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当代中国实行依法治国，被视为“以武犯禁”的侠看似已无甚价值，但其实不然。侠早已成为一种泛化的精神气概与处世风范，沉淀在一代代炎黄子孙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侠文化更是作为中国文化的独特产品而闪耀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侠的人格魅力在当今时代有增无减，这从如今武侠文学、影视的高度繁荣可见一斑。笔者以为，无论是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还是针砭矫正社会时弊，抑或塑造理想人格模式，侠的当代价值都是圭璧连城的。

    尽管侠文化一直是以一种反传统、反正统的文化存在，但历史已经证明一直盘踞正统地位的儒家文化并不是万能的，有时甚至是脆弱不堪的，文化作为一个有机体，必然包蕴着多种面向，侠之于中国文化不仅仅是武功超凡的英雄形象甚或是舍己为人的仁人义士的典范，而早已化作融合这一切的一种独特而丰满的民族文化人格的图腾，其所蕴含的崇尚正义公平、自由进步、打破常规的思想价值，诚信重诺、见义勇为、不矜不傲的伦理精神，以及孤鸿烟月、断剑沧海、浊酒残阳的审美意蕴，都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与品格，必将为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独特而不竭的精神动力。

    侠从一开始就具有深刻的平民性，且在历史上几乎一以贯之，这也是其能深入社会肌理，进而针砭时弊、纠偏矫正的原因。当今中国虽经济发展、物质繁荣，但拜金享乐、急功近利、浮夸炫耀之风四处蔓延，究其本源，乃个体文化人格的偏颇与缺失，侠之“仗义疏财，赴人困厄，重诺守信，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精神气概与人格风范正是一剂对症的良药，试想如今不少骄奢淫逸的“富二代”如果能有些许真正的侠者气概，那他们能产生的正面能量将是不可估量的，尤其是在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侠义与侠行在普罗大众中的散播，毕竟平民性才是其本质特点，聊可欣慰的是，国人在危难关头的表现约略浮现出了侠的影子，或可视为侠心未泯的象征。

    归根到底，侠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人格而穿越千载，尽管中国传统上推崇儒、释、道合一的人格模式，但无论是儒家的仁和谦冲，还是道家的虚静无为，抑或佛家的明心见性，都无法触及理想人格模式的全部内涵。事实上，侠早已成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流品而与儒、道、佛并驾齐驱，尽管侠没有系统的理论思想，但它在道德实践、社会影响等诸层面并不在此三家之下，在某些历史阶段甚至实现了超越，尤其是在近世演化中所出现的明显的“儒侠互补”倾向，更是证明了侠在近代理想人格模式重构中的重要地位，而侠在当代的最大价值正是体现在对中国人传统人格的建设性重构之中，有侠参与构建的人格，才是一种更加健康的中国人的理想人格，这也是对中国传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

    有宋以来，接地气的词、小说、戏曲的兴盛，促成了中国文化的下移，由此导致官方意识形态传播的因时而变。在承袭固有的诗文传播之外，如何使词、小说、戏曲担负起像诗文一样宣传正能量的职责，不仅要突破“诗文为贵，词曲为卑”的陈旧文体观念，更要面对的是文化下移带来的意识形态有效传播途径的探索。

    戏曲与意识形态的传播虽有深刻的关联，但官府因其“不登大雅之堂”而疏于管理。随着戏曲从业人员的壮大，题材内容思想的拓边扩界，“优孟衣冠”式的宫廷娱乐逐渐转为勾栏瓦肆的演出，这导致“违规越礼”之事时时有之。如《墙头马上》，剧中李千金与裴少俊在后花园违规越礼，颇为大胆。此类传播有违儒家教化，这一现象逐渐引起官府的警觉，于是针对戏曲的法律条文也多了起来。“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等条文在《元史·刑法志》中有明确的记载。明承元风，逐渐强化。《御制大明律》云：“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与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明初，朱元璋盛推《琵琶记》。《琵琶记》出现之前，蔡伯喈、赵五娘的故事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内容多为蔡伯喈应试及第，抛亲弃妻，被暴雷轰死。高明感于蔡伯喈行为有违教化，故在“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创作动机的驱使下，把原本负心题材的故事，演绎成“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的教化剧。

    朱元璋之子朱权，潜心戏曲，援引“治世之音安以乐”，为《太和正音谱》的戏曲文献整理鸣锣开道，并云“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理学家丘濬继承高明戏曲遗风，言“借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清初流传甚广的《桃花扇》与《长生殿》，更是接续“资治通鉴”之史家意识，使情摆脱了晚明一己自由之立场，而放到一己之情与国运相关的宏大叙事之中。

    戏曲传播的一个重要特性是易知易晓。丘濬在《伍伦全备记》开场白中直言，经书所载三纲五常，不如诗歌吟咏性情，容易感动人心。近世以来做成南北戏文，人人观看，皆能通晓，尤易感动人心，使人手舞足蹈不自觉。在感发人心这点上，丘濬不但看到了卑体戏曲与尊体诗歌的一致性，而且体悟到“性情”传播的个体差异性。

    戏曲传播的另一个特性是剧场的群体接受。戏曲批评界崇尚场上之曲，鄙弃案头之书，这种批评旨趣反映了舞台性之于戏曲的重要，而对舞台性的衡量离不开台下受众的接受。丘濬著作中曾记录群体受众的面部表情：“座中观者不下数百人，往往有感动者，有奋发者，有追悔者，有恻然叹息者，有泫然流涕者。”相较于诗文的个体阅读接受，戏曲之剧场的群体接受，更显示出戏曲传播的宽度及其演员、观众互动的特殊性。

（选自《有宋以来戏曲传播的有效利用》，有删改）

    道德理想是指道德高于现实的未来性因素，包括以下内容：一定社会阶级及成员对未来社会道德关系和道德风尚的向往，一定社会阶级的道德体系的理想道德标准或称道德规范体系中较高的、还不能为当代社会大多数成员所奉行的要求。

    道德理想内容的第一方面，涉及到了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关系。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有联系的一面。社会理想主要是指一定阶级的政治理想，它包含着对社会制度和政治结构的性质、特征的要求和设想，广义上也包含着对即将到来的社会面貌的预见。以恩格斯的观点来看，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本来就是一回事，道德理想是社会理想的、也是那些与历史发展的根本要求相一致的未来社会观念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这也就是说，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必然有部分重合。比如，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为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而奋斗，就不仅是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而且是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

    当然，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之间也还存在着差异。其一是从内容上看，它们的着重点不同。如果说社会理想更加注重勾画未来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的话，道德理想则注重勾画未来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和道德风尚。其二，一定的社会政治理想最初往往是以道德理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并不是一下子就成为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认识得很清楚的科学理想的。在一种社会理想形成的过程中，人们对社会制度未来的轮廓构想首先表现为一种道德预测或道德理想。虽然就准确性、严谨性、论证性而言，道德预测或道德理想不能和科学的社会理想相比，但它能动员广大群众主动热情地投入到变革社会的进步活动中。比如，社会主义理想就首先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以道德预测和理想的形式得到了首次表现。作为精神力量，它对当时人民群众和早期无产阶级自发斗争起了感奋作用，给社会的发展从道德上指明了方向，从而使它自己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的直接源泉。其三，一定的社会理想产生之后，只有被实践的人们所理解、接受，成为他们的道德信念和行为习惯时，才会变成人们实践中的真实理想。如果一种社会理想没有转化为该阶级成员的道德理想，那么这种社会理想还停留在认识领域。道德理想使社会理想更接近于实践。正因为如此，人类历史上革命阶级在斗争中追求奋斗的社会理想，有浓厚的道德理想色彩和丰富的道德理想内容。

    道德理想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理想道德标准或称道德规范体系中较高的、暂时还不能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所奉行的要求。例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由此产生的普遍道德要求是否定剥削、否定不劳而获等。但是现实中还有更高的道德理想标准，如不计报酬、毫不利己、大公无私等。道德规范准则具有规范的、现实的性质，是判断和评判人们行为善恶的标准；道德理想标准则具有崇高的、理想的性质，是判断和评判人们行为道德价值大小的标准。在实践中，人们只有自觉地遵循道德规范准则，才有可能进一步实现一定社会和阶级的道德理想标准。可以说，道德规范则是道德理想标准的前提和基础：道德理想标准则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更高要求，反映了道德行为的发展方向。

(摘编自肖群忠《道德理想新探》，有删改)

    在古典美学中，雅俗与“文野”分别组合，成为两组相对的范畴，即文雅和野俗。二者是对立的两极，相反而又相成。

    从人类文明脱离动物本性起步之际，雅与俗的分野就产生了。人类文明进步愈大，文化层次愈高，知识修养积累得愈丰厚，雅俗的差异就愈显著。上古时期，典型的雅俗差异表现在《诗经》之中。《诗经》的内容分为风、雅、颂三类，风诗的作者多为农夫走卒、妇人女子，多道田间闾巷的山情水音，显得浅近野俗一些；雅诗则多出自公卿士大夫之手，较为讲求辞采，显示出作者较高的文化修养。因而雅诗与文采相联系，成为“文雅”。文雅观念的形成也与孔子有关，《论语·雍也》记孔子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文质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雅适合的是士大夫知识阶层的口味，反映的是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审美习惯。文雅的重要内容是指语言中显示出的文化知识的积累。在语言中引用或化用古人语句、古典古事，可使语言有苍古博厚之风。古代的批评家认为，知识、学问的有无或多少是区别雅俗的重要标准。清人毛奇龄说：“天下惟雅须学，而俗不必学；惟典则须学，而鄙与熟则不必学。”读书是求雅去俗的最好途径。

    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雅俗的表现是复杂的、多样的。雅俗的差异在于文化层次的高低，在于文化积累的多少。然而这种高低和多少却又是相对的，是在比较中呈现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度”，超过度的限制，就会走向它的反面。

    雅和俗虽然异势，但也并非水火不容，雅俗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互相易位。“以俗为雅”这个中国美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颇有影响的理念即是典型的例证。文雅本指文采华语言修辞工致，是艺术修养高的标志，但如果一味追求文采华丽、语言精致，则又会成为千口一腔的陈辞滥调，又成了凡俗、陈俗的东西而令人生厌。这时如果别出心裁，有意从以前已遭摒弃的民间语言中汲取材料，用入作品中，则会产生清新出奇的效果，这正是高雅的一种表现。“以俗为雅”的作品，其外在的形式特征是“俗”，而其体现出来的品格、趣味却是“雅”。这里“俗”和“雅”是相互协调、相反相成、浑融一体的。

    “以俗为雅”的理念还可以运用到文学创作的体裁、题材、意境等领域。如表现在体裁方面，古代文学家、批评家通常推崇雅体，贬斥俗体，如民间歌谣就被视为俗体而受到贬斥。但也有一些作家看到了这种体裁所蕴涵的艺术价值，如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

    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文雅和通俗。梁启超的看法对我们很有启发。他将诗分为“文人诗”和“民间歌谣”两类，并指出：“简单说，好歌谣纯属自然美，好诗便要加上人工的美。”“对于自然美加上些人工，又是别一种风味的美，譬如美的璞玉，经琢磨雕饰而更美；美的花卉，经栽植布置而更美。”

 (选自《论文雅》有删改)

中国智慧式的大智慧——“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苏长和

    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其思想文化本源？

    ②客观地说，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运与共、共同体、世界主义的政治思想，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论、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兰世界“天下一家”、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观念。总的来说，早期这些共同体观念解决的只是内部秩序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其中，历史上不少共同体思想还受到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局限，它们所强调构建的共同体是以一个假想或现实的敌人为目标的，这种思想很容易导致世界陷入对抗之中。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影响着个别大国的外交政策，值得我们去辨别和防范。

    ③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思想文化本源来自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所谓传统，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中外秩序资源，在当时地理所及的范围内，形成了一套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做法，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创造性转化。所谓现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同体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中，包含着国际主义以及很多“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时，这些思想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学理上区别于既往及现在流行的一些共同体理论如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民主”价值观联盟等的重要依据。

    ④以往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思想和实践，要么服务于强者，要么用来结成一个国家联盟以反对另一个国家联盟，要么是一种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是从排他性国家联盟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共同体，而是从世界范围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变革、大多数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结成联合的高度来理解共同体。

    ⑤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关于人类合作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解的位置。这个概念将随着全球人、财、物、智互联互通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基础，具有较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感召力量。

    ⑥我们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就是一片祥和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维护和平的综合力量与进行战争的力量之间的对比，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与国际经济秩序不平等现实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对抗的矛盾因素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难题。

     ⑦“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将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自我定位。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呼吁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删该）

    法治社会概念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目标指引，似乎可以指涉无数有关法治的范畴，这稀释了法治社会概念的效用。法治社会建设需要面对社会生活，有强辨识性的目标指引。通过分解目标，可以深化对法治社会结构的认识。从而将法治社会建设具体化、可操作化。

    首先，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需要有多元的渠道和机制。目前，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还较为缺乏，既有的制度性渠道也容易流于形式或被虚置。因此，应当以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形式，建立以各级政府为主导，以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为补充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网络体系，打造多样、丰富、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同时，深入理解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运行规律和心理特征，精心设计、完善公众参与的运行机制。

    其次，维护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是良好社会秩序的当然之义，也是法治社会的基础。社会信用体系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基础，以政府强有力的监管体系为保障。通过信用机制对社会成员和企业进行约束。通过记录信用状况来揭示信用优劣，整合全社会力量褒扬诚信、惩戒失信。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还需要完善的法律服务体系保障。我国法律资源的配置与分享存在着失衡现象。表现为区域、城乡、阶层之间的不平衡。为此，需要从创造法律资源转向公平合理地配置法律资源，为弱势群体运用法律资源提供更多的便利，完善法律服务资源配置与分享机制。

    再次，要调适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基本公共服务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务，包括基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服务、基本医疗卫生、基本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育等。目前，我国初步建成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但供给不足、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然突出。调适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需要面对几对关系。一是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的竞争与协作，二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协作。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容易因职能、资源、信息、利益等缺乏整合而导致“孤岛现象”。因此，需要促进不同机构之间的有效合作，提高国家能力。三是民众的合作。民众不能有效合作，少数人的反对会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常常导致公共服务无法落地。

    最后，法治社会需要设置与界定社会组织的恰当行为空间，应当坚持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界定恰当的行为空间，需要面对社会组织的诸种错位行为。第一，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倾向。一些社会组织打着公益的旗号，却以营利为目的，甚至沦为敛财的工具。第二，将社会组织用于避税洗钱。社会组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用于社会公益。因此法律制度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有诸多优惠措施，有人却借此洗钱避税。第三，干预政策议程，成为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工具。例如，有社会组织受国外支持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对社会组织行为空间有了准确界定，政府才能对这些错位行为依法监管。

（摘编自陈柏峰《法治社会的辨识性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