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变革为什么步履艰难？

    对于教育，大家都或多或少存在不满意。事实上，不仅中国人不满意，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也不满意，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对自己国家的教育是完全满意的。几十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发布了无数报告，呼唤变革教育。许多政府出台了大量政策，希望改变教育。

    在互联网改变一切的时代，人民更是期盼互联网能够成为变革教育的神器，正像互联网颠覆了商业模式一样，来彻底改变我们的教育。

    的确，互联网已经在改变世界。而教育和互联网的结合，远远早于商业。上个世纪60年代计算机开始出现的时候，人们就提出机器教学，就提出“学校消亡论”了。互联网出现以后，利用网络改变教育的努力与投入，力度也远远大于商业。

但是，一直到今天，教育的变化也是非常小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教育学院发布的《理解和改进全日制网上学校》报告表示，美国有25万名中小学生在全日制网上学校上学。美国各州网上学校总共提供53.6万门课程（每门课程都为一学期），有180万名中小学生至少选择一门网上课程。网上课程的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不同群体和不同地区学生的教育需求，特别是满足了学生在家上学的需求。据统计，全美共有240万名学生在家上学。无疑，这也只占了全部学生人数的很少一部分。

    据说，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生前曾经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乔布斯之问”：“为什么计算机改变了几乎所有领域，却唯独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小得令人吃惊？”2011年9月，美国联邦教育部长邓肯给出了答案：原因在于“教育没有发生结构性的改变”。

    一般认为，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可分为三个阶段：工具与技术的改变、教学模式的改变和学校形态的改变。电化教育、PPT课件等都是工具与技术层面的变革，慕课、翻转课堂等是教学模式的变革，如果学校形态不发生深刻的变革，教育结构不发生相应的变化，教育的变革是非常困难的。

    教育变革的困难，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教育的科学基础发育不成熟。教育有两个重要的学科基础：心理学与社会学。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动物。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是由远及近的，天文学是科学家族的老大哥，伽利略的天文学之后，是牛顿的物理学，人类开始探索物理现象与规律。

    现在，我们刚刚进入生物学的世纪，开始关注生命现象。但是，总的来说，人脑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黑匣子，人类要真正认识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教育作为一种国家行为，还有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变革受到的制约就更加多一些。这就是教育变革为什么步履艰难的原因所在。

    总之，教育要想解决人的问题，还有漫长的一段路要走。不要指望我们通过信息技术的革命就能把教育问题解决了。这是不可能的，不切实际的。

（节选自朱永新《未来学校发展的方向》）

    诸子之学，兴起于先秦，当时一大批富有创见的思想家喷涌而出，蔚为思想史之奇观。在狭义上，诸子之学与先秦时代相联系；在广义上，诸子之学则不限于先秦而绵延于此后中国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至今仍没有终结。

    诸子之学的内在品格是历史的承继性以及思想的创造性和突破性。“新子学”，即新时代的诸子之学，也应有同样的品格。这可以从“照着讲”和“接着讲”两个方面来理解。一般而言，“照着讲”，主要是从历史角度对以往经典作具体的实证性研究，诸如训诂、校勘、文献编纂，等等。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对以往思想的回顾、反思，既应把握历史上的思想家实际说了些什么，也应总结其中具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内容，从而为今天的思考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与“照着讲”相关的是“接着讲”。从思想的发展与诸子之学的关联看，“接着讲”接近于诸子之学所具有的思想突破性的内在品格，它意味着延续诸子注重思想创造的传统。以近代以来中西思想的互动为背景，“接着讲”无法回避中西思想之间的关系。在中西之学已相遇的的背景下，“接着讲”同时展开为中西之学的交融，从更深的层次看，这种交融具体展开为世界文化的建构与发展过程。中国思想传统与西方的思想传统都构成了世界文化的重要资源，而世界文化的发展，则以二者的互动为其重要前提。这一意义上的“新子学”，同时表现为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创造性的思想系统。相对于传统的诸子之学，“新子学”无疑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新的形态。

    “照着讲”与“接着讲”二者无法分离，从逻辑上说，任何新思想的形成，都不能从“无”开始，它总是基于既有的思想演进过程，并需要对既有思想范围进行反思批判。“照着讲”的意义，在于梳理以往的思想发展过程，打开前人思想的丰富内容，由此为后继思想提供理论之源，在此意义上，“照着讲”是“接着讲”的出发点。然而，仅仅停留在“照着讲”，思想便容易止于过去，难以继续前行，可能无助于思想的创新。就此而言，在“照着讲”之后，需要继之以“接着讲”。“接着讲”的基本精神，是突破以往思想或推进以往思想，而新的思想系统的形成，则是其逻辑结果。进而言之，从现实的过程看，“照着讲”与“接着讲”总是相互渗入：“照着讲”包含对以往思想的逻辑重构与理论阐释，这种重构与阐释已内含“接着讲”；“接着讲”基于已有的思想发展，也相应地内含“照着讲”。“新子学”应追求“照着讲”与“接着讲”的统一。

（摘编自杨国荣《历史视域中的诸子学》）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辨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注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较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从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零和”本是一个博弈学概念，是指在博弈过程中一方得到的正是对方失去的，得与失相加是零。这反映在思维上就是零和思维。零和思维看似有经济学模型的支持，实质上是一种建立在错误哲学基础上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博弈论关于零和的模型，只是对抗性博弈在绝对封闭状态下的一种理论情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绝对零和的现象。“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是对人类社会利益偏好多样性的形象描述；西方谚语“棋盘外总是有东西的”，也是同样的意思。只要系统是开放的、历史是前进的，零和就不可能成为现实。事实上，人类社会正是一个开放的大系统，人类社会实践正是一个不断进步的永无止境的过程。

    零和思维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哲学判断基础上的。因为预设人性是恶的，就武断地认为所有人的人性都是恶的，在社会交往中你得到的就是我失去的，所以必须把所有利益都攥在自己手中，“自己好处通吃，别人只能完败”。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人性有恶的一面，但也可以举出更多人性为善的事实。人之为人，不在于究竟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而在于面对善与恶的纠缠，可以作出顺应客观规律、彰显人性光辉的正确选择。以一己之心度他人之腹，以一时之偏蔽恒常之正，把一种哲学假设当作客观事实和立论基石，这在理论上体现为无知，在实践中表现为偏执。如果零和思维大行其道，在社会交往中动辄如临大敌、邻人遗斧，人类社会就不可能进步，世界也不会向前发展。但事实上，人类文明进步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就是因为人虽然免不了被人性中恶的一面诱惑一时，但抑恶扬善、抱团成群始终是“学以成人”的主旋律，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主基调。

    零和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思维。零和思维之所以为了一棵树木而甘愿失掉一片森林，是因为形而上学思维看不到社会实践中的合作、变化、发展，无视开放进步的客观规律。对于秉持零和思维的人来说，只有眼前的、当下的利益才是真实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存在、都不作数。这种形而上学思维容易导致两种倾向：一是悲观，对未来没有也不敢有信心，总担心已经得到的东西会失去；二是保守，对于发展变化怀有深深的恐惧，总担心别人超过自己。事实上，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不是在封闭状态中自生自灭，而是在不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证明和实现自己的存在。虽然眼前的蛋糕就那么多，但放开眼界，外面还有更多的蛋糕；虽然当下的蛋糕就那么大，但长远来看，将来会做出更大的蛋糕。零和思维自我封闭、拒绝合作，奉行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一套逻辑，采取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的老一套办法，结果必然是封上别人的门也堵住自己的路，侵蚀自己发展的根基也损害人类的未来，最终害人害己。

（摘录自2018年09月06日《人民日报》的《零和思维没有出路》）

信息时代更需经典阅读

    信息时代为我们提供了获取信息的便利，世界变得既立体又平面。所谓立体，是指信息的丰富性使我们很容易较为全面地了解事物，使我们处在一个与世界的立体联系之中；所谓平面，是指大家处于同一个平面上，凌驾于人们之上的权威似乎在逐渐消逝。

    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似乎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时代，也应该是一个幸福的时代。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普遍的焦虑弥漫在年轻人中间：我想知道一切，我也似乎能够知道一切，但却不知道我应该知道什么——选择的自由，使年轻的朋友们感受到了前辈们从未有过的恐慌。

    网络信息与传统出版业最大的不同，是前者较少受到社会理性的约束和过滤。网络上，越具有个人色彩的东西就越具有吸引力，越容易受到追捧，这样的东西有很大几率是“脾气”，而不是具有深厚时代文化内容的个性。阅读上的羊群效应使人产生从众心理，很多青年人在潜意识里以为通过这种“海量”阅读就可以产生知识和智慧，就可以建立“三观”，但最终，他们得到的却只有空虚和焦虑。

    这时候，基础阅读或者叫经典阅读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经典是什么，经典就是永不过时的东西，它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根本利益共同选择下来的文明成果，是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文化基础。

    经典阅读，会在潜移默化中让人习得珍贵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尤其是在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比如读四大名著，孩子首先会为故事所吸引，而这些故事本身，都深深镌刻着中国人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故事的演进，会帮助孩子们辨别正邪、建立是非观念，也使他们从中感受到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的快乐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燃起追求正义的热情等等，而这些，都是生活的精神原动力。

    如果说小说主要作用于人的思维方式，诗词则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模式。比如小儿皆可诵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光美好，生命美好，不能因贪睡而错过，对春光的珍爱与对生命的珍惜已拆解不开，春光与生命，时代与生活是如此让人爱恋，以致使人们不愿放弃片刻的光阴；诗中即使含有一丝丝的伤感，也立刻在这种青春的情绪中蒸腾为对生活与生命的深情感受。爱读这些诗的孩子，一定是热爱生活的。

    打个比方，经典阅读带来的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就像是我们大脑的最佳操作系统。越早安装越好，任何时候安装都不算晚。有了这个操作系统，我们就能更从容地面对海量的信息，摆脱喧哗和浮躁，消除恐惧和焦虑，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里沉静下来，知道哪些是要选择的，哪些是可以忽略的，世界因此会变得更加真实和有意义。

（2014年3月19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中国古代对诗歌艺术的把握，不重细密的分析，而重总体的品鉴。把握的方式是直观的、印象的、顿悟的。例如“郊寒岛瘦”中，何谓“寒”？何谓“瘦”？说这话的苏东坡本人也未必能作出精确的回答。他只是把自己对孟郊、贾岛这两位诗人的总体感受说了出来，其中的意味要靠读者自己去体会。

那么诗歌的艺术分析依据什么呢？我想首先就是诗歌语言。当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各种文学体裁都离不开语言。但小说、戏曲还有故事和人物，诗歌（抒情诗）连故事、人物也没有，它唯一给予读者的就是语言。所以诗歌的艺术分析第一步就是语言分析。如果从语言学角度给诗歌一个定义，不妨说诗歌是语言的变形，它离开了口语和一般书面语言，成为了特异的语言形式。诗歌另有一套属于诗歌王国的语言，中国诗歌对语言的变形，在语音方面是建立格律以造成音乐美；在用词、造句方面表现为：改变词性、颠倒词序、省略句子成分等等。各种变形都打破了人们所习惯的语言常规，取得新、巧、奇、警的效果；增加了语言的容量和弹性，取得多义的效果；强化了语言的启示性，取得写意传神的效果。【甲】

词语是构建诗句的材料，也是诗歌意象的物质外壳，由语言分析深入一步就是意象分析。诗歌的艺术分析不能停留在语言的表层上，得意忘言是诗歌鉴赏的法门。中国诗歌艺术的奥妙，从意象上可以寻到不少。其一是词语的精炼与意象的密集。中国诗歌一首诗里词语的数量并不多，蕴涵的意象却相当丰富，因而诗的感情容量大，启示性强。【乙】统观中国诗歌，自然界的意象占据显著地位，而且其意蕴不断丰富。中国诗歌艺术的发展，从一个侧面看来就是自然景物不断意象化的过程。中国诗歌艺术的另一个奥妙在于意象组合的灵活性。在这方面，汉语语法的特点给诗人以极大的方便。汉语句子的组织常常靠意合而不靠形合，中国诗歌充分利用了这个特点，连词、介词往往省略。词和词，句和句，几乎不需要任何中介而直接组合在一起。这不仅增加了意象的密度，而且增强了多义的效果，使诗更含蓄，更有跳跃性，从而给读者留下更多想像补充进行再创造的余地。

由语言和意象的研究再进一步就是意境和风格的研究。词语的组合构成诗篇，意象的组合构成意境，境生于象而超乎象。揭示意境的形成，既可看到诗人的构思过程，又可窥察读者的鉴赏心理。诗歌的意境和诗人的风格也有密切的关系，诗中经常出现某一种意境，就会形成与之相应的某一种风格。诗歌艺术研究的最高层次就是风格研究。对诗人风格的描述，只能是一种近似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一定的差异是很自然的。

诗歌的艺术理论、艺术分析、艺术鉴赏，单从诗歌本身入手，就诗论诗，难以得其三昧。诗歌艺术和哲学、宗教、绘画、音乐有密切关系。诗的思维离哲学思维是很远的，但又是很近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既深入到言、意、象、境和风格的范畴，又旁涉哲学、宗教、绘画、音乐等领域，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遂能充分展示中国诗歌艺术的完美与晶莹。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自序》）

材料二：

从根本上说，文学的欣赏活动，凭借语言这种无所不在的符号来进行，从符号再返回丰富的世界中来，这是一种再创造。诗歌的欣赏活动更是一种确切意义上的再创造。再创造的主要方式是想像活动。想像不仅对于诗人的创作是一种必要，对于读者的欣赏也是一种必要。可以认为，诗人通过想像创造出了诗的形象，读者通过想像正确地把握住诗人的艺术构思，并且丰富地再现诗人创造的形象。【丙】

当我第一次读崔颢的《长干曲》的时候，由于想像的展开所获得的愉快，至今还记得。这一首诗只有20个字：“君家在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整首诗不作任何描写叙述，但一个青年女子活泼、爽朗而又令人亲近的形象跃然眼前：长江上两舟相逢，一个船家女，主动打问迎面而来的男子家住何处，是哪里人，她不等对方答话，又立即作了自我介绍。后两句，可以理解为女子的自语，或理解为她因自己的热情主动而显得唐突，想极力掩饰自己的羞窘：“停船相问，别无他因，也许你我是同乡……”长江滔滔，两舟邂逅，一对青年男女的友好相遇所引起的新鲜与亲切之感，通过读者自由的想像得到了显现。这是想像在欣赏中的作用，因此，我认为欣赏是一种再创造。

一般说来，优秀的诗篇总是避开直说。由于不直说，因而增加了欣赏者的困难。诗人总是不直接向读者灌输，他们只是含蓄地点拨你，然后给你天女散花般想像的自由。言在此而意在彼，不是说明着什么，而是隐喻着什么。这是诗的一般规律，也是欣赏诗歌必不可少的一种思想准备，或者叫做训练。【丁】要善于寻找并判断诗人提供的形象背后所蕴含的情思，欣赏活动不可停留在表面意思的掌握上。

（节选自谢冕《重新创造的艺术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