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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试题来源:安徽省安庆市桐城中学2019-2020学年高三上学期语文期末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史诗概念是西方学者根据“荷马史诗”等资料归纳总结的,其要素有三:是长篇巨制、有神话故事、有作者。这样的概念标准适用于西方史诗,对中国汉语史诗却并不适用。19世纪,黑格尔曾在《美学》中断言“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20世纪,中国学者对此观点提出了种种意见,但仍是以西方史诗理论为依据进行探讨解释,均不够准确。

    汉语史诗形成于中华文明起源的五帝时代,发展于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夏商西周三代,繁荣于中华文明转型的春秋战国时期,表现出了许多不同于西方史诗的内涵特征。其一,汉语史诗独立发展于氏族部族血缘内部,如虞族内流传的是《韶》乐,夏族内流传的是《九歌》,商族内流传的是《商颂》等,而西方史诗融合发展于氏族部族血缘之间,如《荷马史诗》反映了爱琴海周边众多部族的故事。其二,汉语史诗因中华文明的农耕生产、血缘管理等基础原因而在内容上表现为“天体日月崇拜史诗”“山川土地崇拜史诗”“祖先世系崇拜史诗”等类型内容,与西方史诗仅仅表现为“英雄史诗"不同。其三,汉语史诗因中华文明的各种仪式、通神法器而表现为早期的“图”“话”结合到后期的“图”“书”结合的世代传承方式。“图”是永恒不变的史诗主题,“话”与“书”则是不同时期的具体演述。

    西方的史诗既可以在宗教场所演述,又可以在民间集体聚会场合演述。中国的汉语史诗,在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只在宗庙社坛中演述,是宗教、政治、伦理的三合一,所表达的是血缘族群共同的集体意识。也正因为如此,原始时代的神话思维、原始意象在中国的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一直延续保存下来,并通过在宗庙现场的演述实践而发扬光大。而西方氏族社会的神话思维、原始意象在进入文明社会后便不再延续。由于在宗庙里演述,包含宗教、政治、伦理等内容,所以汉语史诗又称“颂诗”“雅诗”。此外,据甲骨文、青铜铭文可知,汉语史诗还被称为“祝”“典”“册”“史册”“作册”“再册”等。总之,汉语史诗在内涵、外延、称谓、特征等方面都与西方史诗有很大不同。

    古希腊轴心文明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代表原始神话思维的史诗被代表理性思维的哲学所取代。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三卷表示,要把荷马等诗人驱连出他的《理想国》。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指出,这是因为“柏拉图处在希腊文化由文艺高峰转向哲学高峰的时代”。而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农耕生产、血缘管理长期延续发展,宗教、政治、伦理三合一传统有很强的惯性力量,神话恩维、原始意象仍有深刻影响,因而史诗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繁盛;另一方面,社会开始转型,理性思维张扬,宗教、政治伦理逐渐分离,出现了诸子争鸣、百花齐放的哲学繁荣景象。

    从五帝文明起源到夏商西周文明早期,血缘部族内独立发展的汉语史诗,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融合转化,创新形成汉语新史诗、颂诗。这些汉语新史诗、颂诗,既继承了以往2500多年史诗的原始意象、集体意识等,又发展了理性精神、个体意识、哲学思维。汉语新史诗、颂诗这两方面的融合,体现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家国一体等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深刻影响了其后2500多年间中华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今天,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科学借鉴西方史诗理论,概括汉语史诗概念、术语,构建中国特色汉语史诗理论体系。

    (摘编自江林昌《建构中国特色汉语史诗理论体系》)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 “史诗”这一概念源于“荷马史诗”,包括三个要索,但其标准并不适用于中国汉语史诗。 B . 对于黑格尔中国人“没有民族史诗”观点,中国学者虽持反对意见,但立论依据不正确。 C . 汉语史诗与中华文明密不可分,在内涵外延、称谓、特征等方面与西方史诗相去甚远。 D . 西方史诗可以在宗教场所和民间集体聚会场合演述,而汉语史诗只能在宗庙社坛中演述。
    【答案】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 文章以文化比较的视角阐述汉语史诗与西方史诗的不同,澄清了对汉语史诗的错误认识。 B . 文章在论述汉语史诗的三个内涵特征时,除了与西方史诗进行对比外,还运用了例证法。 C . 文章引述柏拉图和朱光潜的观点,有力地论证了古希腊轴心文明是西方史诗的高峰时期。 D . 文章末段归纳了汉语史诗发展史及其所体现的价值观念与影响,指出如何对待汉语史诗。
    【答案】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 汉语史诗独立发展于氏族部族血缘内部,内容多样;而西方史诗融合发展于氏族部族血缘之间,内容单一。 B . 汉语史诗的“颂诗”“雅诗”“祝”“典”等称谓包含了宗教政治、伦理等内容,体现了其在宗庙里演述的特点。 C .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转型时期,在此期间,不仅史诗发展繁盛,而且哲学也呈现出繁荣景象。 D . 汉语史诗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天人合一、家国一体等价值观念,促进了其后中华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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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一段文字,完成小题。

    书院概说

        ①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书院之名始于唐中叶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官方设立的丽正书院和集贤殿书院,其职责为收集整理、校勘修订图书,供朝廷咨询,兼作皇帝侍读、侍讲,类似宫廷图书馆。唐末五代,读书士子多隐居避乱读书山林,后发展为聚书授徒讲学,常以书院命名读书讲学之地,遂演化为一种教育组织形式。至宋初,形成一批颇有影响的著名书院,如:白鹿洞、岳麓、嵩阳等书院。南宋时期更吸收、借鉴佛教禅林讲学的制度,使书院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经元、明而不衰,至清末,随着整个封建教育制度的衰败,近代新式学堂的诞生,古代书院才逐步改为学堂。书院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1000余年,成为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引人注目的一大奇观。

        ②书院一般是以私人创办或主持为主的,也有家族、民间出资筹办的,多数得到朝廷和地方官府的鼓励和资助,或赐名、赐银,或拨田产,成为私办官助、民办公助的办学兴教的形式。

        ③大多数书院是由名师大儒聚徒讲学发展而成的。主办者或主持人以书院为基地,研究或传布自己学术研究的心得和成果。书院生徒多是慕名师来学。

        ④讲学和学术研究是书院主要的活动内容。讲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成为书院教育的突出特点,结合的方式灵活多样。通常由书院主持者主讲,每讲立一主题,称为明立宗旨,讲授其研究心得和研究成果,生徒边听讲,边质疑问难,形成讨论式教学。有时书院延聘不同学派的名师来书院讲学,书院师生共同听讲,开展论辩,探究不同学派之异同。如:朱熹曾邀陆九渊至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讲学方式,更进一步发展成“讲会”制度,各书院轮流主办,邀集其他书院师生共同讲论,当地官员、士绅、民众均可自由前来听讲,从而扩展为以书院为中心的地区性学术讲习活动,并且订立了完整的“讲会规约”。

        ⑤书院的另一项重要的活动内容是开展祭祀活动。书院的祭祀活动与一般祭祀比较有其特殊性,祭祀主要着眼于教育功能,多数除祭祀孔孟等先圣先师之外,着重祭祀本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性人物,同时祭祀对本书院创办和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士。

        ⑥搜集、收藏图书也是书院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书院的藏书活动既为书院教学和研究准备了充足的资料,又为当地士民、乡绅查阅、咨询提供了方便。不少书院自行将书院主持者或主讲人的讲义和研究成果、书院生徒的听讲笔记、读书日记,刊刻成书,既保留了教学科研的成果,又扩大了社会影响。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赵法生

        ①“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出自《周易·文言传》,大意是经常行善的人家会有许多可以庆贺的事,经常做恶事的人家会有许多灾祸在等着。初看起来,这句话是在讲报应,其中也的确含有报应的含义,但是作为儒家文献的《易传》,这话与佛道两家的报应观念又有所不同。

        ②儒家的主流观点不太强调报应,因为儒家道德修养的目标是成为君子,而君子的首要条件,就是明白义利之辨。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孟甚至要求他们的弟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们认为,仁义既是天道,也是人道,为仁义而牺牲,死得其所,使生命获得永恒意义。

        ③钱穆先生曾经将儒家人生观与其他文明宗教相比较,说儒家的君子,他们居仁由义不是为了获得好处,不管它是来自今生还是来世。而且君子人格恰恰是要超越这种功利主义的考虑,他不把道义当作手段,而是当作目的本身。

        ④儒家要求君子超脱私利的羁绊,并不是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对此有独特的理解。杀身成仁是君子的担当和境界,实践仁义礼智信也经常意味着要放弃一些个人利益。但总的来看,长远来看,道德对于人生和社会都是有益的。

        ⑤讲仁爱奉献的儒家道德何以有利于人生?说到底,违反道德的行为可以得利于一时,却难以长久持续。比如一个“信”字,欺诈或许能够短期获利,但是长此以往必然臭名远扬。那些讲诚信的人虽然有时也吃亏,但能获得广泛的信誉和信任,事业便越做越大。

        ⑥道德与利益的问题,又被称为德福关系问题,也是西方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现实生活中常常看到,有德者未必有福,享福者未必有德,这一矛盾如何解决?哲学家康德认为,经由上帝审判之后,德与福最终能够实现一致,作恶者将会下到地狱,而行善者将会升入天堂,于是公平正义最终得以实现。可是,儒家没有上帝观,有人经常行善却穷困潦倒,有人作恶多端却福寿俱全,如何解释这种情况呢?儒家对此的回答是:家庭。一个人的积德行善未必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但一定会为他的后代积下“阴德”;一个人作恶多端,尽管能做高官、骑骏马,但他的债务将由子孙偿还。通过引入家庭和时间两个因素,儒家也成功解决了德福表面上的矛盾。

        ⑦那么,现实中是否真是如此?城市兴起的时间较短,不易觉察,但在乡村中则常常应验。常听有年纪见识多的村里老人说,凡是目前发展不错的家庭,现在有出息的人,祖先父辈多是厚道人。我们看历史上那些传承久远的世家大族,比如范仲淹、曾国藩等家族,人才辈出,福泽绵长,乃是因为他们将深厚的文化底蕴凝结为优良的家教传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子孙的优良品格。这也算是对“积善人家论”的经验证明。因此古人也说:“德者,得也。”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深入人心。

        ⑧所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并非迷信,而是儒家历史理性的结晶。它以儒家的成德之教为思想基础,强调德行修养和与人为善才是一个家庭长期繁荣兴盛的根本保障,不但在义理上可以说得通,在现实中也有经验的证实,反映了儒家古老透彻的人生智慧。

    (摘自《光明日报》)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后面各题。

    遥远的岛

        在天气晴和的日子,辽阔的水面上可以清清楚楚看到一个孤独的小岛;打从汉奈斯和别卡记事的时候,他们就总是对那个小岛怀着永不减退的兴趣。

        岛上密密层层长着一片茂密的、异常高大的松林,因此小岛宛若一束绝妙的花束,插在一望无垠的大海花瓶里。它从早到晚一直沐浴在阳光之中。当太阳的巨轮在东方天际刚一露头,这一瞬间,阳光就已经在爱抚小岛上那些参天大树的树梢了;而当红日西沉的时候,它又仿佛依依惜别,用熊熊燃烧着的余晖把那些树梢染得红艳艳的。风和暴雨在小岛上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猖獗,不管风从哪边吹来,无依无靠的小岛总是怀着快乐而轻信的态度迎接它。每当风暴大作,海浪撞击着岸边的岩石,浪花四溅,几乎一直飞上松树梢头。风在浓密的树冠间狂暴、凶狠地猖狂肆虐。阴雨的时候,小岛仿佛裹在一片灰蒙蒙的雾幕里,看起来神秘得像一个谜。

        “真有意思,在近处它像什么样呢?”两个孩子多次互相询问。

        他们竭力想探听小岛上的情况,常常向父亲提出一连串无穷无尽的问题,然而得到的却只是一些很简短的回答。小岛实在是太没有价值了,怎么能引起一个成年男人的兴趣呢。

        不过孩子们从远处用自己的眼睛眺望着小岛,他们决不能相信,它是像父亲所断言的那样索然无味。他们从前就已发现,世界上有不少事物,它们的美不能打动父亲的心。

        孩子们的思想里片刻也忘不了这个小岛,而且有一天他们觉得:他们简直是非到那儿去一趟不可了——这是不足为奇的。

        不过怎么去呢?路很远,父亲极其严格地禁止孩子们用船,他们也不敢违抗他的禁令。那么怎么办呢?因为要到那个小岛,只能从海上去——坐船或者是从冰上走过去。这么说,没有任何旁的办法了——得等到冬天。

        这期待已久的日子、实现理想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两个孩子用由于急不可耐而发抖的手拿出了滑雪板偷偷地上路了,他们的心在战栗。冷彻骨髓的一月的寒风刺痛他们的面颊,使他们感到像火烧似的。遥远的太阳的寒光照得人眼花,可是毫无暖意。滑雪板滑得很顺利,孩子们看到前面就是在寒冷的闪光中变化万千的目的地,于是越来越鼓足劲头,继续向前滑去。他们所有的念头、所有的思想都集中到了那个奇迹的岛上,而随着每一次挥动滑雪杖,它离他们就越来越近了。

        他们曾那样日夜梦想的奇遇,千百万令人头晕目眩的童话中的奇遇——当他们的脚踏上小岛的那一瞬间,这一切就都要实现了!所有他们读过的童话,所有他们梦想过的奇迹,千千万万的童话和奇迹,今天一定都会成为现实。他们的嘴笑得闭不拢,眼睛也向风,向太阳和灿烂发光的雪面冰凌微笑着,他们忘记了世界上的一切,只除了一点:今天是他们的节日,滑雪板正带着他们向遥远的小岛飞驰。

        当太阳的最后一束光线在遥远的小岛上逐渐熄灭的时候,孩子们回来了。他们回来的时候十分疲倦,神情严肃。在他们那少年人的心里带回了一个可怕的生活的秘密。他们的思想里再没有任何关于奇遇的想法。他们的心里再没有任何希望。他们已经不再向小岛眺望了,虽然在深红色的夕照中,岛上寒冷的闪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耀眼夺目。他们不再眺望了,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真实情况,赤裸裸的、阴郁而令人痛苦的真实:遥远的神话般的小岛原来只不过是一片不成样子的可怜的荒野,遍地砾石,遍地都是暴风雨遗留下的痕迹。那儿只有普通的泥土和石头,最常见的石头和泥土——和他们的脚每天踩着的泥土完全一样,甚至还要差一些,更加粗糙,更加贫瘠。岛上的树林里也是一些最普通的树木,最常见的松树,高大的褐色树干耸立在乱石之间,生着弯曲的、被暴风雨折断的树枝。

        不,他们再也不想看那个小岛了,无论是今天,还是旁的日子——永远,纵令生活突然变得千百倍阴郁,枯燥无味和毫无意义。

        这天晚上,他们躲在自己的床上悄悄地哭了,背着父母,甚至互相隐瞒着。他们伤心地痛哭,不能回答自己,为什么他们这么难过,为什么睡梦不肯来临。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总体来看,近年来我国社会心态正变得越来越理智成熟、开放多元、积极主动,并且更加具有世界意识。但也不可否认,目前仍存在一些不良社会情绪。比如,自卑自馁情绪有之,“牢骚太盛”情绪有之,懈怠散漫情绪亦有之。这些社会心态虽不是主流,却会对社会发展和改革进程产生消极影响。如不及时修复,不仅会伤及个人幸福生活,还会影响整个社会心态,甚至会阻滞社会主义现代化脚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心态必须强起来。

        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社会成员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价值观的总和,属于社会意识范畴。一个国家的社会心态与其发展实际密切相关,是时代的“晴雨表”“风向标”;它同时会影响每个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甚至影响整个国家发展大局。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是个人、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用短短几十年时间从“饥寒交迫”变为总体小康、从“一穷二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世界边缘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现在正阔步走在“强起来”的大路上。在这个“强起来”的新时代,应当有与之匹配的社会心态。

        心态强起来应增强自尊自信。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尊自信的民族,自尊自信是中华民族精气神的集中体现。新时代,自尊自信源于深入了解“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它要求我们既不妄自菲薄,看到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拒绝照抄照搬别国发展模式;也不妄自尊大,拒绝其他文明优秀成果。只有清醒认识我国历史走向、准确定位我国历史方位,才能更加自尊自信。只有不断增强自尊自信,才能更加敢于正视自身不足、敢于承认别人长处,进而取长补短,更好迈向伟大复兴。

        心态强起来应更加理性平和。理性平和就是冷静全面看待事物,不为不良情绪所左右;就是辩证客观分析问题,不偏激也不片面;就是实事求是解决问题,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新时代,理性平和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要求我们清醒认识、坚定信心,深入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同时牢牢把握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变”;科学把握强国建设是“长期进行时”,积极应对“四大挑战”、克服“四种危险”。理性平和,才能拨云见日抓住本质,才能去蔽除障获得真知,从而不断超越自我、取得成功。

        用未来的眼光看今天,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新时代,心态强起来才能更好服务于强国建设,才能更加专注奋发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鸡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对古人生活的影响很直接。

    鸡为什么叫“鸡”?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禽部》“鸡”条引南唐人徐核的话称:“鸡者稽也,能稽时也。”鸡守时且鸣叫准时,鸡鸣了天就快亮了,由此,古人送给鸡不少美称:夜烛、司晨鸟、知时畜、长鸣都尉等。

    鸡能啼晨,古人称之为“司晨”。鸡这一习性,对农耕时代的古人具有重要意义。《诗经》中有这样的句子“女曰鸡鸣……”:妻子说鸡打鸣了,赶紧起来干活吧。可见,先秦时人们已开始利用鸡鸣来安排作息了。国君也以“鸡鸣”为时间节点安排作息。《诗经》中的《鸡鸣》就有贤妃提醒国君早朝:“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周朝还专设“鸡人”掌管供办鸡牲和报时,后来宫廷中负责打更报时的人被称为“鸡人”。但古人认为母鸡打鸣是不祥之兆,会有“鸡祸”。在古代,女人干政或主政,常被称作“牝鸡司晨”。《汉书·五行志》引《易传》的话:“妇人专政,国不静;牝鸡雄鸣,主不荣。”

    古人还以鸡鸣励志,现在不少人书房里都喜欢挂“闻鸡起舞”字画。《晋书·祖逖传》记载,祖逖和刘琨“共被同寝”,夜半听到鸡叫声,对刘琨说:“此非恶声也。”便踢他起来一起舞剑健身。

    鸡在古人眼里还能辟邪。《山海经·中山经》中就多次提及:“用一雄鸡,禳而勿杀”,“毛用一白鸡,祈而不糈”。古人认为,鸡是一种“阳鸟”,主管日出。唐《艺文类聚·鸟部》“鸡”条的说法更清楚:“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鸡鸣带来光明,而鬼怪最不敢见光明,自然便怕鸡。还有一种说法,民间把鸡当辟邪物可能与中华人文始祖虞舜有关。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尧在位七十年,有国献重明之鸟,双睛在目。这里的“重明之鸟”就是一种鸡,隐指尧的接班人舜。重明之鸟“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民间过年时都期盼这种鸟能飞到自家门口,等不到它,“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王嘉认为,民间画鸡贴门上,就是由这种遗俗变化来的。

    古人认为鸡还是一种吉祥动物。“鸡”谐音“吉”,鸡年就是“吉祥之年”。古代有一种年画,上面是啼叫的公鸡和牡丹花,有读书人的人家过年时都会张贴,取意“功(公)名(鸣)富贵”。还有一句十分喜庆的话叫“龙凤呈祥”,龙的原型是蛇,凤的原型就是鸡。凤凰的别名是鸭鸡。《尔雅·释兽》说:“鸡三尺为鶤。”传统的“龙凤呈祥”一说,事实上是“龙鸡呈祥”。

    实际上,鸡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不比凤凰差。古人称鸡为“德禽”,西汉韩婴《韩诗外传》便有这样的说法:“君独不见夫鸡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文” “武”“勇”“仁”“信”,这些鸡的优秀品质可都是凤凰所没有的。

    (摘编自《“鸡文化”对古人生活的影响》)

    现代文阅读Ⅰ;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就中国古代诗歌史而言,盛唐既是时段分期概念,也是由审美特质、体制艺术、代表作家等共同构成的诗学型范的概念。特别是经过宋元明清论者的阐发,盛唐逐渐凸显为诗歌史的黄金时代,盛唐之“盛”也具有了诗史价值判断的含义。

    作为分期概念的盛唐,由严羽《沧浪诗话》较早提出,至明代高棅基本论定。严羽论诗推崇盛唐,又说“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可知他心中的盛唐主要指开元、天宝诗坛。此后学者言及盛唐,基本重在开元、天宝,只是对盛唐的上限和下限的看法稍有出入。特别是对于开元以前的陈子昂,天宝以后活跃的韦应物、刘长卿等,以及杜甫在天宝末年至大历时期的创作等,有所争议,这些创作是否应纳入盛唐时期,引起了学者的思考。到高棅编选《唐诗品汇》时,详细选定开元至大历初八十六人为盛唐,更加标举开元、天宝为“盛唐之盛者”。高棅对盛唐分期的看法相对客观,也在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现当代学者论定盛唐所涵盖的范围,基本不出高棅的结论,而对盛唐分期的歧见也主要针对的是安史之乱后至大历初的归属问题。一方面如郭预衡、余恕诚仍然主张自开元至大历前划为盛唐。另一方面,从胡适到林庚、袁行霈,都主要把开元、天宝作为盛唐,并将天宝末至大历视为盛唐诗向中唐诗的过渡。后一种观点已经成为当前学界的主流。在唐代历史上,政治社会之“盛”与诗歌创作之“盛”,这二者的时限有所重合而又不完全吻合。

    盛唐诗学型范到底由哪些作家来体现,这是一个关键的论题。历代学者对盛唐诗歌典范的总结,实际也是基于他们对盛唐的代表性作家作品的认识。严羽推崇李白、杜甫,同时又称赏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我们今天一般说到盛唐诗人,首先就离不开这六家,其代表性和经典性是毋庸置疑的。

    与此同时,历来论者都认可杜甫为盛唐诗人,但又对杜诗超出唐诗主流风格的特质颇有体会,于是产生了对于盛唐之“正体”和“变体”的探讨。严羽已经注意到“众唐人是一样,少陵是一样”。王世在《艺圃撷余》中进一步论及杜诗多有“变态”之处,说:“特高于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而终不失为盛唐者,以其有秀句、丽句也。”可见,杜甫在盛唐主流风格之外,又具备独造之变体,这一现象历来就是古人所关心的问题。就杜甫的“不离盛唐”而言,我们看到盛唐概念的丰富性、包容性;就杜甫的“超出盛唐”而言,我们看到盛唐艺术规范的限度所在。于是,如何在唐诗史上安放杜甫的位置并评价杜甫前后期的创作,也成为探讨盛唐概念之时的题中之义。

    (摘编自黄琪《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盛唐概念》)

    材料二:

    杜甫一生,有长达四十三年的时间是在唐玄宗“开天盛世”中度过的,但绝大多数杜诗尤其是代表作,又是在755年安史之乱以后的十五年里所创作的。这就不免给人造成一种印象:杜诗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因为他的乱世经历,而与“开天盛世”无关。实际上,一部杜诗,始终贯注着“盛唐气象”,杜甫安史之乱以后的伟大创作,既根本得益于“盛唐气象”的深远影响,更代表诗歌史上“盛唐气象”在李白之后的另一座高峰。

    杜甫完整经历了“开天盛世”。尚在童稚时期,就领略到通都大邑的繁华;青年漫游,进一步饱览祖国山河的壮美;三十五岁后,他既与李白、高适等本朝第一流诗人过从,更得到从最高君主到各界名流的称扬。“忆昔开元全盛日”,这种盛世经历,是支撑杜诗取得巨大成就的生活基础。

    杜甫也有高度的自信,他年轻时说自己:“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晚年还有“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壮游》)的回忆,可见其自信的持久。

    现存杜甫安史之乱前的作品虽少,但已充分体现出“盛唐气象”。他年轻时的《望岳》不仅写出泰山的雄伟,尤其反映出一个盛世青年诗人的壮心豪气。杜甫天宝中期进入长安求仕,诗中感慨个人遭遇、批判政治黑暗的内容增多了,但对于自己身为盛唐诗人胸襟气魄的书写,仍然激越震撼。《醉时歌》写自己和友人郑虔的病饮高歌,特别是“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的结尾,同样可见追步李白的盛唐精神。《兵车行》《丽人行》《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等诗,虽以忧念时局为内容,但亦可见“盛唐气象”。

    唐肃宗乾元二年杜甫弃官,踏上了一个无法预测的前途。但越是艰难苦恨,杜甫越是斗志昂扬。逗留秦州、同谷期间的有关名作,首先表现出“盛唐气象”的风神延续。杜甫经停秦州、同州时,安史之乱仍在迁延,而西疆又开始不稳。杜甫尤其在诗中表达其激扬的战斗意志。

    唐代宗大历三年春,杜甫出峡,在流离老病中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两年。人生近暮,但杜甫仍关切四方十年的纷纷杀气,更愁望云山邈远的直北长安。杜甫太看重他生长于斯的盛唐时代,除了与其同生共死,几乎别无选择。他的《江汉》依旧有报效国家的盛唐壮心。

    杜甫从来都是盛唐诗人,杜诗始终属于“盛唐气象”。中国诗史中的“盛唐气象”,伴随杜甫的永别,才真正走向终点。

    (摘编自王树森《杜甫与盛唐气象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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