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秉绶的空间思考

    有清以来，书坛名家辈出，高手如林，伊秉绶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以古穆的格调构成了清代隶书成就的最高峰，留下了“书如佳酒不宜甜”的书史名言，其艺术底蕴是极其深邃的。

    伊秉绶出生于书香门第，喜绘画，工四体，其行楷有颜真卿之神韵，博采广收，兼师百家，自抒己意，为时人瞩目。其隶书成就最高，为清代碑学中的隶书中兴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少年即喜爱三代两汉文字，朝夕临摹碑碣，曾拜书法大师刘石庵为师，深得其惠。

    于隶书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与探索，最后在五十岁左右找到了适合自我个性的书路——方正雄伟的风格。所以其书风中以《张迁》《衡方》《裴岑》诸碑的成分为多。他根据上下左右的结构和字与字之间的关系，随机应变地将字形处理成或扁平、或竖直、或正方，使其寻找到最佳的造型空间，造成意想不到的自然妙趣。

    发掘空间架构的奥妙是伊秉绶成功的基点。他善于发现字之本形可变的因素，然后加以大胆的变形。其隶书风格的基本特点是横平竖直、方正宽博、雄伟庄严，但又奇巧灵秀，具有强烈的表现意识和大胆奇特的艺术想象力。他的书法不只在向同时和后世的书家们彰示着书法艺术的构成潜能，而且会唤起今世书家对书法作为现代艺术的表现意识的觉醒。他对唐以来空间构架与节奏同步的成功进行思考后，大胆舍弃了线条的节律(相对于前人)，以单一的空间架构作为主攻的目标，对书法艺术构成进行了独特的理解。在他的书法里线条显得麻木不仁，非常迟钝，没有点画撇捺的变化，是一种绝对的平正的隶书格调，但这一点又有别于金农对线条的全破坏。他有意削弱线条的节奏——顿挫提按的弹性，而准确地捕捉住中锋美的线条本质，加大了线条的立体感和力量感，真正使人感到“古穆雄强”的书法风范。他似乎不在乎别人的献媚与讨好，而是我行我素，天马行空，他像一个忠厚老成但不懦弱的托孤老臣，正襟危坐，不动声色，但一切事态变化都已尽收眼底。正如熊秉明所说：“他写大字雄伟厚重，笔画往往跃出格子，侵入边缘留白，发出一种威临观者，震慑观者的气魄。文字内容和书法形式打锤为一体，是道德令句，是棒喝，仿佛是摩西捧出来的戒律碣，这和过去唐代的醉狂派、宋代的抒情派、明代的宁丑派都是不同的。”

    据包世臣《艺舟双楫》记载，伊秉绶的执笔方法是从刘墉处学得，“其法置管于大指、食指、中指之尖，略以爪佐管外，使大指与食指作圆圈，即古睛之法也。其以大指斜对食指者，则形成凤眼，其法不能死指，非真传也。”我们仔细体会伊秉绶独特的书法风格当与其执笔用笔的方法有相当的关系。他以龙晴之法作书，笔杆常常斜向左前方，用笔取逆涩之势，而且写字速度甚缓，因而书作极富金石意趣，耐人寻味。

    伊秉绶的书法精彩过人，让人叹为观止，但是他留下的书论却极少，我们只能从片言寸语中去寻找他的创作轨迹，他将自己一生的艺术经验集结为三十二个字：“方正、奇肆、姿纵、更易、减省、虚实、肥瘦，毫端变幻出于腕下，应和凝神造意，莫可意拙。”这是极富见地的。

    文学对于人生普遍地存在着一个平行补偿的现象。人生是有限的，无论作为个体还是作为族群，人生拥有的时间、空间以及经历、体验都是有限的，并且这种有限性还作为一种虽不十分清晰但大致都能了然的普遍意识几乎伴随着人生的整个过程。问题是，在这过程中，人们的精神追求总是想突破这种有限性，对自己所未曾经历过的过往云烟，对自己尚未抵达的未来人生，甚至是对许多不可能的生命形态和人生形式，都充满着去重现、去幻想的欲望，以此延展自己的人生。这样的延展必须带有虚拟性体验和感受的质感，而非抽象的观念和推证的逻辑所能满足。于是，需要文学艺术责无旁贷地发挥人生功能。这也是无论人类的科学技术、传播手段如何发达，文学艺术总不会退出人生舞台的重要原因。

    从时间方面来说，文学习惯于“却顾所来径”，对于人类过往的故事、斑斑陈迹的历史会投入较大的关注，相对而言，对未来世界的幻想在力度上和数量上都显得薄弱得多。科学幻想文学和社会幻想文学，尽管是文学门类中非常引人注目的部分，但相对于汗牛充栋的历史小说和历史题材文学来说，几乎可以说是沧海一粟。而历史文学几乎是与人类文学共生共存。这一文学现象充分显示了人作为一种文化动物，对自己历史的一种深深眷念情绪，也反映着人类文明意识中的一种补偿心理。

    从空间方面来说，文学习惯于海阔天空，对现实的人类所能看得见却无法抵达的天空或太空，对现实的人类所幻想但无法感受的地府与泽国，会保持持久而浓厚的兴趣，相对而言，对同样也是现实的异域风情和民国情调想象的热忱就差一些。在以幻想为基本构思法的文学作品中，文学家的思维似乎更喜欢上天入地，幻想性作品的作者一般都愿意将想象的热忱投入未知的海底与地底或是天空和太空。作者的想象超出了我们的世界，在一个个完全未知的和无法验证的世界里作精神的翱翔。作者不是在现实空间上刻划故事，而是要在虚拟的幻想空间展示自己的想象，以补偿现实空间对于人的感觉的限制。这无疑是人生经验的一种伸延，是对人生经验甚至想象力有限性的一种补偿。

    人生的精神延展还包括情感方面。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育生了许多方面的情感需要，而人类个体的情感体验总是无法完全覆盖这些情感需要，于是通过文学艺术的补偿功能延伸这些情感体验，填补各种情感空白，这也是文学艺术作品之于各个时期的人们都有长久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的情感需求的丰富性不仅体现在对诸如爱情、亲情等积极、美好的情感充满着体验和感受的愿望，而且体现在对于一些诸如悲哀、痛苦、孤独和绝望的情绪，又不能让这些情境危及已身安全，便只能接受非直接的方式和虚拟的途径。文学艺术能够为人们提供这种欣赏的文本，能够为人们提供这种间接体验和虚拟性感受的理想情境。这一意义上，文学艺术恰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之于人生的情感延展和补偿的功能。

（摘编自朱寿桐《文学与人生十五讲》）

    当前的中国文学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指向，一是横向地借鉴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一是纵向地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学。作为繁荣文学的手段，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或强调横向借鉴，或注重纵向继承，或兼而有之，都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借鉴和继承，文学就无法发展。如果把借鉴或继承视为目的、视为文学的发展方向，那就错了。因为它不仅无补于文学的发展，而会将文学引入歧途。

    中国文学进入新时期以来，在横向借鉴上取得了一些成效，诸如：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技巧与手法，使我国文学传统表现手法有了很大的突破，为新内容的表现开拓了新的领域；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体系中，借鉴了某些有益的东西。但是，要看到，由于某些人误将手段当目的，因而在横向借鉴中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诸如：一味强调文学创作上的“表现自我”，鄙薄文学的社会功用性，耻于谈作家的使命感、责任感；一味强调时代精神的“淡化”，鼓吹文学“面向自我，背对现实”，与现实生活“保持距离”；用现代主义文学模式来度量社会主义的文学，认为文学的崇高感和英雄主义已不复存在。这种试图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取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趋向，决不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和方向。

    新时期文学在纵向继承上，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具体表现为：“建立社会主义的乡土文学”主张的提出和一大批乡土文学作品的出现；通俗文学的兴起；文学“寻根”问题的提出及“寻根”文学作品的出现。总之，文学的纵向继承，使文学的视野扩大到了文学历史的深层结构里去，使文学在反映现实生活时有了更充分的历史纵深感。但也应看到它带来的消极因素。诸如：在文学传统中流连忘返，不愿回到现实生活中来；醉心于已与时代不符的风俗民情的描绘，沉溺于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致使作品格调不高，缺乏时代气息。

    实践证明，靠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或靠继承中国传统文学来发展中国文学，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都不能代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本质和方向。只有横向与纵向两股文学潮流的汇合，才能代表中国文学今后的发展方向。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则是横向与纵向两股文学潮流唯一正确的汇合点，未来的中国文学将在这个汇合点上健康地、持续地发展。

（摘自毛磊、石光荣、郝侠君《中西500年比较》）

    早在中国文字诞生之前，我们的先人就开始了有目的的诗创作活动，作为这种集体创作的记录，即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诗经》收录了我国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三百零五篇作品，故又称《诗三百》。

    《诗经》以现实主义手法反映了我国北方人民众多的生活场面和生活希望，题材广泛，笔法多样，情调各异，涉及到劳动、祭祀、爱情、战争、阶级对立等诸多领域，深刻宽阔地显示出我们先人高度发达的审美意识和艺术创造能力，既具有巨大的认识价值，更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宝，在世界文学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芒。

    几乎与《诗经》的同时，在我国南方地区的人民创作了一种体裁的诗——楚辞（楚地之诗）。与《诗经》基本上四行一句的格式不同，楚辞的写法较为灵活，句式参差多变，且注重想象，虚幻性强，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经由伟大诗人屈原之手，楚辞得以发挥和完善，形成了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与《诗经》的现实主义交相辉映，代表着中国诗的两大文学传统。

    两汉时代，是我国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汉诗总的风尚，是对质朴的写实主义的推崇，不重华丽，反对空洞，因而，诗的现实性都很强，生活气息浓郁。这一时期，中国诗经历了从四言诗向五言诗的转折。多了一个字，既加大了容量，又多了一种表现形式，诗作的技巧也有了更多的经验。

    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诗进入了另一个重要阶段。一方面，魏晋诗人继承了汉诗直面人生的艺术精神，产生了曹操那样慷慨悲歌的豪气诗人。另一方面，由于魏晋时的阶级斗争更加剧烈，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更为无情，稍有不慎，性命不保，因而，文人们表面上只谈玄学，从空到空，实则是痛不欲生，对现实极为不满。这就形成了魏晋诗凄苦闷郁的另一基调。这时期，对七言诗的探索已经出现。

    从《诗经》、楚辞开始，中国诗经历了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产生了一批伟大的诗人，诞生了许多不朽的诗篇。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楚辞的浪漫主义影响不很显著，杂言诗也不太多。《诗经》的影响却是一目了然的。这一阶段的诗，现实性都很强烈，其形式由四言发展到五言，且趋于完善，七言诗也出现，诗的创作在形式和技巧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唐朝诗人把这一阶段的诗统称为“旧体诗”或“古风”。这的确是是一股神奇的、深邃的、美丽的古风，直到今天，它还在时时吹拂着我们，为我们的心灵注入清丽的奇思和幽深的玄想。

人是否有权想信什么就信什么？

    ①人有权利相信任何他想要相信的东西吗？常有人称这种“权利”是固执无知者的最后避难所，当这些顽固分子被如山的证据和汹涌的意见包围时，他们会说：“我就是相信气候变化是一场骗局，别人怎么说我不管，我有这样相信的权利！”问题是，他们真有这个权利吗？

    ②我们承认，人都有“知道”某些事情的权利。我有权知道自己的雇佣合同条款，医生对我的病情诊断，我在学校里得的分数，是谁在控告我，我的罪名又是什么等等。

    ③然而，信仰并不是知识。就像分析哲学家摩尔在20世纪40年代指出的那样，你不能说“天在下雨，但我不相信天在下雨”，这么说是荒谬的。信仰渴望真相，但并不蕴含真相。信仰可以是错误的，可以缺乏证据或逻辑思考的支持。它们还可以是道德败坏的，比如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或恐惧同性恋的信仰，比如相信养育孩子的正确方法是“消灭意志”、严厉体罚，比如相信老人应该一律安乐死，又比如相信“种族清洗”是一种政治解决方案等等。

    ④上面这些判断假定了信仰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行为。但其实，信仰往往不太像有意而坚定的行动，更接近一种态度或者精神状态。有的信仰（比如个人的价值观）并非出自人的慎重选择，它们是从父母那里“继承”的，从同侪那里“获取”的，它们要么在不知不觉之间被我们吸收，要么由体制和权威反复灌输，要么通过道听途说为我们接受。因此我认为，“获取并抱持信仰”未必是错，错的是“明知道信仰不对还要加以维护，不肯怀疑它们、抛弃它们”，这些都是有意的、不道德的行为。

    ⑤“你算老几，能告诉我该信什么？”狂热的信徒这样反驳。然而连这个反驳也是错的，它假定了信仰的成立应该依赖某个人的权威，而忽略了“现实”这个角色。我们的信仰旨在反映现实世界，正是在这一点上，信仰可能陷入混乱。有些信仰是不负责任的，更具体地说，有些信仰是以不负责任的方式获得和保留的。比如一个人可能无视证据，接受流言、谣传、或是来源可疑的证词，他可能忽视某个信仰和他的其他信仰互不相容，可能接受一厢情愿的想法，或者表现出对于阴谋论的偏好。

    ⑥19世纪数学哲学家威廉·克利福德曾宣称：“无论任何时间地点任何人，只要没有充足证据就相信某事，就是错的。”我倒不是要恢复那种强硬的证据主义。克利福德这么说，是要阻止不负责任的“过度信仰”，也就是忽视证据，而用一厢情愿的想法、盲目的信念或情怀来刺激或是维护信仰。

    ⑦詹姆士在探讨各种宗教经验时提醒我们，“信仰的权利”可以营造出一片宗教宽容的氛围。那些立足于教义的宗教曾对不信教的人施行压迫、折磨，并发动了无数战争，要终止这类暴行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双方承认彼此“信仰的权利”。然而即使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依然不能宽容那些本身极不宽容的信仰。任何权利都有限度，而且和责任伴随。

    ⑧不幸的是，今天的许多人滥用了信仰的权利，对责任却嗤之以鼻。他们往往用一句“我有信仰的权利”来为自己的顽固不化和错误知识辩解，这并不符合詹姆士对信仰的权利提出的要求。有人相信人类登月或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是政府虚构的事件，相信巴拉克·奥巴马是穆斯林，相信地球是平的，或相信气候变化是一场骗局。这些人所宣称的信仰权利是一种消极权利，其目的是排除对话，避免质疑，并禁止别人干涉自己的信仰和忠诚。这些人的心灵已经关闭，不再向外界学习。他们或许是“真正的信徒”，但他们不是真理的信徒。

    ⑨和自由意志一样，信仰是人类自主权的基本成分，也是个人自由的最终根据。但是克利福德也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的信仰都不是一件只涉及他自己的私事。”信仰塑造态度和动机，引导选择和行为。人的信仰和知识都是在一个认识共同体内形成的，并且反过来影响着这个共同体。信仰有信仰的伦理，无论是信仰的获得、维护还是放弃，都有规矩可循。这套伦理既产生了我们信仰的权利，又对它提出了限制。如果有的信仰是假的、道德败坏的、或不负责任的，那它们就也是危险的。我们没有信仰它们的权利。

（有删节）

    最近，中国某地模仿法国风格建筑的小镇在网上热传。大到埃菲尔铁塔，小到路灯、雕塑、植被，让人真假难辨。有网友直呼，和巴黎相比，这里就差一条塞纳河了。

    这一现象并非孤例。据统计，中国至少已有6座“凯旋门”，10余座“美国国会大厦”，3座埃菲尔铁塔……徜徉其中觉得很“洋气”，“摆拍”出来像置身异域，让人不出国门就能体验世界风情。这些建筑的出现，固然有其出现的土壤，但“全心全意搞山寨”，总归是附在别人文化表层的一贴“狗皮膏药”。法国的巴塔兰克剧院作为当代音乐史上的圣地，建筑虽也融合了中国元素，但并没有因此而丢失自己的文化属性，而恰恰是因为其承载的巴黎文化，使之屹立150余年仍魅力不减。反观国内的一些高仿建筑群，哪怕是被冠以“中国的巴黎”“东方佛罗伦萨”，做到极致也不过是赝品，失了本国本土的文化精神，有皮没瓤。

    事实上，中国的建筑风格从来都是兼容并蓄的，并不一味拒绝“洋建筑”，关键在于如何在借鉴的过程中，呈现出建筑的文化主体意识。比如，北京的前门大街，就是一个融合了中西风格，呈现出独特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积淀的特色历史街区。而人们之所以质疑当下的一些西式建筑热，就在于其舍本逐末、生搬硬套，缺少了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文化的理解。

    与“模西建筑热”同样遭受诟病的，还有“仿古建筑热”。有的地方，本来并没有什么前朝风土，却乐于以古街古巷为名，雕梁画栋，青砖粉墙，小饰品假古董齐出，臭豆腐烤肉串并售。如果前者是对西式风格的盲目崇拜，后者则是复古思维的畸形生长。“从街区历史找卖点，然后找投资，再找规划设计、施工队”的仿古建筑公式，对于西式建筑热来说，同样适用。无论是抄袭西方，还是效颦传统，建筑设计与规划的盲从背后，是对文化根底不自知、对文化传统不自信。

    建筑，既是文化的表现，也是生活的沉淀。每个地方的建筑，都植根于自己的历史脉络之中。千姿百态的开平碉楼，集防卫、居住功能于一体，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民居风格；马达加斯加首都族群混杂，马来高脚草屋、非洲木板棚与欧式教堂错落有致，多元才是这里的和谐；而作为中国获得普利兹克奖的第一人，王澍让每一层的每一户都有自己的小院和植物，“出则繁花似锦，入则清净悠远”。房子可模仿，文化难复制，只有立足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能找到创新式融合的思路。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我们的文化与历史，已经给建筑留下了丰富的馈赠。立足文化本体，深挖地域特色，根深方能叶茂。北京如今大力推动中轴线沿线重点地区综合整治保护和申遗，就是因为那是老城的灵魂，中华民族“内和外安”的文化基因、“左右对称”的营城理念、“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都集中体现在这里，在人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缺了非物质文化的滋养，建筑即使再雄伟也缺少一条脊梁；而有了乡愁和人文的淬火，哪怕穿越千年，安身之所也能成为精神家园。

（节选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