贺府，如今只剩下一个金砖碧瓦做的空壳了。

贺府后来卖给了海爷。因为地势高，地段好，海爷用它做起了油行的门面。贺府后院有个百 步宽的天井，青砖铺就，四周景色幽静。还有几棵松柏，枝繁叶茂，傲然挺拔。如此花园，中间竟然高立着贺家的祠堂，迁又迁不走，拆又不能拆，看着让人堵得慌。

起初，每逢清明，贺家的子孙还三三两两地来祭祖。后来便不再有人来了。常有人跟海爷建议，这帮不肖子孙把老祖宗的家底.都给败光了，也没脸来了，干脆把那个祠堂拆了吧。

海爷却说，不可。

后院鸽子多，鸽子屎常落得到处都是，海爷吩咐下人，隔些日子把贺家的祠堂打扫干净。到了清明，贺家没人来，海爷还让人烧香点烛，更新一些被老鼠啃坏的牌位。

转眼几十个春秋，海爷已白发苍苍。 一 日，日过三竿， 一阵锣鼓开道，老街的百姓跟水一样 涌过去，随即，又像拍在岩石上一样分在两边，海爷隐约看到， 一个八人抬的轿子在人群中似水 浪般起伏。鸣锣十一响!这排场，惟京官才有!海爷微微闭着眼，低着头，垂着手，腰杆挺直地 跪在地上。身后的家人，有的窃窃私语，有的自言自语，求佛保佑，甚至有的浑身发抖，跪在地上半边身子都斜了。

不一会儿，轿子停在了海爷府前，下来一个官人，下了轿，经过海爷时，像经过一个脚底下的石子儿，啥也没说，径直走进海爷的油行。身后，知府、知县以及各级官员都低着头鱼贯而入。

街坊们瞧这架势，心想，生意人恩怨多，海爷得罪人了。

海爷的几个儿子，嘴止不住地叨叨着怎么办，怎么办呀。海爷静静地回过头，眼神一扫，大伙不敢言语了，同时腰杆也挺了起来。

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传来，官人从油行里走了出来，到海爷跟前将海爷扶了起来。海爷觉得此 人两手温软有力，微微抬头，见他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髯须飘逸，两肩圆厚， 一副贵人之相。 再看那官服，绣的是孔雀，顶带蓝宝石花翎。未等海爷说话，官人便说，本官乃贺家后人， 一别 数十年，如今故地重游，旧迹难辨，惟有当年祠堂，托您照料，仿如昨日。本官不胜感激，刚才 失礼，颇有得罪。说着，官人要弯腰拜谢，被海爷一把托住。海爷气定神闲地微微一笑，道，举手之劳，荣幸之至。随后，两人有说有笑， 一同走进了昔日的贺府。

当日，老街的每一个角落都在谈论着这件事，大伙都觉得，多亏海爷当初的仁义。倘若当初海爷一冲动把祠堂给拆了，保不准今儿个会出什么事情。

一 日，外面下着大雨，海爷闲来无事，把几个儿子儿媳妇叫到跟前喝茶，海爷若无其事地问他们，知道当初为啥我没拆贺家的祠堂吗？

小儿媳鬼精，抢嘴说，是老爷您仁义。

海爷笑笑，抿了一 口茶，起身，眼睛望着窗外，好似看到了几十年前的情景。海爷说，贺家 人搬走后的头几年，贺家还有不少后人来祭祖，其他人来的时候，都跟老鼠似的钻进钻出，拜祭时，有的说说笑笑，有的哭得撕心裂肺，进进出出，都走侧门，怕遇到熟人。

唯有一年轻女人， 一手拎着篮子， 一手领着一个孩子，清早最先来。娘儿俩大大方方地从正 门进来，进来后，先将祠堂里里外外擦洗一遍，然后从篮子里拿出一个干净的蒲团，让孩子端端 正正地跪拜。拜祭完，整理好衣裳，再昂首阔步地走出去。娘儿俩穿的都是粗布衣服，有的地方 还带着点补丁，却十分干净。这样的穿着，从富丽堂皇的大门进出，难免会被众人指点议论，但那娘儿俩，始终抬头挺胸，遇到认识的街坊，还让孩子有礼有节地问好。

海爷说，贺家有这样的娘俩，谁还敢拆他家的祠堂？这么些年了，也不知道那天那个官人，是不是当年那个孩子？

小儿媳没弄懂，嘀咕道，不就是没走侧门走正门吗？这有啥啊？

海爷听罢，长叹一声，背着手，回屋去了。

选自2015《小小说月刊》原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