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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困难

    阅读下面一段文字,完成文后小题。

    围棋与国家

    林建超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极可能源自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中华文明的源头相符。

    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围棋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围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

    围 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春秋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社会风气浮躁、趋利,具有运气性和刺激 性、宜于赌博的博累棋流行甚广,围棋处于受挤压的位置,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东汉中期后,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 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博累棋消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他 们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而围棋在与它们的比较中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优势。

    围 棋的价值和地位在与传统礼教观念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统伦理观念。后来, 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就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宣寄的工具,并把它 纳入儒士必备的艺技。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人们在围 棋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等功能。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

    对 围棋,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 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到魏晋时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 “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

    (节选自《围棋与国家》,有删改)


    (1)关于围棋的起源和发展,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 . 围棋发源于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 B .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 C . 围棋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西汉时受社会环境影响而广泛流行,东汉时已深受人们的喜爱和重视。 D . 魏晋时人们对“艺”产生了新的看法,儒家对围棋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
    【答案】
    (2)对围棋价值和地位的认识,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 围棋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对个人修身养性,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B .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传统礼教观念的斗争中,在社会实践的对比中确立起来的。 C . 自人们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把它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后,围棋就成为儒士必备的艺技。 D . 围棋作为“国艺”,是一种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从国家层面上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
    【答案】
    (3)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

    A . 围棋的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随着人们对其功能和价值认识的深入逐步确定的。 B . 围棋因为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能够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在东汉中期就凭借其本质上的优势而盛极一时。 C . 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了围棋活动的负面作用,其实这些负面作用也与围棋的娱乐、交际等功能性弱点有直接关系。 D . 对围棋进行神化和矮化都是不对的,只要把“国艺价值观”作为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就能正确认识围棋的“国艺”地位。
    【答案】
    【考点】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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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小题。

        用典,也叫用事,是指人们在行文中引用(或借用)前人的言论和事迹等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用典作为一种文学修辞,如刘勰所说的“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其功能主要是使文辞更为含蓄和典雅。

        中国古代用典修辞早就有之。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出现了“互文性”的说法,它大体的意思是:一个文本不可能完全是自己的创造,一定是从别的文章中引用了、化用了某些成分;或是明写,或是化在自己的文章中。其实这个说法与中国古代的用典的意思差不多。用典变成了“互文性”,传统的文学修辞法变为现代的文学修辞法。

        那么,用典与社会文化有何联系呢?

        首先,用典这种文学修辞方法与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成过程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正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不断生成导致了用典这种文学修辞。社会精神文化的最初的生成可能是从民间到上层的,下层的百姓在劳动的实践中,由于有感受、有需要,形成了最初的歌谣。历史已经证明,下层劳动者创作的歌谣,必然会被上层的士人看中,于是拿过去加工,成为诗歌或其他作品。这种情况一代又一代这样持续下来。而士人从下层劳动者那里“拿过来”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用典”了,他们可能增加或减少一些字句,改变一些字句,或者师其意而不师其辞……这过程从广义上说,就是用典。中国士人加工、改造、整理过的最早的诗歌(如《诗三百》),不断被后人“引用”或“化用”,创作成新的诗歌作品,这就更是“用典”了。因此“用典”是精神文化生成过程的重要一环,也可以说,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成过程使“用典”成为一种文学修辞,“用典”是社会精神文化生成的产物。

        其次,再从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看,一方面是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创造,另一方面是后一代的文化总是从前一代、前几代的文化里面继承一些成分。这继承中,必然要引用前代若干具体的资料,以说明新的文化意义,这就是典型的“用典”了。若用刘勰的话来说,文学的发展离不开“通变”两个字,“变”是根据现实状况提出新主张、写出新篇章,这是对古之变;“通”就是要学习古典,熟悉古典,吸收古典,使“变”建立在“通”的基础上。那么在这“通变”中,“用典”也就自然成为创造中重要的环节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情况不同,士人崇尚的风气不同,这又区别出“用典”的多少、好坏等。为什么到了宋代,会出现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把“用典”推到极端,提出“夺胎换骨”和“字字有来处”的主张呢?这就与宋代士人推崇的风气有关。他们更看重书本,而看轻了生活,或者说从现实逃向书本领域。黄庭坚生活的时代,现实社会问题堆积如山,如与北方民族矛盾已经十分严重,内部纷争不断,而他们觉得他们面对的现实问题解决不了,他们逃向书本是他们与现实矛盾无法协调的产物。这样,黄庭坚看重的是杜甫和韩愈的诗“字字有来处”。

    以上所述,说明了文学修辞中的用典的种种情况,其最深根源仍然在社会文化中。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文化的状况孤立地来理解文学修辞中的种种问题。 (摘编自童庆炳《社会文化对文学修辞的影响》)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①对于哲学来说,“自知无知”乃智慧之母。两千多年前,西方哲人苏格拉底就说到:自知自己的无知,乃是智慧的开端。中国先哲孔子也说“知之为如之,不知为不 知,是知也”,同样强调“自如无知”作为智慧源头的重大意义。“自知无如”作为哲学智慧的开端,包含着如下两层最为重要的意蕴。第一,它给哲学的功能划定 了一个明确的界限,或者说为哲学颁布了一个“禁令”:哲学是人以人的眼光对凡与世界的一种追问和探索,而不能僭越为以神的目光来确立世界的终极原理,关于人与世界的终极原理的答案,超出了人的认识能力因而是哲学不可能提供的,它属于‘神学’而非“哲学’。自觉避免扮演先知或上帝的角色,这应成为哲学和哲学家基本的“自律”。第二,哲学不仅禁止自我僭越,而且把审查和批判一切“全知全觉”的先知或神的僭越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方式和使命。苏格拉底在雅典街头和市井中与“聪明人”的对话和辩难给哲学确立了典范:通过这种对话与辩唯,他使一切自诩拥有真理的人陷入了自相矛盾,迫使其承认自己的无知,在这种怀疑、审查和否定的哲学反思批判活动中,任何把“有限之知”膨胀为“无限之知”的倾向都特显现其有限性,暴露其可疑性和内在困境。

        ②但是,在哲学的发展十中,上述本应作为智慧开端的对“无知”的自觉却恰恰最先被遗忘了。哲学变得趟来越自负和自大,它不但不再承认“无知”是人的本性和哲 学智慧之母,而且把“无如”视为人最大的耻辱并因此把哲学的使命定位于一劳永逸地摆脱和消灭无知。这最集中地体现在哲学对于“第一哲学”的追求上。

        ③哲学对于“第一哲学”的追求,表达着两层不断递进的野心:第一,它要成为统率一切具体学科和具体知识的超级学科;第二,它还要求成为统率一切哲学问题和哲学领域的基础和支点,也即是说,它不仅要成为“科学之科学”,还求成为“哲学之哲学”,不仅要求拥有对“知识”,还要求拥有对“思想”的最高立法权。很清楚,“第一哲学”的抱负和理想完全背弃了“无知是智慧之母”的信念而走向了另一与之完全不同的极端,即紧紧地拥抱“全如是智慧之母”的教条。这是哲学的最大妄想,也是它陷入不可摆脱的深刻困境的根源。

        ④哲学对“全知”的追求犹如一个人拔起自己头发离开地球,实际上在追求一个根本不可能企及和无法实现的目标。当代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戳穿了哲学的这一幻象,把哲学从这一幻象的迷梦和独断中唤醒过来。在此方面,康德无疑是先驱者,他通过“理性批判”获得了这样的洞见:试图通过理论理性去获得关于存在本身的普遍性原理,实质上是把“有限”当成“无限”,其结果必然导致“先验幻豪”和自相矛盾。康德的“理性批判”承认了人在把握“世界总体”上的无能,这使得哲学又一次回到“无知乃智慧之母”的思想原点。康德的谦逊比那些自负狂傲的自恋哲人们更加明智而深刻。虽然他被“全知论”哲学家指责为“不可知论”者,但其回归“自知自己无知”这一原始的哲学精神的观念影响至深。20世纪以来,分析哲学家们指出传统形而上学所欲建构的“第一哲学”实际上是把语言和逻辑误用的结果,按维特根斯坦的说法,传统哲学试图用理胜和逻辑的方式去获取“整个世界”的知识,根本谬误在于跨越了不应被跨越的边界,侵入了本应保持“沉默”的领域。唯意志主义哲学、生命哲学等,也都从不同视角揭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全知主义的无根性与独断性。

    (选自《新华文摘》2014年第8期,有改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谈审美移情

        所谓移情,通俗地说,就是指人面对天地万物时,把自己的情感移置到外在的天地万物身上去,似乎觉得它们也有同样的情感。当自己心花怒放时,似乎天地万物都在欢笑;苦闷悲哀时,似乎春花秋月也在悲愁。当然,天地万物不会欢笑,春花秋月也不会悲愁,是人把自己的悲欢移置到了它们身上。描绘此种移情现象的第一人是庄子。《庄子·秋水》篇中,庄子看见鱼儿“出游从容”,于是把自己在出游中体验到的快乐之情移置到鱼身上,觉得鱼在出游时也是快乐的。庄子所述,是典型的审美移情现象。

        然而,对移情现象作出真正的理论概括是晚近的事。最早把移情作为一种美学观念提出来的是德国学者费舍尔父子。他们认为,我们对周围世界的审美观照,是情感的自发的外射作用。也就是说,审美观照不是主体面对客体时的感受活动,而是外射活动,即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我们的眼睛所感知到的人物和事物中去。在费舍尔父子那里,移情观念已大体上确定了,但通过形而上的论证把移情说提高到科学形态的则是德国美学家立普斯。因为移情说的影响巨大,以至于有人把立普斯誉为美学界的达尔文。

        审美移情作为一种审美体验,其本质是一种对象化的自我享受。这就是说,审美体验作为一种审美享受,所欣赏并为之感到愉快的不是客观的对象,而是自我的情感。在审美享受的瞬间,是人把自我的情感移入到一个与自我不同的对象(自然、社会、艺术中的事物)中去,并且在对象中玩味自我本身。

        审美移情的基本特征是主客消融、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物我互赠。移情和感受不同。在感受活动中,主体面对客体,主客体是分离的,界限是清楚的。但在移情活动中,主体移入客体,客体也似乎移入主体,主客体融合为一,已不存在界限。对主体而言,他完全地沉没到对象中去,在对象中流连忘返,进入忘我境界;对客体而言,它与生命颤动的主体融合为一,实现了无情事物的有情化,无生命事物的生命化。也就是说,在移情之际,不但物我两忘、物我同一,而且物我互赠、物我回还。清代大画家石涛在描述自己创作的心理状态时所说的“山川脱胎于予,予脱胎于山川”“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就是审美移情中的物我互赠、物我回还的情境。

        审美移情发生的原因是同情感与类似联想。谷鲁斯等人认为引起移情的原因是人的生理活动,移情源自于人的“内模仿”。但立普斯的观点更可信。他认为,审美移情起源于人的类似联想。人都有一种自然倾向或愿望,要把类似的东西放在同一个观点下去理解,所以总是按照切身经验的类比,去看待身外发生的事件。这就是说,审美的人都具有同情心,以自己体验到的某类情感,去类比、理解周围看起来是同类的事物。这种同情,不但及于他人,也及于其他生物及无生物。

        审美移情的功能是人的情感的自由解放。尽管移情不一定伴随美感,但美感则必定伴随移情。因为审美移情能给人以充分的自由。人的不自由常常来自人自身。自身是有限的,它是自由的牢笼。可是在审美移情的瞬间,自身的牢笼被打破了,“自我”可以与天地万物相往来,获得了自由伸张的机会。“自我”与天地万物的界限消失了,人的情感也就从有限扩大到了无限。

    (节选自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中华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底气之根。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在发展的早期,各种思想学派精彩纷呈,多角度地体现中华智慧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中国历史上思想学派众多,各有持论,各有辉煌,虽有差异,但不是彼此隔绝。《易传》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和而不同,海纳百川,中华传统文化是由各派思想从各种角度切入的关于宇宙人生、治国理政、立德树人相异相成的大智慧,取之不竭,常用常新。

        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人文文化,它最关注的是现世而非来世,是人间而非天堂——它是人的文化,而非神的文化。中国历来不是政教合一、皇权与神权共治的国家。传统中国的治国理政、立德教民,是依据思想家的教导和智慧,而非神谕或上天启示。在中国,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和历代思想家的学说主要是现实的智慧,而无关来世。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和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体现的都是这种世俗精神、人世情怀。

        中华传统文化的现实关怀,并非没有超越性和神圣性。中华传统文化把为国家为民族而勇于牺牲作为最高价值,其自身就包含超越性,即超越个人的利益,心中有“大我”而不是“小我”;具有神圣性,因为它怀有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身殉道,以身殉国,而不是临难图苟免,贪生怕死。中华民族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也没有宗教殉教者,没有对宗教战争杀戮者的赞美,有的则是对为国牺牲者的歌颂。屈原的《九歌·国殇》就是对战死沙场的勇士们的歌颂,“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中华文化是极具生命力和创造性的文化,一部中华文化史,同时是一部中华文化思想创造史。各个时代都有各自做出突出贡献的思想家和传世经典文本。至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代表自己时代性的文化珍品。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和时代性特征,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历经5000年发展从未中断,全赖这种创造力。尤其处在发展迅速、风云变幻、竞争激烈的当代世界,一个国家仅仅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无创造性,不能创造出与时代相符合的当代文化,不会拥有足以自信的文化底气。文化遗产是历史,它代表先人的创造和智慧。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要源远,还要流长;不仅要根深,还要叶茂;不仅要有传统性,还要有现代性。因为传统文化遗产能够保存,能够发挥它泽被子孙后世的作用,不能只依靠祖先的荫应,而应该是后世子孙的继承、发展和创造。

        (摘编自陈先达《论文化自信的底气》,《光明日报》2017年09月11日15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于先秦,形成于秦汉,发展于魏晋,成熟于唐宋,完备于明清,实行 2000 余年。中国古代监察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从不独立逐步走向独立,这是监察权威性和有效性的重要保障。

        第一,中央监察机关与其他机关互不统属。秦和西汉,御史府服从于相府而不独立。东汉,御史府改为御史台并与行政系统相分离。魏晋时期,御史台又脱离少府而自立,罢司隶校尉而将监察权向御史台集中。隋废尚书省的监察职能,唐将隋的司隶台并入御史台,形成单一的御史系统。元朝取消谏院,使监察组织更加一元化。清朝实行科道合一,都察院成为完全独立的、唯一的中央监察机关。

        第二,地方监察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相分离而直接从属于中央监察机关。中国古代地方监察实行常设监察官和朝廷派遣巡察御史巡察相结合的体制。巡察御史由朝廷直接任命派遣,与地方政府没有关联。地方常设的监察机关(官员)则不同,它们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较为复杂,其独立性是经过长期发展才确立的。自秦至隋,地方常设监察机关往往从属于地方政府。唐宋开始在地方设立专门监察机关。元朝的地方监察体制有了新发展:建立行御史台,实行大监察区建制,设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分属行御史台,从而形成垂直监察体系,地方监察机关与地方政府没有统属关系。明代将全国划分为十三道,由朝廷委派监察御史,各省又设按察司,“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是各省常设监察机关。清承明制,监察体系基本循而不改。

        第三,监察官员之专职化。监察职能由监察官员专任,监察官员也不兼任其他职能,这是监察独立的内在要求。自秦汉至唐宋,监察机关的独立和一元化尚在形成中,监察官也没有真正专职化。元明清,随着中央和地方监察机关独立和一元化的完成,监察官员基本实现专职化。尤其是明清时期,御史是官僚机构中一个特殊群体,负有专门职责,还有专用的“獬豸补服”。

        第四,监察官员具有独立弹劾权。监察官员虽然从属于相府或御史台(都察院),但其弹劾无需宰执或台主批准,御史以个人名义而不是组织名义提起弹劾。这是为了不妨碍对宰执或台主的纠弹,同时使纠弹的主体十分明确,因而也是对监察官员的一种制约。东汉初年,刺史纠奏二千石长吏“不复委任三府”而直呈皇帝。唐初,明确规定御史可以直接弹劾:“故事,台中无长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弹事,不相关白。”清朝规定,科道官不必经过都察院而可以单独进呈,既能封劾,还能面劾。

        中国古代施政者对国家治理中监察权的配置和运用有理性的认识和较合理的设计,它们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监察权运行的内在规律。当然,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处于官僚政治的体系之中,特别是受到君主专制这一根本政治体制的制约,官官相察的实质是君察臣,其实施的成效与设计初衷必然相距甚远。

    (摘编自艾永明《传统监察制度展现中国古人智慧》)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医药从“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出发,将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精神活动与生理活动视作不可分割的整体,凸显神对形的统率作用,因而具有人文与科学相融合的特色。这是西医和西方科学在理论基础上所没有的。

    中医敬重人和人的生命,所以从不把病人看作消极被动有待处置的对象,而是看作有人格的能动的主体。诊治处方,一定与病人平等商量,为病人保守隐私,让病人了解病理病机,求得病人的配合。

    中医强调,人从事社会活动,有思想感情,处于一定的社会和自然的生态环境,这些对于人的健康状况有重要影响。因此,无论诊断和治疗,中医要求把病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因素考虑进去,指出过度的情志不仅会使气运失常,还可能造成器质上的损伤。而恢复和保持健康,则须要提高精神境界,协调人际关系,正确对待生活,使心情平和、恬静、愉悦,还要懂得防病养生的道理,杜绝不利治疗和健康的行为。所以,中医诊疗实行形神合一、以神统形的原则,而不把疾病和治疗看作纯系形体和技术之事。

    中医学主张防重于治,注重养生。中医学的养生观博大高远,认为养生的动机和毅力应出自高尚的人生目的和社会责任感。养生的方法以心理卫生和心的调摄为首要,并要求将养自我、养他人、养万物统一起来,讲明此三者相互促进,相互为用。在中医学看来,个人的健康,人类的健康和万物的和谐发展是相需互依的整体。每一个人不仅要自己养生,还要帮助他人养生,还要保护生态环境,这样才能把精、气、神之养统一起来,才是完整的养生。

    人是生物机体、心灵道德和审美求真的统一,是形和神的融会。现代医学已开始意识到,医学的职责应当从治病转换成治人。而中医学从来就是按照这样的思想为自己定位。

    一些片面受西方科学思想影响的人,鉴于中医药理论与西方科学在形态上迥然不同,坚持不承认中医学是科学。他们的错误在于把产生于西方的科学当作衡量一切认识的标准,而不是把是否获得了理论形态的真理当作科学的标准。他们将科学方法绝对化,认为西方科学采用的方法是获取科学知识的唯一方法,中医学的方法与之不同,因而中医学不是科学。这就颠倒了科学方法为科学认识服务的关系,实际是以科学的非本质特征取代科学的本质特征。还有一些人,虽然承认中医药是“宝库”,但非要将这个“宝库”西化方心安理得。他们既不晓得这条路根本走不通,也不晓得中医的价值正在于中医不是西医。

    21世纪,人类会更加关注生命,关注生态,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力求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要深入开掘时间。中国文化正是时间文化,中医学则是时间医学。生命与时间有更为深刻的内在联系,故中医学更接近生命的本质。而生命本质的揭示,必将带来对宇宙和本体实在的重新认识。

    (中医中药网:《中医理论八议之一:中医百年沉浮说明了什么》)

    材料二:

    胡适除了查证大量史料之外,还熟读了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并以此为立论的基础,对汉代医学的形成乃至中医的基础理论加以简明阐论。在对《黄帝内经》的逐条分析之后,胡适得出阶段性结论说:

    “中国医学与药学的基本理论,只是把五脏分配五行,把五味也分配五行,又把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使用针灸药石的疗法,又把阴阳的观念来总括一切气血、脏腑、药性、针灸。初起时,自然是狠(很)浅陋的迷信。到了后来,虽然经验技术进步了,这些阴阳五行的观念已渐渐的成了医学上一些不可少的符号。有了这些符号,这种学问便更容易领会记忆。所以直到如今,这些观念仍旧盘据(踞)在医学界里……”

    在研究者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各式“审查报告”之中,都认为对古代迷信进行批判,是这一运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但在这册胡适96年前使用过的讲义本中,古代迷信体系重要概念之一的“阴阳五行”,并非真那么一无是处、百害无一利。胡适没有武断地将这一概念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是小心翼翼地将其中的“历时性”功用剥离出来,并力图将“中医”这一看似僵死的“共时性”符号重新唤醒。

    当时,关涉中国医药业发展的官方意见和上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西医论战中,中医已处于将被西医替代或兼容的难堪境地了。此时此刻,胡适却以世界哲学与科学体系的眼光来观察中医。

    胡适所强调的这种学术态度,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中性”地看待历史、“中性”地对待中医,既不能把古代文明成果当做万古不移的神明供奉起来而不求进步,也不能把古代的传统文明与文化一股脑扔进垃圾堆而一棒打杀。现代人以科学理论为基础来评判说这个不先进、那个很落后,但这种评判的客观性是否具有百分百的“科学精神”,胡适为此作出了辩证性的思索与探讨。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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