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1月15日，北方进入新一年的供暖季。此前几年，一年一度的供暖季，只要没有风来，北方重雾霾天气似乎成了惯例。今年在等风来的同时，也看到了人的努力。与以往不同，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二十余个城市在10月以前大面积实施煤改气，以使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间上述区域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5%以上，重污染天数同比下降15%以上。这将有助于降低雾霾浓度。大规模煤改气后也将提升天然气的需求，一定程度上小幅改变能源消费结构。不过也对价格机制、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新的考验。

（摘编自2017年11月16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材料二：

    虽然困难重重，但天然气替代煤炭的趋势不会改，政府推进清洁能源的决心不会变，目前政府正在着力推动的油气改革，正是要逐步打破国内的垄断状态，在产业链各个环节引入竞争，预计将对未来几年我国天然气的价栺走势产生较大影响。

    加上当今页岩气开采技术和可燃冰开采技术的发展，有望改变我国天然气在储量上的劣势地位，将为天然气的替代前景装上助推器。

此外，进口天然气力度的加大将进一步解决天然气短缺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海外液化天然气气源接收站及海外气接收管道，未来五年将有充足的海外低价气源供应国内消费。从数据上也可以看到，目前我国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约34.4%左右，较2009年上升了近30个百分点，未来仍有上升的趋势：根据《天然气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我国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将上升至42.4%。

（摘编自《2018-2023年中国天然气产业发展趋势与投资决策分析报告》）

材料三：

材料四：

    当前民用采暖煤改气覆盖区域是当前的“2+26”个城市，预计未来将会向华北大部乃至全国扩张，针对接驳、燃气具、用气费用的补贴政策有助于加快煤改气的实施进度。除了带来接驳工程和燃气具销售量的大幅增长外，还有望带来销气利润的快速增长。

制约天然气发展的核心因素在于天然气相对煤、油等替代能源的经济性关系。2015年底以来，随着国内天然气门站价降价0.7元，油价、煤价分别上涨，天然气相比部分替代能源已经出现一定的经济性优势。然而，天然气总体而言仍未突破油气比价的边际天花板，这也意味着天然气在当前价格水平下的价格、销量弹性仍有不足，终端气价必须进一步下降，方可最终实现用气量规划。以华北的石家庄周边地区为例，截至2017年6月底，同等热值下，当地工业用天然气价格相较燃料油已经享有3%的经济性优势。然而，工业气价相比煤贵出219%。在作为交通燃料的各种竞争能源中液化天然气相比柴油在同等热值下便宜40%，压缩天然气相比同等热值的93号汽油便宜16%。

（摘编自2017年8月29日搜狐网《环保深度分析系列之煤改气》）

    材料一：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青少年时代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在“亡国奴”的屈辱年代里，他看到的是岳飞《满江红》里“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的国殇。1949年，他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时北大第一届毕业生。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在五个核大国中，我国是从原子弹到氢弹突破速度最快的，仅用了2年8个月，于敏对此功不可没。曾有一位日本专家赞叹于敏是“中国国产专家一号”。

    新中国成立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1961年，钱三强把他叫到办公室，非常严肃地说：“经所里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作为副组长参加‘轻核理论组’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年仅35岁。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直到1988年解密。

    1965年，39岁的于敏带领科研团队开始攻关。从9月到11月的一百多个日夜里，于敏经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终于实现了氢弹原理突破，形成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空投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的一刻，于敏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我这个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1984年12月，于敏和同事在新疆核试验基地进行实验。一次讨论会上，一位同事吟诵起诸葛亮的《出师表》：“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于敏也来了兴致，一人一句地接下去。到后来，只听于敏一个人在吟诵，“夫难平者事也！……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一刻，在座所有人无不以泪洗面。

    最终，那次原理实验获得圆满成功，为我国中子弹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节选自“新浪新闻综合”，2019年1月16日）

    材料二：

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咸城镇贼首，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73岁那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以“抒怀”为题写下这首诗。

    从1961年到1964年，于敏和黄祖洽、何祚麻一起，做了关于氢弹作用原理和可能结构等方面的探索。

    在此期间，于敏“善于抓主要矛盾”去解决问题的特点得到充分发挥，在一些复杂纷乱的现象中，总能理出头绪，找出物理上的原因，使认识有所前进。通过于敏的办法，氢弹机理研究略去了求解辐射流体力学方程带来的巨大麻烦，大大减少了计算工作量。

    谈到于敏在氢弹研制中的贡献，何祚麻院士以“足球队”作比喻。他说：“球队在场上踢球，起关键作用的人员往往是场外教练和举足射门的前锋，于敏正是这支足球队的教练兼前锋。关键时刻，临门一脚、应声入网的总是他。”

    （摘编自人民网《于敏：愿将一生献宏谋》）

    材料三：

    于敏曾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防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等十几项重大奖项。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称于敏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对于别人说他是氢弹之父，他总是婉拒。他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因为保密，几十年来，于敏经常“失踪”很久，家事全靠夫人孙玉芹打理。晚年，他居住的卧室里依旧是80年代的简易铁床，客厅依旧悬桂着诸葛亮《诫子书》中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仍然保持着从小的两项爱好：听京剧和看古典文学。

    60年代，九院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到新疆做一次靶场试验取得成功，回到北京后，九院所有人都出去迎接，唯独不见副主任于敏——他正躲在宿舍读《红楼梦》。

（节选自《中国新闻周刊》）

    文学经典由于年代久远，而与审美主体之间产生了种种隔阂，只有消除这些隔阂，才能把握文学经典的价值。这就需要沟通当代读者与文学经典之间的交流渠道，对作品的不同版本进行整理、校勘、注释，对作家的生平、思想、性格乃至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情况进行考察研究。

    考证法是文学经典研究的基础工作和重要方法。一方面要求这种方法必须依据真实、充足的证据，同时也要注重推理的周延；二是应当承认科学思维也具有主观性，同样的材料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三是，对于文学经典研究的整体规划来说，考证工作的完成并不是研究的终结，而是进一步阐释文学经典的价值和意义的起点。所谓“曹学”应理解为研究作者曹雪芹的学问，关于作者研究，不仅需要，而且对于理解作品至关重要。袁世硕先生指出：“研究作家对阐释其作品是有意义的，了解作家的生存状况和思想状况，有助于察知其创作思想及其作品的创作特点。因此研究作家应当有助于诠释作品……但丢开此目的，无限度研讨与其文学创作无关系的远祖、里籍、形貌、琐事，就无意义了。”袁先生在正面肯定研究作家的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应该避免的失误，以期把包括作者研究在内的文学经典研究的目的锁定在对作品价值和意义的探究之上。

    《红楼梦》的版本研究也至关重要，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会导致对作品的意义的不同理解，甚至某个字词的细微差别，我们都应该认真辨析考证。应力发表的《蘅芜苑对联探究：“才犹艳”还是“诗犹艳”》一文，对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在“蘅芜苑对联”的校订上，采纳了己卯本等版本的内容，即“吟成豆蔻才犹艳，睡足荼蘼梦也香”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戚序本等版本的内容更符合文理和语法，且更能够表现宝玉的才情。一字之差，高下立见。当然也有某些所谓“版本考证”背离了研究的最终目的，甚或罔顾事实，意气用事。

    《红楼梦》审美价值的发现还要求我们研究作者的创作心理。己卯本《石头记》第十九回有一段夹批：“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奇传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不仅宝玉如此，黛玉、宝钗、凤姐、湘云，等等，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些人物形象既有写实的因素，又有意象化的因素，是作者心灵的反映。如果完全用现实的眼光和准则去品评这些人物的言行，就丢掉了文学的审美意趣。所以，对作家创作心理的研究至关重要，而进行这一研究，就必须掌握和运用文艺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

    同样，运用原型批评的方法对《红楼梦》人物形象进行探讨，研究文学与神话等原始文化的关系，使人物形象获得巨大的内在张力，使小说题旨得到远古意象的回应。心理学与文学的交融极大地拓宽了人物形象的精神空间和心理内涵，因此运用精神分析法对小说人物内心世界进行深入发掘，也应该成为一种新的理论研究方法。

    另外，还应该从作者所处的文化环境中去探寻作者的创作个性。例如，《红楼梦》与满族文化以及八旗文化的关系。还可以运用叙事学的理论方法，探讨《红楼梦》的叙事者、叙事角度、叙事时间、叙事逻辑、叙事结构等。

    总之，我们的研究对象《红楼梦》虽然是最富有民族特性的文学经典，但我们使用的方法除了传统的方法之外，还应当尽可能多地借鉴使用古今中外的各种研究方法，《红楼梦》的多重价值才有可能得到充分彰显。只要研究者目的明确，即使在最微不足道的方面有所发现，也可以认为是在《红楼梦》研究的大厦上添加了一沙一石。

（摘编自王平《文学经典的价值及其研究目的与方法——对“红学”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

材料一：

自从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古史辨运动兴起后，中国古史学界困绕着黄帝事迹是“种话的历史化“还是“历史的神话化”这一问题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

所谓“神话的历史化”，就是认为黄帝本为天神。而后有一个被历史化的过程。持此观点的古史辩派学者使用的关键词是“神话”和“历史”，并录及“传说”。

按照古史辨派学者的观点，传说是以口传为特征的一种故事，它的内容包括神话和历史。神话是否可以为古史研究采用，取决于其是否包含史实。从逻辑学角度来说，在文宇记录没有产生以前(口传时代).传说是神话和历史的属概念。同时，古史将派学者认为有些神话中有历史真实。随着文字记录的出现(文本时代)，传说中的部分神话、历史内容开始转化为文本。这一时期，由于新的历史记录大多以文本的形式直接产生，文字使用者还有可能直接创造新的神话。这时侯，传说和历史、神话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所谓“历史的神话化”，就是认为量帝传说有历史的根基，甚后进入神活。这是历空与神语互渗的结果。从持此观点的学者一方来看，抗评古文拼派阵营使用的关键词则是“传说”和“历文”，而录及“神话”，代表作品是徐旭生的《中国古文的传说时代》。

在徐旭生著作中，与古史辩派相比，“历史”的用法无别，“神话”的用法咯有区别，“传说”的用法则差别极大。就内涵而言，神话不含合文实成分，传说时往往合有史尖成分。这一阵营，更多的站在西方“传说”的传统上。从概念关系来看，西方文献的传说与神话、历史是并列关系，徐氏基于这种关系把这三个概念引中为了“进化论式”的历史分期概念(如下图)，试图以此证明古史辨派的观点块乏科学性。

“传说”这一概念，折射着东西文化的碰拉。从语源来看，徐旭生使用的“传说”对应着英语的legend，在西方文献中，legend多用于讲述英堆的不凡才能，它的含义与今天我们说的“传奇”“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相近。然而，汉语文献固有的“传说”一词若要泽作英文，其译称则国语境差异而藏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用汉语“传说”来翻译legead时，也势必会陷入内涵难以“等价”转换的困境，这种窘况即翻译界所称的“不可通约性”。当徐氏成为史学界批评古史排派疑古候向的旗帜性人物时，学者们如呆不能站在中西文化碰捡的高度指出徐氏著作中的问题，便难免会陷入两难的境地。

要同时解决“黄帝是人是神”的问题和神话学在历史学、考古学研究中的地位问题，关键就在于重新确定神话、传说和历史三个概念的内涵及其关系。简单地说，我们可以基本采用古史辨派学者处理神话、传说、历史这三个概念关系的方法，同时吸纳徐旭生对传说概念的处理，以上两个问题便有望初步得到解决。总之，近代史上的这场“黄帝人神之争”，无论中国知识分子的观点存在多少瑕疵，我们都应该向这些在黑夜中摸索的前辈致以敬意。

(摘编自郭放《黑夜中的探索：近代学术史上的“黄帝人神之争”与中西文化碰撞》)

材料二：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批青铜神像、神树以及黄金制品等，考古人员测定出六个祭祀坑的残十四考古学年代数据均集中于距今3200—3000年间。这些考古新发现带给世人强烈的冲击。然而，如何看待三星堆考古与古史传承体系?三星堆在既往的历史文献中有无线索可寻?这首先涉及一个争议多年而至今仍存歧义的基本立场，即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古史传说。

长期以来，对于古史辨派提出的疑古主张，学术界有过很多讨论。有学者认为，疑古思想在当时的背景下，对于冲破以儒家经典为“正统”的封建思想的罗网、提侣科学与民主、重建古史均起到了推动作用。自顾颉刚发起古史大讨论后，再也没有人糊里糊涂地将“盘古氏，开天地”的传说作为真实的历史。但“古史辨派”早期代表人物胡适1921年提出“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对此，李学勤先生早已提出过批评，认为其“怀疑过度"，如此一来，“过去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一下子缩短了一半，以上部分统统成了空白”。

以今天考古学和古文献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似乎可以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我们在重建古史过程中，应在对考古学文化语系进行科学梳理的基础上，注重对古代口头或书本文献进行去伪存真、深入辨析的科学分析，寻求可能存在的原初“历史信息”和“历史线索”。因为无论是考古实物，还是古文传说，前者虽然真实、客观，但却只是历史零散的局部、片段甚至点滴：后者虽然貌似全面、周到，却是真伪杂陈的。

事实上，自1928年安阳殷墟考古发掘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和《史记·般本纪》所记商代帝王世系的高度契合，便已经以确切的证据印证了殷墟为商代晚期都芭，证明《交记》等文献记最的晚商史可为信史，也显示出古史传说的史料价值。和中原王朝的古史传说相比较，三星堆考古文化的主体为夏商周时期的遣存，在古史传承体系中也曾留下不少有关“古写”的传说和记载，有些古史传说还包含大量木经儒家经典“整束”之前不那么“雅朋”的朴素内活，恰可与三星堆独特的考古学文化面脱相互对应、进行比较。因此，我们赞同当年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当中所主张的观点：“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通过探索古史传说中的这些“质素”与“核心”，从传说中去寻找“史实”的线索，或许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三星堆，从而也重新估量中国古史传承体系的价值和意义。

(摘编自霍巍《三星堆考古与中国古史传承体系》)

【注】①属概念：亦称“上位概念”，与种概念(下位概念)相对，属概念包含种概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