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不知道，大家深恶痛绝的地沟油其实是生物柴油的上好原料，在欧洲许多国家，用菜籽等油料作物和回收的食用残油提炼生物柴油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技术。

    生物柴油的概念是1895年由德国工程师、柴油的发明者鲁道夫•迪索提出的。生物柴油是指利用各类动植油脂为原料，与甲醇或乙醇等醇类物质经过交脂化反应改性，使其最终变成可供内燃机使用的一种燃料。

    20世纪70年代全球陷入能源危机以后，生物柴油成为了热门课题。与普通柴油相比，生物柴油含硫量低，含氧量高，点火性能好，燃烧时排烟少，一氧化碳的排放与柴油相比减少约10%，可以减排50%的尾气。此外，生物柴油不含导致环境污染的芳香族烷烃，废气对人体的损害低于柴油。检测表明，与普通柴油相比，使用生物柴油可减少90%的空气毒性。“地沟油”回收后，除了用提取物制造肥皂外，最普遍的处理方法就是提炼生物柴油。地沟油生产的生物燃料不但能够用于汽车，甚至能够用于飞机。今年6月，荷兰皇家航空成为全球第一家用地沟油提炼的航空煤油做燃料的航空公司。

    像我们平时炒菜的油，一般是脂肪酸甘油酯，若跟甲醇反应，就能变成脂肪酸甲酯，它有很好的燃烧性，能当柴油烧。据统计，现有生产物柴油的方法达20多种，生产技术相对简单。在国内，也有科技创新企业在研发用食用残油提炼生物柴油。地沟油杂质虽多，但主要成分还是油，油脂与甲醇或乙醇混合，使用氢氧化钠（占油脂重要的1%）或甲醇钠作触媒，在酸性或者碱性催化剂和高温（230℃—250℃）下发生酯交换反应，生成相应的脂肪酸甲酯或乙酯，经分离、洗涤、干燥即得生物柴油。

    以地沟油做原料的生物柴油色泽透明澄净，略带芳香气味。地沟油提炼生物柴油的转化率由最初70%到80%，提高到目前的98%，产出比高得惊人。市场售价也低于化石柴油。而且，作为可再生能源，与石油储量不同，通过农业和生物科学家的努力，生物柴油可供应量不会枯竭。

    然而，目前用地沟油提炼生物柴油，综合利用成本还太高，导致合法渠道的地沟油回收无法与地沟油重上餐桌这条“黑心链”竞争，给“地沟油上餐桌”留下可乘之机，管理地沟油，各国各有招数。德国的每一桶泔水都有张“身份证”，从产出、回收到利用都严格记录在案。意大利政府规定家庭餐厨废油要集中倒进住宅区或是公共场所的专门容器里，由专业公司定期收集，用于提炼生物柴油。此外，意大利会定期在学校推广展示废油转化为生物柴油的过程，培养青少年收集，利用废油的意识。加拿大政府制定了生物燃料法规，为餐馆和家庭提供上门回收废油服务。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示，使这些废油真正用得其所，变废为宝。

翻译奇人许渊冲

邓郁

    “杨振宁1957年获诺贝尔奖，王希季是70年代长征一号火箭首射成功。我是2014年才得奖，比振宁晚了五十(多)年啊！”93岁的许渊冲鹤发白眉，声如洪钟，中气十足，讲到畅快处，还会把袖口往上撸。8月22日，中国翻译协会在外文局礼堂为获得国际翻译家联盟最高荣誉“北极光奖”的他举行了盛大的授奖仪式。作为和傅雷、钱钟书同时代的资深翻译家，许渊冲已出版了120多本译作，翻译了《楚辞》《诗经》《西厢记》《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经典，被誉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典籍翻译历史上的丰碑”。

    与他相伴了半个世纪的夫人照君则对我说：“许先生，是一个奇人啊。”

    许渊冲是翻译界的“少数派”。多年来，翻译界强调译文要忠实原文。他的翻译却不拘泥于原作，讲求再创造。他认为翻译“要发挥译语优势”。这种“优势论”也成为了他在翻译界备受质疑和诟病的一点。陆谷孙、王佐良、许钧等翻译家都曾公开和他唱反调。

    率性、张扬的个性，让他在崇尚低调的翻译圈子里“独树一帜”。不少人读许渊冲的回忆录《逝水年华》，既觉得痛快，又感叹此人毫不自谦。他重视感情，又难说谙熟“人情”。可谓“狂作文章信手书，一章一句真性情”。虽然在学术界备受争议，但在中国诗词的翻译成就上，许渊冲早已得到国内外公认。自1980年起，他开始致力于把唐诗、宋词、元曲译为英法韵文。已故宾州大学教授顾毓琇赞誉许译：“历代诗、词、曲译成英文，且能押韵自然，功力过人，实为有史以来第一！”

    但他的成功，却是从挨批斗开始的。1958年，许渊冲被打成右派。一次在烈日下挨斗，又热又累。他忽然想起毛泽东《沁园春·雪》，就默默在心里试着将其译成英文。“说来也怪，我一译诗，什么热、累、批、斗全都没了，眼里看到的仿佛只有‘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心里想到的只是‘略输文采，稍逊风骚’。等我把词译完，批斗会也结束了。”在回忆录中，许渊冲更是不吝笔墨地描述母校西南联大。那时候的联大可谓大师云集。闻一多讲《诗经》，刘文典讲《史通》，罗庸讲唐诗，蒲江青讲宋词，萧乾谈“创作与译诗”，卞之琳谈“写诗与译诗”……这些都奠定了许渊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根基。而他毕生追求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翻译准则，则来自朱光潜和钱钟书的影响，受朱光潜的熏陶，他奠定了诗译的理论基础：不但要写景，还要传情；不仅存义，而且存音。他屡次写信向钱钟书请教诗词翻译中的问题，后者都不吝回信点拨，给了许渊冲无穷的动力。

    北大畅春园的许家，一套70平米的简陋居室。其中最惹眼的陈设，莫过于满满当当的书架。那座透明的“北极光”奖杯即被搁在书架的最上层，不踮着脚，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比起奖杯，许渊冲更亲近的是书桌上的绿格白底稿纸、放大镜，和一台看不出年代的长城台式电脑。“翻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他在我心中就像是普罗米修斯，永远进行着自己的事业。”和许渊冲相交甚笃的翻译家许钧说，如今他的作息如钟表一样规律：早9点到阳台做操，早饭后翻译《莎士比亚集》，午睡后看看报纸，晚7点收看《新闻联播》，饭后接着翻译，直到深夜。有时他会半夜里坐起，打开电灯，把梦里想到的东西写下，生怕第二天忘记了。

    晚年的许渊冲爱读《参考消息》，常看《海峡两岸》。早年在西南联大受到的自由民主思想熏陶，现在被包裹在一颗浓烈的爱国心里。他心里时刻怀揣着让中华文化成为世界文明主流的愿望。他引用杨振宁的话：“‘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英文和法文是英美人和法国人的最强项，中国人的英法文居然可以和英法作家比美，这也可以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了。”许渊冲已年过九旬，但精神矍铄，正如朱自清的旧诗所云：“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节选自《人物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许渊冲，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1999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2010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8月2日荣获国际译联最高荣誉“北极光奖”，系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②杨振宁、王希季都是许渊冲西南联大时期的同窗。

“女排逆袭”展现精神的魅力

何鼎鼎

    这是“逆袭”，更是“进击”。

    中国女排的里约之旅，在北京时间21日上午以一枚金牌画上圆满句号。小组赛接连失利，跌跌撞撞才晋级；交叉赛越战越勇，一路拼搏终夺冠。正如美国媒体的评论：中国队证明重要的不是怎么开始比赛，而是怎么结束比赛。

    “一个球哪怕你接不住，也要拼尽全力冲过去”，这是老女排留下的遗产；“打一分算一分”“一分一分咬下来”，这是新女排写下的精神。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奋斗，才弥足珍贵。曾振奋整个国家的中国女排，再次用一次跌宕起伏的夺冠，振奋了我们的精神。

    有人说，中国女排从来没有过“统治地位”，几乎每一次夺冠都靠艰难的拼搏完成。而在最困难的时刻，呈现出最顽强的精神，或许就是女排精神的本质。这恰如郎平所言，“女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而是有时候知道不会赢，也竭尽全力。是你一路虽走得摇摇晃晃，但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依旧眼中坚定”。

    竞技体育本来就不仅是身体、技巧的比拼，也必然会包含“精神力”的较量——有赛场上对胜利的强烈渴望，更有赛场外向着梦想默默的坚持。郎平说，“不要因为我们赢了一场就谈女排精神，也要看到我们努力的过程。”的确，“女排精神”不是喊出来的，而是靠日复一日的强化训练、一点一滴的艰辛付出凝铸出来的。有记者就观察到，女排队员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很少能碰到其他运动队吃饭，因为来得最早、练得最久、结束最晚。

    无论赛场成败，女排精神一直都在。从上世纪80年代“五连冠”，到成绩滑坡陷入低潮，虽“两起两落”却始终目光坚毅看着前方。从起步到巅峰，从巅峰到低谷，从低谷到崛起，从崛起再到巅峰，张蓉芳、梁艳、冯坤、赵蕊蕊、惠若琪、朱婷……输过赢过奋斗过，哭着笑着坚持着，30多年来，这支队伍用一次次的拼搏展现体育的本质，让人看到了不畏竞争、永不言败、执着坚持的精神魅力。

    今天，我们正需要重新叫响“女排精神”。从个人看，有机会、有舞台，但也只有一步步地往前走，才能收获梦想；从国家看，发展不易，前行维艰，中流击水之时，更需要鼓起精神、振奋意志。无论我们走了多远，无论我们怎样改变，那种对理想的坚持不能丢，那种创造历史的精气神不能变。正因此，我们应该由衷而自豪地赞美这精神、弘扬这精神，因为只有有了宝贵的“精神力”，才能写下更灿烂的诗篇。

    没有一场胜利可以唾手而得，没有一个冠军无需风雨洗礼，恰如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而是会“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但是，挫折中前行、不磨灭初心，未来再远、梦想再大，也终将抵达。

（选自2016年08月22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忠孝仁义与汉代法制的建构

    援孝入律，虽是对周秦以来法律制度的继承，但在法律实践中又一改秦法以弦制手段推行的弊端，在基层社会组织中，设立孝悌、力田、三老等乡官制度，以孝悌伦理劝谕风化，敦厚民风；在官员的选人制度上，以孝廉作为汉代选官的重要科目，促进了孝道伦理的推行；在养老制度上，以多种形式优抚老年，将孝道伦理推广到整个社会，形成敬养老人的良好社会风气。在刑罚制度上，严惩不孝犯罪。这样就构成了教化与惩治相结合、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决狱”，不仅解决了孝道伦理法律化的道德难题，也为法律伦理化提供了理论论证。孝伦理法律化以其极大的强制性使得孝伦理得以积极参与汉代的政治生治，孝伦理的社会化则是通过道德教育的方式，使孝伦理观念成为社会全体成员普遍的价值诉求与伦理原则。

    忠伦理与汉代法制的结合，一方面体现在“不忠入律”，汉代法律把不忠行为的种种体现，诸如大逆无道罪（包括谋反、降敌、大逆罪等）、不道罪（包括诬罔不道、漏泄省中语不道、匿反者不道、上僭不道、奉使无状不道）、不敬、大不敬等不忠行为纳入法律体系中，体现了“君为臣纲” 在封建法律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东汉时期形成的《忠经》成为固定化的法典，标志着两汉时期忠伦理已经成为一种系统而宋整的政治（法律)伦理学说。《忠经》对忠的概念作了系统阐释，并且赋予忠以神秘化的宗教意蕴，并把忠君作为最高道德准则，看作是最高的政治价值，强调恪守忠德所产生的政治功能。《忠经》由统治者通过教化向社会成员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灌输，内化为社会成员的价值现念，使忠君道德得到所有社会成员的认同。而统治者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援忠于律，进一步任化了《忠经》的法律地位，使《忠经》不仅是一种探讨如何忠君事上的理论学说，而且成为了具有封建法典意义的法律制度。在现实的法律实战中，忠孝伦理的矛盾与冲突，造成了人们在忠孝关系的伦理抉择上的两难困境。在忠孝一体的情况下，以孝劝忠、移孝为忠、忠孝两全是人们行为的正当选择；在忠孝发生矛盾与冲突的情况下，则呈现出由汉代前期的孝重于忠到后来忠重于孝的发展趋势。但是，由于忠孝之间的内在联系，忠孝矛盾一直未能被克服，从而形成了道德佴导的一个重要误区。

    汉代伦理与法制的融合内贯着自然一秩序原理、家国同构原理、伦理一政治原理，这三项原理是和谐之道在自然、家庭和国家中的体现。家庭的伦理秩序与国家的政治（法律）秩序是一种等级结构，由家庭伦理关系与国家政治关系构成的等级结构沿着宗法血缘这个原点向外扩展，人的身份等级及其权利义务都会随之递减。但无论如何，维系家庭与国家和谐的人伦规范与秩序原则都没有变，家庭重孝道，国家重忠道。忠孝虽有侧重，但往往又密不可分。忠孝仁义与法律长期纠葛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法系伦理法的鲜明特征。道德渗透于法律之中，使得原本严肃的法条带有一层温情脉脉的伦理亲情；而法律进入伦理之中，使得原本柔性的伦理似乎补足了钙质而具有更为刚性的强制力量，可以有效地维系伦理秩序。

（节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8月25日）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着。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从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辩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往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自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材料一：

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内在要求。

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要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坚持求同存异，既展现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共同价值，又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更加立体地阐释好中国价值的丰富内涵。和平、发展、公平等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不同文明相互对话的重要基础。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要讲好中华文化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助力消除文化隔阂，为世界读懂中国创造有利条件。同时要看到，文化发展的地理环境、国情条件等千差万别，不同文化又形成了自身的独特价值。不同文化的独特价值使文明交流互鉴更有必要、更有意义、更有动力。中华文明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要善于讲好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挖掘和传播中华文化对于解决人类问题的有益启迪、独特贡献。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也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文化资源。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既要大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充分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要向世界大力传播我们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创造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新时代，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了许多反映时代精神、引领时代潮流的文化创新成果。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要推动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精品力作走出去。

文化的精髓在于其蕴含的价值观念、精神内核。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需要注重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这些精神内核。同时要认识到，文化的传播需要一定的文化载体、文化形式。汉字书法等形式多样的文化符号，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内核。我们要遵循文化传播规律，不断丰富形式，以更富柔性、更有温度的文化载体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特别要看到，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产品、中国品牌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和接受。我们要善于利用中国产品、中国品牌，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比如，在产品创意、外观设计、形象塑造等方面积极展现中华文化，使中国产品、中国品牌成为展示中华文化深厚底蕴和生机活力的载体，进一步提高中华文化的触达能力。

（摘编自潘晨婧《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材料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基础。我们要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厚历史底蕴，充分挖掘和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关于治国理政的丰富思想理念和科学思维方法，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时代价值，为新时代续写中国之治新篇章提供思想智慧和精神动力。

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和实践：既有郡县制等制度形式，也有言谏监察等治理探索，还有大同理想等思想理念。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等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的历史土壤和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这正是其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彰显巨大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中华民族在创造灿烂文化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对今天我们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以“政在养民”等民本思想滋养人民至上的理念，运用“革故鼎新”等智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将“天人合一”等观念运用于生态文明建设，以“天下为公”等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注重将中华民族积累的宝贵思想智慧融入治国理政具体实践，使传统治理思想绽放时代风采，进一步筑牢了中国道路的历史和文化根基。要进一步总结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智慧，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继续丰富新时代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供丰富养分。

我国古代先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察万物之源，得出许多富有哲理、具有超越时空价值的思维方法。比如，“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前瞻思维，启示我们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增强工作的主动性、预见性；“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的辩证观点，启示我们要以辩证思维把握事物发展变化规律，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克服极端化、片面化；“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启示我们要树立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挑战。我们要继承这些科学思维方法，将其运用到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各方面、各领域，拓宽思维视野，丰富思维方式，使各方面工作能更加符合客观规律、体现时代要求，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摘编自张铮《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