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自然中，悦耳动听的鸟鸣声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愉悦。每一类鸟的鸣声都不尽相同。乌鸦呱呱叫，山雀的鸣声如嘹亮的哨响，隐夜鸫的叫声则似长笛声般悠扬。那么在复杂的背景噪声下，如何识别鸟鸣声？是否存在可以识别每一类鸟鸣的应用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英国牛津大学的蒂莫•帕帕多普洛斯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一种能够识别各类鸟叫声的鸟鸣识别算法。

    一般情况下，自然资源保护论者需要通过定期的徒步旅行或者直升机旅行的方式，对生存在特定区域内的鸟类数目进行统计和总结。然而，如果通过音频录制鸟鸣，再将音频转化为物种计数，采用此方法代替旅行统计方式，将使得鸟类追踪的研究变得轻而易举，为研究鸟类种群数目是否下降或者鸟类的迁徙模式是否改变等，带来很大便利。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丹•斯托博士称：“鸟鸣极其复杂，这些最简单的声音通常难以分辨，因为它们听起来如此相似。”毕竟我们无法听清远处的，特别是在嘈杂环境中的鸟叫声。

    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在亚洲和欧洲共收录了15种不同鸟类的鸣叫声，包括新疆歌鸲、大山雀、画眉等。他们收录的鸟鸣声中混杂了不同的音频环境，如市区公园中较为平缓的背景噪声或者露天市场中密集人群的喧嚣声。

    如此多样化的混合声音，用于机器学习算法的训练过程，通过训练后的机器来选择包含鸟鸣声的音频段。尽管鸟鸣声与部分噪声频率相近，影响算法的准确性，但这些学习算法仍能成功地从噪声中区分出鸟鸣声。

    目前国内福州大学的研究团队，对于低信噪比鸟鸣识别的算法是将声音信号转化为图象，对图象进行处理得到一串被称作特征值的数字，并用这串数字代替声音进行识别。

    国外其他研究团队也在致力于研究自己的鸟鸣识别算法，尤其是那些能够识别不同鸟类物种的算法。斯托和他的同事正在测试名为Warblr的应用程序，在最佳状态下，Warblr进行鸟类识别的准确度可以高达95%，该数据已经得到巴西一家鸟类鉴定组织的认证。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团队研发了一个相似的应用程序，命名为WeBIRD，是针对本地鸟类而设计的。美国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实验室研发的Merlin应用程序，通过对鸟类的大小、颜色、位置等简单情况的了解，以利于人们对鸟类进行区分。

    斯托博士认为，对鸟鸣识别应用技术进行探索的最终目标不仅仅用于识别鸟类，更是想要破译鸟类之间真正的“人际关系”，如果音频能够转换为物种计数，那么我们可以更方便地监测鸟类种群的变化。德国动物声音档案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马里奥说，类似牛津大学团队提出的鸟鸣识别算法，对研究自然环境是很有价值的。

（摘编自李应编译《鸟鸣识别》）

汉字的魅力优于拼音文字

    说到汉字，不能不提及世界文明史。世界的古代文明，可以说就是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圈，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圈，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印度圈，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圈等四大文明。这四大文明之中，前三者互相交往而发展，成为近代文明的源流，只有中国几乎未与其他文化产生关联而独自发展出汉字文化圈。国人对此是充满自豪感的，无论是对汉字的发展历史，还是对汉字所承载的中国独具的文字文明和文化底蕴。

    但是，由于汉字自身的特点所带来的缺陷，如撰文用字多、字型复杂、难记、难读，在过去几十年中，汉字的未来与发展前景便广受汉字文化圈中一些国家的关注和议论。但肯定的一点是，要想准确把握汉字的功过是非，必须仔细回顾和耐心审视汉字所走过的历程。写于1988年的《图说汉字的历史》引进出版，该书作者阿辻哲次以“事典”的形式，图文并茂地对汉字发展史上的基本事项进行了简洁却明晰的梳理和叙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现代的汉字发展史，从前印刷时代的汉字书写工具材料史到汉字印刷的发展史……意在为学习汉字、使用汉字的人提供更多的相关知识，让那些对汉字有成见的人明白：现在就想把拥有四千余年悠久历史、担负着人类文明发展一翼的汉字塞进博物馆里，还为时尚早。

    汉字的表记法从古代到现代是连续发展的，从甲骨文、青铜器文字、篆体字，到隶、行、楷，没有文化断层。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图形文字，以物的图形为基础而形成文字，例如“山”、“川”、“日”、“月”等。而与汉字、汉学有关的律令制度，如国家概念、产业、生活、文化等，也都跨越广阔的版图，从中国中原，传播到东方的朝鲜、日本，南方的越南，用文字连结了中国与周边世界的文化。虽然多数国家后来又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但依然有着汉字的影响和痕迹存在。如朝鲜的自创文字“谚文”的意思是“非正式”的文字，因而朝鲜“正式”的文字依然是汉字，这跟日本称汉字为“真名”，称自创的文字为“假名”相同，都是出于对汉字的尊崇。

    但在过去的近百年里，世界潮流曾缩小了“汉字文化圈”，就连毛泽东 、鲁迅等也曾主张废除汉字，认为汉字终将改为世界通用的表音文字，但事实并非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字改革——实施拼音文字的作用只不过是充当了学习汉字的辅助工具。韩国在文字政策上曾先后经历了汉字时代和“韩文专用”时代。许多韩国专家指出，抛弃汉字使韩国社会出现了知识、哲学和思想的贫困，今天的经济危机，就是韩国半个世纪以来推行韩文专用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它导致韩国社会出现大量文盲。所以，韩国开始反思，并于1991年11月和1994年9月在汉城（今为“首尔”）先后两次举行了“汉字优于拼音文字”的国际汉字学术研讨会，并且成立了“国际汉字振兴协议会”。日本也是如此，它曾减少了可识的汉字字数，但现在又增加了。

    现在，世界潮流不仅在扩大“汉字文化圈”，还在促使汉字为创造21世纪人类的高度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图说汉字的历史》带给汉字文化圈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它让读者明白，汉字不仅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文化根基，而且是能够超越语言的不同而让彼此知晓共通意思的最佳媒介。透过汉字，不用语音也能达到彼此理解、彼此认同和彼此融合。

礼仪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礼仪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代表着社会的价值观念。从基本框架看，礼仪文化蕴含着善良、和谐、秩序的价值观念。第一，追求善良的价值观念。从个人的视角看，礼仪是一种“向善”的价值追求。孟子认为，“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它同“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皆为“善端”，由此形成仁、义、礼、智“四德”，进而达到至善。礼仪表现出善良的人性，雍容大度的仪态，彬彬有礼的行为，庄重诚敬的仪式，表明与人为善的态度，善良宽容的心灵。第二，追求和谐的价值观念。从社会的视角看，礼仪是一种“为和”的价值追求。儒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礼仪是以建立和谐关系为目标的行为规范，礼让包含对自我的克制，对他人的理解，体现以礼待人的尊重，乐群贵和的美德。第三，追求秩序的价值观念。从国家的视角看，礼仪是一种“有序”的价值追求。“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国无礼则不宁”。孔子以礼为基础，提出一套完整的规范体系，进而建立有条不紊的社会秩序。礼仪是经世治国的道德秩序，人们遵循礼仪规范，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国家就会秩序井然。

    中国礼仪文化根植于传统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思想的印迹。然而，遵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挖掘其中的合理内核，就可以提炼一些超越时空的价值观念。将礼仪文化中蕴含的向善、为和、有序的价值观念，放进现代文化的框架下进行科学的阐释，就可以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与友善、和谐、文明、法制等现代价值观念相联系，成为涵养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中国礼仪文化有着深刻的价值观内涵，传统礼仪文化教育也有着其独特的优势。为此，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礼仪文化教育的优势，将核心价值观教育和礼仪文化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礼仪文化教育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落实。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现代礼仪文化的价值取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深入挖掘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价值观内涵，对善良、和谐、秩序的价值追求进行提炼，与友善、和谐、文明、法治等现代价值观念联系起来进行科学阐释，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之上，使核心价值观落小为礼仪价值取向，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

    将自律和他律有机地结合，使礼仪文化变成礼仪行为和礼仪习惯。中国礼仪文化强调自律，西方礼仪文化强调他律。我们应该将自律和他律有机地结合，保障各种礼仪规范和公约守则为人们自觉地遵守，或者从不自觉到自觉地遵守。同时，通过一些仪式和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使礼仪文化成为每个人的礼仪行为，变成全社会的礼仪习惯，在传播核心价值观中发挥重要作用。

珍惜愤怒

小时候看电影虎门硝烟的英雄林则徐在官邸里贴一条幅“制怒”。由此知道怒是一种凶恶而丑陋的东西，需要时时去制服它。

    长大后当了医生，更视怒为健康的大敌。师传我，我授人。怒而伤肝，怒较之烟酒对人为害更烈。人怒时，可使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瞳孔放大，寒毛竖紧……一如人们猝然间遇到老虎时的反应。

    怒与长寿，好象是一架跷跷板的两端，非此即彼。

    人们渴望强健，人们于是憎恶愤怒。

    我愿以我生命的一部分为代价，换取永远珍惜愤怒的权利。

    愤怒是人的正常情感之一，没有愤怒的人生，是一种残缺。当你的尊严被践踏，当你的信仰被玷污，当你的家园被侵占，当你的亲人被残害，你难道不滋生出火焰一样的愤怒吗？当你面对丑恶面对污秽，面对人类品质中最因。阴暗的角落，面对黑夜横行的鬼魅，你难道能压抑住喷薄而出的愤怒吗？

    愤怒是我们生活中的盐。当高度的物质文明像软绵绵的糖一样簇拥着我们的时候，现代人的意志像被泡了酸一样的牙一般软弱。小悲小喜缠绕着我们，我们便有了太多的忧郁。城市人的意志脱了钙，越来越少倒拔垂杨柳强硬似铁怒目金刚式的愤怒，越来越少幽深似海水波不兴却蕴育极大张力的愤怒。

    没有愤怒的生活是一种悲哀。犹如跳跃的麋鹿丧失了迅速奔跑的能力，如敏捷的灵猫被剪掉胡须。当人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当人首先戒掉了愤怒，随后再戒掉属于正常人的所有情感之后，人就在活着的时候走向了永恒——那就是死亡。

    我常常冷静地观察他人的愤怒，我常常无情地剖析自己的愤怒，愤怒给我最深切的感受是真实，它赤裸而新鲜，仿佛那颗勃然跳动的心脏。

    喜可以伪装，愁可以伪装，快乐可以加以粉饰，孤独忧郁能够掺进水分，惟有愤怒是十足成色的赤金。它是石与铁撞击一瞬痛苦的火花，是以人的生命力为代价锻造出的双刃利剑。

    喜更像是一种获得，一种他人的馈赠。愁则是一枚独自咀嚼的青橄榄，苦涩之外别有滋味。惟有愤怒，那是不计后果不顾代价无所顾忌的坦荡的付出。在你极度愤怒的刹那，犹如裂空而出横无际涯的闪电，赤裸裸地裸露了你最隐秘的内心。于是，你想认识一个人，你就去看他的愤怒吧！

    愤怒出诗人，愤怒也出统帅，出伟人，出大师，愤怒驱动我们平平常常的人做出辉煌的业绩。只要不丧失理智，愤怒便充满活力。

    怒是制不服的，犹如那些最优秀的野马，迄今没有任何骑手可以驾驭它们。愤怒是人生情感之河奔泻而下的壮丽瀑布，愤怒是人生命运之曲抑扬起伏的高亢音符。

    珍惜愤怒，保持愤怒吧！愤怒可以使我们年轻。纵使在愤怒中猝然倒下，也是一种生命的壮美。

    整个东方美学，从根源上看也是一种“生活美学”。东方美学不仅是可“知悟”到的人生智慧，更是诉诸“践行”的现世传统。西方美学曾经更关注艺术，东方美学却早已聚焦生活。中国美学重“形”，日本美学重“色”，而韩国美学重“线”。真正连纵起整个东方美学的内核乃为“生活”。

东方生活美学关注审美与生活之间所具有的“不即不离"的亲密关系，注重在日常生活中体味生活本身的美感。中国的生活美学就可以代表东方传统，这种传统就是一种始终未断裂的生活传统。中国古典美学作为最“原生态”的生活审美化传统，形成了一种忧乐圆融的中国人的生活艺术。审美与生活的不即不离，就是一种既不接近亦不疏远的关联。中国生活美学，就是强调审美与生活之间如此的关联，这里的“生活"，乃是中国人自己的“生活”；这里的“美学”，也是中国化的“美学”。

    生活乃是“生”与“活”的合一，生与活有别，生只是生物性的，动植物均有生，但只有人才能活。每个人都要“生”。皆在“活”。在汉语的语境里面，“生”原初指出生、生命以及生生不息。终极则指生命力与生命精神，但根基仍是“生存”。“活”则指生命的状态，原意为活波泼地，最终指向了有趣味、有境界的“存在”。明末清初著名西家石涛所说“因人操此蒙养生活之权”当中的“生活”，正是此义。中国人所理解与践行之“生活"，所言说的就是鸢飞鱼跃那般的存在，有着鲜活的内涵与践履途径。

    人们不仅要“过”生活，要“活着”而且要“享受”生活，要“生存”。 按照法国哲人列维纳斯的主张，在西方世界，对古人来说，存在指的是“事物”，对现代人来说，存在指的是“最内在的主体性”；对当今的人们来说，存在指的则是“生活”，也就是一种与自身、与事物的直接私密关系。

    人们不仅过日子，而且还在“经验“着他们的生活。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是始终不离于感性的，列维纳斯还说过，所有的享受都是“生存的方式”，但与此同时，也是一种“感性”存在。“美学”这个词原本就是感性的意思，美学作为学科之本意就是“感性学”。 但在中国，却将“感学”之维度拓展开来，从而将之上升到“觉学”之境，而这“感”与“觉”两面恰构成“不即不离”之微妙关联。因此，中国的“美学”，就不仅是西学的感性之学，而且更是一种感性之智。

    “生活美学”之所以指向了“幸福”的生活，是因为，过生活就是享有生活，并去寻求生活的幸福与幸福的生活。幸福本身，就是一个美学问题，而非伦理问题。由古至今的中国人，皆善于从生活的各个层级当中来发现“生活之美”，去享受“生活之乐”。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就在于将“过生活”过成了“享有生活”。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美学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得以生长，它本然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

    在这个意义上，东方生活美学不囿于西方的感性之学，而更是感性之智，生活美学恰恰关乎“幸福”的追求，并致力于让人们的生活过得美好。“生活美学”恰是一种研究幸福之学，也是一种实现幸福之道。

（摘编自刘悦笛《生活美学：为生活立“美之心”》，《光明日报》2019年7月15日）

材料一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取材于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材料二

如果说差序格局是乡土社会的外在结构，那么礼治秩序便是乡土社会的内在规则。通常人们以“人治”和“法治”两个相对词语形容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在费孝通看来，法治的意思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人治，是指掌握权力者不依法而治，而是依自己的喜好、想法来实行统治，根据赀孝通对法治的说法，人治就是“天子依权而治”。人治和法治的区别，关键不在“人”和“法”两字，而在实行统治时所依的力量和规范的不同。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与法治不同，但乡土社会并不是“无需规则”或者“无法无天”的社会。乡土社会看起来是“无法”的，但是它有一套合适的行为规范去约束人们的行为。这种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就是“礼”。在乡土社会，人们遵守的是一种天然形成的行为规范，人的行为和秩序的维持受这种规范的规制，其社会关系既不是靠法律，也不是靠天子的权力来调节，而是靠“礼”这种社会规范来调节。

法律同样是一种社会规范，礼和法不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推行的；礼依靠的是传统的力量，依靠的是人们自觉的遵守，是一种由个人推展至社会的规范准则，它正是与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相互配合适应的，通过不断重叠、蛛网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影响到其他人，进而在整个社会营造一种合适的统治秩序。

法律靠外力维持，人可以逃避法；而礼却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道德靠舆论维持，人是逃不出舆论的：这样看来，中国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持是更加稳定的。

(取材于韩致宁、乔芳琦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礼治是乡土社会的秩序维持方式。费孝通所说的礼治，并非王朝政治中的礼制。在王朝政治中，礼制是一种外在的制度规范，是维系国家政治的刚性力量。而乡土社会里的礼治，则是一种贯穿日常生活的传统：“如果我们对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只按着规定的方法做，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礼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礼字本是从丰从示。丰是一种祭器，示是指一种仪式。”作为一种传统力量，乡土社会的礼是无形的，但是无形并不代表着无力。传统积累得太多，就会形成一种巨大的约束力量，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礼治社会与法治社会的最大不同，是前者不需要外在力量推动。尽管有时得靠惩罚性仪式赖以维持，但礼的实现主要依靠个人自觉遵从：“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在乡土社会中，由于人们长期共处一地，礼已经内化为个人的一种习惯。个人在遵从习惯或约束时，表现出一种与身份相应的姿态或行为。每个人的姿态或行为，都与家庭、村里的人产生联系。这种联系的外在表现形态，就是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以个人为中心，像水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形成一个个的同心圆；所有人的同心圆相互交错，就形成了乡土中国的社会关系结构。

(取材于贾永梅、胡其柱的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