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特征

    与西方文学相比，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特别鲜明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即使在上古神话中，中华民族的先民所崇拜的也不是希腊、罗马诸神那样的天上神灵，而是具有神奇力量并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人间英雄。例如在“后羿射日”和“大禹治水”这两则著名的古代神话中，后羿和大禹等神话人物其实就是人间的英雄、氏族的首领，他们的神格其实就是崇高、伟大人格的升华。他们以巨大的力量克服了自然界的种种灾难，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他们与希腊神话中那些高居天庭俯视人间、有时还任意惩罚人类的诸神是完全不同的。“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故事也反映了先民们征服时间、空间阻隔的愿望，体现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

    古代的英雄崇拜其实是先民们对自身力量的崇拜，因为神话传说中的英雄都是箭垛式的人物，是先民们对自身集体力量的艺术加工。所以在古代神话中产生了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等人物，他们分别发明了筑室居住、钻木取火及农业生产。而黄帝及其周围的传说人物更被看作中国古代各种生产技术及文化知识的发明者（如嫘祖发明养蚕，仓颉造字等）。在经过后人加工的中国上古神话中，神话的因素与历史的因素以传说的方式奇妙地结合起来了。神话人物主要不是作为人类的异己力量出现，而是人类自身力量的凝聚和升华。神话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所是人间，他们的主要事迹是除害安民、发明创造，实际上就是人类早期生产活动的艺术夸张。因此，中国上古神话或多或少具有信史化的倾向，许多神话人物一直被看作真实的历史人物在神话传说中的投影。可见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正是中国上古神话所体现的中国文化特征。

    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中，无论是抒情文学还是叙事文学，作家总是把目光对准人间而不是天国。他们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中的悲欢离合，而不是属于彼岸的天堂地狱。宗教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反映是极其淡薄的，即使在佛、道二教兴盛之后，它们对文学的影响也主要体现为作家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多元化，而没有造成文学主题偏离现世的转移。例如在唐诗中，几乎所有的诗人都以满腔热情去拥抱人生，且不说讴歌边塞题材的高适、岑参和关心民间疾苦的白居易、元稹，即使是喜爱刻画鬼神世界的李贺，其实也以对黑暗现实的憎恶反衬着对美好人间的向往。又如明清的著名小说以社会现实生活为主要题材，即使是神话小说《西游记》也不例外。孙悟空蔑视天庭的统治秩序，即使失败后仍保持着傲骨，对佛祖菩萨也敢嘲弄揶揄。《西游记》寄托了人民反抗社会邪恶势力的理想，因为那些妖魔全部都贪婪凶狠，残害百姓，有的还与天上神佛沾亲带故，显然是人间邪恶势力的象征。

（选自张岱年主编《中国文化概论》，有删改）

如果以故事长度与曲折程度来衡量小说文体成熟与否，那么，笔记体小说与传奇体小说自然就分出了高下，传奇体小说成了文言小说中最为成熟的文体。此说大概亦与鲁迅相关，鲁迅谓：“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送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鲁迅的总结是精确的，“粗陈梗概”与“叙述宛转”很好地概括了两者故事形态的特性。而对两者之优劣比较，鲁迅则比较审慎，仅以“演进之迹甚明”加以表述．今人则又一次放大了鲁迅的判断，将“故事”及其长度、曲折视为判定文体高下的准则，认定传奇乃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最早的成熟形态，而将以往的小说文体统统归入尚在孕育中的小说文体胚胎。20世纪以来，人们习惯于用西方的“短篇”，“中篇”和“长篇”来为古代小说分类，据此，那些“丛残小语”、“粗陈梗概”式的笔记体小说则难以归入。如何对待“故事”，不同小说文体有不同规范。古代小说大致形成了两种故事观。一种以笔记体为代表，其“故事”其实是某种“事件”，或是历史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语行为，或是得之传闻的神怪之事；事件叙述方式是“记录”。一一随笔栽录，不作点染。因而笔记体小说的“故事”不求完整曲折，往往是一个片段，一段言行，一则传闻。另一种则以传奇，话本和章回体小说为代表，其“故事”就是有首尾、有波澜的完整情节。两者之差异可谓大矣，难作相互比照，更不能强分轩轾，以彼律此，谁能说《世说新语》在文体上还不成熟而仍处于孕育状态呢？

    在旧时，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好贵古贱今。凡今人做了什么好事，这些人总觉得无论这事做得如何好，但比之古人，总要差一点，古人所做的事，一定更好，或做得更好。如果今人做了什么坏事，这些人便借题发挥，用“世风不古，人心日下”等滥套，将令人骂得“狗血淋头”。

在旧时，除了些庙堂颂圣的作品外，在私家著作里，很少看见称赞他自己时代的文章。王充《论衡·齐世》篇说“古有无义之人，今有建节之士，善恶杂厕，何世无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王充看出了大部分人的错误，所以他在他自己的书里有《宣汉》篇。在这篇里，王充指出，汉朝的文治武功，都超越前古。

    在旧时，大部分人所以都贵古贱今，其原因有两点可说。就第一点说，大部分人本来都是“贵所闻而贱所见”。“今”是一个人之“所见世”，“古”是一个人之“所闻世”。大部分人本来都是“贵所闻而贱所见”，所以他们亦是贵古而贱今。就第二点说，中国旧时的社会，是农业的社会，在农业的社会里，人所注意的事情，如四时之变化，五谷之种植收获等，大部分都是循环的，人靠经验即可以知之、治之。农业社会的人，特别“尊高年”。高年是有经验的人。青年人有什么不了解或不能应付的事，即请教于高年。高年凭他的经验，可以教训青年，而这些教训，大致都是不错的。在这种情形下，人对于“古”即不知不觉地起了一种尊敬之心。但在工业社会，新的事情时常发生。而其新又不只是个体上的新，而是种类上的新。对于人所没有经过的事，旧经验的教训即不可用，至少是不一定可用。所以在工业社会里高年不是一个傲人的性质，而青年反是一个傲人的性质了。因青年对于种类上的新的事物，可以学习，而高年则不能学习也。在农业社会里，人所以尊高年，一半是由于道德的理由，一半是由于实用的理由。在工业社会里，如果人亦尊高年，其所以尊高年完全是由于道德的理由。

    近数十年来，中国自农业社会渐变为工业社会，所以贵古贱今的人，在现在是很少的了。但有一部分人另外又犯一种毛病，即贵远贱近。凡中国人做了什么好事，这些人总觉得，比之外国人，总要差一点。他们总想着，外国人所做的事一定更好。如中国人做了什么坏事，这些人一定要借题发挥，用“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等滥套，把中国人骂得“狗血淋头”。

    现在所以有这一部分人，贵远贱近者，其原因亦有两点可说。就第一点说，近是人之所见，远是人之所闻。人既易于“贵所闻而贱所见”，所以也易于贵远贱近。就第二点说，中国现在一部分人还有殖民地人的心理。这种心理，以在清末民初时候为最甚，盲目地崇拜西洋人，相传有人以为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这种殖民地人的心理，在中国到现在还有残余。贵远贱近，虽亦是人之常情，但他们又并不是只贵远贱近，他们对于埃塞俄比亚的英勇，总觉得“不过如此”，而对于捷克的怯懦，总觉得“没有什么”。在这些方面看，这一部分人的贵远贱近，是由于他们的心理，是殖民地人的心理。

    就人之常情说，人贵所闻而贱所见。这并不是人的弱点，而正是人的优点。“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其一即是人有理想。人有理想，而其所见的事物，都不尽合于他的理想。人总有缺点，他所做的事亦总有缺点。在时间上或空间上离我们远的人，亦有他们的缺点，他们所做的事亦有缺点。不过这些缺点，因为距离远的缘故，不容易看见，都只看见其大体轮廓，其详细则看不清楚。如其大体轮廓无大缺点，人即以为其是完全的。人对于其同时同地的人或事，则是深知其详的。不但看不见其大体轮廓的无大缺点，而且简直看不见什么是其大体轮廓，如所谓见树不见林者。

（节选自冯友兰《新事论》）

莫把汉学当国学

慕朵生

    日前，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携带《曹寅与康熙》等新书来华举办首发式，并在多所高校进行讲座，在学界和媒体引发新一轮“汉学热”。但笔者以为，“汉学”当热，然不可将之混同为“国学”。

    汉学是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学问，历经游记性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派汉学，以及侧重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学”等几大阶段，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面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和复杂的现实，汉学家们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甚至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比如，欧洲“启蒙运动”就深受来华传教士介绍的儒学的启迪。

    不过，中国学界对汉学的追踪和介绍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其中，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国内曾分别兴起一股“汉学热”，原因是这两个时段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思想争鸣活跃，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此次史景迁访华引发的新一轮“汉学热”，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时代背景下，国人试图借助汉学对自己国家崛起和文化复兴进行的一种心理上的印证和调适。不难看出，汉学不仅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还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既能发现自己的优缺点、长短处，也能了解自己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方位和价值。

    然而，汉学虽有重要价值，但亦不可无限拔高。因为，汉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西学”，是西方人用西方价值观念、学术范式来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对汉学家而言，中华文化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就像实验室的试验品或博物馆的展览品一样，很难内在于自己的生命，灌注以自己的情感，更很少自有弘扬和光大的责任感。

    但是，中国人注定做不了中华文化的旁观者。因为。千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亦即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须对国学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否则，遗失国学就等于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得历史失忆症和精神分裂症。

    令人遗憾的是，百余年来中国人一度迷失国学，崇拜西学，形成了一种与“西学心态”互为表里的“汉学心态”——前者指试图以西学取代国学，后者指像汉学家一样把国学仅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再用生命和情感去体验并证成国学的优美价值。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学界还出现了以获得外国汉学奖项为荣，谋求学术名望乃至经济利益的灰色学术现象。上述现象的实质是国学的“汉学化”。如任其发展下去，国学将会变成一种“在中国的汉学”，而汉学乃至西学则会变成“在中国的国学”。

    总之，汉学当热，但不能将之混同为国学，更不能以之取代国学。我衷心祝愿汉学能早日成为国际显学，更希望中国能大踏步复兴自己的国学，同时热烈欢迎海外汉学回家，使自己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

（《学习时报》）

声音不殊文体何立

——关于当下的小说语言

    不管把小说的起源追溯得多么辽远，我们都无法否认小说最主要的根系牢牢地扎在说书人的书台。就算小说生产与消费的现场早已从书台移至书斋，写小说和读小说的人都应该仔细聆听小说文体根基处隐隐传来的书场中那个“疑雨疑云颇多关节，绘声绘影巧合连环”的顿挫之声。理解了小说的写与读原来脱胎自勾栏瓦舍的说和听，懂得了小说穷世界之广大、极人心之精微的雄心、野心，说到底却可能只是一片不得不悦普罗大众观听之耳目的苦心，就能领悟作家王安忆一个近乎武断的判断：“我将‘诗’划为文学的精神世界，而‘小说’则是物质世界。”

    小说既是建基于现世的淤泥，小说家的前身既是书台上纵横捭阖的说书人，这些先天印记就一定会给小说语言带来如下特征。首先，小说语言来路庞杂、真真假假、荤腥不忌。其次，叙述语言绝对地优位于人物语言，所谓的“小说风格”很多时候就是叙述语言的风格，这是因为小说的推进无非就是叙述人之叙述的铺陈，而人物的说也是被叙述人的叙述所叙述出来的。正是由于认识到叙述语言的优位性，苏童的大多数小说索性去掉人物语言的双引号，让它们成为间接引语，一种被叙述语言改造和统摄的人物语言。

    从以上体悟出发，我认为当下小说的语言相应地存在两点问题。第一，小说语言强作典雅，好像用典雅的语言写出来的小说就一定是高级的小说似的，殊不知雅也许只是孱弱、干枯和隔靴搔痒，俗有时候反而是泼辣的，一鞭子就是一道血痕。可以举一组经典作家的比喻略作对比：同样是形容一张抹过官粉的丑脸、黑脸或是老脸，老舍说虎妞的脸仿佛“黑枯了的树叶上挂着层霜”，赵树理说三仙姑的脸就像是“驴粪蛋上下了霜”。可惜的是，驴粪蛋一类的词汇入不了很多小说家的法眼，他们恨不得找出所有带“玉”字偏旁或是其他其来有自、一打眼就极高贵、雅训的词汇来砌成自己的小说。比如，葛亮的《北鸢》说姐姐昭德虽是病容，仍是“刚毅朗净”的样子。“刚毅朗净”一词美则美矣，跟样子却不太搭。

    第二，小说家们只是一味诚恳、卖力地叙述，就像不太高明的歌者只会用自己的真嗓子嘶吼，他们还不懂得运用“假声”“花腔”，不明白在自己和演唱之间应该隔着一个由自己发出却又不是他自己的腔调——这里的腔调，对于小说写作而言，就是一种绝不能等同于小说家自身原本的叙述声音的合适的叙述声音。忽视对叙述声音的寻找和淬炼，起码给当下小说写作带来如下后果。首先，当下某些小说家都没有能力甚至没有意识去“吊”出属于自己的嗓子，他们的写作当然就是面目雷同的，哪有辨识度可言，他们要想出彩的话，就只能乞灵于说的内容，说直白一些，就是借题材的光——底层写作、民族秘史，不一而足。其次，真嗓子的音域是狭窄的，只能在有限的音区内徘徊，同理，不为每一篇小说打造一个合适的叙述声音，而是统统由小说家本人赤膊上阵，他就只能在一个固定的音域内发声，他所有的创作好像是孪生的，写一篇与写一百篇没有本质的区别，哪像一看“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就知道是《狂人日记》，再看“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就知道是《故乡》——我想，鲁迅之所以被誉为“文体家”，大概就是因为他有能力为每一篇小说确立一个独特的叙述声音。声音既殊，文体必异。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2月10日）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一种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哥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那《笑做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