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的总量也在不断加大，部分城市在市郊露天堆放垃圾，对天气、土壤、水的环境造成污染。大量餐厨垃圾与其他垃圾混合填埋或焚烧，产生有毒物质，威胁着居民健康，这种现象正在向农村地区漫延。

    垃圾分类作为垃圾处理的前端环节，其作用早已得到世界的公认，分类收集不仅能大幅度减少垃圾给环境带来的污染，节约垃圾无害化处理费用，更能使资源得到重复利用，有人将垃圾称为“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据保守估计，我国城市每年丢弃的可回收垃圾价值在300亿元左右。但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难以有效推进，相关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效果不明显或完全没有效果。

（摘编自《垃圾变资源!这不是魔法，而是垃圾分类》，2017年4月5日新华网）

材料二：

    笔者所在的小区，居民楼前三个垃圾桶分别标示出应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和餐厨垃圾。可是大多数居民还是把垃圾混杂在一起，一扔了之。问及原因时，有人说：“我辛辛苦苦分了类，环卫车辆却混在一起运走了，分类还有什么意义？”

    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垃圾分类处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各个环节必须配套衔接，才能高效运行。分类投放是居民的责任，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是政府的责任。分类投放的参与率和准确率较低，会影响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效果；而分类的目标和途径不十分清晰，后端分类处理不到位、不完善，又影响前端居民分类的积极性。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给出了我国推进垃圾分类的总体路线图。但是，这一方案即使再科学合理，如果缺乏全民动员、全民参与，也难以由蓝图变为现实。我们应当认识到，生活垃圾虽然有资源属性，但污染属性更不可忽视。不按要求扔垃圾，并不只是“把资源放错了地方”而已，实际上，那就是随意丢弃污染物、危害环境的行为。垃圾分类是我们作为“污染者”的基本责任，责无旁贷。当然，各地政府同样不能以“居民没有分类”“缺乏资金”等理由拖延、观望，应当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坚持政府主导，根据本地特点，做好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设施体系建设，同时制定完善的惩罚和奖励的政策措施。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国民素质的提升和垃圾处理设施的进步，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重要的是，居民和政府快把自家的“门前雪”打扫干净吧！各负其责，各尽其力，形成合力，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垃圾分类前景可期。

（摘编自刘毅《垃圾分类应自扫门前雪》，2017年5月6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5G（5th Generation）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英文简称。每平方千米数十太比特/秒的流量密度，每小时500千米以上的移动性，毫秒级的端到端时延……5G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性能指标都比4G有一至数个数量级的提升。

    对于在20年间经历了移动手机制式从2G、3G一路狂奔到4G的很多人来说，会自然而然地把5G想象为一种更加快速的手机通信技术。不过，5G与以往各制式的移动通信技术不太一样：它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无线技术，而是多种新型无线接入技术和现有无线接入技术集成后的解决方案总称。更为重要的是，从5G开始，移动通信技术不再单纯解决移动状态下人和人、人和互联网之间的实时交互问题，而是与人工智能、机器人、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技术聚集在一起，成为以智能化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驱动力。可以预见，云和数字化转型会成为支撑5G应用发展的地基；增强现实技术（AR）和虚拟现实技术（VR）将加速5G应用于具体的生产生活场景；数十亿的传感器连接形成的智能管控将成为5G发展的巨大推力。

    随着5G的兴起，我们再一次看到技术变革带来的重大改变和机遇。5G时代，不仅意味着无处不在的“超级网速”，还将为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智能家居、虚拟现实等新科技深度融入生活打开大门。

    （摘编自沈可、付智《5G关键技术及典型应用》，《科学》2018年第四期）

    材料二：

    ▲5G主要体系结构图

    （摘编自《5G为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赋能》）

    材料三：

    早在2013年2月，当时的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就联合成立了IMT－2020（5G）推进组，对5G频谱问题、关键技术、标准化等问题展开研究和布局，成为全球首个由政府主导和规划的国家5G试验。目前，中国在全球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研究方面率先实现技术突破，中国主推的5G技术方案已有多项纳入国际标准。

    企业方面，三大通信运营商、华为和中兴作为中国5G军团的主力军，一直积极参与5G标准的制定工作，有序推进5G商用的建设进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阶段性成果。作为全球5G产业的领军者，早在2009年华为就启动5G相关研究，至今已至少投入6亿美元用于5G研究和创新，在全球已经建立11个5G研究中心，引进各国相关人才，参与5G研究的全球专家超过数千人，目前已经获得全球首张5G产品欧盟无线设备指令型式认证，其5G产品获得欧洲市场商用许可。中兴通讯近两年将5G作为战略重点，2017年，中兴通讯的5G全球合作版图已经扩展到全球多家运营商，并计划在2018年底或2019年初发布5G商用移动终端。运营商方面，上个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公布了自己的首批5G试点城市名单，同时，中国移动成立国内首个具备基于5G最新标准端到端能力的开放实验室，将为各类创新应用提供定制化的5G端到端技术服务。

    （摘编自王萌《5G，大过想象》，有删改）

    材料四：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9月9日报道：中美两国的设备制造商和电信服务商正争相测试并开始推广未来一代无线网络，它将比现有的4G标准快100倍。政府也参与其中——中国对此的推动更大。

    报道称，虽然5G经济学仍在酝酿之中，但推动者说潜在的回报是巨大的。近年来，中国对于5G技术的资金投入不仅大幅领先欧洲、俄罗斯和日本等，甚至超出美国240亿美元。

    拥有最大规模和最可靠网络的国家在研发技术上可以抢占先机，速度更快。占市场主导地位的设备供应商可以让国家情报机构和军方在监控和扰乱对手国家网络中占据优势。报道称，根据一些标准来看，中国正在领先。自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领导的委员会便与中国移动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协作进行测试和研发。这一国家主导的态度以及巨大的国内市场确保华为之类的中国公司可以销售大量5G设备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宝贵经验。

    在美国，大部分试验是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威瑞森电信公司、三星电子公司和诺基亚公司等主导的。

（摘编自《中美展开5G主导权之争》）

风雪极地追梦人

——中国第3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的160天

颜维琦

    4月15日凌晨两点，归来的“雪龙”号在拖轮的推动下缓缓进港，停靠在位于长江口南岸的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这一天，距离去年11月7日“雪龙”号从上海出发前往南极，整整160天。

    “既然选择了，就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赵炎平说。这也是记者采访第30次南极考察队时，队员们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平淡的话语，是与风雪同行之后的从容，也正是这个信念，让这支队伍书写了中国极地事业史上的一段精彩传奇。

    搏冰踏浪，关键时刻展英雄本色

    这或许是“雪龙”号最波折的一次航程——原本就承担着繁重的科考和后勤保障任务，又两度参加突发救援。最终，历时160天、总航程3.2万海里，成功建设中国南极泰山站，成功救援俄罗斯遇险船，完成首次环南极考察航行，抵达中国船舶迄今所到最南纬度，参与搜寻马航飞机，圆满完成所有科考任务……

    这样的传奇，是不惧艰险的257名考察队员共同创造的。南极，这片地球上最纯净的陆地，也是世界的寒极、旱极、风极。常年冰雪覆盖的白色“沙漠”，危险随时随地都会发生。

    在“雪龙”号救援俄罗斯船只被困人员过程中，有一支由12名队员组成的、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任务的海冰先遣队。负责指挥现场救援的考察队副领队徐挺告诉记者，当时，遇险船舶周围冰情严重，“雪龙”号无法靠近，只能选择直升机救援。勘察地形后，考察队决定在船边的一块浮冰上起降。

    “冰上是厚厚的雪，一脚踩下去，雪没过大腿。”徐挺说，“在这种情况下，飞机的平衡稍把握不好，雪就会被吹起来，很影响视线，要是螺旋桨打到冰面，整个飞机都会被毁掉。”危险是已知的，但没有一人临阵退缩。今年1月2日，遇险船舶海区迎来一个难得的好天气。队员们迅速搬运木板，几分钟内搭好了冰面停机坪。紧接着，9个架次近5个小时的飞行，成功将俄罗斯船52名被困人员援救到澳大利亚船上。整个救援过程堪称完美。

    风雪同行，“团结就是力量

    “所有成绩的取得都依靠团队力量，我最感谢的是各位考察队员。经过风雪南极跌宕起伏的考验，充分证明了我们是一支团结奉献的和谐团队。”在中国第30次南极科学考察总结大会上，领队刘顺林向全体考察队员深深地鞠躬。

    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见到刘顺林时，这位面庞晒得黝黑的苏北汉子说得最多的还是“团队”。

此次考察中，卡—32直升机共飞行245架次，海豚直升机共飞行136架次，没有发生一起不安全事件；在维多利亚地考察时，原计划8天的工作任务10名队员风餐露宿、夜以继日，仅用86个小时就圆满完成；在长城站卸货时，仅用50多个小时就顺利卸运1100多吨物资和油料，打破了纪录……靠的是什么？“团结就是力量。”刘顺林说。

    在茫茫南极内陆冰盖，28名队员仅用了45天时间，就成功建设了中国第四个南极科学考察站——泰山站。这座雄伟的“中国红灯笼”，建设过程一波三折，经历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令刘顺林欣慰的是，160个日夜，尽管任务繁重、压力巨大，但每个关键节点，考察队的临时党委都发挥了重要的决策作用。对每一阶段的工作任务做到充分讨论、集体决策、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确保了组织指挥体系的有序高效运转。有危险，领导先上，党员先上，务实拼搏的作风在传递，铸就了考察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2014年04月25日《光明日报》，有删节）

鉴赏家

汪曾祺

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

叶三是个卖果子的，他专给大宅门送果子，到了什么节令送什么果子都是一定的。他的果子不用挑，四乡八镇，哪个园子里，有一棵什么出名的好果树，他都知道，熟得像亲家一样了……

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下就裂开了。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再下来是樱桃，红的像珊瑚，卖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卖马牙枣，卖葡萄。重阳近了，还有一种叫作“黄金坠儿”的香气扑人、个儿不大的甜梨。菊花开过了，卖金橘，卖栗子，卖山药（粗如小儿臂）（大如拳）、卖碧绿生鲜的檀香橄榄。他还卖佛手、香橼。人家买去，配架装盘，闻香观赏。

不少深居简出的人，是看到叶三送来的果子，才想起现在是什么节令了的。叶三五十岁整生日，他们养得起他。

叶三有点生气了：“嫌我给你们丢人？我给这些人家送惯了果子。就为了季四太爷一个人，我也得卖果子。”

季四太爷即季陶民。他大排行是老四，城里人都称之为四太爷。

叶三真是为了季陶民一个人卖果子的。他给别人家送果子是为了挣钱，他给季陶民送果子是为了爱他的画。

季陶民有一个脾气，画一张画要喝二斤花雕，吃斤半水果。叶三搜罗到最好的水果

季陶民每天一起来就走进他的小书房——画室。叶三不须通报，一来就是半天。季陶民画的时候，他站在旁边很入神地看，连大气都不出。有时看到精彩处，就情不自禁地深深吸一口气，也正是季陶民的得意之笔。季陶民从不当众作画，他画画有时是把书房门锁起来的。对叶三可例外，他认为叶三真懂，不是假充内行

季陶民最讨厌听人谈画。他很少到亲戚家应酬，实在不得不去的，他也是到一到，因为席间必有一些假名士高谈阔论。但是他对叶三另眼相看。

叶三只是从心里喜欢画，他从不瞎评论。季陶民画完了画，钉在壁上，有时会问叶三：“好不好？”

叶三大多能一句话说出好在何处。季陶民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叶三说：“紫藤里有风。”

“唔！你怎么知道？”“花是乱的。”

“对极了！”

季陶民提笔题了两句词：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花乱。

季陶民最爱画荷花。有一天，叶三送了一大把莲蓬来，季陶民一高兴，好些莲蓬。画完了，问叶三：“如何？”

叶三说：“四太爷，你这画不对。”“不对？”

“‘红花莲子白花藕。’你画的是白荷花，莲蓬却这样大，莲子饱，这是红荷花的莲子。”

“是吗？我头一回听见！”

季陶民于是展开一张八尺生宣，画了一张红莲花，题了一首诗：

红花莲子白花藕，

果贩叶三是我师。

惭愧画家少见识，

为君破例著胭脂。

季陶民送了叶三很多画，都是题了上款的。有时季陶民给叶三画了画，说：“这张不题上款吧，——有上款不好卖。”叶三说：“题不题上款都行。不过您的画我一张也不卖！”

十多年过去了。季陶民死了。叶三已经不卖果子，但是他四季八节，还四处寻觅鲜果

季陶民死后，他的画价大增。大家知道叶三手里有很多季陶民的画，都是精品。很多人想买叶三的藏画。叶三说：“不卖。”

有一天有一个外地人来拜望叶三，因为是远道来的，叶三只得把画拿出来。客人非常虔诚，焚了一炷香，还先对画轴拜了三拜，一边不停地赞叹：“喔！喔！真好！真是神品！”

客人要买这些画，要多少钱都行。叶三说：“不卖。”

客人只好怅然而去。

叶三死了。他的儿子遵照父亲的遗嘱，把季陶民的画和父亲一起装在棺材里，埋了。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有删改）

材料一：

1835年9月，达尔文乘“贝格尔”号航行到加拉帕戈斯群岛时，在岛上发现一些羽毛颜色暗淡的雀形目鸟类。后来，英国鸟类分类学家Gould在研究达尔文收集的鸟类标本时发现这些雀形目鸟类是一些以前没有描述过的新种。达尔文也因此受到了启发，在《物种起源》中论述道：“这些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生活的雀形目小鸟实在令人感兴趣，它们由一个种分化出来而适应了不同的生活环境。”这些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雀形目小鸟促使达尔文产生了生物进化的思想，后人为了纪念达尔文就把这些雀形目小鸟称为达尔文雀。

达尔文雀隶属于雀形目燕雀科，一共14种，其中13种分布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另一种分布在距加拉帕戈斯群岛600km的可可岛上。达尔文雀羽毛颜色均为暗色，体形相似，体长7-12cm不等，种间最明显的区别是喙部的形状和大小。据考证，这14 种达尔文雀是在过去的100万年至300万年间由同一祖先进化而来。

达尔文指出自然选择往往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得以实现，人们很难通过科学观察和实验进行自然选择和进化方面的研究。然而，达尔文雀提供了自然选择的最好范例。

(摘编自邓文洪、郑光美《达尔文雀与生物进化》)

材料二：

1938年12月，28岁的英国帅小伙大卫·拉克和他的研究团队登上了圣克里斯托巴尔岛，研究不同种“达尔文雀”的繁殖和觅食行为。每天上午他外出观察这些小鸟，下午则捕捉个体尝试进行圈养，看不同种之间是否会发生杂交。正如达尔文曾指出的那样，“达尔文雀”非常温顺，不怕人而易于接近。这些“很傻很天真”的鸟，是拉克在野外非常难得的理想观察对象。

1939年4月，拉克一行和4种共计40只地雀一起来到美国旧金山的加州科学院。从4月底至9月初，拉克在加州科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等地的馆藏做研究，还专程去大英博物馆检视了达尔文当年采集的标本，最后他竟总共测量了近6400号“达尔文雀”标本！根据掌握的翔实资料，拉克很快撰写出了题为《加拉帕戈斯地雀亚科形态变异研究》的专著。而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面对同样的原始资料，1947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了拉克的新作《达尔文雀》，书中竟得出了几乎完全不同的结论！

拉克在第一本书中依据野外观察和标本测量数据对“达尔文雀”的分类进行了修订，并把主要篇幅放在了阐述种间以及种内变异上。比如喙的大小和形状在不同种之间和同一种但分布于不同岛上的种群之间都存在明显差异。受到当时主流观点认为亚种之间形态差异不具备自然选择上的适应性的影响，拉克在“达尔文雀”身上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并认为上述差异主要是在不同种间生殖隔离当中发挥作用，即同种的雌鸟主要通过喙型来识别同种的雄鸟。而生活在大达夫尼岛的中地雀和克罗斯曼岛的小地雀由于具有介于两种之间的喙型，而被认为可能是杂交的产物。

在回到达丁顿会堂学校又教了一年中学生物之后，拉克开始为军方工作，主要是与其他科学家一道为刚刚投入实战不久的雷达提供智力支持。在这期间，生态

学上一项名叫高斯原理②的理论引起了拉克的注意，并最终改变了他关于“达尔文雀”的研究结论。他明确地指出竞争导致了“达尔文雀”在食物资源利用上的分化，产生了已知的14个种和它们形态各异的喙。以地雀①为例，在同时有大、中、小地雀的岛上，3种鸟喙的大小都不重叠，对应着取食大小不同的种子。而大达夫尼岛的中地雀和克罗斯曼岛的小地雀喙的大小却介于两种的正常值之间，这两个小岛上各只有一种食种子的地雀，因此表现出了竞争释放，即在缺乏竞争者时物种会拓展实际的生态位。就是说这两个岛的中地雀和小地雀可以选择利用的种子大小更为多样化。拉克的新书用形态学、生态学和行为学方面高质量的第一手资料予以佐证，并揭示了地理隔离和生态位分化在物种形成上的重要作用。

稍显遗憾的是，拉克的新书更多提供的还是一种描述性的结论，定量性统计分析有限。比如，尽管他指出了对食物资源的竞争是主要的演化驱动力，但却没有提供大、中、小地雀在取食种子大小上是如何分化的例证。又如，他指出了对于同域分布的种群而言，生殖隔离是最后形成物种的关键一步，却没能说清楚究竟是何种机制导致了生殖隔离的实现。这些遗憾被开始于34年之后并延续至今的一项长期研究弥补。

对“达尔文雀”的研究，研究者们手中的工具从达尔文时代的猎枪，到拉克的望远镜，再到后来的雾网和录音机，发展到了今天的基因组高通量测序仪。对于“达尔文雀”的认知，既有最初达尔文的慧眼未识珠，也有拉克两本著作之间观点的骤然转变，更有另一个研究团队42年的荒岛坚守。在生态学和演化生物学的研究中应当去追求长期的开放式的持续工作，因为从逻辑上来讲，演化及生态过程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尽头。

(摘编自Robbi《迈入基因组时代的“达尔文雀”传奇》)

【注】①地雀：达尔文雀的一个类群。②高斯原理：又称竞争排斥原理，是指在一个稳定的环境内，两个以上受资源限制的、但具有相同资源利用方式的种，不能长期共存在一起。

材料一：

花是春天的象征，花的盛开意味着春天的到来。然而，日渐发展的城市，与纯真的大自然有了一层淡淡隔膜。都城内的诗人，未必能第一时间感知春天降临，反倒要经由卖花者的活动来获得春天降临的真实感。陈师道《和谢公定雨行逢卖花》云：“逢花驻马尚多情，天不违人旋作晴。不使近诗增纸价，得知春入凤凰城。”春天来到都城的讯息，是经由被卖的花朵传递到诗人那里的。

对于都城之内的诗人而言，卖花不只是单纯的商业活动，还是春日风物的真实载体。以卖花书写春日风物，成为城市尤其是都城诗人的常见手法。“京师巷陌新晴后，卖得风流更一般”（林逋《杏花》），“三月名园草色青，梦回犹听卖花声”（赵葵《柳花》），“海棠阴浅日黄昏……卖花声过忽开门”（吕夏卿《春阴》），等等，这样的诗句实在不胜枚举。

卖花给人带来的不只是视觉的享受，还有听觉上的独特美感。《东京梦华录》的“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就是真实写照。叫卖是宋代城市发展起来的特色。自北宋开封时就已如此，南宋亦仿照北宋。叫卖声甚至演化为专门的技艺。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称：“叫声，自京师起撰，因市井诸色歌吟卖物之声，采合宫调而成也。”卖花声的存在，从听觉上也给予文人一种新鲜的刺激。这类卖花声通常来自流动性的商贩。正所谓“帝城只卖担头枝”，都城内流动性的卖花者极多。这类花贩所卖之花，多为朵花、把花，不会是大型盆栽和花窠。轻巧的货品，让卖花人可以轻松穿越街巷，以叫卖声招揽客人。声音具有穿透性，就算隔着高墙，也能由户外传播到室内。街巷的错落，又增加了卖花声的幽深感，卖花声的响起与远去，都牵动着居室内的听者。这让深处居室之内的文人获得了一种新的感受外界的方式，不必看到花担上五颜六色的花朵，只凭耳中传来的叫卖声，就能感知时令的变化和城市节奏的展开。

对于寓居都城的诗人而言，卖花传递的时令变换，往往会牵动思乡的心绪和客居的落寞。戴复古《都中冬日》的卖花书写，书写了都城客居的情境：“脱却鹬裘付酒家，忍寒图得醉京华。一冬天气如春暖，昨日街头卖杏花。”京华之地，居大不易。对于一生未仕、漫游江湖的戴复古而言，更是如此。典当衣裘，只图得一醉。幸而临安的冬季天气和暖，街头已有杏花叫卖。“昨日街头卖杏花”，不只是临安冬日的风景，同时也是对京华客子的抚慰。“忍寒图得醉京华”则有着江湖游士的辛酸无奈。

对任职都城的士大夫而言，美丽的鲜花不但装点着他们的生活，也调整着他们的心态。《六一诗话》称：“士大夫牵于事役，良辰美景，罕获宴游之乐。其诗至有‘卖花担上看桃李，拍酒楼头听管弦’之句。”都城明明拥有最特别的风景，士大夫却因公务繁忙无暇游赏，只能从卖花担上欣赏桃花李花的盛放。卖花带来了四季流转的美好，安慰着王事鞅掌的士大夫。杨万里《初夏清晓赴东宫讲堂，行经和宁门外卖花市》：“众红半霎聊经眼，不枉皇州第二年。”都城花市的商品紧紧呼应着四季花时，让诗人不必执念于回归故园、退居乡里。花市让杨万里感受到了都城特有的繁华，也纾解了他渴盼回乡的寂寞。

卖花书写中所折射的时序变换、所承载的客居心绪，是宋代作者对都城时间与空间的真切感知，是宋代作者对都城生活节奏的新鲜体验，更隐含着他们关于都城的新思考：该如何自处于都城之中？是在自我与都城的碰撞中伤感，还是努力融入都城生活的节奏？宋人的感受与思考，促使花卉买卖成为体察都城生活及世态人情的精妙视角，而卖花也日渐成为表达都城时序变换与诗人居处心态的成熟事象。

（摘编自周剑之《花担上的帝京：宋代卖花诗词的都城感知及文学意蕴》）

材料二：

南宋都城临安，气候温暖，城市里面购买鲜花的非常多。宋代种花业之所以昌盛，是因为不仅买花的人多，而且购买的量也大，婉约派大词人柳永在《剔银灯·何事春工用意》中形容道：“渐渐园林明媚，便好安排欢计。论篮买花，盈车载酒。”可以想象，在那明媚的春光下，一辆辆装满鲜花的马车从花园里出来，喧阗而又热闹。

商业发达和文化昌盛，使得扬州、成都、洛阳等宋代名城的花市也各有“色彩”。宋人家铉翁《上元夜》也写道：“沙河红烛暮争然，花市清箫夜彻天。”红烛争燃，箫声连夜，洛阳花市的繁华与热闹程度自可想象。成都则二月举办花市，尤以海棠花为最好；扬州的开明桥“春月有花市”，市上卖的芍药的价格有时会比洛阳牡丹还要贵。

为了方便鲜花买卖，南宋政府甚至还专门设置了用于鲜花交易的花市。北宋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回忆北宋时的洛阳风俗。文中对当时人们赏花、购花的情景作出细致的描写。在鲜花开放之际，吸引了各方人士来到花圃，面对群芳，举杯畅饮，纵情放歌。暮色降临，花农们用竹笼小篮盛着鲜花来到花市“唱卖”。可见，北宋花市，当以夜间最为热闹。尤其是在每年正月十五的元宵之夜，在火光交错间，鲜花争妍。这盛大美景成为宋代文人雅士笔下的一幅美景。诗人文彦博曾夜游花市，在《游花市示之珍慕容》中写道：“去年春夜游花市，今日重来事宛然。到肆千灯多闪铄，长廊万蕊斗鲜妍。”在灯光闪烁间，诗人夜游花市，故地重游，恍惚间，去年美景再现眼前。

（摘编自贾玺增《四季花与节令物：中国古人头上的一年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