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写意的困境与突围

林木

    目前中国画界有个悖论让人十分好奇。一方面，对写意画，尤其是大写意的倡导不绝于耳，另一方面，写意画早已陷入困境。

    目前的一些展览，工笔画的参展及获奖作品数量绝对在写意画之上。又如在面对现实的一些创作领域，大写意更显尴尬。20世纪以来对中国画的历次批判，其实矛头主要是冲着中国画中的写意画去的。不论康有为、鲁迅还是徐悲鸿们，批评的都是写意画，尤其是大写意画。而对工笔画不仅没批评，评价还很高，尤其对以宋画为代表的中国院体工笔画系统反倒有极好印象。不仅当时的中国知识精英是如此看，国外的学者也这样看。

    正因为写意画目前的窘境，所以倡导写意画，尤其是大写意画的呼声不绝于耳。尤其是一些强势人物对写意画尤其是大写意画的倡导，更使这个问题成为当代中国画坛的一个焦点现象。

    写意画的窘境其实是与对写意画的认识直接相关的。如写意画就是“写”，而“写”就是“以书入画”，“以书入画”就是以书法线条入画，尤其是以行草书入画。不仅当以如此线条入画，还当以水墨为之。这样，大写意画语言的套路就定型了：急速的行草书法中锋式线条加水墨入画，这是写意画的笔墨套路。写意尤其是大写意当然还不能画得太实，必须简。岂不闻“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么？八大山人已是榜样之榜样，你还敢画实画繁么？于是简笔造型是又一套路，一些大写意画家画得儿童画一般，技巧全无。写意画还有题材套路，其中又以传统文人画之“四君子”梅兰竹菊为千年不易之“母题”。千年以来，成千上万的画家迷恋简笔造型，画同样已成套路的相似性的题材相同的母题，怎么可能不相似不雷同！就算是龙虾珍贵，天天吃顿顿吃也会吃倒味！今天的水墨大写意就好像是我们国画界的“龙虾”！

    画界吃腻了“龙虾”时，当代工笔画横空出世：你用急速的行草用笔，我用严正的楷书用笔；你儿童似的简笔造型，我则严谨的写生写实；你天天画千年不变的传统母题，我画天天看到的丰富无比的现实生活；你用单纯至极的水墨，我用千变万化的色彩；你总是老气横秋的古典意趣，我幅幅生气勃勃的现代情感……倡导写意画的人总把写意或大写意当成中国画的本质，所以他们的倡导总是义正词严。对中国绘画来说，通过主观表达的需要主观化地改造对象以应表达的“意象”才是中国绘画体系的核心。这样，宫廷表达的富贵意象成为院体画工笔画，宗教表达的神圣意象成为宗教画，民间表达的吉祥意象成为民间画，文人表达的超然意象成为文人画……各路数的传统绘画中还可再分一些绘画类型，如此看来，把大写意标榜为中国绘画的核心绘画，把大写意精神标榜为中国绘画核心精神，既不合情理，亦不合史实。“写意”之前中国就没有艺术精神？

    写意困境如此，水墨大写意就没有出路了？当然不是。当代画坛仍有不少突破常格以写意或大写意名世的优秀画家。既然上述关于写意的套路成了障碍，但写意的内涵，那种狂放、那种力量、那种无所拘束一往无前的精神气势不可以发扬光大吗？笔者在贾浩义的画册中还能看到他早年用过、今天还在流行甚至倡导的水墨大写意人物画，形很准，笔墨也很好，但如果没有对中国意象本质的哲理探索、对写意内在精神的深入把握、对写意语言的自由转换，一如今天画坛绝大多数写意画家那样，能有今天风格独特而备受称赞的老甲吗？

（选自2015年8月9日《中国文化报》）

    无论是在书体演变期或个性风格翻新期，书法风格的表现形态都具有着意而为或随意而作的两大类型。这也是一对大的风格范畴，它是各种风格的概括和归属。一件书法作品，是着意型的还是随意型的，这是由书家在作书时所具有的精神状态和观念形态所决定的。

    在书体演变期，着意型的风格往往是在其实用的社会功用目的所造成的某种格式制约下产生的，即庄重场合、庄重用途对书家提出了庄重恭谨的作书要求。而这一要求又促使了日益追求端庄工整的书法审美观念的形成。大量的刻铸铭文所表现出的日趋工整的风格，就是在这样的用途要求之下形成的，如西周金文，从早期的仿效手写体形态逐步脱出，中期出现线条匀称、结体和章法端整的作品，而至春秋战国时的《石鼓文》，再至秦小篆刻石，形成工整端严的极端风格，即为一典型例子。

    在手写体墨迹遗存中，因日常一般的应用目的而产生的书迹则占大多数。这一类书迹草率急就，不计工拙，从其实用意义上来说，只求能识能懂，起到记录语言、传达信息的作用即可，但在无意间却创造了有意追求而不可得的天趣妙境。今天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去看，它有着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如春秋末期的《侯巴盟书》、汉代大量的急就文书等等，均为此类。

    在书体演变期中，着意型与随意型的风格表现，一般是实用的社会功用观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作者主动积极的审美追求必须服从于这一实用目的和由这一社会功用目的所生成的社会流行的某种审美理想。而在随意型的大量书迹中，我们才充分感受到先人们的艺术天性灵感自由喷发，因为这是一大片自由天地，不受任何特定用途的特定审美观念的制约。

    在士大夫文人个性书风翻新期，书法风格的变化以士大夫文人书家的自觉追求为主旋律，各种书体体式、法度，在其基本形式法则的制约下，书家们竞相发挥各自的艺术天才和丰富的想象力，通过钻研前人书法，锤炼功底，融会贯通，发之以性情，力求创新风格。其崇扬个性、求新尚变的主体意识十分强烈。故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在刻铸铭文的书迹中，还是在手写体墨迹中，无论是为特定用途恭谨而书的作品，还是在随意所为，任情随性的书迹中，我们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书家的个性审美意识的作用，这一点在唐以后的书法创作中更是日益鲜明而强烈地彰显出来。

（摘编自徐利明《中国书法史的基本特征》）

    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三百余年。这段时期的文学以词为极盛，其艺术成就亦最突出，因而被誉为“时代文学”。词调今存八百余调，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宋人创制和使用的。宋代词人一千四百余家，词存两万余首。宋词的作家作品的数目与唐诗相比约少一半，若与宋诗相比则少得更多。这是因为词体文学样式的“调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法严而义备”，故创作起来比诗困难得多。它是倚声而作的，要求作者精通音律，否则便可能遭到“不当行”之讥，而那种不谐音律的作品就被视为“句读不葺之诗”了。所以像词这样精巧严密的古典格律诗体能有如此众多的作家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属罕见的文学现象。

    词之为时代文学，虽然因体性的局限，不可能像宋诗那样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而获得重大的意义，但仍有不少言志遣怀、登临怀古、感时伤世或歌颂升平的题材，也有表达林泉逸兴、善良祝愿、情操高尚、人格伟大的作品，尤其当汉民族国家处于危难之时，词人发出了悲壮激烈的时代强音，汇为一股振奋人心的爱国思想的潮流。

    在宋词里，估计最少有百分之六十的作品都属艳科，即涉及恋情的。我们对于这部分作品应当怎样认识呢？我以为应从文化的意义去理解。爱情是文学中的永恒主题，各个时代的人们却赋予它特定的内容与色彩，因此我们可以从中见到那个时代人们情感的一般历史，还可以见到一种很真实的时代精神。

    宋人多在词里赞赏女性的形态之美，大胆地描述男欢女爱，表现心灵的颤动，歌颂甜蜜的幸福。正因宋人在词里写出了个体生命的真实，服从了新的规律，词才成为时代文学的。在艳科题材里，作者流露了真实情感，于是往往不自觉地表现了主体的精神品格。因此这类作品就其品格而言，是存在各种等级的。宋人许多春愁闺怨与离别相思之作，虽然表现了蔑视礼法，冲破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争取爱情自由，敢于向阻碍获取幸福的社会因素斗争的反抗精神，但他们并不坚决，没有付出最大的代价，结成的是苦涩的果实，留下了永生的遗憾。他们幽会时总是“落絮无声春堕泪，行云有影月含羞”；他们注定缘悭分浅，“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他们魂牵梦绕，再见无期，“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只得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作为慰藉；他们往往辛酸地饮下人生这杯苦酒，“到头难灭景中情”，未了今生，亦不希望于来生，因为“欲将恩爱结来生，只恐来生缘又短”。从这里可见到我们民族曾经遭受过的精神生活的压抑与不幸。因社会性的制约势力过于强大，宋代词人是不能充分展示个人的本质力量而高唱胜利之歌的。

    词为艳科，这是由词体文学产生的社会环境与传播的文化条件所决定的，表明它就体性而言最适于表达爱情题材，而且概括了宋词题材内容的基本情形。宋人思想的活跃与欲望的增强，尤其受到新兴市民思潮的影响而具有鲜明的个体生命意识，这在词体文学里表现得鲜明而深刻。

（原文有删改）

    文字是文明发展的载体，记录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与经验教训。古人说，欲灭其国者，必先灭其史。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字消亡了，其文明发展的根基也就动摇了。汉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代代相传并不断繁荣发展的根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将汉字教育作为凝神聚力、铸魂固本的战略工程。

    清末民初以来，在日本“脱亚入欧”的影响下，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华文化的根基——汉字产生了怀疑。“汉字落后”论者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声称汉字的出路在于“拉丁化”；“汉字难学”论者主张汉字“拼音化”与“简化”；“儿童识字有害”论者主张放弃汉字教育。这些论调在近几十年仍有一定市场，比如20世纪80年代，有人就认为“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

    当前，汉字教育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面临外语教育的挑战。现在，英语是学生的必修课，学习英语在一些人看来可以改变命运。受这种价值观影响，在汉语与英语之间，一些人更重视学习英语，这直接冲击与削弱了汉字教育。二是面临信息化的挑战。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人们通过敲击键盘输入汉字的场合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在古人眼中曼妙婀娜、形神兼备的汉字，现在变成了电脑键盘、手机屏幕上字母组合的产物。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书写汉字的机会在变少，提笔忘字的时候在增多。从这些角度来说，汉字面临危机绝不是危言耸听。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具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不单单表达概念、内涵、外延等，还给人带来图形、联想、感觉等。与拼音文字相比较，汉字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特魅力。学习与理解汉字，应遵循汉字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拼音文字是由字母组成的文字，其教学是用拼音的方法。我国汉字教学引进了这种方法，并将其作为汉字教学的主要方法。这种用拼音文字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汉字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值得我们深思。

    近年来，随着国人文化自信的提升，适应汉字在海外传播的需要，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汉字教学的方法，合理借鉴我国传统汉字教学的经验。有的教学实验根据“形、音、义”三要素和儿童擅长“形象记忆”的特点，探索“从字形讲字义，从生活讲汉字”和“因形分类、因类施教”等汉字教学的新理念与新途径。通过这些方法，一些汉字教育工作者尝试把每个汉字的文化基因形象生动地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对汉字有兴趣、生爱恋、晓逻辑、会思考，甚至实现以字养德。这类教学实验，对完善汉字教育有积极意义。

    加强汉字教育，除了不断创新汉字教学的方式方法，更重要的是提升全社会对汉字教育的重视程度。我们要把汉字教育提升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认识。只有这样，才能让古老的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才能把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植根于一代代中国人心中。

（摘编自王殿卿《汉字教育攸关文化传承发展》）

    大国气质指的是一个大国基于其文化传统和长期的行为特征而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个性，风范和气度。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它的气质是怎样的呢？

    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在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有最长的连续历史的国家。而且，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与其他文明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场不曾停息的长跑；而其他的文明，有的消失了，比较好的也只是接力赛。欧洲文明的发展就像是接力赛，第一棒是希腊文明，第二棒是罗马文明，第三棒是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接着是近现代欧洲文明。可以说，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的历史底蕴之深厚，是其他大国不能比拟的。这也使中国的大国气质更稳定，更具有持续性。

    中国的大国气质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极其丰富，中国哲学非常关注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整体联系等问题。中庸是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思维方式。“中庸”最早是孔子在《论语》中提出来的范畴。《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执两用中，不走极端；二是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追求平和；三是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四是允执其中，保持平衡；五是有原则地折中。中庸的思维方式至今对中国人都有重要影响。有序性与整体性密切联系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基本特性之一。顺序而生循序而动是天人共有的规律，只有因循于此，才能有天地万物的和谐生成。所以，有序性的发展趋向是与和谐性的价值理想相协调的。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是塑造其大国气质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大国气质隐含着中国人鲜明的行为方式。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它植根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国人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义，志以天下为芬”；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强调“失信不立”“一诺千金”；强调“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这对中国的大国气质形成都有重要影响，并体现在中国的大国气质中。

    从总体上看，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大国气质是：以和为贵而不愿树敌，求稳而非激进，顺势而变而非逆势而行。

（摘编自熊光清《中国大国气质的基本禀赋》）

中国民间剪纸

中国民间剪纸艺术是一种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一体，深深植根于民族土壤，广泛表现在民间信仰和生活习俗之中，鲜明地反映出我国民间广大民众最基本的心理特征、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的民俗文化之一。因此，它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民间剪纸是劳动人民为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创造，并在他们生活中应用和流传的一种艺术样式。从艺术的角度看，民间剪纸艺术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它是由劳动人民集体创造出来并反映我们民族的集体表象的一种文化模式。作者们在创造民间剪纸时，虽然没有任何政治功利因素，但有生活方面的功利意识融入其中。他们在创造时，往往让人（包括创造者自己）从中感受到一种审美情趣。这是由于它适合于人的审美经验和审美心理从而形成的美感。所以，自中国民间剪纸产生以来，人们一直将其作为一种象征性装饰物，尽管历代在造型样式和利用形式上不断更新和变化，可民间大众所赋予它的造型思维方式和特定的深层寓意内涵，却一直不变地流传至今。因此，可以说民间剪纸是一种大众艺术。

从客观上说，中国民间剪纸是一种物承文化现象。它不仅有它造型形式的传承，还有它自身深层独有的特定内涵。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国民间剪纸的纹饰寓意中反映出来的中国民间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的传承以及当地民众的心理特征、生活追求和审美情趣等，它是我们探寻本民族的民族渊源和原始文化的活证。例如“蛙”这一形象在民间剪纸中屡见不鲜，民间常将它视为一种威力的象征，看作生活中最可靠的保护神，并运用民间美术中的造型手法，将“蛙”这一自然中丑陋的动物形态变为神圣、稚拙、亲切、动人、给人以美感的剪纸花样，缝绣在孩童的枕头、围涎、肚兜、香包等衣物上，希望孩子在“蛙”的保护下茁壮成长。需要指出的是，“蛙”这一图腾物自产生以来，因为囿于民间文化而没有上升到中国的上层文化之中，所以也就得不到龙凤那样由皇权所推崇的中华文化象征的地位。但是，作为一种原始图腾物，“蛙”这一形象虽然在中国上层文化中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却在民俗文化中得以流传并保持了它的原始崇拜敬仰之地位。就这一文化现象看，开展对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探索原始文化的演变。

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和世界各地的许多民间艺术一样，都是原始文化的嫡传物。它作为民俗文化的元素，紧紧依附于当地的民俗活动。它的意象符号不仅赋予了原始艺术符号对美好生活的祈求和追求美的质朴情感，而且有着强烈的“生命繁荣旺盛”的审美理想。这个审美理想来自民族、人类群体的基本追求，人们歌颂生命，赞美人生的欢乐，追求幸福圆满、健康长寿，祈求家庭和睦多子、丰收安乐。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中国民间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艺术意象符号，如“凤穿牡丹”“莲花多子”“鸳鸯戏荷”“福寿双全”“瓜瓞绵绵”“如意似锦”“葫芦五毒”等各种花色纹样的剪纸，并将这些民间剪纸融入各种民俗活动之中，来满足广大民众精神、心理上的需要，以扶持人类的生存，充实人类的生活。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