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你，听见了吗

    我特别害怕一种病：阿尔茨海默症。通俗上来讲，这种病叫做：老年痴呆。你不知道这种病什么时候开始，就像你不知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有一回，五婶儿吵着要吃炸糯米球，附近的店早关门了，但是五叔知道李村公园那里有一家店开到很晚。那时候，天有点黑了，赶上下雨，路上出租车很少，五叔有哮喘病，来回走了5公里，还好，买到了炸糯米球。买回来以后，五婶儿又说不想吃了。

    五叔怕浪费了，就自己吃了。

    然后五婶儿又吵着要吃。五叔叹口气：“唉，这辈子算是着了你的道。”买回来以后，五婶儿又说，不想吃了。

    五叔怕浪费，就又自己吃了。

    然后五婶儿又吵着要吃，五叔一点都不恼，和颜悦色，全当遛腿锻炼。

    有天一大早，五婶儿起来，要吃炸糯米球，说话有些含含糊糊了，五叔没在意，就去买，下了楼突然想起一些事儿，又折回家，看着五婶儿弄个老花镜在一个本子上写着什么。五叔开玩笑地说了一句：“买了，你再不吃，就不给你买了。”

    五婶儿“哇”地一下子就哭了。

    五叔吓了一跳，忙去哄：“买，买，买，我现在就去买。”

    五婶儿含含糊糊地说：“我，好，像，快，把，你，忘，完，了。”

    五叔拿过五婶儿手上的本子，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一个名字：马家平，后面是画的“正”字。五叔姓马，莒县人。

    五叔问，这些“正”什么意思？怎么还有一个没写完的？

    五婶儿摇摇头。

    五叔牵起五婶儿的手，去买炸糯米球。站在炸糯米球的小车前面，五婶儿从她的小口袋里掏出来一个小本子，很开心地在马家平后面的“正”字上，又画了一笔。

    五叔问：“你要不要去坐那个摇摇车？”

    五婶儿笑着说：“小孩儿玩的。”

    五叔说：“我陪你啊。”

    在商场门口的儿童摇摇车上，五婶儿玩得很开心，可是，五叔掉眼泪了。

    到后来，五婶儿已经彻底不认人了。五叔很用心地教她用筷子，教她认人，她学得很慢很慢，她还是要吃炸糯米球，但是说完就忘。五叔买回来，她从来没吃过。五叔的儿子总是责怪他，别再买了。五叔也知道，五婶儿已经彻底不认识他了，可是他每买一次，她就会在小本子上开心地画一次，她每画一次，他就跟着开心一次。

    五婶儿嘱咐的每一件小事儿，对于五叔，都是天大的事儿。

    “我要吃炸糯米球。”

    “我去买。”

    奇怪的是，五婶儿走的那天，这句话说得很清晰。像是两人故事刚刚开始的1965年，她不过张口说了一句，我要吃炸糯米球，五叔不过就是去买了两个炸糯米球，这喜欢就跨了一个世纪。

    五叔笑着说：“媒人说得一点都没错，你就是爱吃！你一辈子都惦记着。”

    五婶儿好像忘记了一些事儿，但是，她好像从来没有忘记什么。

    五婶儿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五叔还是老样子，遛狗，坐在楼下的排椅上晒太阳，偶尔去李村公园那里买炸糯米球，但是，他没以前走得那么快了。有一回，他坐在排椅上，他的泰迪狗趴在他旁边。

    我买了炸糯米球，牵着狗经过他旁边，两只狗在嬉闹。

    五叔站起来，要回家，从口袋里掉出来一个破本子。我提醒他，然后帮他捡起来。

    他笑笑，问我，你住几号楼来？我笑着回答他，7号楼。

    我已经不记得这个答案说了多少遍了，五叔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问，我就一次又一次地回答。

    我看过他那个本子，本子上有一个名字：张翠英。名字后面是画的“正”字。

    我递给五叔一个炸糯米球，问：“五叔，你吃不吃？”

    五叔愣了一下，接过去，他的手有点抖，然后，他很开心地在小本子上，又画了一笔。

    这老小孩真可爱，看样子，一定是在恋爱。

    我们活在一个上了床就分手的年代，但是，请你也相信，我们也活在一个牵了手就结婚过一辈子的年代。

（《意林·上半月》2016011期，有删改）

青花瓷

左世海

    当麻大急匆匆赶回村里时，他的弟弟麻二和妹妹麻花也早到家了。昏暗的屋子里，除了盘腿坐在铺着破芦席的土炕上的娘，还有位陌生的秃顶老头。

    “这是吴叔叔，你爹生前的好友。”娘向麻大他们介绍道：今天让你们回来，是有件事要和你们商量。”

    “啥事呀？大老远的催人回来，我单位还忙着呢！”麻大瞄了眼坐在炕上的老头，疑惑地问。

    “可不是，有话快点说，我公司还有事要办。”麻二有些不耐烦了。

    “你们都吃公家饭，哪有我忙，早上走得急，家里猪还没喂哩。”一旁的麻花也嘟哝道。

    “他叔，还是你来说？”母亲望了望众人，示意秃顶老头先说。

    “是这样！”老头拧灭手中的烟头，望着麻大笑笑，说，“十年前，你爹老麻和我在一个施工队干活，两人相处得亲如兄弟。有一天下班后，老麻见一个衣衫破烂的老婆婆，蹲在路旁冻得浑身发抖，她的面前放着个挺好看的青花瓷瓶，说啥也要卖给他。老婆婆说这是她祖辈留下的东西，为了吃饭活命，只好拿了出来。当时，老麻看她确实可怜，一咬牙花了100元买下了那只青花瓷瓶。”

    “那，后来呢？”麻大禁不住问道。

    “后来，老麻又跟着施工队去了河南，我没去，临走时他把花瓶存放到了我家，说等返回时来取。不料这一走竟然杳无音信。直到上个月，我遇到一个和他一起打过工的老乡，才知道那年他在河南工地出了事。唉，好人命苦啊。”

    老头说着，从提包里小心地拿出一个布包，捧到母亲面前，一层层打开后，果然露出一只尺余高的很好看的青花瓷瓶。

    麻大、麻二和麻花见了，立即凑过脑袋来。

    “这可是宝贝呀！”老头又说，“前些日子我专门找专家看了，说这是地道的宋代官窑真品，按现今的价，少说也在50万元以上。”老头边说边将花瓶递给了麻大娘。

    麻大娘盯着花瓶，抚摸着，半晌，两行浊泪从满是沟壑的面颊淌下。

    麻大等人听后呆了。

    “我和你们爹是兄弟，他虽然走了，但我不能做出见利忘义的事情。这不，我经过多方打听，才找到你们这个村子，这次物归原主，我也放心了。”

    “这……这花瓶真值那么多钱？”麻大瞪大眼睛，紧盯着娘手里的花瓶，有些不敢相信。

    “这还有假？”老头笑笑说，“专家亲自鉴定过的。本来，我想出50万，把花瓶留下来，可你娘非要把你们一个个都叫回来，商量后再定。”

    “娘，我看卖了吧！50万，值了！”麻大说。

    “娘，大哥说得对，卖了吧！”麻二和麻花在一旁帮腔。

    麻大娘看看儿女们，又望望对面坐着的老头，迟疑着，最后摇了摇头。

    “这……您老糊涂了咋的？”兄妹几个急了。

    “我不卖，自有不卖的理由！”娘抹着泪，思虑了片刻说，“你爹死了，这是他的东西，我想留个念想，有它在身边，就像有你爹陪着我一样，我不孤单。再说，我不愿看到你们为分几个钱弄得六亲不认，家事不和，要卖也要等我死了后，你们咋分、咋闹，我不想看到。”

    麻大兄妹听了，面面相觑。

    “你娘说得也对！”老头插话道，“这古董嘛，越放越值钱，到你娘百年之后，就不止这个数了。”

    麻大兄妹听了低头不语。

    老头走后麻大抢先发话了：“娘，我看您跟我到市里去吧，这老屋走风漏气的，哪像人住的地方。”

    麻二赶紧说：“娘，还是跟我到县城去，您这么大岁数了，每天还出去捡垃圾，您听听村人背后咋骂我们，说您养了几头靠不住的白眼狼。”

    麻花也急了，说：“娘，跟我到镇里去吧，看看您脏的，衣服、被褥多年没人洗，都快发霉了。去我那儿，给您换一茬儿新的。”

    麻大娘始终摇着头，抚摸着那个花瓶，浊泪横流。

    兄妹们我看看你，你看看我，没辙了。

    初一到了，麻大破天荒地提着大包小包回来了，说：“娘，我工作再忙，以后每月也都会来看您，您想吃啥，尽管说。”

    麻大走后没两天，麻二也回来了，说：“娘，以后我每月专门请假回来看您，您没零花钱和我说，我少下一顿馆子，就够您用了。”

    未到月底，麻花又来了，说：“娘，这是我给您买的新衣服，您先换上，我这就给您洗被子去。”

    村人见麻大他们隔三岔五来看娘，都说：“这麻婶有后福呀，早些年一个人凄惶的，没人管。现在好了，俺以后老了要是能像她这样，就知足了……”

    麻大娘听后，嘴上笑着，眼窝不由又淌出几滴眼泪。

    两年后的一天早晨，麻花突然给麻大打来电话，说：“出大事了，咱娘屋子烟囱倒烟，昨夜她一氧化碳中毒，等人发现时，已经去了。”

    麻大听后立即驱车赶回村子。

    安排完娘的后事，麻大、麻二和麻花迫不及待地取出娘珍藏的那个青花瓷瓶，话不过三句，就吵闹起来。

    在麻大娘的坟前，一个秃顶老头一边烧纸，一边喃喃念叨着：“老嫂子，放心走吧。要不是我当初编了个故事，给你一个假古董，你这晚年咋活呀！”

（选自《小说月刊》2015年11期）

    她不是鲁镇人。有一年的冬初，四叔家里要换女工，做中人的卫老婆子带她进来了，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卫老婆子叫她祥林嫂，说是自己母家的邻舍，死了当家人，所以出来做工了。四叔皱了皱眉，四婶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是在讨厌她是一个寡妇。但是她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便不管四叔的皱眉，将她留下了。试工期内，她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又有力，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所以第三天就定局，每月工钱五百文。

    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没问她姓什么，但中人是卫家山人，既说是邻居，那大概也就姓卫了。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直到十几天之后，这才陆续的知道她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一个小叔子，十多岁，能打柴了；她是春天没了丈夫的；他本来也打柴为生，比她小十岁：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这一点。

    日子很快的过去了，她的做工却丝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

    新年才过，她从河边掏米回来时，忽而失了色，说刚才远远地看见几个男人在对岸徘徊，很像夫家的堂伯，恐怕是正在寻她而来的。四婶很惊疑，打听底细，她又不说。四叔一知道，就皱一皱眉，道：“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来的。”

    她诚然是逃出来的，不多久，这推想就证实了。

    此后大约十几天，大家正已渐渐忘却了先前的事，卫老婆子忽而带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进来了，说那是祥林嫂的婆婆。那女人虽是山里人模样，然而应酬很从容，说话也能干，寒暄之后，就赔罪，说她特来叫她的儿媳回家去，因为开春事务忙，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人手不够了。

    “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么话可说呢。”四叔说。

    于是算清了工钱，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她全存在主人家，一文也还没有用，便都交给她的婆婆。那女人又取了衣服，道过谢，出去了。其时已经是正午。

    “阿呀，米呢？祥林嫂不是去淘米的么？……”好一会，四婶这才惊叫起来。她大约有些饿，记得午饭了。

    于是大家分头寻淘箩。她先到厨下，次到堂前，后到卧房，全不见掏箩的影子。四叔踱出门外，也不见，一直到河边，才见平平正正的放在岸上，旁边还有一株菜。

    看见的人报告说，河里面上午就泊了一只白篷船，篷是全盖起来的，不知道什么人在里面，但事前也没有人去理会他。待到祥林嫂出来淘米，刚刚要跪下去，那船里便突然跳出两个男人来，像是山里人，一个抱住她，一个帮着，拖进船去了。祥林嫂还哭喊了几声，此后便再没有什么声息，大约给用什么堵住了罢。接着就走上两个女人来，一个不认识，一个就是卫老婆子。窥探舱里，不很分明，她像是捆了躺在船板上。

    “可恶！然而……。”四叔说。

    这一天是四婶自己煮中饭；他们的儿子阿牛烧火。

    午饭之后，卫老婆子又来了。

    “可恶！”四叔说。

    “你是什么意思？亏你还会再来见我们。”四婶洗着碗，一见面就愤愤的说，

    “你自己荐她来，又合伙劫她去，闹得沸反盈天的，大家看了成个什么样子？你拿我们家里开玩笑么？”

    “阿呀阿呀，我真上当。我这回，就是为此特地来说说清楚的。她来求我荐地方，我那里料得到是瞒着她的婆婆的呢。对不起，四老爷，四太太。总是我老发昏不小心，对不起主顾。幸而府上是向来宽洪大量，不肯和小人计较的。这回我一定荐一个好的来折罪……。”

    “然而……。”四叔说。

    于是祥林嫂事件便告终结，不久也就忘却了。

第一次背娘

刘俊奇

    第一次背娘，是十多年前一个秋初。那一年我53岁，娘72岁。

    那些日子一直阴雨连绵。每到这个季节，娘的膝关节病便会复发，于是便给娘去电话。电话的那端，娘全无了往日的欢欣，声音沉闷而又有些迟疑。娘说，你要是不忙，就回来带我去医院看看也好……我的心里一阵恐慌。

    娘一个人在老家住的时候，因为担心儿女的惦念，总是报喜不报忧，像今天这样主动提出让我回去，还是第一次。我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驱车三百多公里，从济南赶到沂蒙山老家。一路上忧心如焚，娘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

    父亲去世时，娘才33岁，我最小的妹妹刚刚出生三个月。为了把我们兄妹五个拉扯长大，尽早还清为父亲治病欠下的债务，娘就像一台机器，不分昼夜地运转着。白天在生产队干一天的活，半夜又要爬起来，为生产队推磨、做豆腐，这样每天便可以记两个劳动力的工分，而她每天的睡眠，经常只有三四个小时。那时候，我们那里每天的工分价值1毛多钱，娘却经常一天可以挣3毛钱的工分。村子里的人经常议论我娘的身子骨是“铁打的”。我大伯则慨叹，就算是铁打的身子，也磨去半截了啊！时光磨走了岁月，却磨不走娘的意志力。那时候，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咱不能让人家看不起，不能让人家笑话你们是没有爹的孩子。为了这个承诺，娘吃的苦、流的汗，娘经受的委屈和磨难，难以用文字描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乡的农活有许多靠肩挑人抬：挑土挑水挑肥挑庄稼，有多少人被压弯了腰，那时候农村驼背的人比比皆是。身高不到1.6米、体重不到80斤，看似柔弱的娘，却有着一副压不垮的腰板。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娘不知道用坏了多少钩担、扁担、筐与水桶，而娘的腰板却一直挺着。那时候种花生、种玉米、栽地瓜，全部要靠人工挑水。娘说，那时候她一天最多挑过七十多担水，膝关节就是那时候落下的病根。

    我曾经到省市多家医院为娘看病，医生说是长期劳损引起的退行性病变，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

    曾经瘦小的娘，有着一个宽阔而又温暖的背。儿时，娘的背是我们兄妹最温暖的家。多少次，压弯了娘的腰，娘却舍不得把背上的儿女放在劳作的地头上，娘担心蚂蚁、虫子爬上孩子的脸……多少次，熟睡中尿湿了娘的背，娘顾不上擦一擦，却急忙看看孩子的衣裤是否湿了不舒服。多少个雨雪天，爬下娘的背钻进娘的怀，娘用单薄的身体为我们遮风避雨。我是娘的第一个孩子，娘对我的疼爱和付出，可想而知。

    平生第一次背娘的我，那一天竟如明星般的荣耀。

    在临沂市人民医院，我背着娘楼上楼下看门诊，拍X片，做各种检查，到处是温馨的目光和礼让。医生说娘的腿并无大碍，开了些消炎和外敷的药，提醒要注意保暖等。中午，我背着娘走进一家比较气派的酒店。正在这里用餐的人们向我们行注目礼，许多人站起来鼓掌。一位看上去六十多岁的老人来到我的身边，竖起拇指，说着地道的家乡话：“背着的是老娘吧？俺很长时间没看着背着老娘来饭店吃饭的了，一看就是孝子啊！来，俺给老人家敬一杯酒！”那个中午，许多素不相识的就餐者来到我们的餐桌，给我和母亲敬酒。饭店的老板也过来敬酒，说很久没有看见今天这样感人的场面了。想起儿时在娘背上的岁月，今天终于可以背着娘，既激动，又有些成就感：娘，您终于给了儿子背您的机会……

    吃过饭，我劝娘随我一起回省城去住，娘说家里还有喂的鸡，离不开，还是像往年一样，天气冷了再去吧。我拗不过娘，只好把娘送回家。晚上七点多钟回到省城，立即给娘去电话报平安。电话里却传来娘的哽咽声。我大惊失色，慌忙说娘你不要紧吧？腿是不是还是疼得厉害？娘没有回答，抽啜了许久才问我，“你的腿、腰没事吧？你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背了我一天，心疼死我了……”

    那一刻，我泪如雨下……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鸡  毛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她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的两棵半大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之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霍霍作响。大太阳的天气，常常看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做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

    学生叫她文嫂，她管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也能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是，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很老实。虽然没有知识，但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很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上市去卖。蛋大，也红润好看，卖得很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块够一个猫吃的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这司机是下江人，他来看过老丈母，每次回来，会给文嫂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下江人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她隐隐约约地知道，那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但联大的人都有点怪，如今且说一个人。

    此人姓金，名昌焕，是经济系的。其怪异处不胜枚举，总括起来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一块肉。他在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这些铁丝上，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他每天就睡在这些丁丁当当的东西的下面。学生离不开纸。怎么穷的学生，也得买一点纸。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为什么要花钱买呢？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的启事，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这些启事、告白总有一些空白的地方。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带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来，并把这些纸片，按大小纸质、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他每晚都开夜车。开夜车伤神，需要补一补。于是他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因此，同屋的那位中文系夜游神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是金先生倒不在乎，他很快就要毕业了，并已经在重庆找好了事，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这时，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而是隔一个多星期丢一只。早上开鸡窝放鸡时还在，晚上回窝时就少了。文嫂到处找，也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鸡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一个大学里很不合适，只是一个人叨叨：“我口乃（的）鸡呢？我口乃鸡呢？……”

    文嫂出嫁的女儿回来了。文嫂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她明白出了大事了。她的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的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女婿的同事带了信来。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失魂落魄，有点傻了。但是她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有很多先生都毕业了，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有的先生要走了。行李收拾好了，总还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这些先生就把文嫂叫了来，随她自己去挑拣。挑完了，文嫂必让先生看一看，然后就替他们把宿舍打扫一下。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二十五号的朱先生叫文嫂也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一些还值得一拣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王国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无所得，然而她也照样替金先生打扫了一下。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有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呐，这是我口乃鸡呀！我口乃笋壳鸡呀！我口乃黑母鸡，我口乃芦花鸡呀！……”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口乃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每一朵雪花都认真飘落

余君才

    雪是什么时候开始下起来的，我已经记不清了。母亲在半夜里翻身，在沉寂的夜里忍不住大声咳嗽。大半夜的，风轻轻推开虚掩的窗户，屋子里越发清冷，母亲帮我盖好棉被，又走回了自己的屋子，然后传来一阵轻微的咳嗽声。窗外的天空低垂，风更加凛冽起来，我静静地躺在夜里，毫无睡意，看着窗外。窗外的天空慢慢地变亮，我感觉雪就要落下来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又睡过去了，母亲起身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雪要落下来了，母亲想起了山野上的那一块麦地。麦苗青青，但疏于人力，麦垄里的杂草还没有来得及铲掉。母亲拿起锄头，走向了那块月光下的麦地，她对山野里那些迎风招摇的麦子无比珍视。她要赶在雪花落下来之前将那块麦地的杂草除掉。不然大雪落下来，麦子连同杂草埋在下面，土地的营养全被杂草给吸走了，冬雪之后的麦子就会面黄肌瘦。

    母亲回到家的时候，雪已经越下越大。我透过房间的窗户看见母亲扛着锄头从大雪纷纷的小路上走回来 ， 她的脸颊已经被冻得通红，母亲用龟裂的手轻轻掸去落在身上的雪花，将锄头靠在屋前的墙角，然后经过庭院走进屋子里，母亲的身后，大雪将夜晚映得发亮。

    窗外的雪越下越紧，每一片雪花都在天空中飞舞。仿佛一个盛大的节日，雪花纷纷扬扬，在大地上尽情狂欢。那一年的雪可真大啊，它是我记忆中最大的一场大雪。雪落在大地上，发出簌簌的声响，一会儿功夫大地就变成雪白的一片。那一年的庄稼也大丰收，母亲说：“瑞雪兆丰年，多亏那场雪啊！”但我总是觉得所有的收获都是母亲劳动得来的，我永远忘不了那场雪，忘不了透过房间窗户看见母亲扛着锄头从大雪纷纷的小路上劳作回家的画面。

    后来，长大了些，在书里读过很多下雪的场景。“风雪山神庙”里那一场越下越紧的大雪令人惊心动魄，林冲的人生又将何去何从。读到《红楼梦》里“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想到漫天大雪、万物归一的世界，难免有些悲伤。读过唐代诗人刘长卿的诗：“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风雪中归来的人会是谁呢？那个风雪中归来的人一定经历了风雪的洗礼，但我想得更多的是在风雪夜里劳作归来的母亲。

    在走南闯北的岁月里，我见过在空中旋转升腾、尽情狂舞的朔方的雪，也见过妩媚婉约、涂着胭脂的江南的雪。我见过一个在风雪中，推着三轮车急着赶路的收废品的老人，雪落在他的破旧的衣服上，他继续赶路前行。我还见过一个在大雪纷纷的夜里，推着手推车等在火车站帮人拖行李赚钱为老伴看病的老人。我甚至看见过一个在大雪纷飞的夜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瑟缩发抖……

    他们和我的母亲一样，都太普通了。他们在每一片雪花之下，过着自己平凡的生活，经历自己的人生。一切都是那么稀松平常，他们好像从来都没有被人们发现过。

    但，每一片雪花都认真飘落。它滋润万物，落在山间、湖泊、四野、城市的街道……仿佛每一片雪落下时，都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在每一片雪花下面，人们都过着自己的生活，有的轻衣简从，有的辎重前行，有的乞讨人生，有的辛苦劳作，有的在百叶窗下享受一杯热咖啡的温暖，有的在大雪弥漫的街道上认真地讨着自己的生活……

    应该说，自然的万物都有着自己的生存定律。大地上的人们，都经历着自己落雪的人生。人生如落雪，又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坠的人生，虽贵贱殊途，但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命数，最为可贵的是，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飘落。

    每一朵飘落的雪花都有属于自己的命运，每一朵雪花下面都有着人们不同的生活，每一种生活都值得被歌颂，每一位认真生活的人都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一如那个在风雪夜里劳作归来的我的母亲。

（选自《散文》2018年第2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