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如今呈现出勃勃生机，不仅产量高居世界前列，中国市场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但由于电影市场、电影产业尚未成熟，“娱乐至死”成为部分影视作品引以为豪的追求。从所谓“屌丝”电影到所谓“毒舌”电影，从偶像电影到“粉丝”电影，从喜剧电影到“恶搞”电影，在近期一些较高票房的电影中这种低俗化现象不断受到质疑。

    随着媒介多样化对电影功能的分流，也随着全球电影观众越来越年轻化，电影呈现出鲜明的娱乐倾向。30年前，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批判性地指出消费社会的公众话语正在日渐娱乐化，甚至演化为“娱乐至死”。应该说，娱乐是人们释放心理能量、缓解精神压力的正当甚至必要的需求，电影追求娱乐性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但是，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论述“宣泄”与“净化”的关系，到20世纪弗洛伊德论述“欲望的升华”，人们普遍认为，娱乐虽然无罪但仍然要有度。娱乐不仅是欲望的宣泄，也是释放内心压力之后的心灵净化；娱乐不是对欲望的刺激和放大，而是对欲望的伦理驯服和社会化升华。

    面对舆论批评，票房似乎一直是追求“娱乐至死”的挡箭牌：似乎观众的选择就体现了作品的价值，而票房则因为帮助国产电影争取了与好莱坞竞争的市场份额而获得某种批评豁免权。实际上，由于电影特殊的消费方式，一些电影借助商业元素的配置、营销推广的带动、粉丝心理的盲目，创造了不俗的电影票房，但是许多观众对这些影片的艺术质量和内容质量却并不满意。

    电影作为大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态，不仅应该提供娱乐，也应该有建设新文化、塑造新文明的担当。目前，电影产业的“唯娱乐”、“唯票房”现象，反映的可能就不仅仅是影视文化的自轻，更是对世道人心的亵渎。如果我们用这样的电影去争票房、争市场、争所谓份额，无疑是文化上的饮鸩止渴。我们的电影如果没有对人性、人道、人格足够的尊重，没有对公平、正义、善良、美好的充分敬意，没有对艺术规律、审美品格的诚恳追求，当票房与口水齐飞的时候，国产影片可能就谈不上对观众精神生活的引导了。而当观众的审美能力、电影观赏需求越来越成熟，国产电影的危机可能就不仅仅体现为技术危机，而是更严重的思想危机、文化危机，最终导向市场危机。因此，国产电影需要份额和票房，但更需要“绿色”的份额和票房。

（选自尹鸿《“绿色”票房与文化自觉》，有删改）

    李杜风格，论者纷纭，而以严羽的两句话最为中肯：“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沧浪诗话·诗评》）飘逸与沉郁这两种风格的形成，取决于李杜两人思想、性格的不同，以及创作态度和题材的差异，具体则表现在意象的运用上。前人说李诗万景皆虚，牡诗万景皆实，固然未必十分确切，但从意象的虚实上看，的确可以看出李杜风格的不同。

    李诗的意象常常是超越现实的，他很少对生活的细节作精致的描绘，而是驰骋想象于广阔的空间和时间，穿插以历史、神话、梦境，用一些表面看来互相没有逻样联系的意象，拼接成共有浓烈艺术效果的图画。《梦游天姥吟留别》《梁甫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李白的夸张是最大胆的，像“白发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杜甫虽然也有夸张的手法，但总的看来却是偏于写实的，如“鸬鹚西日照，晒翅满鱼梁”，“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给人以逼真之感。他的一些记游诗，如《铁堂峡》《盐井》《泥工山》等简直是一幅幅描绘山水景物和风土人情的图画，可补地理记载之不足。

    杜诗的意象多取自现实生活，他善于刻画眼前真实具体的景物，表现内心感情的细微波澜。杜甫写诗往往从实处入手，逐渐推衍到有关国家和人民命运的统摄全局的问题上。杜甫曾在《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中夸赞画家王宰，说他能在尺幅的画面中表现出万里之势，杜甫自己的诗也是如此。杜甫有些诗是从身边琐事引中出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还有些诗是把重大的社会政治内容和生活细节穿插起来。《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大处着眼，何等悲壮!颔联“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改从小处落笔，又是何等细腻！又如《北征》用自己一个家庭的遭遇反映整个国家的变化。在纵论国家大事之中，插入一段关于儿女衣着的细节描写，用这个真实的细节反映战乱带给人民的苦难。

    李白的《古风》其十九和杜甫的《悲陈陶》，都是写安史之乱的古体诗，但虚实的处理不同。《古风》大半是写游仙，最后四句才写到安史之乱，也似乎不甚着力。但它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深刻的，诗人的忧虑和悲愤也流落在字里行间。《悲陈陶》则围绕着陈陶斜战役，官军、安史军和长安人民三个方面都写到了，犹如用诗写成的通讯报道，真实而深挚，是典型的沉郁之作。

    李白写诗往往在应处用力，虚中见实。杜甫写诗则在实处用力，实中有虚。在虚处用力，妙在烘托。虚写好了，实可以让读者自己去联想补充，意象不拈不滞，显得飘逸。在实处用力，妙在刻画，在深入的刻画之中见出气魄，意象不浮不泛，显得沉郁。

（选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同其他林木相比，竹子颇有一些独特之处，如虚心、有节、清拔凌云、不畏霜雪、随处而安等等。这些特点，很自然地与历史上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发生契合，进而被引入社会伦理美学范畴，成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常常以竹来互相吹捧或以竹自诩，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也普遍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有关竹子的诗词歌赋层出不穷，画竹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一个重要门类，封建士大夫在私园、庭院中种竹养竹以助风雅，亦成为普遍风气。

    最早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它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要算《礼记》了。《礼记•祀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魏晋时期政治局势反复无常，文人士子意气消沉，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为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震动，对后代封建文人的行止也产生了莫大影响。可以说，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竹林七贤乃是“始作俑者”。自此以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便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晋室东渡之后，文人士子大量南逃，南方秀丽的山水将他们从对现实的迷惘、懑闷中解脱出来。他们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广袤的竹林正是他们托身、浪迹之所，竹子清丽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风流名士们沉醉痴迷。一时间，闻有好竹即远涉造访而不通名姓者有之，种竹十顷栖居林中者有之，对竹啸吟终日不辍者亦有之，王徽之、张廌、翟庄、袁粲等，是其中风流最著者；王徽之乃至声称：不可一日无此君！这一时期，文人雅士赋竹、赞竹，为竹作谱，蔚成风气。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戴凯之的《竹谱》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以韵文的形式诞生的。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尽管对竹的“高节”“坚贞”也偶有提及，但更多的是对竹的自然风采的礼赞，表现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在这一时期尚未产生以及被普遍接受。及至中唐以后，尽管竹子作为一种自然的灵物，其天姿秀色仍被普遍欣赏，但它的某些特点如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等，开始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这明显地反映在中晚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白居易在《养竹记》一文里首次总结出竹的“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高尚情操，将竹比作贤人君子；刘岩夫在《植竹记》里则更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刚”“柔”“忠”“义”“谦”“贤”“德”等等品格赋予竹子；此外，“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也或先或后赋予了慈竹（子母竹）和筇竹（扶老竹）。从此，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并通过种竹养竹、咏竹画竹等等追求风流雅致的行径，一代一代传承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摘编自《汉字趣编》之十二）

中国的“德治”传统

    在社会治理问题上，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德治思想，并形成德治传统。德治思想的源头可追溯到尧舜时代。关于德治的记载，最早成书于周代的《诗经》《尚书》中。《诗经》不少诗篇蕴含着前代圣贤以德治国的思想，《尚书》中提出了“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命题。要保住天命，就必须敬德，以祈天永命，勤政爱民，得到民众的真心归附。德治思想的另一含义是“明德慎罚”。提倡德治并非不要刑罚，而是强调实施教化，先教后罚，以刑辅德，不专以刑杀立威。“明德慎罚”将道德教化与刑罚措施糅合，奠定了中国古代治国的基本理念。孔子继承周代的德治思想，强调治国要以礼乐为核心，突出教化作用。社会秩序井然，人际间和谐相处，是孔子希望通过德治达到的理想状态。

    德治思想是“周孔之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世政治家、思想家不断探索，深化了德治思想的内涵。

    战国时，沿着孔子的思路，孟子提出了一系列仁政主张。他主张“以德服人”，反对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提倡“省刑罚”，教育百姓做到孝悌忠信。西汉初，陆贾告诫刘邦。提出了“治以道德为上”的观点。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代德治思想定下了基调。他认为治理国家不能只靠刑罚，要通过教化培养人的是非荣耻之心，德治思想成为政治领域的主导思想。

    唐朝前期，隋朝二世而亡对唐初君臣是严厉的警示。唐太宗说：“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既要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也要发挥法律的制约作用，二者不可割裂，互为补充。在刑罚的施用上，唐初务在宽简。在唐太宗等人德治思想影响下，唐高宗、武则天时期，遵循先人遗训，缓刑用仁，谨慎治国，天下大治。

    宋代理学形成阶段，德治思想深深打上了理学烙印。朱熹从人心的角度解释德治。仁心表现在政策上就是爱民如子、平易近人、爱惜民力等。理学诸子概括出了“三纲八目”的治国模式，期望君主志向确定而达到天下大治。理学家提倡教化，整肃人心，通过书院讲习等传授儒家伦理，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后世产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意识，与理学家及其追随者的讲学不无关联。 德治思想从确立始，历经几千年的演进，围绕“礼法并治、德主刑辅”的逐渐深入，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指导思想。当今社会，依法治国作为基本国策，强调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有人认为法治与德治不能并存，否定“以德治国”。古代社会提倡德治并非不讲法治，而是主张加强教化，做到礼法并用，宽猛相济。我们要借鉴古代重视教化的传统，为“依法治国”打下“以德治国”的根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们的生活，使大家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

（选自2015年4月13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谈中国诗（节选）

钱钟书

    西洋读者也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我们也有厚重的诗，给情感、思恋和典故压得腰弯背断。可是中国诗的“比重”确低于西洋诗；西洋诗的音调像乐队合奏，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只像吹着芦管。这跟语言的本质有关，例如法国诗调就比不上英国和德国诗调的雄厚，而英国和德国诗调比了拉丁诗调的沉重，又见得轻了。何况中国古诗人对于叫嚣和呐喊素来视为低品的。我们最豪放的狂歌比了你们的还是斯文；中国诗人狂得不过有凌风出尘的仙意，我造过aeromantic一个英文字来指示这种心理。你们的诗人狂起来可了不得！有拔木转石的兽力和惊天动地的神威，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所谓“野蛮犬吠”，而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

我有意对中国诗的内容忽略不讲。中国诗跟西洋诗在内容上无甚差异；中国社交诗特别多，宗教诗几乎没有，如是而已。譬如田园诗——不是浪漫主义神秘地恋爱自然，而是古典主义的逍遥林下——有人认为是中国诗的特色。不过自从罗马霍瑞斯《讽训集》卷二第六首以后，跟中国田园诗同一型式的作品，在西洋诗卓然自成风会。又如下面两节诗是公认为洋溢着中国特具的情调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我试举两首极普通的外国诗来比，第一是格雷《墓地哀歌》的首节：晚钟送终了这一天，牛羊咻咻然徐度原野，农夫倦步长道回家，仅余我与暮色平分此世界；第二是歌德的《漫游者的夜歌》：微风收木末，群动息山头。鸟眠静不噪，我亦欲归休。口吻情景和陶渊明、李太白相似得令人惊讶。中西诗不但内容常相同，并且作风也往往暗合。斯屈莱欠就说中国诗的安静使他联想起魏尔兰的作风。我在别处也曾详细说明贵国爱伦·坡的诗法所产生的纯粹诗，我们诗里几千年前早有了。

    中国诗只是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好比一个人，不管他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总是人。有种卷毛凹鼻子的哈巴狗儿，你们叫它“北京狗”，我们叫它“西洋狗”，《红楼梦》的“西洋花点子哈巴狗儿”。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每逢这类人讲到中国文艺或思想的特色等等，我们不可轻信。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在我们这儿是零碎的，薄弱的，到你们那儿发展得明朗圆满。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忽遇故知的喜悦，会领导你回到本国诗。这事了不足奇。希腊神秘哲学家早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出门旅行，目的还是要回家，否则不必牢记着旅途的印象。研究我们的诗准使诸位对本国的诗有更高的领会，正像诸位在中国的小住能增加诸位对本国的爱恋，觉得甜蜜的家乡因远征增添了甜蜜。

（节选自钱钟书《钱钟书散文》，有删改）

    松、竹、梅是中国人所喜爱的自然事物，也是中国人所推崇的一种人格精神的象征。这种人格的象征物，既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将自然人化的传统，这个传统，既可能源于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又显然与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的影响有关。中国古代哲学讲天人合一，物我同一，所以自然事物就容易被人格化。中国古代文学重托物言志，以物喻人，所以用自然事物作为文化和人格的象征，也就成了一种修辞手法。这种人格化的自然事物，在植物界，最著名的莫过于松、竹、梅、兰、菊这五种不同科目的植物了。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梅、兰、竹、菊，被称为“四君子”，这已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抒情文学作品的情感诉求和思想意蕴，大多是通过这些物象或由这些物象所构造的意境完成的。它们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人陶冶性情、涵养人格、砥砺人生的重要参照物，古人因而大多喜欢与这些自然事物为邻，甚至视其为至亲家人。传说苏轼被贬到黄州，有个地方官去拜访他，问他一个人在这儿是否感到寂寞，苏轼指指门外说，我这儿有“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何寂寞之有。他的另一句话“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也很有名。又传说爱梅成痴的林逋终生不娶，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所谓“梅妻鹤子”，都是典型的例证。

    在这些自然事物中，松、竹、梅之所以受到人们的特别喜爱，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的美好品质和德行，并不完全是因为它们自身所具有的某种自然属性，同时也因为赋予其意义的古人自身，也存在与之对应的文化和人格诉求。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的观念，就人格构成而言，既强调“入世”所需要的积极进取、正直忠勇、刚毅坚韧的品德和意志，也重视“出世”所保有的清高孤傲、淡泊宁静、飘远萧散的情怀和意趣。这样的文化和人格诉求，正好与松、竹、梅的某些特性相对应，松、竹、梅自然就成了古人这种人格力量的化身。马克思说，“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松、竹、梅这样的自然事物，因此也就以它们与中国文化独特的本质力量相适应的性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格精神的对象物。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对象化的过程，这些自然事物就进入了精神文化系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些重要表达意象和组成部分。这种对象化了的自然事物，又因其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往往是通过审美的艺术创造完成的，因而又与中国人的审美旨趣有关。

    中国人春爱松、竹、梅，固然离不开观赏其外在形象，但更多地却是欣赏其内在品格。这种品格虽然古人对之有不同的提炼和概括，但如松的枝干如铁、岁寒后凋，竹的中空外直、宁折不弯，梅的凌霜傲雪、玉洁冰清等，却是自魏晋以来中国人所推崇、所提倡的一种风骨。

（编自於可训《松竹梅与中国文化风骨》，《人民日报》2018年10月03日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