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在本质上是供人居住和活动的场所，它首先满足人的实用需要。由于大部分建筑不能脱离实用功能，其审美价值受到实用功能的制约，还不能被看作是建筑艺术，如一般住宅、厂房、办公楼等。真正的建筑艺术体现在一些纪念性建筑（纪念堂、碑）、宫殿、陵墓建筑、宗教建筑、园林建筑之中。这些建筑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实用，而是服务于人的精神生活（纪念、信仰、审美、娱乐等），因而在建造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其实用价值'而是其精神性价值，包括审美价值。

    建筑的美主要在造型上体现出来，这是许多艺术共通的设计原则。建筑的造型要求高度符合形式美的规律，如运用对称、平衡、合适的比例，质感、色彩讲究多样统一，注意整体和局部、个体和群体、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及环境的协调等。各种建筑部件符合形式美的规律的组成，往往给人以类似于音乐的韵律感和节奏感，因此建筑又被称为“凝固的音乐”。

    建筑艺术的造型都是体现一定的精神内容与审美理想的。12世纪法国的哥特式建筑具有超人的尺度，尖塔的房顶耸入云端，门窗多为尖拱形，表现着向上飞升，超脱尘世，符合教会以宗教观念影响群众的要求。中国的寺庙建筑凝重阴森，窗户小少，光线暗淡，也显示了佛的神秘与庄严。可见，建筑艺术对人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它们以巨大的体积迫使人们接受它们所体现的精神内容的影响。

    建筑艺术的造型与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既受到特定时代生产力的制约，也受到该  时代审美理想和兴趣的制约，象征着时代的特点。罗马式建筑在公元5世纪至14 世纪流行  于欧洲各国，反映着当时生产力尚不发达、封建庄园林立却互不往来的时代风尚。北京历  史上的一种典型建筑——四合院，封闭的空间，正侧房秩序井然'反映了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生活的封闭性、上下尊卑的秩序与安静缓慢的生活节奏等时代特点。

    建筑艺术的造型又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体现着民族的审美理想。如中国传统的审美理想为温柔敦厚、中和之美，在建筑上侧重于群体组合，意境含蓄，装饰注重整体效果。在园林建筑上更是强调诗情画意，建筑与山水、花木组成综合的艺术体系，小巧、典雅的苏州园林和宏大、高贵的颐和园就是如此。而西方人则更关注外部世界，其建筑明窗巨柱，希腊式的开放，纹饰纵横，表面外在。如凡尔赛宫中花园，笔直的中轴线，两侧对称地布置了次级轴线，与横轴线相交，构成花园骨架。花园中出现一个个方格，形成巨大、清晰的几何网络，表现出欧洲人的审美理想与外在、暴露的文化精神。

    建筑诚然能体现一定时代、民族的精神内容，但它只能表达一定的气氛、情绪，有极大的抽象性、朦胧性和象征性，不能强求它表现某种明确的观念或具体形象，否则总要失败。

（摘编自王旭晓《美学原理》）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1300年的科举制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由于科举制影响巨大，人们的评价向来都有很大的差异。

    现在多数学者都赞同唐宋时期的科举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分歧主要在对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评价。过去对科举的认识往往以偏概全，例如，很多人到现在还以为明清科举只考八股文。其实，科举考试内容繁多，即使是明清时期的科举，八股文也仅为多种考试内容的一部分或者一科，只是其重要性有点像当代高考或研究生考试中的英语，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罢了。但明清两代科举也要考三场，除头场考八股文以外，第二场考论、判、诏、表等当时政府的应用文，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只通八股文而不懂其他知识，也是无法考上的。

    在1300年的中国科举史上，无论哪个朝代，策问与对策都是重要的考试题型。策问的内容也非常丰富，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教育、天文、地理、民族等各种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大事或经史典籍中的问题，都可以作为策问题目，统治者也往往通过举子的对策来了解民情、征询解决问题的对策。同时，策试这种形式可以考查应试者的德、识、才、学以及对"时务"即现实问题的见解。特别是时务策，主要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问题。

    在传统社会，教育和考试以人文知识为主要内容，西方的中世纪大学和东亚的书院、科举皆然。只有到文艺复兴、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教育的内容才逐渐转到自然科学方面来，注重自然科学，即所谓的实科，是工业文明时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坚船利炮强劲东来的西学代表先进的工业文明，而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农业文明的时代，科举考试内容基本上还停留在古代的古典人文知识，自然逃脱不了被停废的命运。

    科举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然而，在现代中国人对传统事物的看法中，科举大概也是被误解最深的制度。我们不应忽略科举制的历史性。评价历史制度，需将其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这样才不至于使讨论脱离了历史实际。试想在传统社会，能构想出其他更好的选才制度来吗？古代的中国统治者和许多文化巨人并不是没有看到科举制的局限和弊端，也不都是因循守旧之辈。但经过反复比较，最后还是选择了科举制，这实际上是一种择善而从。

    古代一些学者批评科举取士并不等于反对科举制度。从古代到近代的学者对科举制的批判主要是对应试现象、对考试内容和形式的批判，特别是对八股取士的批判，很少有人否定科举制本身。如朱熹批评只重举业而忽略真实学问的现象，顾炎武严厉批判八肢文，但都没有否定科举制本身。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两位文人久困科场，屡试屡败之后转而撰写的抨击和讽刺科举的文学作品。其中的《范进中举》等篇章长久以来作为中学教材，主导着对科举制的看法。但是，你找得到从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到文天祥、林则徐、纪晓岚等成千上万进士出身的人才对科举制的否定评价吗？科举是有很多弊端，也对古代教育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古人始终没有找到更加公平合理而可操作的办法来替代它。因此，一千多年中伴随着连绵不断的批评，科举还是在选拔官员中起主要作用。（选自《新华文摘》）

提到“工匠精神”，也许我们会首先想到德国、瑞士、日本这些国家。其实，在我国古代，“工匠精神”也是非常突出的。《诗经》云“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即君子的自我修养就像加工骨器、玉器等一样，切了还要磋，琢了还得磨。这里体现的对工艺精细程度精益求精的追求，与西方工业精神中从 99%到99.99%的追求不谋而合。这说明，不论区域和文化有着怎样的差别，在追求精美、卓越、典雅等这些能充分反映人类文化审美创造力的艺术特征方面，东西方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它代表了人类追求极致和完美的美学理想。

    基于文化的属性和发展的形态不同，东西方的“工匠精神”在具体表现样式上又存在着一定差异。西方侧重于对刚性要素的重视，要求必须确保每个部件质量上乘，无论是材料、设计还是生产流程，都以最高标准要求，并对最终的产品质量进行严格的检测。特别是进入工业化时代后，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对产品质量提出了统一的严格标准，以打造本行业最优质的产品。如英国航海钟发明者约翰·哈里森于1759年完工的“哈氏4号”航海钟，64天只慢了5秒，远比法案规定的最小误差(2分钟)还少，完美解决了航海经度定位的问题。

    相比较而言，中国则侧重于对柔性要素的重视，在设计和制造上，为追求完美和极致，多强调不惜花费时间精力，反复揣摩，孜孜不倦。中国工匠“依天工而开物”“法自然以为师”，把对自然的敬畏和观察体验、揣摩感悟，倾注于一双巧手，让中国制造既体现出精益求精的功能特点，也展现出典雅优美的审美特点。如中国的传统建筑，在设计和建造中既追求实用功能，也追求天人合一的审美功效。北宋徽宗时烧制的汝瓷“似玉非玉而胜玉”，让人顿生“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的感慨。中国的“工匠精神”附着于精美绝伦的作品，世代相传。天工开物，随物赋形，是中华民族对制造业的价值取向共识。如果我们承继这种东方智慧，并学习西方对产品刚性要素的重视，应该会带来东方诗意和西方精准的美妙融合，成就中国制造业的独特风韵。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心浮气躁，制造业普遍追求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带来的即时利益，工匠精神少有用武之地。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人的消费观念也正在由“生存消费”转向“品质消费”，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工匠精神”。

    《周礼•考工记》有言：“知者创物，巧者速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对应于现代语境，“知(智)者”可以理解为产品的设计者、科技的创新者，而“巧者”便是将设计与创新转化为优质产品的工匠。对于我国正在开疆拓土、万马奔腾的制造业和文化产业而言，这二者缺一不可。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最神圣的典礼，非封禅莫属。封禅是古代君王祭祀天地的典礼，是宣示天地认可帝王执政合法性的仪式。秦汉时期，在封禅的理论中，都是以泰山作为封禅地点的。在泰山上筑坛祭天叫作封，辟场祀地叫作禅。泰山成为封禅的圣地，不仅仅因为它的自然高度，更主要的是因为它的文化高度。

    封禅泰山的原因或许非常复杂，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东方关于封禅泰山的理论和文化，不管是语焉不详的传说还是相互矛盾的故事，都在证明一种强大的思想文化传统的存在。孔子是泰山封禅理论的支持者，他认为泰山只能接受鲁国国君和周天子的祭拜。即使很多细节都无法证明，即使所有礼仪都无法施行，但是，要封禅就只能到泰山。面对传统，不可一世的帝王也只能低头妥协。

    秦始皇封禅之时，距离传说中的封禅已相去太久，封禅之礼，几乎无人能知。学者认为，秦始皇封禅泰山之前，只有封禅理论而没有封禅实践，也是很有道理的。汉武帝封禅，情形几乎雷同。但是，他们都还是请来众多儒生，认真讨论，直到最后讨论没有结果。主张封禅者，多来自东方，不仅有鲁国的儒生，也有滨海的方士。这种讨论虽然没有结果，但起码可以证明：来自西方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不管是秦始皇还是汉武帝，都为东方文化所折服、所吸引，沉迷不返，追求仙人和长生必然无果而终，但是封禅泰山却可以是成功的。泰山封禅，终于走出了传说的迷雾，变成了帝王心目中的神圣所在。何止是帝王，封禅大典，几乎就是一种历史创造。因为封禅不能随时进行，封禅的条件常常难以具备，所以古代帝王无数，而真正能够封禅成功者寥寥无几。

    泰山封禅，可以看做是儒家思想礼制化的一个具体表现。孔子的成功，最重要的是思想和精神。孔子在周公的礼制中提炼出精神，把礼乐化为一种思想，并建筑了儒家的思想体系。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大交融，孔子的思想体系由精神光芒的闪耀向可以操作的礼制转化。

    在儒家思想的传播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帝王先接受了封禅理论，然后才接受了儒家，最后儒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秦始皇封禅泰山，汉高祖祭祀孔子，汉武帝设五经博士，这个思想传播的过程，其方向是一致的。以封禅泰山为代表的儒家礼制思想，因为与天地祭祀有关，与帝王的合法性证明有关，所以最先受到最高统治当局的青睐，而这正是儒家获得独尊地位的开始。

    作为帝王祭祀天地的最高礼典，封禅终于成为事实，而泰山几乎永久地独占了这个荣耀。可以说，自从秦皇汉武封禅泰山以后，泰山的五岳独尊地位才真正确立下来。泰山地位的提升，与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同步进行，泰山于是成为一种文化象征与符号。中国文化，如果用一个人来代言，那就是孔子；如果用一座山来代表，那就是泰山。

（《泰山的祭祀与封禅》）

    网络信息时代，高新技术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广泛渗透，不仅严重地冲击了当下的社会秩序和规则体系，更加深了人类现代生活的风险程度，极大地增加了个人生活的流变系数，使人的全面发展面临多重困境。

    在物理空间的维度里，人们在血缘的身份确证、地缘的时空限制和业缘的群体认同等因素的制约下，进行着有限的交往。然而，虚拟空间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生存和交往领域，交往主体以符号化的形式开展着全新的网际交往。借助于数字化的信息符号，构成了虚拟主体的符号化表达，使得虚拟环境中的交往主体摆脱了现实世界中生理、地域和身份的束缚，增强了交往的自主性，丰富了交往的形式。但是，新型交互模式的出现，也不可避免地给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难题。人的自主性生存、多样化选择程度的加深与自我身份的迷失、社会归属的削弱相伴而生，虚拟生存虽然改变了现代人的技术体验和空间体验形式，但也滋生着现代生存的深层焦虑。虚拟主体是一个符号，进行着自觉选择下的行为体验，然而，这一符号又随时变成一副面具，遮掩了行为主体的“本我”，进而导致了人的多重人格。现实生活世界与网络虚拟世界的不同境遇和生活规范将造成“本我”与虚拟主体“网我”的分离甚至对立。自我存在方式的分裂，带来的不仅是自我认同的危机，更遮蔽了“本我”的真实性，严重影响人的全面发展。

    科技巨大的革命力，在为人类创造超越现实、实现自我、追求解放的条件和手段的同时，也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框架，使人类反被置于技术的框架之中，正如马克思当年指出的：“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技术的无节制扩张，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形成了巨大的科技漩涡，让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遵循技术逻辑而生存。事实上，原始的技术充分地凝结和释放着人文智慧，但现代技术的崛起，魔幻般地幻化出巨大的物质力量的同时，也导致人与自然、技术与人文之间的关系空前紧张。这种片面性的急剧扩张所形成的科技漩涡，无情地将人类抛入一个机械力高度发达，但生存危机丛生的世界之中，技术逻辑约定着人的生存逻辑，从而使人文价值和人的生命意义走向了失落。

    在网络信息空间里，人们在面临多元文化交相辉映、多元价值交相激荡、多元信仰交相碰撞的文化样态的同时，还受制于技术理性的支配，导致人的全面发展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假设技术理性被不断泛化成主导其他理性和衡量意义价值的标尺，被认定为这个时代人的最根本的，也是唯一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那么，根植于人类生活意义的文化生活便彻底地失去了价值根基。这样，科技文化的发展，反过来也制约了人文文化。随着虚拟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这一系列矛盾加剧了科技文化与人文诉求的断裂，彰显人类生活意义的文化褪去了人文价值理性的关怀，这种人文失落必然滋生着文化的嬗变。

（摘编自王丽鸽、李炳毅《试论网络社会下人的虚拟生存与全面发展》）

    在很多人眼里，“互联网是平的”，信息可以自由流动，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但这只是互联网“理想国”里的单纯想象。《美国科学院院报》日前发布了一篇有关社交网络与个人政治立场的论文。研究者让支持共和党的人连续看一个月有关民主党的正面消息，让支持民主党的人连续看一个月有关共和党的正面消息，但最终的结果是，支持共和党的人更加讨厌民主党，支持民主党的人更加讨厌共和党。这也就是说，社交网络无助于弥合分歧，反而会将分歧扩大。

    “人以群分”，这种现实社会中的人性特征和社会机理，在互联网空间，非但没有改变，还变得更加突出。信息的唾手可得和自由流动，并不能消除成见和误解，相反却加固了“预存立场”。在互联网空间，团结和分裂，奇葩式并存，选边站队，变得更加容易。究其原因，在于网民在网络空间容易集群化——或在相似的情境中，或在相近的心态作用之下，或受到趋同的议题影响，网民容易结群，成为一个个“易感群体”。网民一旦聚集起来，形成某一类群体，就会表现出“去个体化”的倾向。所谓“去个体化”，即群体中的情境因素阻碍个人的自我直觉。“去个体化”的个人不再感觉他们自身是独立的个体，也不再监控他们自身的行为。“去个体化”的个体在群体中失去了其自我知觉和个人认同。个体身处群体之中，就会不由自主地被群体劫持了。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支持共和党的人为何会讨厌民主党了。与此同时，社交网络让人集群化，继而产生“群体极化”现象，即在最初偏好的方向上，群体倾向于比个体作出更极端的决定。集群后的网民更容易走极端，形成偏激的态度和取向。

    政治态度的改变不是不可能，但难度很大，成本甚高。支持民主党的人，在解释信息时，不会因为所接受的信息是反向信息，就会轻易改变预先立场。一个有预存立场的人，在接受信息时，往往是有选择性的，他（她）更易于接受与预存立场和价值框架相吻合的信息。否则，就会产生认知失调。理论上，在互联网上，信息更易获取、更加多元，有助于腐蚀偏见，让认知更加客观和真实。但事实上，互联网上信息的便捷和多元，反而会强化偏见。何也？一个网民是不会均等地接受正反两方面的信息，网民更易接受与其预存立场接近的信息，而遇到反向的信息，会产生“排异反应”。天长日久，一个人在其偏见的驱动之下，就会产生这样的后果：社交网络让人的视野越来越窄，每天只能看到自己喜欢的内容。

    在社交网络上，人们越容易“抱团”，其成见就容易加固，也越容易形成信息“孤岛”。信息“孤岛”中的“岛民”就会把自己眼中的世界，误认为整个世界，他们会固执地认为，他们所固守的偏见即是“真理”。因此，“偏见”的互联网式生存，已经成为网络空间的一大奇观。

（来源：环球时报；作者：张涛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