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我国互联网事业的高速发展，网络语言蔚为大观，成为互联网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现今网络时代，网络语言不仅是人们交流沟通的新兴语言形式，网络热词如“任性”、“点赞”等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社会各个领域，这些词也成为近期全国“两会”上的高频词。在适应和满足网络交际需要的同时，具有戏谑、嘲讽、娱乐性质的网络语言充分展现了语言游戏功能的魅力，也给语言研究者开辟了新的研究空间。

    网络语言包括网络语境下的各种语言文字和图像、符号等，包括网络热词、网络言论、网络技术专业用语和网络文化词语等。当下，网络语言对社会的呈现与干预越来越显著，对社会的关切度日趋凸显。网络语言作为认识和理解社会文化的另一面镜子，体现了人们认知事物的一种思维方式。

    网络语言相关研究成果涵盖了从网络词语到网络语言运用的方方面面，较好地揭示了建立在汉语文基础上的网络语言传播过程；研究观念从常用常新的语言描写，到顺应论、模因论，不断与时俱进。

    网络语言的研究方法涉及语言学本体研究方法，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语义学、语用学研究方法，认知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研究方法，以及社会学、传播学、文化学等研究方法。目前学界对网络语言的研究，语言系统内主要集中在网络语言中词语的构词理据及特点、语义色彩及风格、修辞效果、语体风格等；语言系统外则涉及社会文化、社会伦理、舆论传播、传媒影响、思维认知等方面。

    网络媒体的“公共话语空间”的特性和功能为“任性”的网络语言提供了创造和传播的平台，在其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常常引起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等专家的共同关注，很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其成因和特点，甚至预测其走向，这无疑对跨学科研究的深入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理论上说，网络语言将研究视角指向网络社会的人，弥补了现有社会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在网络时代的不足。网络语言研究成果几乎可以应用于网络社会实践的一切领域。此外，一种新的语言现象，如果符合语言的发展规律，得到大家的共同认可，它就有生命力；反之，它的生命力就不会长久。网络语言的发展也符合这样的规律。新词新语诞生后要有一个自然选择过程，其中一部分可能会自生自灭，另外一部分将从网上走下来，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这也是语言自我丰富、自我发展的一个途径。因而，面对蓬勃发展、内容上既有正能量也有负能量的网络语言，决不能一味地追捧或棒打，而是要规范和引导，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丰富的人文情怀以及多元化的视角，坚持“规范即是服务”的理念，科学、动态地分层次进行规范，这样才能更好地引导网络语言为社会语言生活服务。

    网络语言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话题，包括网络话语评论体系的表层和深层结构和意义，网络文体、语体、修辞表达与思维认知的关系，网络上不同领域中的语言使用规范，网络语言和语言生活主客体的关系，网络语言的心理学分析，网络语言和其他媒体语言的多元比较等。

    “师”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在孔子和他的传人的努力下，“师”的群体，也就是中国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诞生了。可以说，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世界古老民族唯一的历史不曾发生断裂的民族，“师”群体的诞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几千年前，中华民族就是以文化聚族，以文化立国的。

    “文化”这个词的本来意思，就是以“文”的手段来实施教化。但“师”这个群体产生之前，文化是由贵族来传承的；“师”群体产生以后，文化就由“师”来担当传承了。这个变化对中华民族来说是非常要紧的。贵族，本来属于统治阶级，是当时政治体制内的人，他们从文化传统中吸取的、他们所强调的东西，有意无意地有利于统治者。而“师”独立于政权，保持了他们的民间立场，他们从文化传统中吸取的、发扬的，都是对民族、国家的大多数人有利的。这样就使我们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源源不断地传承下来。

    孔子倡立“师”这一群体后，“士”这个群体就开始分化。“士”开始是以武士为主的，渐渐就以文士为主了。文士这个群体，有为“师”的，有出仕的，孔子以后就统称为“儒”；武士这个群体，以后就统称为“侠”。到了韩非子的时代，“士”民群体已明显分化成“儒”与“侠”两个群体，再不能将他们统而言之了。

    “儒”这个概念也不是孔子首先提出来的，但孔子对确立“儒”的概念有重大贡献，把“儒”作为“师”的代称，所以，后世就把“儒”认为是孔门弟子，孔子之道的传人。韩非子指的儒，就已经是这个意思了，“焚书坑儒”的“儒”，也是这个意思。

    据《说文解字》说，“儒”这个字的本初义，就是“柔”。说明“儒”是相对柔弱的文人。“亻”表示指的是某种人，“需”代表发音，也表示意义。“需”是什么意思？“待也”，引申为“做准备”，所以“儒”就是指有准备的人。准备什么？知识准备，道德修养准备。有准备的人，也可以帮助别人做准备，这就是“师”。为什么常称“儒”而不常称“师”？因为“师”本来是官办学校有一定地位的教育工作者，就像大学教授；“儒”的地位相对较低，就像讲师、助教。常称“儒”是谦称。为什么今天我要说孔子倡立的是“师”文化而不是“儒文化”?因为长期以来，“儒”的“师”的意义已经被湮没了，“儒”文化已经变成“臣”文化了，变成依附性的文化了。为了强调孔子当初倡立“师”文化、坚持独立性的本意，我要说“师”文化。

    “师”传的是游戏规则与对游戏规则的意识。一个文明社会，必须有游戏规则，文明程度越高，游戏规则就越完善。在孔子的语汇里，游戏规则被称之为“礼”。《礼记·经解》中说：“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对游戏规则的意识就是“义”。“义者，宜也”（《礼记·中庸》）。孔子进行礼的教育，重在阐发制这样的礼的意义，执行这样的礼的益处。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也就是文明程度相当高的国家，孔子倡立儒学、倡立“师”文化传统功垂千秋。

（沈善增《师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有删节）

提到“工匠精神”，也许我们会首先想到德国、瑞士、日本这些国家。其实，在我国古代，“工匠精神”也是非常突出的。《诗经》云“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即君子的自我修养就像加工骨器、玉器等一样，切了还要磋，琢了还得磨。这里体现的对工艺精细程度精益求精的追求，与西方工业精神中从99%到99.99%的追求不谋而合。这说明，不论区域和文化有着怎样的差别，在追求精美、卓越、典雅等这些能充分反映人类文化审美创造力的艺术特征方面，东西方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它代表了人类追求极致和完美的美学理想。

    基于文化的属性和发展的形态不同，东西方的“工匠精神”在具体表现样式上又存在着一定差异。西方侧重于对刚性要素的重视，要求必须确保每个部件质量上乘，无论是材料、设计还是生产流程，都以最高标准要求，并对最终的产品质量进行严格的检测。特别是进入工业化时代后，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对产品质量提出了统一的严格标准，以打造本行业最优质的产品。如英国航海钟发明者约翰·哈里森于1759年完工的“哈氏4号”航海钟，64天只慢了5秒，远比法案规定的最小误差（2分钟）还少，完美解决了航海经度定位的问题。

    相比较而言，中国则侧重于对柔性要素的重视，在设计和制造上，为追求完美和极致，多强调不惜花费时间精力，反复揣摩，孜孜不倦。中国工匠“依天工而开物”“法自然以为师”，把对自然的敬畏和观察体验、揣摩感悟，倾注于一双巧手，让中国制造既体现出精益求精的功能特点，也展现出典雅优美的审美特点。如中国的传统建筑，在设计和建造中既追求实用功能，也追求天人合一的审美功效。北宋徽宗时烧制的汝瓷“似玉非玉而胜玉”，让人顿生“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的感慨。中国的“工匠精神”附着于精美绝伦的作品，世代相传。天工开物，随物赋形，是中华民族对制造业的价值取向共识。如果我们承继这种东方智慧，并学习西方对产品刚性要素的重视，应该会带来东方诗意和西方精准的美妙融合，成就中国制造业的独特风韵。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心浮气躁，制造业普遍追求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带来的即时利益，工匠精神少有用武之地。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人的消费观念也正在由“生存消费”转向“品质消费”，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工匠精神”。

    《周礼·考工记》有言：“知者创物，巧者速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对应于现代语境，“知(智)者”可以理解为产品的设计者、科技的创新者，而“巧者”便是将设计与创新转化为优质产品的工匠。对于我国正在开疆拓土、万马奔腾的制造业和文化产业而言，这二者缺一不可。

    今天，我们如何传承传统文化？我认为，“传承”分为“传”和“承”两个部分。

    “传”就是记录、保存、延续，对于传统文化，“传”就是将其尽可能地原样保存下去。“传”的实质，就是尽可能使它延长，尽可能使它符合原来的内容。“传”是无条件的，不需要进行选择，也不需要考虑它有用没用，尽最大可能先保存下来再说。

    如果对传统文化的“传”是无条件的，那有人会问，落后的、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传统文化，该不该保护？也要保护。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希特勒当年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现在就被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那么一个罪恶的地方，为什么还要把它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留存呢？因为它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如果这个集中营不保存下来，后人便不能够通过它真切地感受那段历史，了解人性还能恶到那种程度。

    因此，我们要尽最大可能把传统文化保存下来，这与被保存的文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好的还是坏的，没有关系。总之，先把它保存下来，而且要把保存传统文化由不自觉变成自觉，由无意识变成有意识。比如，我国一些农村可能还保留着一些古建筑。那里的人比较穷，建不起新房子，只能住在那些古建筑中，古建筑因而得以保存下来，这种保存就是无意识的。可农民富裕起来后，就会拆旧房，建新房，那种对古建筑无意识的保存也就越来越不可能。所以，我们要有意识地、自觉地、主动地去保存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传承中的“承”又是什么意思？我认为“承”就是继承、发扬，这跟只保存不同，而是要把它发扬光大。当然，“承”不是简单地传承发扬，而是要做到适应今天和未来的需要，也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这才叫“承”。仍然以古建筑为例，“传”的话，就是不破坏它，不让它倒，让它存在的时间越长越好。而把古建筑上合理有用的部分用到新建筑上，这就是“承”了。正因为如此，“承”的时候，要有所选择，要选择其中精华的、正确的、有用的部分进行发扬光大，糟粕部分自然是要扬弃的。

    中华传统文化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几千年来，它一直在吸收外来、兼收并蓄中不断发展着。比如，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就得到了发展扩大，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被吸收进来。语言方面，该地区南方的方言保留了华夏本音，而北方的方言大量吸收了外来民族语言。音乐、舞蹈方面，中原地区更是大量吸收外来少数民族的文化，这些后来都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通过不断吸收借鉴外来优秀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才历久弥新、经久不衰，形成了海纳百川、整合发展的优势。今天，在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更要兼收并蓄，积极吸收其他外来文化的优点。

（摘编自葛剑雄《传统文化的“传”与“承”》）

    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

    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亲属是由生育和婚姻所构成的关系。血缘，严格说来，又指由生育所发生的亲子关系。事实上，在单系的家族组织中所注重的亲属确多由于生育而少由于婚姻，所以说是血缘也无妨。

    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变动得大的社会，也就不易成为血缘社会。社会的稳定是指它结构的静止，填入结构中各个地位的个人是不能静止的，他们受着生命的限制，不能永久停留在那里，他们是要死的。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父死子继:农人之子恒为农，商人之子恒为商——那是职业的血缘继替；贵人之子依旧贵——那是身份的血缘继替；富人之子依旧富——那是财富的血缘继替。到现在固然很少社会能完全抛弃血缘继替，那是以亲属来担负生育的时代不易做到的。但是社会结构如果发生变动，完全依血缘去继替也属不可能。生育没有社会化之前，血缘作用的强弱似乎是以社会变迁的速率来决定。

    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世界上最用不上意志，同时在生活上又是影响最大的决定，就是谁是你的父母。谁当你的父母，在你说，完全是机会，且是你存在之前的既存事实。社会用这个无法竞争，又不易藏没、歪曲的事实来作分配各人的职业、身份、财产的标准，似乎是最没有理由的了；如果有理由的话，那是因为这是安稳既存秩序的最基本的办法。只要你接受了这原则，社会里很多可能引起的纠纷也随着不发生了。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空间本身是混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当我们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是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这也告诉我们“地”的关联派生于社会关系。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血缘和地缘》）

中国现代和当代话剧（节选）

黄会林  陈刚

①中国古典戏剧有悠久的传统，但作为现代戏剧主要剧种的话剧，却发源于欧洲，20世纪初经日本传入中国。

②话剧作为独立的文学样式在中国诞生并不断得到发展，演出活动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现代话剧既有现实主义的潮流，也有浪漫主义的以及其他的艺术流派；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都不断有所开拓，而且越来越多样化，产生了郭沫若、田汉、曹禺、夏衍、老舍等杰出的剧作家。

③中国话剧的发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分为现代和当代两个时期，它们既有联系又各有特色。

④中国现代话剧运动与创作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与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思想相一致的精神特征。反对封建思想传统的束缚，反对以戏剧为游戏生的工具，坚持戏剧创作与演出同社会人生的密切联系，使现代话剧在它的诞生期就表现出生气勃勃的积极趋向。

⑤中国现代话剧的滥觞时期，在向西方戏剧广搜博采的同时，就注意了对不同艺术流派和多种艺术表现方法的吸收与借鉴。洪深的《赵阎王》不仅有深刻的现实生活的描绘，也有深入的心理描写。田汉早期话剧明显地在浪漫主义的色调中掺杂着唯美主义的感伤成分。丁西林吸取西方话剧中轻快幽默的喜剧手法先后创作的《一只马蜂》和《压迫》，以结构巧妙和委婉的嘲讽见长，在初期话剧中独树一帜。

⑥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主革命的深入和民族抗战的勃起，促进了中国话剧运动的迅速发展。更密地为民主革命和抗日斗争服务，是这一时期的戏剧运动的重要特征。

⑦这个阶段戏剧创作队伍更加扩大，作品质量普遍提高。剧坛上除田汉、洪深、欧阳予倩、丁西林等，又涌现出曹禺、夏衍、阳翰笙、陈白尘、于伶等著名剧作家他们一些优秀作品的产生标志着中国现代戏剧文学的日臻成熟。曹禺1934年发表了震动剧坛的《雷雨》，翌年又创作了《日出》，通过家庭的悲剧或社会的悲剧，在更加宏观的角度上透视了旧中国上层社会的腐朽与罪恶，下层人民的痛苦与悲惨。曹禺这两个剧本和不久完成的《原野》，不仅显示了剧作家向更深的社会题材开掘的努力，也标志着中国话剧创作新阶段的到来。

⑧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出现了“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这样伟大的显著作用”的局面。这时期出现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戏剧运动，成为中国戏剧文学发展史上新的一页。随着戏剧运动的发展，话剧创作也进生命力旺盛时期。曹禺的《蜕变》、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老舍的《面子问题》郭沫若的《屈原》等，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⑨中国当代戏剧，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戏剧传统的继续和发展；它和新的时代、和更广大的人民群众相结合，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⑩新的时代为戏剧创作提供了新的生活素材和表现主题。戏剧艺术仍然保持了敏感地与时代同步发展的特征。由于众多剧作者的努力实践，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曾出现不少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好剧本如郭沫若的《蔡文姬》《武则天》、曹禺的《明朗的天》《胆剑篇》、老舍的《龙须沟》《茶馆》《方珍珠》田汉的《关汉卿》等，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成就。

⑪自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文学艺术普遍受到摧残，数年之间只有所谓“革命样板戏”独步舞台。话剧一度完全凋零。

⑫1976年10月以后，话剧迅速复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在党的正确文艺方针的指引下，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广大剧作家焕发出极大的创作热情，话剧艺术百花齐放。崔德志的《报春花》，苏叔阳的《丹心谱》，宗福先的《于无声处》等，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⑬综观60余年的中国现代和当代戏剧——话剧的发展历程，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和阶段都有各自的特色，但紧密反映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矛盾，努力表达人民的心声和愿望，从历史潮流中去摄取不同的典型人物及其思想情绪，并在移植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力求做到这一外来的戏剧品种和形式日益民族化，大众化，使之成为中国人民能够接受和喜闻乐见的一门文学艺术形式，这正是自五四时期迄今的中国戏剧家共同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