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所里的母亲

    流感说来就来了。好像，城市里每个人都在流鼻涕。这让他的诊所里，总是堆满了人。

    诊所不大，靠墙放着两个并排的长凳，人们挤坐在那里，有秩序地，一个挨一个地，等着他开出药方，或在头顶挂一个吊瓶。这场面让他稍有欣慰。他不喜欢有人插队，正如他不喜欢有人生病，尽管，他是一个大夫。

    有时他认为自己好像选错了职业。比如现在，他已经忙了一个上午，面前依然晃动着没完没了的病人，这样他就有些烦躁。后来他更烦躁了，因为他看到一个没有排队的女人，身子有些佝偻、头发已经花白的女人。女人紧抱着叠成筒的被子，踉跄着慌张的脚步，直接挤到他的面前。他看到女人在皱纹间顽强地挣扎出一双浑浊的眼，吸盘般吸附着她的脸。女人说，看病，感冒了。声音沙哑。

    他皱了皱眉，用手指着长凳上等候着的那些人，说，都看病，都感冒了。

    女人说，我给你钱。

    他的眉毛马上打成结，他说都给钱，这里没有赊账和赖账的。

    女人并不理会他的话，说，孩子感冒了，很严重，你快给他看看。女人轻轻拍打着怀里的被筒，露着焦急和紧张的表情。

    女人递过来一张破旧的两毛钱，他认为这张钱的年龄，应该不会比女人小多少。

    女人小心翼翼地揭开包得紧紧的被筒一角，他歪着头，向里面看了一眼。只一眼，他便愣住了。他突然记起有人曾给他讲过的一个故事，他想，也许面前的老女人，就是故事里的主角。

    你不要理她。坐在凳子上的一个男人说，我认识她，这附近所有的国营医院和个体门诊，没一个理她的。

    他摆摆手，示意男人不要说下去。他轻轻问女人，孩子病得很重吗？

    是的，很重。女人说，他整夜咳嗽呢。

    还有呢？他问，他把听诊器小心地塞进被筒。

    不吃饭，有时候发高烧……夜里总是哭！女人说。

    你别理她！坐在凳子上的男人又说话了，还有这么多人等着呢！

    你闭嘴！他冲着男人吼。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变得很激动。

    男人撇撇嘴，不说话了。

    给他打一针吧。他朝女人笑笑，马上就好，不会疼的。他站起来，把椅子让给女人。

    现在好了。您摸摸看，是不是不烧了？过一会，他对女人说。

    好像是呢。女人的表情终于平静下来，嘴角有了些笑。

    回去的时候，把被子包严实点，别让他受凉。他叮嘱着女人。

    那谢谢你了……不过明天我还想来，您再给他看一看，行吗？女人说。

    当然行。他收下女人推过来的两毛钱。

    女人终于走了，心满意足，脚步也变得轻盈。走到门口的时候，女人回过头来朝他笑笑。笑得他心酸。

    他开始给下一位病人开药，挂吊针。他心里想着那个故事：单身的母亲和17岁的儿子，儿子辍学打工，摔下脚手架，死去……母亲疯了，每天抱一个被筒，到处找人给儿子看病。她总说，儿子刚满两岁，没有人理她……

    他想，被子里包的那个干瘪的、脏兮兮的枕头，应该是她儿子枕过的吧。

    他流下一滴眼泪。

    他想，不管如何，也得把这个诊所开下去。他答应过女人的。哪怕，他仅剩下女人一个顾客。

认牙

冯骥才

    治牙的华大夫，医术可谓顶天了。您朝他一张嘴，不用说哪个牙疼、哪个牙酸、哪个牙活动，他往里瞅一眼全知道。他能把真牙修理得赛假牙一样漂亮，也能把假牙做得赛真牙一样得用。他哪来的这么大的能耐，费猜!

    华大夫人善、正派、规矩，可有个毛病，便是记性差，记不住人，见过就忘，忘得干干净净。您昨天刚去他的诊所瞧虫子牙，今儿在街头碰上，一打招呼，他不认得您了，您恼不恼?要说他眼神差，他从不戴镜子，可为嘛记性这么差?也是费猜!

    后来，华大夫出了一件事，把这两个费猜的问题全解开了。

    一天下晌，巡捕房来了两位便衣侦探，进门就问，今儿上午有没有一个黑脸汉子到诊所来?长相是络腮胡子，肿眼泡儿，挨着右嘴角一颗大黑痣。华大夫摇摇头说：“记不得了。”

    侦探问：“您一上午看几号?”

    华大夫回答：“半天只看六号。”

    侦探说：“这就奇了!总共一上午才六个人，怎么会记不住?再说这人的长相，就是在大街上扫一眼，保管也会记一年。告明白你吧，这人上个月在估衣街持枪抢了一家首饰店，是通缉的要犯，您不说，难道跟他有瓜葛?”

    华大夫平时没脾气，一听这话登时火起，“啪!”一拍桌子，拔牙的钳子在桌面上蹦得老高。他说：“我华家三代行医，治病教人，从不做违背良心的事。记不得就是记不得!我也明白告诉你们，那祸害人的家伙要给我瞧见，甭你们来找我，我找你们去!”

    两位侦探见牙医动怒，龇着白牙，露着牙花，不像装假。他们迟疑片刻，扭身走了。

    天冷了的一天，华大夫真的急急慌慌跑到巡捕房来。跑得太急，大褂都裂了。他说那抢首饰店的家伙正在开封道上的“一壶春酒楼”喝酒呢!巡捕闻知马上赶去，居然把这黑脸巨匪捉拿归案了。

    侦探说：“华大夫，您怎么认出他来的?”

    华大夫说：“当时我也在‘一壶春’吃饭，看见这家伙正跟人喝酒。我先认出他嘴角那颗黑痣，这长相是你们告诉我的，可我还不敢断定就是他，天下不会只有一个嘴角长痣的，万万不能弄错!但等到他咧嘴一笑，露出那颗虎牙，这牙我给他看过，记得，没错!我便赶紧报信来了!”

    侦探说：“我还是不明白，怎么一看牙就认出来了呢?”

    华大夫哈哈大笑，说：“我是治牙的呀，我不认识人，可认识牙呀!”

    侦探听罢，惊奇不已。

偷父

刘心武

    那晚我到家已临近午夜，进门后按亮厅里的灯，立刻感觉到不对劲儿，难道……我快步走到各处，一一按亮灯盏，各屋的窗户都好好地关闭着啊。但是，当我到卫生间再仔细检查时，一仰头，心就猛地往下一沉——浴盆上面那扇透气窗被撬开了！再一低头，浴盆里有明显的鞋印。有贼！我忙从衣兜掏出手机，准备拨110报警，这时又忽然听见声响，循声过去，便发现卧室床下有异常，我把手机倒换到左手，右手操起窗帘叉子，朝床下喊：“出来！放下手里的东西，只要你不伤人，咱们好商量！”

    一个人从床底下爬出来了，那是一个瘦小的少年，剃着光头，身上穿一件黑底子的圆领T恤，我看他手里空着，就允许他站立起来，用那窗帘叉指向他，作为防备，问他：“你偷了些什么？把藏在身上的掏出来！”

    但他那副“久经沙场”、处变不惊的模样，倒弄得我哭笑不得。我用眼角余光检查了一下我放置钱财的地方，似乎还没有受到侵犯。我保持伸出窗帘叉的姿势，倒退着，命令他跟着我指挥来到门厅里，开始讯问。“您为什么还不报警？”他问我。

    我把手指挪到手机按键上，问他：“警察来了，你知道会是怎么个处境吗？”他叹了口气：“嗨，惯了，训一顿，管吃管住，完了，把我遣返回老家，再到那破土屋子里熬一阵呗。”他那无所谓，甚至还带些演完戏卸完装可以大松一口气的表情，令我惊奇。

    他今年14岁。家乡在离我们这个城市很远的地方。他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一年前开始流浪。现在就靠结伙偷窃为生。

    我望着被灯光照得瘦骨嶙峋、满脸大汗的少年，问他：“饿吗？”他眯眼看我，仿佛我是个怪物。我为他泡了一碗方便面，端到他面前。

    我决心放他回去，对他说：“我的话你未必肯听，但是我还要跟你说，不要再干这种违法的事，你应该走正路。”他点头。

    我给他开门时，他居然说：“我还不想走。”

    我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

    他回答的声音很小，我听来却像一声惊雷：“我爸在床底下呢……”

    天哪！原来还有个大活人在我床底下！我慌忙将窗帘叉拿到手里，准备拨110。这工夫那少年已经转身进了卧室，而且麻利地爬进床底下，我惊魂未定，他却又从床底下爬了出来，回到门厅。我这才看清，他手里捧着一幅油画。我正想嚷，他对我说：“我要……我要我爸……求您了！”

    那幅油画，是我临摹的凡高的自画像，这幅自画像里，人物显得特别憔悴，眼神饱含忧郁，胡子拉碴的，看去不像个西方人倒像个东方农民。

    我细问他：“你爸现在在哪儿呢？你妈妈呢？”

    他执拗地告诉我，他没有妈。他妈在他还不记事的时候，就嫌他爸穷，跟别人跑了。他记得他爸，那扎人的胡子碴儿，那熏鼻子的汗味加烟味加酒味……

    他们那个村子，不记得在哪一天，忽然说村外地底下有黑金子，大家就挖了起来。他爸爸也去挖。去年的一天，半夜里村子忽然闹嚷起来，跟着有呜哇呜哇的汽车警笛声，他揉着眼睛出了屋……简单地说，村外的小煤窑出事故了，他爸，还有别的许多孩子的爸，给埋井底下了……

    少年说，他负责踩点的时候，从我家窗外看见了这幅画，一看就觉得是他爸。他说他爸坐在床上想心事的时候，就那么个模样。今天，他好不容易钻了进来，取下这幅画，偏巧我回来了……

    少年说这些事情的时候，眼里没有一点泪光。我听这孩子讲他爸的遇难，也就是鼻子酸了酸，但是，当我听清这孩子今天钻进我的屋子，为的只是偷这幅他自以为是他父亲的画像时，我的眼泪忍不住就溢出了眼角。

    我把画送给了他。他不懂得道谢，我把门打开，他闪了出去。

    关上门以后，我若有所失。不到半分钟，我一溜烟儿跑下楼梯，气喘吁吁地踏出楼门，朝前方和左右望，那少年竟已经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只有树影在月光下朦胧地闪动。

    我让自己平静下来。当一派寂静笼罩着我时，我问自己：“你追出来，是想跟他说什么？”

    是的，我冲出来，是想追上他补充一句叮嘱：“孩子，你以后可以来按我的门铃，从正门进来！”

    宋代年间，广州的外商聚集区——蕃坊之繁荣。主要为外商服务的翻译也逐渐增多，但据史料记载，在京城礼宾院（宋代专为接待各国使节设立的机构）服务的译员，身份地位很低，逢年过节接受朝廷赏赐的时候，不过与奶酪匠同列。

    但由于翻译与外商甚至外国使节打交道，时有突然发达的机会。据史料记载，当年有个名叫王元懋的人，因家境贫困，到庙里打杂谋生，遇见了一个通晓“南蕃诸国”文字的老僧。老僧看王元懋勤快乖巧，将自己通晓的外语渐渐传授于他。后来王元懋逮了个机会随船出海，来到占城国（位于今越南南部）、，当时占城古国正急着跟大宋朝廷“攀亲戚”，以获得保护，通晓两国语言的王元懋很快成了国王的座上宾，充任翻译之职，后来又娶了公主，一穷二白的年轻人变身“驸马爷”。

    像王元懋那样靠外语技能改变人生的平民并不罕见。据不少历史学家的研究，早在宋代，广府地区已有很多有胆识的商人走出国门，到东南亚诸多古国“闯世界”去了。他们脑子好使，在国外待久了，逐渐熟悉当地语言，就可以凭借“双语”优势，充当贸易中介，甚至为向朝廷进贡的使团做做翻译，地位比在国内高很多。

    广州是外贸大港，市舶司雇有专业译员，位于西城的蕃坊及中外居民杂处的扶胥港还有不少民间翻译。这些翻译不可能个个正派，欺负外商语言不通，虚报价格，买卖双方两头吃的劣迹并不少见。一旦外商之间出现诉讼，地方官不得不依赖翻译提供的证词断案，翻译甚至接受利害关系人的请托，提供伪证，为此，《宋刑统》还有惩罚翻译伪证行为的特别条款，宋代学者陈郁所著的《藏一话腴》一书记载了一个案例，广府有两个外商因债务纠纷闹上公堂，翻译收了欠债人的好处，胆大包天，居然跟地方官说，听原告的意思，不是因债务纠纷才上公堂，而是因天气久旱，愿自焚献祭，向老天祈雨。地方官难辨真相，居然命令皂吏把告状的外商推出去烧了，以完其心愿．，陈郁感叹说：“生死之机，发于译者之口。”

    不过，愿意啃硬骨头的官员也还是有的。南宋名臣向子锺在广州任职期间，就曾自学外语，以便公正断案。他命人找来朝廷培养皇家翻译使用的蕃书《千文》以及其他几种外语教材，自己一一看完。此后，他向蕃商发布的命令告示以外文书写，外商因纠纷闹上公堂，翻译一看判官老爷懂外语，不敢再随便糊弄，诸外商欢欣鼓舞．向子诬“清明之声，播于海外”。

    据史料记载，当时还有一些地方官，虽然自己没有学外语，但清正廉明，对译者的证词往往一再核查，绝不轻信。这样的做法也使无良翻译收敛不少。但细看史料，我们就得承认，将翻译视为低微工匠、读书人以学外语为耻的观念，才是其真正的病根，这不得不让人在钦佩这些“不走寻常路”的地方官的同时，难免又发出遗憾的叹息了。

（摘编自《宋代广州就有翻译了，然而这个行业说起来很心酸》2019年2月22日《广州日报》，有删改）

马克思之墓(节选)

南 帆

①在英国，可以见到许多名流的塑像。威灵顿、丘吉尔、司各特、牛顿等等。牛津大学的图书馆是某个富豪捐赠的，图书馆门前就有一尊这个富豪的铜像。伦敦的某一个地铁站口甚至塑起了一尊福尔摩斯像。

②海德公园里矗立着一座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如此之高，以至于拍照时不得不用广角镜头。纪念碑纪念的是一个叫阿尔伯特的男人。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生平事迹，他最为重要的身份是女王的丈夫。据说他去世之后，伤心的女王大约有七年的时间不理朝政。这座纪念碑应当是爱情和皇家财富的共同象征。

    ③其实，英国人更为热衷的是戴安娜王妃的故事。纪念戴安娜的活动至今不衰。戴安娜逝世的周年忌日，无数人自愿地献上鲜花和花圈。海德公园几条主道的路面上，不远的距离就钉有一面铜牌子——因为戴安娜曾经从这几条路上走过。人们爱戴戴安娜的原因不仅是她的美貌，更重要的是她的平民精神。她时常以王妃的身份参加各种慈善活动，不太在乎皇室装腔作势的清规戒律，也没有刻意将那一场举世瞩目的婚礼作为摆脱平民世界的仪式。

    ④可是，这种爱戴之中是不是仍然隐藏了某些势利之心？戴安娜的传奇寄托了众多凡人的白日梦，而且，戴安娜故事的后半段仍然是这种故事的延续。她可以大步跨出肯辛顿宫的大门，然而，接走她的仍然是埃及巨富多迪的奔驰轿车。

    ⑤热衷于戴安娜所代表的平民精神的英国人大概不太能想到马克思了。没听说英国的什么地方有马克思的塑像。马克思说了一些权贵们不爱听的话，有钱人当然不想为他树碑立传。令人感叹的是平民的沉默。穷困的马克思为无产者呐喊了一辈子，风雨无阻；然而，那么多人却慷慨地将鲜花和花圈掷给了象征性地参加过几次慈善活动的戴安娜。这个世界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⑥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电视或者报纸上名流表演的消息收买。还有人懂得马克思和《资本论》。英国的BBC主持了一项调查——谁是影响二十世纪的十位名人？广泛投票的结果，马克思竟然名列榜首。这个消息令许多人意外，也令许多人惊喜。这个消息令人恢复了一些信心：历史的天平仍然存在。

    ⑦前往拜谒马克思墓的时候才知道，马克思所葬的海格特公墓已经私有化，一个毕生倡导公有制的思想家还是无法让他的葬身之地脱离旧世界。收购海格特公墓的是一个老妇人，她规定进入公墓必须交纳一定费用。尤为苛刻的是，每带入一台照相机必须加付一英镑。

    ⑧马克思的墓原先夹杂在一大堆坟墓之间，平躺于地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英国工人和各国共产党合力重建了马克思墓。新的马克思墓位于公墓东北角的路边，墓碑是花岗岩砌就的一个高8英尺的方柱，方柱顶上安放着马克思的铜铸头像。“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看着墓碑上镌刻的这一句马克思的名言，心中无限感慨。

    ⑨返回的时候，有人问起马克思的后代。据说伦敦还有一个，不知是第几代孙子或外孙，在开出租车。如果这个传闻属实，那么，他至今应该还是标准的工人阶级的一员吧。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