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故事长度与曲折程度来衡量小说文体成熟与否，那么，笔记体小说与传奇体小说自然就分出了高下，传奇体小说成了文言小说中最为成熟的文体。此说大概亦与鲁迅相关，鲁迅谓：“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送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鲁迅的总结是精确的，“粗陈梗概”与“叙述宛转”很好地概括了两者故事形态的特性。而对两者之优劣比较，鲁迅则比较审慎，仅以“演进之迹甚明”加以表述．今人则又一次放大了鲁迅的判断，将“故事”及其长度、曲折视为判定文体高下的准则，认定传奇乃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最早的成熟形态，而将以往的小说文体统统归入尚在孕育中的小说文体胚胎。20世纪以来，人们习惯于用西方的“短篇”，“中篇”和“长篇”来为古代小说分类，据此，那些“丛残小语”、“粗陈梗概”式的笔记体小说则难以归入。如何对待“故事”，不同小说文体有不同规范。古代小说大致形成了两种故事观。一种以笔记体为代表，其“故事”其实是某种“事件”，或是历史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语行为，或是得之传闻的神怪之事；事件叙述方式是“记录”。一一随笔栽录，不作点染。因而笔记体小说的“故事”不求完整曲折，往往是一个片段，一段言行，一则传闻。另一种则以传奇，话本和章回体小说为代表，其“故事”就是有首尾、有波澜的完整情节。两者之差异可谓大矣，难作相互比照，更不能强分轩轾，以彼律此，谁能说《世说新语》在文体上还不成熟而仍处于孕育状态呢？

康熙大帝与清代科学

王扬宗

    明末欧洲天主教传教士来华，揭开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篇章，同时也引发了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导致已经编译好的《崇祯历书》未能正式颁行。清兵入关，汤若望将该书改编为《西洋新法历书》，迎合了新朝的需要，得以颁行天下。但随之而来的中西历法冲突，终于酿成康熙初年的历狱大案。

    康熙帝深信西方的天文学和数学。“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康熙初年的这场历法大战证明西方天文学比钦天监使用的大统历和回回历法在计算方法上更准确，于是在平反历狱后，他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让南怀仁讲几何学和力学等知识。西方传教士希望以科学为传教铺路，康熙帝则需要科学为朝廷服务。

    康熙在学习西方科学的同时，也认真研读中国典籍，他对宋明理学家对于自然现象的解释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不喜欢耶稣会士传播的那一套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而推崇朱熹的格物致知论。

    康熙帝以继承华夏正统自居，“崇儒重道”是他的基本国策，这导致了他在晚年评定中西历法之争时，采取了“西学中源”的立场。在崇尚儒学的社会氛围里，西学“名不正，言不顺”，而认定西学源于中国之后，中西实为一家，他就能名尊中学，实用西术，并能避“用夷变夏”之嫌。在确定“西学中源”说的钦定地位之后，康熙帝以“御制”的名义编纂了《律历渊源》并刊行，从而促进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带动了清代科学的进步。

    康熙帝晚年亲自组织进行了两项科学工程。首先是全国范围的地图测绘。这是康熙帝利用耶稣会士为其服务的成功典范，也可以说是耶稣会士利用康熙帝的支持开展科学工作的成功范例。第二项大工程是《律历渊源》一百卷的编纂，编纂工作始于1713年。康熙帝从全国调集了

    汉、满、蒙族的一批专门人才，历时八年于康熙六十年（1721）终于完成这部著作。

    从康熙帝亲自领导这两项大工程，尤其是《律历渊源》的编纂，我们可以一窥其名为“御制”实为御用科学的性质。

    第一，是指导思想上追求为皇朝现实政治服务。康熙帝御用的历算专家将河图洛书附会为“数理本原”，以《周髀算经》为“西学中源”说张本。其用意虽说也有吸收西法的积极意义，但这不仅与科学的求真精神背道而驰，而且将清代科学引向了“会通中西”的羊肠小道。

    第二，御用科学必须由皇家来掌握、控制和垄断。康熙帝对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加以严格的控制，一旦传教士的活动超出了他许可的范围，他就严加禁止。

    第三，御用科学追求的是实用性、权威性，而不是创新性。康熙帝等自诩为“淑天下而范万世”的《历象考成》和《数理精蕴》等御制“一代大典”尽管在清代科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放在17—18世纪的世界科学之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第四，与御用科学的权威性密切相关的是其保守性。在康熙帝的影响下，钦天监虽然聘用了耶稣会士，采取了西法，但其任务和工作则依循旧轨，毫无求新求变，清朝也没有建立任何新的科研机构，最终导致在中西交流频繁的康乾盛世，国人对近代科学毫无感知。

    西方科学、文化和政治的发展，使得文治武功、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世界史上黯然失色。康熙苦心经营的御用科学，试图将完全不对等的中西科学进行融合和会通，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将中国科学引向了歧途，中西科学的差距由此不断扩大。思想的禁锢和文化的束缚代价何等沉重，中华民族为此虚掷了多少光阴！探讨康熙帝发展科学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反思我们的思想惰性和体制弊病也会有所裨益。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4日，有删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体系中的每个概念都具有丰富的内涵。这些概念需要凝结成一个整体，以应对无限丰富的现实问题。反思当代的审美文化现象，有助于我们梳理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以两个概念为例。一个是“富强”。民众求富，国家求强。日常生活中，总有人以珠光宝气、香车美人“炫富”。“炫富”表面上是在展示美，但在观者的眼中却是丑，或者“臭美”。人们对这种美丑区分的一般解释是：“炫富”是物质追求，审美是精神追求。以物质和精神来区分“炫富”与审美其实是一个误解。且看“炫富”的内容，集中于名牌服饰、名酒、名表、名车、名度假地。奢侈品林林总总，共同点却只有一个，就是观念性的符号（“名”）。在审美活动中，自然美、艺术美都属于精神世界的内心意象，却也离不开物质的载体（比如有一定的质地、色彩、声响等）。因此，奢靡炫富虽然基于物质，实质却是精神性的。

    奢靡与审美都属于精神的追求，意义的深度却有天壤之别。对追逐符号的人而言，大量珍贵的人力物力被降低为一纸商标的陪衬。追逐奢华揭示着意义的贫瘠和精神的无力。审美的意象则以意义的充盈见长。人心的意象，既可以让金银珠玉装点堂皇的宫殿庙宇，也能令日常的景色转换成大师的杰作，使普通的词语凝结成千古不朽的诗句。审美和艺术创造体现着人的精神世界的富足。例如在戏曲艺术中，舞台角色的气象全系于演员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正是为了突出人的因素，戏里的一切饰物皆为假扮，道具也被精简到了“以鞭代马”“一桌二椅”。在物质较为充裕的今天，“富”的体现应该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富贵气。富贵气是一种自然流露的美，这种美得自个人长期的、自觉的涵养，也得自社会的普遍氛围。富贵之美是花钱买不来的。

    另一个是“和谐”。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意思是不同的利益、意见、信念在一个统一体中既保持着各自的特点，又彼此相容、互补，进而造就一个共生多赢的局面。中国的传统美食是“和”的典范。精于烹调的人，会借用各种辅料的配合来约束主料，去其偏狭激烈之气，以便更好地呈现其独特的味道。近年来的社会文化则极端地强化“同”：大拆大建之后的千城一面、模式雷同的综艺节目和影视剧情……“和”与“同”看似是审美观念的分歧，却反映着人把握意义的能力高下。“和”意味着包容力，使人发现相异因素之间的交集，在共识、共情的基础上促成彼此的互补、互动；“同”则意味着不能理解差异。古人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越能尊重和欣赏差异，越能得道多助，建设性的事业越容易展开。一个“大时代”之所以为“大”，是因为能包容众多彼此相异的“小时代”，为每个人提供登上时代舞台的机会。

    由此可见，“美”意味着意义的丰富，意味着创作和表达的自由。这种“美”也是“平等”“自由”“民主”和“文明”等概念的题中之义。

（摘编自孙焘《美，价值观的意义建构》）

材料一：

人工智能推动“媒介生活”

马凌

    不久前，中国记协发布的2016年《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指出，“终端随人走、信息围人转”成为信息传播的新态势。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原来以新闻为核心的“媒体生活”，将全面进入以信息为导引的“媒介生活”。

    有人读报、有人读屏，信息的载体虽然多样，但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没有改变。更为重要的是，智能手机不再是单向度传播的信息载体，而是“个人移动终端”“人机互动的交互界面”乃至“身体的延伸”。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媒介生活”，意味着手机等媒介开始进入人和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并发挥中介作用。更进一步说，媒介之“介”，在于它允许多元主体的共存，在于它可以跨越旧有的藩篱，融合各种手段、激发人们生活与想象的诸多可能。

    即将到来的科技革命，势必将“媒介生活”推向更加人性化的方向，以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社会。比如依靠智能算法的信息精准推送技术，腾讯、阿里巴巴和今日头条三家互联网公司，都开展了“寻人”公益项目。从2012年底至2017年初，腾讯发布走失人口信息1444例，成功寻回437人；阿里巴巴协助公安部于2016年5月上线“团圆”系统，一年中发布失踪儿童信息1317条，帮助找回1274人；今日头条2016年2月启动“头条寻人”项目，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成功找到2500人，最快1分钟找到北京一位离家出走的女孩，找到的走失时间最长的一位已经离家57年。

不仅如此，人工智能在寻找失踪人口方面有望做得更好。百度宣布人脸识别技术已经达到99.7%的识别率，如果智能机器人通过海量数据库的深度学习，掌握了跨越年龄的人脸识别技术，比如根据一个失踪孩子3岁时的照片推算他成人后的样子，精准寻人无疑会更上层楼。而应用算法服务于社会服务和管理的又一个例子，是诸多互联网平台服务商正在开发应用的网络辟谣功能。例如，今日头条于2016年底上线了辟谣功能，腾讯网在2017年上线较真事实查证平台，微信也在2017年6月推出辟谣助手小程序，用户可以主动搜索查证，阅读或分享过的文章一旦被鉴定为谣言，也能及时收到提醒。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推进后，这些新应用有望对互联网空间的清朗化、信息筛选的高效化产生作用。

（节选自2017年8月3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当今社会媒介技术革新从未止步，媒体边界不断消失，功能综合、多样的视听媒介接连出现，满足了人们多方面的需求。新媒介是一把双刃剑，在方便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拓展人的行为能力以及提供各种超感官体验时，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比如，电脑控、手机控、游戏控等群体不断出现，人们每天被各种无用信息占据大量时间，网络中人的非理性冲动增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薄等。

    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早就指出，大量的信息媒介是“时间的窃贼”，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甘愿让这个窃贼盗走时间。如很多人痴迷于各种娱乐信息，他们关注各种娱乐动态，搜索明星八卦，如饥似渴地期待娱乐头条，沉迷其中乐此不疲。在媒介生态越来越复杂、技术越来越精密的现代社会，信息沟通交流的便利不仅没有拉近人们的距离，反而使我们变得更孤独更隔离，更容易紧张和焦虑。因此，身处信息海洋之中，我们如何根据个人需要选择有用的信息，避免被各种杂乱无用的信息占据宝贵的时间，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我们必须理性面对新媒体带来的各种变化，在信息海洋中获得主动权、选择权，使新媒体更好地为人服务。

（节选自2017年8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①以“君子”为中国理想道德人格的典型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今天人们仍将“君子”作为人格美的典范。在孔子之先，君子主要指统治者，自孔子后才成为主要以道德为标志的理想人格。很多论著中都有这样的解释：儒家所推崇的君子，是指拥有高尚道德和理想人格的人。

    ②《论语》中，君子是有着几乎完美人格的人，他们有着极高的内心修养，极好的行为准则。君子内心的人格修养来自不断地学习和思考。学习和思考是君子实现其人格理想、成为人格典范的前提和基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有通过学习和思考，才能拥有自立于世的能力，拥有洞穿宇宙人生的犀利眼光与广阔视野。孔子重视学习儒家典籍，强调在政治实践中贯彻礼乐教化的原则，以实现儒家的社会理想。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表明，《诗》在孔子时期是君子修身的重要项目。正是通过学《诗》，君子才更具有人生美学意义上的价值——仁义，知礼。

    ③“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是精神化的人，他追求的不是物质和名利，而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感，其核心就是仁义。仁者，爱人；义者，宜也。但很多时候，人总要面临仁义与利益的选择。《里仁》篇对此表达了明确的看法：“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也就是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④君子知礼，以礼来处理人与自身、他人、社会的关系。《论语》中以君子衣食住用等方面的礼节来表明君子好礼的品质。日常生活中，对祭祀礼仪的推崇与尊重最能表现君子好礼的品质。在周礼几近消亡时，孔子的弟子问他是否可以结束一些祭祀仪式了，孔子表现得十分不舍。他难以割舍的不是礼的具体形式，而是礼所包含的精神导向作用。这不仅是对长幼有序、尊卑有法的留恋，更是对礼制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的不舍。

    ⑤无论君子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君子”形象所承截的人生美学价值一直是几千年来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人格美的典范。君子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是理想形象：博学多识，仁义知礼，德行高尚：有治国安邦之能；处下位不馁，居上位不骄。在道德和行为上，君子由内而外的人格魅力始终令人神往。当今时代，作为有知识有理想的一代人，我们仍然向往君子式的人生。

（有删改）

艺术与中国社会

宗白华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三句话挺简括地说出孔子的文化理想、社会政策和教育程序。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与教育是拿诗书礼乐做根基。教育的主要工具、门径和方法是艺术文学。艺术的作用是能以感情动人，潜移默化培养社会民众的性格品德于不知不觉之中，深刻而普遍。尤以诗和乐能直接打动人心，陶冶人的性灵人格。而“礼”却在群体生活的和谐与节律中，养成文质彬彬的动作、步调的整齐、意志的集中。中国人在天地的动静、四时的节律、昼夜的来复、生长老死的绵延，感到宇宙是生生而具条理的。这“生生而条理”就是天地运行的大道。这种最高度的把握生命和最深度的体验生命的精神境界，具体地贯注到社会实际生活里，使生活端庄流丽，成就了诗书礼乐的文化。

    礼和乐是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构成社会生活里的秩序条理。“乐”涵润着群体内心的和谐与团结力。然而礼乐的最后根据，在于形而上的天地境界。《礼记》上说：

    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

    人生里面的礼乐负荷着形而上的光辉，使现实的人生启示着深一层的意义和美。礼乐使生活上最实用的、最物质的衣食住行及日用品，升华进端庄流丽的艺术领域。三代^①的各种玉器，是从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磬等，升华到圭璧等等的礼器乐器。三代的铜器，也是从铜器时代的烹调器及饮器等，升华到国家的至宝。而它们艺术上的形体之美、式样之美、花纹之美、色泽之美、铭文之美，集合了画家书家雕塑家的设计与模型，由冶铸家的技巧，而终于在圆满的器形上，表现出民族的宇宙意识（天地境界）、生命情调，以至政治的权威、社会的亲和力。在中国文化里，从最低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是一片混然无间、灵肉不二的大和谐、大节奏。

    因为中国人由农业进于文化，对于大自然是“不隔”的，是父子亲和的关系，没有奴役自然的态度。中国人对他的用具(石器铜器)，不只是用来控制自然，以图生存，他更希望能在每件用品里面，表出对自然的敬爱，把大自然里启示着的和谐、秩序，它内部的音乐、诗，表显在具体而微的器皿中。一个鼎要能表象天地人。

    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能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的表征。这是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也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根据。

    孔子是替中国社会奠定了“礼”的生活的。然而，孔子更进一步求“礼之本”。礼之本在仁，在于音乐的精神。理想的人格，应该是一个“音乐的灵魂”。

    社会生活的真精神在于亲爱精诚的团结，最能发扬和激励团结精神的是音乐！音乐使我们步调整齐，意志集中，团结的行动有力而美。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的流行，其本身就是节奏与和谐。人类社会生活里的礼和乐，是反射着天地的节奏与和谐。一切艺术境界都根基于此。

    但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所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却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且往往被拒绝和闪躲。人性由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掘发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固然，中国人心灵里并不缺乏雍穆和平大海似的幽深，然而，由心灵的冒险，不怕悲剧，以窥探宇宙人生的危岩雪岭，发而为莎士比亚的悲剧、贝多芬的乐曲，这却是西洋人生波澜壮阔的造诣！

（本文有删改）

（注释）①三代：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合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