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诗词，除了课堂与考试，也可以变成《中国诗词大会》这样的综艺节目，引发全民追捧；二胡，除了街头与舞台，也可以走进直播平台，中央民族乐团中胡首席蔡阳的一次演出，吸引21.5万观众；故宫除了景点与博物馆，也可以化身折扇、玩偶、便签，一年文创产品的销售额达10亿元……传统文化，正抖落历史的尘与土，脚步轻快地跟上了时代。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其中提到“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改造陈旧的表现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普及中华诗词、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举办经典诵读、国学讲堂、文化讲坛、专题展览等活动。鼓励媒体开办主题专栏、节目。利用互联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网络传播”。这为传统文化的开发挖掘指明了道路：既保有传统的魅力，又带着时代的创意。

    谈及传统文化，言必及深邃与厚重。同时，任何一种文化，其生命力也来源于开放性与多义性，来源于多维度阐释的可能。古语云：“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传统文化也是如此，任何人取一星火光，都可收获智慧的启迪。正如一曲《琵琶行》，在陈寅恪先生的笔下，成就了《元白诗笺证稿》这样的名著；在今天“90后”“00后”的手中，变成了网络上一曲流行歌曲。正因为可以取之而不竭，文化才能呈现出多元丰富的包容。

    季羡林先生留学德国时，选修了一门梵文课，课堂上只有他一个学生，“绝学”的凄凉景象大抵如此。传统文化要避免“绝学化”，就不能只有“阳春白雪”一种样态，也不妨亲近“下里巴人”。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的观众人数累计达到11亿人次，在这些人里，又有多少懵懂少年，喜欢上了诗词？有多少普普通通的人，感受到了诗词的韵味？诗词变身综艺，乐器走进直播，这些传统文化找到了新的落点，也就有了焕发新一轮蓬勃生命力的可能。当然，强调传统文化的创新，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要媚俗，自降格调来满足所有人的口味。传统文化的阐释不是没有下限的，它不能走上市侩化、神秘化、功利化的套路。我们对传统文化有足够的信心，平上去入、唱念做打、银钩铁画，自有它的魅力。对传统文化的诠释，如果从形变变成了神变，模糊了本来的面貌，反而是打着弘扬的旗号，却丢弃了内在的魂魄。

（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5月10日期）

材料二：

    一场二胡直播吸引21.5万用户，一位古筝主播年收入超千万元--平日里许多传统艺术表演家想都不敢想的受关注度，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一些进军网络直播平台的传统音乐艺术表演家身上。箜篌、古筝、琵琶……这些普通人在古诗词里读到，却没有什么机会看到的乐器，正由演奏者在直播平台上真实展现。平日里“冷门”的传统乐器，为什么放到网络直播平台上就“火”了？这首先要归功于互联网传播的助力。比如，中央民族乐团中胡首席蔡阳，平时如果到国家大剧院演出，观众最多的时候也不过2000人左右。这还是在文化资源和传统艺术爱好者集中的北京。但是，一旦网上直播，艺术传播突破了时空障碍，全国甚至全世界喜欢这门艺术的人都可以观看。

（摘自人民网2016年4月7日）

材料三：

    全国政协委员、非物质文化保护专家田青表示，传统艺术要坚守住本质的东西，不能为了迎合流行而搞“转基因”。田青委员坦言，在传统艺术保护问题上自己是“保守派”，传统艺术要坚持自己本质的东西，不能“转基因”。“转基因的结果就是迎合人，这不是艺术家要做的事，艺术家要有自己的坚持和创造。”田青认为，对于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让自己原汁原味保持自己的基因不变非常重要。“假如为了迎合年轻人，所有的戏剧都改成流行音乐了，那干吗还要200个剧种，”田青表示，传统艺术的从业人员要坚持自己的底线，比如昆曲古琴要有一定文化积累和修养才懂得欣赏，不能因为听众现在还没达到这一修养就迎合。

（摘自《中国日报》2015年3月3日）

材料一：

    对于长期存在的厕所问题，我们如何寻找解题之钥？韩国制定《公共卫生间法》，对公厕实施评价认证制度，使当地厕所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一道风景线。美国则开放餐馆、商场等地厕所，还要求配有残疾人厕位、“同伴帮助厕位”等。

    重庆市旅游系统从2015年起掀起了一场“厕所革命”，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结合全域旅游发展，打造了一批“设计独特、注重实用、倡导环保的旅游厕所。如黑山景区以鹅卵石装饰旅游厕所墙面，卧龙岗景区则以单向可视玻璃做墙面，游客如厕时可欣赏风景。璧山引导鼓励社会企业参与建设，以捐建单位命名公厕，公厕显示屏还滚动播放企业公益广告。依靠创新，该区走出一条以厕养厕的市场化经营新路，目前该区建好的AA级厕所，有80%来自企业捐建。

    两年多来，重庆市新建和改扩建旅游厕所2458座，超过目标任务6.45%，厕所存在的供给不足、分布不均衡、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旅游服务环境有较大改善，旅游形象有极大提升。

（摘编自《重庆“厕所革命”调查：既要面子更要里子》2017年12月05日《重庆日报》

【注】“厕所革命”是指对发展中国家的厕所进行改造的一项举措。最早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出。国家领导人近三年来多次就旅游系统推进“厕所革命”作出重要指示。

材料二：

（摘编自《关于苏州市厕所革命实施工作群众满意度问卷调查》2017年12月01日《苏州人民网站》）

材料三：

如何进行“厕所革命”？首先要突破简单技术思维的桎梏，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智慧。回顾人类发展史，东西方关于“如厕”的文化和技术发展脉络有明显分野。西方文明，自古便重视技术的改进，水冲清洁方式加上坐便器的改进，构成西方厕所的基本演化逻辑，冲水马桶便是其代表性成果。而东方社会，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与“物尽其用”。先人们从西周时就开始探索粪便与土地肥力的关系，战国时已经掌握粪便积肥技术，汉代便有“美粪良田”的说法。直至上世纪中叶，粪肥依旧是中国农民耕种的法宝。但随着化学工业的发展在大规模施用化肥后，土地与人类、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天然连接断裂，城市居民的粪便成了城市的巨大负担，不得不建设越来越庞大的污水处理厂，斥巨资将原本宝贵的有机质从相对洁净的杂排水中分离出去。城市人口越来越密集，污水处理的成本不堪重负，农村土壤日渐贫瘠……进入21世纪，有更多的学者在反思今人的如厕问题，在重新思考“美粪”与“良田”的关系，这也成为“生态厕所”设计的基点。

（摘编自《生态厕所：社会转型中的设计实验》，2017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五年来，创新驱动发展成果丰硕。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1%，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位。科技进步贡献率由52.2%提高到57.5%。载人航天、深海探测、量子通信、大飞机等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高铁网络、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引领世界潮流。“互联网+”广泛融入各行各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日均新设企业由5千多户增加到1万6千多户。快速崛起的新动能，正在重塑经济增长格局、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标志。

（摘编自《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

材料二：

（摘编自《国家创新指数（2016-2017）》）

材料三：

    我国创新水平迈向国际第一方阵。2017年国家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达到1.7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6%，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2%，其中基础研究经费920亿元。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不断涌现，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高于同期世界平均增长水平。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从2012年的世界第20位升至2017年的第17位。而体现国家创新实力的重要标志是知识创新。2017年，国际论文总量和被引用量居世界第二位；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都居世界第一，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9.8件，国内发明专利授权32.7万件，同比增长8.2%。

    韩国《产业日报》报道称，中国的全球化创新型企业正不断增加研发投资，加大研发力度的氛围日益高涨，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中国政府也制定了发展计划，并给予中国企业相关扶持。4298家众创空间、3255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和400多家企业加速器，以及19家国家自创区和156家国家高新区形成了一个日趋完善的创业孵化生态链条。

（摘编自《科技部：去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第1位》《大数据观察·专利支撑创新发展》）

材料四：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创新前所未有的“黄金五年”。我国坚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集中力量办大事。我国科技成果呈现“井喷”：墨子“传信”、“神舟飞天”、“天眼”探空、北斗组网、超算发威……科技创新有力地支撑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民生改善。科技创新在打赢蓝天保卫战、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科技兴林、科技治沙成效显著，在全球率先实现“沙退人进”。科技创新与社会发展的加速融合，织就保障亿万群众生活的幸福网。

十八大以来全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7100万人，研发人员超过535万人，跃居世界第一。重大科技任务、科研基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对创新人才发挥了“筑巢引凤”的“虹吸效应”。“万人计划”等重大人才工程深入实施，带动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归国潮”，回国人才超过110万，是前30年回国人数的3倍。这是我国创新的“力量之源”。

    十八大以来，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动真格”，向数十年难除的积弊“下刀”。国家科技计划和资金管理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院士制度、科技奖励、科技军民融合等改革也正在深入推进过程之中。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支持创新的普惠性政策，国家重大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科技报告制度、创新调查制度、自由开放共享等基础性制度也在加快建立，科技人员获得感大大增加。

（摘编自陈芳、余晓洁、胡喆《科技成果“井喷”：中国创新奇迹从何而来？》）

（材料一）

    4月8日，执掌故宫博物院7年的“网红”院长单霁翔退休。单霁翔在任期间，故宫批量产出网红产品，成为国民文化lP。故宫IP的光环，也令其继任者——原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备受外界关注。

    王旭东曾对身边人说，“现在的传播手段太丰富了，就显得内容不够。”所以他不主张一味迎合用户需求，打造爆款文创产品。据说王旭东甚至砍掉了许多他认为没有文化传播意义的项目，他一直反复强调，要真正体现敦煌文化，做精而美。

    与敦煌文创的谨慎不同，故宫博物院在过去爆款迭出，从围绕故宫IP打造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上新了·故宫》等节目则让普通大众通过镜头走进故宫，而故宫口红、故宫睡衣等文创产品以及角楼咖啡、故宫火锅等，更是引发公众对故宫IP的追捧。

    （摘编自《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不主张一味迎合用户需求》）

（材料二）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过去5年，我国文创产业增加值增加了66. 09%。在庞大的文创市场迎来“井喷”的同时，也吸引一大批入局者。不止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颐和园等文化类展馆正加码生机勃勃的文创产业。统计数据表明，国内已有2500余家博物馆、美术馆围绕馆藏进行IP开发。

    目前来看，博物馆文创正在食品、彩妆等领域大展拳脚。例如，国博馆的文创产品已推出灵感源自青花瓷与粉彩瓷的食品棒棒糖，以春夏秋冬元素和每个朝代文物对应的手绘二十四节气锦色书签，以清朝画作《芙蓉双鹭图》为设计灵感的芙蓉双鹭保温杯等文创产品。数据显示，2018年，国博馆结合馆内藏物开发文创产品，设计开发“国博衍艺”产品90余款，累计国博文物、品牌元素产品形成的市场销售规模达到7. 92亿元。

    类似的博物馆文创案例还有很多，划分到广东本土同样亮点纷呈。据悉，广东省博物馆凭借首个推出“粤藏”“粤光宝盒”“风尚”三款文创蛋糕的博物馆身份而爆红网络。

    （摘编自《故宫文创一年卖出15亿元  博物馆文创不甘落后》）

（材料三）

    博物馆IP主要是指博物馆拥有的知识产权，如文物藏品的研究成果，博物馆的品牌图像、建筑、陈列设计方案等。博物馆IP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为其他的行业和产品提供创意与内容来源，文创产品开发只是博物馆lP运营的一部分。通过赋能的方式，跨界融合进行全产业链的“二次开发”才是博物馆挖掘IP价值的核心方法论。

    但是现在IP授权在不少博物馆手里是个烫手山芋，主要因为无法确定IP授权的费用。据北京自然博物馆负责经营运营管理的翟幼艾透露，自然博物馆曾联合外部设计师开发了上千个别具特色的文创IP，但开发出来后便被束之高阁，无法量产，因为无法为这批IP授权定价。据悉，目前国内IP授权没有统一的价格，即使是在IP授权领域较为成熟的海外博物馆，也没有明确的行内标准报价，只能由博物馆和被授权方自主协定。该为“IP”授权定价几何才不至于无形资产流失？

    看到市场上对博物馆文创充满热情，苏州博物馆文创部副主任蒋菡却无比冷静地表示，博物馆的商业化浪潮虽然势不可挡，但博物馆的品牌和IP还在孵化期，并没有达到很成熟的地步，因此商业化到什么程度，每个博物馆应当有自己的想法和标准。“毕竟宣传教育展示才是博物馆的主业，很多时候我们会拒绝特别商业的项目。”蒋菡称若合作只是让博物馆给产品背书，这样的合作对博物馆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

（摘编自《“博物馆+”与文创古老的博物馆红了》）

    材料一：

    大城市比中小城镇更有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首先，大城市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更低。大城市的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成本会因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摊薄，聚集在大城市中的个人、企事业单位都将因相互之间的协调而从中受益。其次，相比中小城镇，大城市土地利用率更高。根据住建部数据，从整体来看，2017年我国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依次递减，分别为130平方米、125平方米、118平方米、113平方米、99平方米。再次，大城市控制污染的能力更强。在创造相同GDP的条件下，大城市污染物排放量远低于中小城镇。而且，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大城市降低单位污染的成本也远低于中小城镇。最后，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能为外来人口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由于大城市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依托，它们远比中小城镇更能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摘编自潘家林《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与规模效应》，《城市发展论坛》2019年第1期）

    材料二：

    图表1：北京、上海、首尔、东京四城市中心城区出行情况比较

    图表2：全球部分都市人口总数及人口密度比较

    （摘编自熊柴等《大城市病主因是人口分布失衡》，《财经》2017年2月）

    材料三：

    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的发展本应服务于人的需要，但是许多城市如偏离了人本轨道，一味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引发了严重的“城市病”。

    城市化不是楼宇化，而是家园化。但是，一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却只重表面工程，认为修建高楼大厦就是城市化，违背了城市建设与人类发展的规律，使得许多城市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情况。城市的功能化不是产业化。城市的功能包含生产方面的功能，即人们通常理解的产业规模化，但产业发展不是城市唯一的功能。城市是人、境、业的综合体，产城一体，人城和谐，才是城市发展的归宿。不应该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生产产品的机器，城市应是人类成果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机体。

    （摘编自 阎明《“差序格局”探源》，有删改）

    材料四：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城市“构造致密而紧凑，专门用来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但过犹不及，过度的人口资源聚集，带来宜居度和各种边际效用下降，问题由此而生。

    21世纪的北京，繁华前所未有，却受到“大城市病”的困扰，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北京集聚了过多的非首都功能。把脉问诊、开方抓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为治理北京“大城市病”望闻问切、全面谋划，推动破解“大城市病”的中国探索。“要坚持和强化首都核心功能，调整和弱化不适宜首都的功能，把一些功能转移到河北、天津去，这就是大禹治水的道理。”北京正面临一次历史性抉择，从摊大饼转向在北京中心城区之外，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集中承载地，将形成北京新的“两翼”，也是京津冀区域新的增长极。

（摘编自《破解“大城市病”的中国探索》，新华网2017年9月18日）

    材料一：

    最近，讲述“慰安妇”老人生存现状的纪录片《二十二》吸引大批观众走进影院，悲情触摸那段充满伤痛的历史；继而纪录片中老人们的截图竟然被制作成“表情包”在 网络上出现，引发集体愤怒。两件事，让我们分别看到了尊重与无知。

    “听完片尾曲，没有人说话。灯亮了，好些人还在位子上发怔。”一位观众的话，道出了多数人观看《二十二》之后的感受。老人们所经历的苦难，那些烙印于心的伤痛，即便只是通过平静的镜头语言，也足以产生撼动人心的力量。从上映前 3 万多人为影片捐款，到后来无数人转发影片信息、呼吁人们观看，可以说，一部纪录片，倾注了从制作者到观影者共同的情感，也凝结成整个社会的集体追思。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老人们痛苦、哭泣的表情，竟然被制作成充满戏谑色彩的“表情包”。这种消费苦难、无底线娱乐化的举动，无异于是在受害者的伤口上撒盐，也是对大众集体感情的挑战，当 然让人难以接受。后半生都在悲剧中活着的“慰安妇”，犹如压在我们民族心口上的一 块石头，这块石头上刻印着战争历史的痕迹，也承载着不能忘记的家国之痛。况且，她 们所遭受的侵害，至今没有得到始作俑者的道歉。如何对待这些战争受害者，直接关系 着各国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

    （摘编自《别让对历史的铭记毁于“表情包”》）

    材料二：

     “葛优躺”表情包侵权案二审落槌，维持原判，判决艺龙网公司赔偿葛优经济损失 及维权合理支出 7.5 万元并赔礼道歉。从“葛优躺”走红，到葛优肖像权“躺枪”，再到今天葛优胜诉，尽管维权过程并非轻而易举，但这起案件给企业和公众都上了一堂普 法教育课：使用真人表情包不能随心所欲，即使博人一笑，也应谨守法律边界，以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

    时下，表情包已成为流行的网络表达方式，但也带来了滥用的乱象。除了本案中的演员葛优外，姚明、张学友、周杰等体育、演艺明星的表情包，也是网民社交聊天、商家广告宣传的热宠。事实上，明星官方出品的“正版”表情包不仅是宣传工具、圈粉利器，还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现实中，明星真人表情包的使用却往往超越官方提供的范围，侵权纠纷也因此时有发生。

    更为恶劣的是，个别商家与网友在制作与使用真人表情包时，为蹭热点而践踏道德底线。比如，韩红帮助环卫工人打扫街道的画面被制作成“韩红听了都想打人”的表情包，此类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有违社会公德的表情包，不仅把网络环境搞得乌烟瘴气，更销蚀社会的价值认同。

    （摘编自《表情包也要有“法治脸”》）

    材料三：

    在网友看来，表情包的使用早已经不限定在官方提供的范围之内了。傅园慧的“我 已经使了洪荒之力了”，尔康的招牌动作“伸手咆哮”，黄子韬的“我选择狗带”以及漫画与姚明等名人照片“移花接木”合成的表情包……成了社交聊天时的热宠。随着这股潮流，商家也爱用表情包为自己的产品广告宣传。为此，部分“被表情包”的名人选择用法律手段进行维权。

    “如果截取表情包图象以商业使用为目的，未经肖像权人或其三代以内近亲属同意，就会构成对他人肖像权的侵害。”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陈堂发说，如果表情图形存在对权利人的不适当“艺术”处理，体现为一种“丑化、歪曲”的效果，可能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

（摘编自《小心！你的表情包可能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