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鱼纹和人面鱼纹，一直到今天民间各种剪纸里的鱼，这个“鱼”的源头符号在中华大地上绵延承续，没有间断。

    “鱼”有两个基本含义，这两个基本含义又是相连相通的。

    第一个含义是繁殖和生存。鱼产子极多，象征着繁殖、生存，与此紧密联系，鱼代表着也象征着男女情爱，它是神圣的生命颂歌。人的生命欲求和生存意志，通过客观社会性的文化符号显现出来，自此“鱼”开始。许多民族都有与生存含义有关的“鱼”的符号，中华文化则将它从远古延续不断地保存到今天。与代表繁殖、生存紧相连的“鱼”的派生意义，是将“鱼”同音地等同于“余”。今天民间过旧历新年贴在大门口的“鱼”，经常与丰满谷穗连在一起，所指向的便是人的物质生存、生活的富裕和快乐。它象征的不仅是人丁兴旺，也是五谷丰登。这个包含“有余”的“鱼”呈现出人类已走出动物世界：人不仅维持、延续生存，而且生活开始富裕、丰足，不必像其他动物日夜苦于觅食求存。余食、余粮使人类有了更多的快乐和自由。

    “鱼”的第二个含义是交往和语言。“鱼腹藏书”“鱼雁相通”等，是中国古代流传的成语和故事。从而，“鱼”所代表的不仅是人的繁殖和生存，而且也是人的主体间的交往。这交往既包括知识经验的信息沟通，也包括情深意真的感情传达。人的生存使语言成为人的语言，“鱼”也就被赋予了从属于人的语义：它保存并传达了人从生活到生产中的大量知识、经验和情感。

    过年过节时，乡村宴席的中心赫然摆着一条不许动筷的大鱼，或者干脆就摆一条木制的鱼。它代表着神圣的欢欣和生命的祝福，从而也就不许去打扰它。它与仰韶陶器上的神秘的人面含鱼到马王堆帛画上把整个宇宙托起来的大肥鱼，到汉画中代表人类始祖伏羲女娲的鱼鳞状的身躯，以及后世八卦图中由双鱼代表阴阳所组成的“太极”中心一样，“鱼”在这里决不止于生存、交往的一般含义，而且是将这含义与巫术信仰、沟通神明紧紧结合在了一起，呈显着生的祝福中充满着神秘和神圣，而这神圣性就在现实性之中，也就是说，“鱼”给人的生存和生活本身以神圣。

    “鱼”所代表的生存意志和生活本身具有神圣价值的观念和感情，已积淀为中华儿女的文化心理。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而且当外侮入侵、种族危亡的时刻，能被强烈唤起。古代“夷夏大防”的微言大义为士大夫所看重，近代“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天演论”为以和谐止争为美德惯例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就是为了呼唤自立、自信、自强，以维护生命、维系生存。作为中国文化源头符号，“鱼”所宣示的正是人的生存和生命。实实在在的“人活着”即人的物质性的生命、生存和生活，才是第一位的现实和根本。

（摘编自李泽厚《己卯五说补篇》）

    中国文人具有深厚的精神担当的品格，这种品格突出表现为一种忧国忧民、济世救国的政治情怀。从孔夫子的“大道天下”，到屈原的“众人皆醉我独醒”，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切编织成一个绵延的思想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移植到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身上，蝶化成“五四”启蒙精神。因此从精神谱系上说，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和中国传统文人是一脉相承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强烈的现实品格和浓郁的政治情怀。中国现代文学正是以其浓郁的政治情怀，才成为思想启蒙的重要营垒，才密切融入中国现代化运动中，也才有效地承载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担当。

    知识分子的政治情怀不会始终与政治现实，尤其是政治权力协调一致，二者之间的矛盾对立往往导致文学屈从于政治现实、知识分子逐渐丧失独立品格。改革开放为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觉醒创造了条件，但当时不少知识分子把独立品格与政治情怀对立起来，甚至质疑忧国忧民传统的正确性，从而放弃了对于社会的精神担当。因为对社会职责的放弃，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觉醒反而导致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放逐。这一点在文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一度引领着思想解放的潮流，但到了80年代末期，伴随着“向内转”，文学逐渐从政治、思想、社会批判等阵地大幅度的后撤。

    所幸的是，淡薄政治情怀并没有成为文学的主潮，更多作家则是在尝试着以新的文学叙事来表达政治情怀，日常生活叙事逐渐兴起并蔚为大观，从根本上改变了宏大叙事的一统天下，但是日常生活叙事并没有取代宏大叙事，相反激发宏大叙事突破过去的僵化模式，构成了当代文学中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交相辉映的状况。两种文学叙事表达了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两种不同的政治情怀。新时期以后的拨乱反正，也就是中国本土在20世纪末期重新启动现代化的“解放政治”。但发生在中国本土的现代化又是一种后发式的现代化，它使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处在同一时空之中，具有鲜明的“时空压缩”的文化特征，因此生活政治在社会领域中占据着越来越多的空间，它们需要通过文学叙事获得认同。解放政治的情怀和生活政治的情怀在中国当下的现代化处境中互相依存，互相补充，形成纠缠在一起的难舍难分的关系。这对于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叙事来说，便提供了更为广泛的选择，因而决定了文学叙事的多样性和变异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着纵深发展，在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绩的同时，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如欲望扩张、精神匮乏、贫富悬殊、城乡差距、生态恶化等等，这些问题关乎民族的命运和未来，也关乎每一个人的个体精神的健康健全的成长发展。因此，一个真正有着精神担当的作家应该既有生活政治的政治情怀，又有解放政治的政治情怀。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解决当今社会的问题。事实上，当代文学进入到新世纪以来，这两种叙事的融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它让作家们的精神担当越来越落到实处。

    尽管有很多人希望自己能够创作出超越时代、具有永恒意义的作品，但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人无论如何都难以脱离自己生活的土地而飞翔。创作也同样如此，企图漠视、回避、拒绝现实都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时代的优秀文艺都是这个时代现实精神及其发展必然性的表现。它们或者呼唤新的社会理想出现，或者表现特定现实中人们的生活与努力，或者揭示出这一时代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精神世界与情感追求。

    有一种观点认为，表现现实，就不能回避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所以必须以批判的眼光来揭露现实中的负面现象。对这样的观点需要进一步分析。一种立场是为批判而批判，为揭露而揭露，看不到战胜这些困难、挑战的强大力量。这样的作品与现实不符，难免片面、浅薄，会消损其思想深度与艺术魅力。另一种立场是，在直面问题的同时，表现社会生活中的爱、正义、理想，并给人以未来与希望。对这些负面现象，不是不要反映，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而真正具有强大艺术魅力的作品总是要给人以前行的力量。

    还有的人认为，创作最关键的是要写出超越时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状态，至于是不是表现了现实生活，并不重要。这种观点当然是有问题的。我们提倡艺术表达的百花齐放，也倡导表现各种各样的题材。但是，不论什么样的题材与手法，都难以脱离作家艺术家生活的现实。即使是那些历史题材、魔幻题材也是现实生活的某种反映。它们并不一定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但依然彰显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精神与智慧，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情怀。

    存在上面错误观点的原因，是创作者对现实生活急遽变化的疏离、隔膜与迷茫。现实生活的快速变化要求进行更为深入的感受与研究——不仅仅是某种表面的，更应该是穿透表象进入本质的；不仅仅是局部的，更应该是透过局部通达全局的。任何自以为是、故步自封的行为都将被时代抛弃。

    文艺作品不能满足于简单的真实与生动，虽然要做到这一点也很不容易。但是，那些能够成为一个时代文化标志的高峰之作，总是要给人以精神的激励，要为这个时代提供思想资源、价值引领、智慧启迪。现实生活丰富多彩、高下杂陈。我们感受到什么样的生活，并进行怎样的表达，决定了创作者的格局，也决定了作品的品格。这涉及创作者能否承担时代使命的问题。虽然并不否定那些小题材、小情调、小格局的作品，那也是文艺百花园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的存在，才能够有万紫千红的绚丽光彩。但是，更期待那些能够对时代的发展进步提供力量与启迪，具有宏阔气魄、博大品格，能够表现一个时代精神追求与历史必然性的史诗性作品出现。

（摘编自杜学文《呼唤深刻表现恢宏变革现实的文艺作品》，有删改）

    ①美术承载了中华美育大德至善的社会理想。自古及今，美术都是中华美育的重要承担者和传播者，蕴涵了立德树人、以美育人、美德结合的价值观念。

    ②谈到中国传统美育，人们常会追溯到《礼记·乐记》之“乐与政通”和《诗大序》之“美教化，移风俗”的乐教、诗教思想。在这些思想中，美育具有近德、辅政的功能，并通过诗文、图画等形式共同实现。因此，从上古三代至秦汉魏晋，美术与“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的道德教化紧密相连。

    ③近代，虽然“美术”概念与相关学科建设均紧随历史进程不断更新，但以美辅德的美育核心观念依然未变。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说道：“美术之目的，虽与道德不尽符，然其力足以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辅道德以为治。”上世纪50年代，张葱玉在《古代绘画的厄运与幸运》一文中指出：“人民和一切艺术工作者乃有可能接近并认识祖国艺术的伟大传统，从这些艺术品中得到营养和教育，从而发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精神。”通过这些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大家学者都认为美术能够滋养人心，进而辅翼德化、补益家国正道。

    ④另外，从古代以壁画、雕塑中的形象和故事来劝善止恶，到近代李叔同、丰子恺等人以护生等题材绘画引人向善，从诸种实例中都可以发觉：家国大德润濡了个体的至善，个体向善又融汇成国家和民族的大德。这其中，美术的功效不容忽视。以记录时代精神、蕴涵正能量的美术创作弘扬中华民族的大德与至善，恰是新时代文化建设和美育实践之所需。这种凝注道德关怀、家国意识之阳刚大气的艺术风范，既是中华美育传统赋予美术创作的天性，也是抵御和匡正时下某些形式浮华而本质虚空、一味推崇浅簿娱乐而忽视高远追求的艺术创作之利器。

    ⑤美术应担负起中华美育知行并重的实践使命。《荀子》云：“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中国文化素来讲求知行并重，中华美育导源于此，这一特征随之浸润其身。

    ⑥全面、系统地研究美育理论是推进美育工作的必要基础，而进行多层次、多途径的美育实践探索及相关经验总结也是望中所期。以美术为立足点，观察当前的美育实践，有如下几点有待思索的问题。

    ⑦在融媒体时代，需要找寻契合现代节奏和年轻人接受习惯的美育途径。比如，尝试更新经典美术作品传播手段，使其与大众审美习惯、思维方式对接，滋育年轻人亲近经典的旨趣和能力。把美好的思想与情感传播给大众，才能在融入当代气息的同时承古开新，承嗣中华传统艺术渊雅精微之美。

    ⑧我国公众，包括整个青少年群体，与博物馆、美术馆的常态化亲近程度，还有深化、提升的空间。同时，目前还存在地区、城市之间美育发展不均衡的现象。面对这一现实困难，艺术类院校众师生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开展美育普及工作，部分院校可以积累一些经验，如成立美育实践基地、开展美术等艺术专业支教活动。

    ⑨努力构建一个崇美、知美、弘扬美、实践美的社会环境，让美育突破学院围墙，拓展到整个社会。近年来，文博事业蓬勃发展，大大小小的博物馆、美术馆在硬件上为普及美育提供了一定支撑。但以美术全方位滋养民众身心，营造宽宏的美育空间，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⑩林风眠曾说：“艺术的第一利器，是他的美。艺术的第二种利器，是他的力！”这美与力，也是中华美育传统给予当代美术的一份殷殷希冀。以美术之美化育个体的醇雅人格，以美术之力推动全民族的文化责任。

（选自《人民日报》2019-3-24期，有删改）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件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成——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 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 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一种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哥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 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那《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

    金庸小说从文化角度构建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建立了一个磅礴宏伟的“文化中国”，从而赢得了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价值观念的大多数读者的喜爱。这是金庸小说的决定性魅力。

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是在两个向度上同时进行的。一个是从大处着眼，展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综合性、融会性；再一个是从小处入手，展示中华文化的奇妙性、精巧性和艺术性。从大的方面来说，金庸小说涉及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中文化思想层面，组成了一部“三教九流”众声喧哗的文化文响乐。同时，他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描写了中国东西南北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神采各异的文化风貌，并且写出了不同朝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起伏演变，从而构成了一幅动态的、立体的中国文化长篇画卷。

在金庸的前期作品中，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明显占据显要的甚至主导的地位：《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都对主人公为民请命、为民锄奸的正义行为持赞赏笔调，《射雕英雄传》更是把郭靖所代表的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儒墨精神褒扬到了极致。在金庸的中期作品中，道家思想、游仙思想开始令人注目：《神雕侠侣》可以看作从前期进入中期的一座分水岭，这部作品既有郭请掷地有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之举，又有杨过蔑视宗法礼教、为个人爱情不惜与整个武林为敌之举以及做出独剑漂游四方之行。在金庸的后期作品中，佛家思想的气息愈来愈浓，在《连城诀)》和《侠客行》中，是非善恶已经开始变得扑朔迷离、标准难立，狄云和石破天究竟应该如知何做人，可以说自始至终也没有找到答案。

    金庸的作品涉及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分区，从《雪山飞狐》中的雪山极顶到《天龙八部》中的苍山河海，从《书剑恩仇录》中的新疆雪莲到《笑做江湖》中的福建山歌……经常在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中带领读者进行全方位的中国文化旅游。金庸不仅描绘出了各地不同的景物、风俗，更写出了各地文化本质上的区别，使读者鲜明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板块构成”。例如郭靖成长于蒙古大漠，黄蓉成长于东南海岛，萧峰成长于中原武林，韦小宝成长于扬州妓院……这些人物身上的个性都与他们的“水土”密不可分。

金庸笔下的中国文化，在时间轴上也是富有变化的。同是儒家思想，在金庸笔下，宋朝时显得博大刚健，如郭靖与萧峰成为金庸小说中最高大的英雄；到了宋朝以后，则显得气象衰弱、难克重任；到了明末清初，儒家文化更显得酸腐可笑、百无一用，《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自负文武双全，结果一事无成。金庸在表现中国文化时，并非一味弘扬，而是带有鲜明的批判。

    金庸小说中这些“大文化”的展现是建立在具体描摹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在《天龙八部》中，金庸就通过对一个不知名的灰衣老僧的描写，充分展现了他对“大文化”高超的驾驭能力。灰衣老僧轻而易举地制服了所有的超一流高手，他在给天下英雄论述佛法与武功的关系时说，练武功本是为了提高佛法境界，然而佛法境界达到很高时，却又不屑于练武功了。这种对“大文化”的了解，让金庸在写作时挥洒自知。

    上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作品，出于“五四”新文学的美学惯性以及重写历史和歌颂新中国的需要，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否定多而肯定少，竭力给读者造成一种“开天辟地”的新气象。这样的国民文学使读者心理长期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相比之下，金庸小说所建立的民族国家形象，则从容、厚重，更具长久的稳定性。

(摘编自孔庆东《金庸与国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