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和“爱”构筑的理想王国

——读《边城》

    ①沈从文先生的名作《边城》叙述了一个情节简单的故事： 一个山水如画的古渡头，有一户独处的人家，住着摆渡的老船工和外孙女。老船工年逾古稀，小孙女翠翠情窦初开。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都那么好，那么俊，都爱上了翠翠。大老托人说媒，老船工满心欢喜，可翠翠不高兴，翠翠对二老动了情。大老下船跌进了激流，二老也出走了，老船工在误会中大病一场，在风雨之夜归天了，只留下翠翠守在山水如画的古渡头。故事结束了，山依然青，水依然绿，人依然那么美。如果要用两个字来概括《边城》，那就是：“美”和“爱”。

    ②《边城》中无处不美，山美、水美、人美。“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作者用简简单单的文字把我们带入了一个美丽的桃源。在这样美的环境中孕育出来的人自然更美。“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翠翠天真善良，淳朴活泼，具有大自然赋予的活力。在读者面前，她是这样一个生动透明的“美”的形象，“美”的化身。忠厚善良的老祖父，五十年如一日撑船摆渡，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端阳龙舟，令人神往，他却忠于职守，寂寞地守着渡船。过渡的人感激老人的热诚尽责，馈赠他，他却“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他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静静地忠实地在那里活下去。”正是在平凡的生活中，老船工显现出与众不同的“美”。《边城》中的人都那么美，慷慨好义的顺顺、热诚质朴的杨马兵……正由于这些具有美好的心性的人们，才形成了《边城》淳厚的民风，安静和平的空气。可是沈从文说：“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花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边城》中的“美”是集中通过“爱”来表现的。两性之爱、兄弟之爱、亲子之爱、朋友之爱。

    ③《边城》本来就是讲述翠翠的爱情，傩送放弃了碾坊，“意思还在渡船”。翠翠在傩送走后，静静地等待，“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他们的爱是纯洁无瑕、忠贞不渝的。天保、傩送兄弟情深，天保宁愿牺牲自己成全弟弟，傩送愿意代哥哥对歌。虽是爱情的竞争对手，却也襟怀磊落。顺顺对儿子的爱和赞赏也溢于言表，顺顺本是泅水的好手，待得傩送能氽水捉鸭子时，这作爸爸的便解嘲似的向孩子们说：“好，这种事情有你们来作，我不必再下水和你们争显本领了。”老船工对翠翠的关心自然是无微不至的；老船工死后，杨马兵主动来照顾翠翠，以及老祖父与过河客、卖肉的争执谦让，都显示了边城人以诚相待、相互友爱的美好情怀。《边城》隽永的文字弥漫着边地山村的浓郁气息。在三十年代那喧嚣的都市阁楼上，沈从文无限深情地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原始自然的风俗画，画中是一个海市蜃楼般缥缈美丽的桃源，那是沈从文的梦中世界，理想王国。

表人流行词语探微

    在近几年的流行新词语中，反映社会多元人群的新词语逐渐增多，其在语言结构、语义表达、产生机制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色。表人流行新词语是流行新词语中的一个小类，表示具有某一共同特征的一类人，具有鲜明的类指化特征。如“高考移民、宅男”等。此外，表人流行新词语具有信息浓缩化的特点，用一个词就能表达一般要用几个词、一句话甚至几句话才能表达的语义，更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也便于人们记忆。例如，“高富帅”“～控”等。

    从语言结构特征看，表人流行新词语可分为两类。一类以“成群”的方式出现，形成一个个表人流行新词语词群。例如，～族（蚁族、裸婚族、啃老族），～控（微博控、网购控）等。每一个词群，都可归纳为一个构词模式。另一类则以单个词语的形式出现，如“草根”“土豪”等，与第一类词相比，该类流行词语数量较少。从表达色彩看，大部分表人流行新词语的感情色彩浓厚，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与时尚感。很多表人新词语之所以能够流行，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们极富表达的感情色彩，如讽刺、戏谑等，不一而足。

    表人流行新词语的产生途径多种多样。“闺蜜”是通过简称（闺中密友）及谐音（闺密）两种方式创造出来的，“草根”和“炮灰”是通过借喻产生的“旧词新义”，“粉丝”是音译外来词，并和汉语已有词偶合。在表人流行新词语中，有两种词语衍生方式非常突出，即词语模造词和借用外来词。

    李宇明先生曾指出，当前大多数新产生的词语，都有一个现成的框架背景，这一框架就像是造词模子一样，称之为“词语模”。词语模能批量生产新词语，并使其所生产的新词语形成词族。上文所列举的每一个表人流行词语词群，都是由相应的词语模衍生出来的。词语模造词实际上就是一个类推过程，体现了语言的经济性原则。

    汉语创造新词的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利用汉语中现有的构词材料和规则创造新词，二是借用外来词。在解决有限的词汇与众多新事物、新概念之间的矛盾时，借用外来词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随着近年日本动漫、游戏等在中国的流行，不少日语中的表人新词语也随之进入汉语。如“正太”“达人” 等皆来自日语，词语模“～控”最早也源于日语。当然，汉语在引入这些外来词时，会根据汉语词的构造、表义特点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

    表人新词语的流行与当前的社会文化心理密切相关。在信息数量日益膨胀、传播手段不断更新的当下，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人们的趋同、从众以及追求新异的心理。例如，当“剩男”“剩女”得到了大众的接受和广泛传播后，只要社会中出现具有某些类似特征的人时，人们就倾向借“～男（女）”这一形式来表达。人们对新异的词语和表达方式有着极强的心理需求，倾向于不断创造新形式或新意义的词语来满足语言交际日益精细化的需求。如“女汉子”“伪娘”等。从表面上看，这种求新求异与求同从众心理是矛盾的，其实这正是人们语言文化心理复杂性的独特体现。一方面，当人们认同某些新词语时，就会尽力模仿，达到趋同；另一方面，为了追逐新潮时尚，人们会在模仿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尽力求新、求异。

    表人流行新词语既是一种语言现象，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当然，这类词语在快速发展中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主观性，存在一些不健康的现象。哪些词语能够继续使用下去，哪些应当被淘汰，除了有赖于语言发展规律和交际实际需要之外，也需要大众传媒等社会力量加以理性引导。

（摘自《光明日报》，有删减）

春节传统文化亟待重视起来

    “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二；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满街走。”这些童谣，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年习俗”，这也是人们记忆中的“年味儿”。

    然而，这些老传统对于现代人而言，已经渐行渐远。一方面，生活节奏的加快，让人鲜有时间和精力去体会这些“慢幸福”；另一方面，伴随娱乐方式多元，人们追求多样性的年节，也导致了这些老传统习俗的式微；再者，“互联网+”赋予了传统春节全新的载体，让老习俗有了新载体。但是，诚如专家所言，“传统节日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民众审美情趣、伦理关系与消费习惯的集中展示日。”传统节日在今天有着更为丰富的现代价值，对“传承文化认知、增强民族认同”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不能任由春节传统文化一再式微，对其亟待重视起来。

    首先，法律推动民俗保护势在必行。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其中文化部申报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6个传统节日均被列入其中。地方立法也应为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其次，应搭乘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列车。二〇一八年中央一号文件就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切实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扫房、祭灶、春联、爆竹、压岁钱……与春节有关的习俗都带有农耕文明的印记。所以，春节传统文化完全可以借机实现再振兴。

    同样，让春节传统文化氛围浓郁起来，也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比如，文化部门与热心企业共同搭台，让春节传统文化有施展拳脚的平台；于我们个人而言，更应该明白春节不是一个单纯的吃喝玩乐的节日，铭记春节传统文化，并通过多种形式传承下去，也是我们当代人的使命。

    ①中国古代的戏剧大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大团圆结尾。这种“大团圆”结尾的结构模式，其成因是多方面的。

    ②元朝的民族压迫和吏治腐败深深地刺痛着报国无门的文人，于是大批公案豪侠剧面世，作家们用戏剧赞扬英雄、鞭笞小人，揭露阴暗、痛斥腐败，以此来宣泄内心的不满与愤mèn。然而，这种鞭tà似乎于现实并无太大的影响，他们就把这种扶危济世的理想加以美化，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出来。以苦开头，以乐结束，用惩恶扬善的结尾，使戏剧洋溢出了浓厚大团圆色彩。如《窦娥冤》中先借窦娥的冤屈揭露政治的黑暗、吏治的腐败，结尾用窦娥的平反昭雪来表达贪官污吏受到惩治的美好愿望。现实的理想无法实现，于是就借用大胆的夸张和想象来宣泄自己的情感，这是元代文人自我心理调适的一种方法。

    ③随着程朱理学影响的下降，长期压抑在人们心头的封建礼教的磐石随之松动，被压抑的情感多少得以宣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愿望在各种爱情婚姻剧作中得以实现。如《西厢记》《倩女离魂》等剧中的男女主人公都在艰辛曲折之后获得团圆，表达了作者对礼教的不满和对个性解放的追求。

    ④到了明清两代，思想文化专制愈演愈烈，许多作家把创作转向了神仙道化剧。比如《宝剑记》和《鸣凤记》，尽管是反映沉痛的历史，最终都还是正义被伸张而邪恶被惩治，既批判了政治黑暗，也留了个光明的尾巴。而婚恋剧（如《牡丹亭》）的大团圆结局则更强烈地反映了作家们对封建礼教的反抗。

    ⑤戏曲与诗、词、文等雅文学不同，它属于市民俗文学的范畴。戏曲能否搬上舞台，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观众态度的制约。剧作家和演员的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剧本来维持。因而，戏剧作品更倾向于娱众。中国的老百姓大多善良厚道，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在现实生活中，他们遭受了冤屈难以讨回公道，舞台上善得善报、恶得恶果的故事便成为了他们心理的安慰。他们不能接受好人的悲剧结局，容不得坏人没有恶报的结果。他们需要舞台上的精神安慰，“如果连舞台上的一点正义的呼声都失去了，那么这些戏剧也就失去了群众基础”。老百姓花钱看戏的目的是“找乐”，是消愁，是追求心理的愉悦和精神的享受。至于爱情，“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他们的愿望。大概正因为如此，从原本《会真记》到后来的《西厢记》、从原本《霍小玉传》到《墙头马上》才发展出了喜剧的结局。

    ⑥文学可以影响读者，给人以教育。奖善惩恶的教化功能又使作品成了缓和社会矛盾的工具。同样，老百姓也会把舞台当作教科书。为善的不得好报，作恶的不受惩罚，一旦道德的准绳失去公正，人们的心理和道德的准则便没有了依据。从一定层面上说，戏剧的教化功能也对其“大团圆结局”具有很大的影响。

（取材自《浅析中国古代戏剧的大团圆结尾》）

    ①最近，大众传播领域的学术语言越来越像在恶搞：一会儿有人吆喝“孔子是丧家之犬”，一会儿有人叫喊“李白是古惑仔”；左边的场子在用京韵大鼓语言讲经，右边的场子在用单口相声语言说史。一个劣质学术“秀场”，正在商品展销会的角落里悄悄地拉开了灰色的帷幕，试图与吴宗宪、小S争风吃醋，一较高下。

    ②与其说孔子是丧家之犬，不如说今天的学术语言自身更像丧家之犬：它离家出走，自暴自弃，在娱乐文化的垃圾堆边东闻西嗅，四处溜达。与其说李白像古惑仔，不如说今天的学术语言自身更像古惑仔：在街头扮鬼脸、吐舌头、哗众取宠，既挑战了“家长”的权威，又骚扰了过往的行人。学术语言已经沦落到“古惑仔”和“丧家犬”的地步，暴露出传统学术思维方式的致命病理。

    ③既不能感受斗室里枯燥和寂寞的乐趣，又缺乏对学术语言自身应有的热衷和信念，更没有找到进入公众传播领域的有效途径或话语方式，于是选择“离家出走”，到街头去卖狗皮膏药，还制造了一种学术思想进入公共领域的幻觉。这种思维放弃学术话语的理性原则，将它翻译成最时髦、最热门的“无厘头”语言，甚至不惜娱乐化（大话、恶搞、骇人听闻的新名词），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与公众对话。对此，公众惊诧不已——这就是学术？怎么越看越像初次登场的娱乐小明星滑稽、拘谨的业余表演？这种拙劣的方式，是学术思维中的小媳妇心态的表现：在强大的娱乐话语这个“婆婆”面前哆哆嗦嗦，并以模仿“婆婆”为荣。

    ④传统学术话语的传播，主要是靠大学讲堂、学术沙龙和专业杂志。公众话语的传播，主要是靠一般的报纸和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或“公众论坛”。民间话语的传播，主要是靠生活空间（饭局、客厅、酒馆、街道、广场），再加上今天的网络BBS等。在新的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过程中，单一的话语形态的孤立状态，没有对话和交锋，只会使它日渐枯萎。让各种不同的话语方式（学术思维、公众诉求、民间语言）相互碰撞，取长补短，或许会使它们同时呈现出一种积极活跃的状态。但前提是，彼此必须坚守自身的原则和底线，不是放弃原则而同化为一种更低级的东西。

    ⑤学术思想进入公共传播领域，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情，目的是将各类思想从讲堂和斗室的狭小空间，转移到更广阔的公众空间，参与公众对话。但是，如何转移，是否有效，却一直是一个难题。毫无疑问，无论是将传统学术思维强行插进公众传播，还是将学术完全变身为娱乐，都是无效的方法。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将“左”的道德观与“右”的认识论融合防止僵化保守。这种融合，要求对传播知识的语言进行探索和创新。

    ⑥今天的学术明星和学术贩子所采用的语言，似乎摆脱了传统学术话语的弊端，其实并没有自己的语言，而是租借娱乐明星哗众取宠的语言。学术话语仿佛从娱乐垃圾堆里随手捡起的一个塑料袋，将孔子、老子、李白们塞在里面兜售。他们从一种极端（抽象化的极端）转向另一种极端（娱乐化的极端）。这正好应了民间的一句谚语：戴了狗皮帽，丢了狐狸皮。

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