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瓘字稚圭，贝州武城人。隋大业末，徙家魏州之昌乐。幼孤，事母、兄以孝友闻。贞观初，第明经 ， 补并州参军。时李勣为长史，尝叹曰：“稚圭，今之管、萧，吾所不及。”勣入朝，文瓘与属僚二人皆饯，勣赠二人以佩刀、玉带，而不及文瓘。文瓘以疑请，勣曰：“子无为嫌。若某，冘豫少决，故赠以刀，欲其果于断；某放诞少检，故赠以带，俾其守约束。若子才，无施不可，焉用赠？”因极推引。再迁水部员外郎。时兄文琮为户部侍郎，于制，兄弟不并台阁，出为云阳令。累授东西台舍人，参知政事。乾封二年，迁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遂与勣同为宰相。俄知左史事。时高宗造蓬莱、上阳、合璧等宫，复征讨四夷 ， 京师养厩马万匹，帑廥寖虚。文瓘谏曰：“王者养民，逸则富以康，劳则怨以叛。秦、汉广事四夷，造宫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户口减半。夫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人罔常怀，怀于有仁。臣愿抚之，无使劳而生怨。隋监未远，不可不察。”帝善其言，赐缯锦百段，为减厩马数千。改黄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又兼大理卿。不旬日，断疑狱四百，抵罪者无怨言。尝有小疾，囚相与斋祷，愿亟视事。时以执法平恕方戴胄^①。后拜侍中，兼太子宾客。诸囚闻其迁，皆垂泣，其得人心如此。性严正，未尝回容。诸司奏议悉心纠驳故帝委之或时移疾佗^②宰相奏事帝必问与文瓘议未若不者曰往共筹之。或曰：“已议。”即皆报可。

（节选自《新唐书·张文瓘传》）

【注释】①戴胄：唐初大臣，曾任大理寺少卿。②佗：他。

    材料一：戏剧的最初踪影，远不是戏剧本身。探求戏剧的渊源，实际上，就是寻觅古代生活中开始隐隐显现的戏剧美的因素。一切向着文明进发的原始民族都不会与戏剧美的因素决然无缘。但是，使戏剧美的因素凝聚、提纯的条件却出现得有多有寡，有早有迟，因此各民族戏剧形成的时间也有先有后。有的民族，戏剧美由发端到凝聚成体，竟会经历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也有某些民族，戏剧美始终没有真正凝聚起来。

芬兰美学家希尔恩认为：戏剧，在这个词的现代意义上它必然是相当晚近的事情，甚至是最晚才出现的。它是艺术发展的一种结果，这可能是文化高度进步的产物，因此它被许多美学家看作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后的形式。然而，当我们面对原始部落时，应该采取一种比较低的标准。最简单的滑稽戏、哑剧和哑剧似的舞蹈常常可以在原始部族那里发现，而这些部族往往还不能创造出一首抒情诗。由此可见，从戏剧这个词最广泛意义上而言，它是所有摹仿艺术中最早出现的。它在书写发明之前就有了，甚至比语言本身还要古老。因为作为思想的一种外在符号，原始的戏剧行为远比词语更直接。

    （摘编自余秋雨《中国戏剧史•最初的踪影》）

    材料二：中国古典戏曲的源头说法不一，一说源于俳优，但这仅包含了戏剧的一些表演因素；另一说是源于具有宗教祭祀性质的巫祭祀仪式，但它对中国戏曲的形成起到多大的决定性作用还未达成共识。中国戏曲正式形成较晚。北宋时，为了适应广大市民阶层的文化娱乐需要，各种民间技艺便纷纷从各地汇集到城市里来了。其中，对戏曲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主要有说唱性质的艺术——诸宫调，歌舞性质的艺术——大曲，扮演性质的艺术——傀儡戏、参军戏等，这三种性质的艺术样式相互吸收，才形成了戏曲的雏形阶段——宋杂剧、金院本。这些都是多种民间（或已经走向民间）的娱乐样式的杂合。北宋末南宋初，宋杂剧的一支演变为南戏，中国戏曲才发展成熟。

    （摘编自张宜昂《俯视与仰视——谈中西戏剧观众心态视角差异》）

    材料三：从中西戏剧形成可以看出，西方戏剧产生于祭祀，是宗教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带有宗教色彩。宗教仪式是庄严肃穆的，参加宗教仪式的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赞颂神的伟大，在观看表现神的伟绩的戏剧时，同样怀着崇敬的心情。这时，戏剧演出处在一种精神上的高位置，观众处在一种精神上的低位置，观众的心态视角是仰视的。后来的戏剧虽然脱离了祭祀的宗教气氛，但这种仰视的心态视角却带着祭祀仪式的痕迹保留了下来。

    中国戏曲的形成过程是多种娱乐样式的综合。宗教祭祀仪式对它的形成影响并不大，相对于西方戏剧的形成渊源来说，它本质上是一种娱乐手段，而且，它对多种娱乐手段综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娱乐性加强的过程。人们去瓦肆看戏就是为了娱乐，自然在心理上处在高位置，去俯视处在低位置的戏曲。此后，戏曲走向富贵人家宴请宾朋的堂会，走向农村集市庙会的庙台，走向农村庆丰收的草台，它的观众都是怀着喜洋洋的轻松心情去俯视它。后来的戏曲中也有具有宗教意味的神仙道化剧，但它完全没有西方戏剧初期庄严神圣的宗教氛围。

    （材料来源同上）

    材料四：

注：以上数据出自2018年国人观看戏剧的相关调查

    （摘编自“搜狐网”）

风雪极地追梦人

——中国第3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的160天

颜维琦

    4月15日凌晨两点，归来的“雪龙”号在拖轮的推动下缓缓进港，停靠在位于长江口南岸的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这一天，距离去年11月7日“雪龙”号从上海出发前往南极，整整160天。

    “既然选择了，就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赵炎平说。这也是记者采访第30次南极考察队时，队员们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平淡的话语，是与风雪同行之后的从容，也正是这个信念，让这支队伍书写了中国极地事业史上的一段精彩传奇。

    搏冰踏浪，关键时刻展英雄本色

    这或许是“雪龙”号最波折的一次航程——原本就承担着繁重的科考和后勤保障任务，又两度参加突发救援。最终，历时160天、总航程3.2万海里，成功建设中国南极泰山站，成功救援俄罗斯遇险船，完成首次环南极考察航行，抵达中国船舶迄今所到最南纬度，参与搜寻马航飞机，圆满完成所有科考任务……

    这样的传奇，是不惧艰险的257名考察队员共同创造的。南极，这片地球上最纯净的陆地，也是世界的寒极、旱极、风极。常年冰雪覆盖的白色“沙漠”，危险随时随地都会发生。

    在“雪龙”号救援俄罗斯船只被困人员过程中，有一支由12名队员组成的、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任务的海冰先遣队。负责指挥现场救援的考察队副领队徐挺告诉记者，当时，遇险船舶周围冰情严重，“雪龙”号无法靠近，只能选择直升机救援。勘察地形后，考察队决定在船边的一块浮冰上起降。

    “冰上是厚厚的雪，一脚踩下去，雪没过大腿。”徐挺说，“在这种情况下，飞机的平衡稍把握不好，雪就会被吹起来，很影响视线，要是螺旋桨打到冰面，整个飞机都会被毁掉。”危险是已知的，但没有一人临阵退缩。今年1月2日，遇险船舶海区迎来一个难得的好天气。队员们迅速搬运木板，几分钟内搭好了冰面停机坪。紧接着，9个架次近5个小时的飞行，成功将俄罗斯船52名被困人员援救到澳大利亚船上。整个救援过程堪称完美。

    风雪同行，“团结就是力量

    “所有成绩的取得都依靠团队力量，我最感谢的是各位考察队员。经过风雪南极跌宕起伏的考验，充分证明了我们是一支团结奉献的和谐团队。”在中国第30次南极科学考察总结大会上，领队刘顺林向全体考察队员深深地鞠躬。

    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见到刘顺林时，这位面庞晒得黝黑的苏北汉子说得最多的还是“团队”。

此次考察中，卡—32直升机共飞行245架次，海豚直升机共飞行136架次，没有发生一起不安全事件；在维多利亚地考察时，原计划8天的工作任务10名队员风餐露宿、夜以继日，仅用86个小时就圆满完成；在长城站卸货时，仅用50多个小时就顺利卸运1100多吨物资和油料，打破了纪录……靠的是什么？“团结就是力量。”刘顺林说。

    在茫茫南极内陆冰盖，28名队员仅用了45天时间，就成功建设了中国第四个南极科学考察站——泰山站。这座雄伟的“中国红灯笼”，建设过程一波三折，经历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令刘顺林欣慰的是，160个日夜，尽管任务繁重、压力巨大，但每个关键节点，考察队的临时党委都发挥了重要的决策作用。对每一阶段的工作任务做到充分讨论、集体决策、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确保了组织指挥体系的有序高效运转。有危险，领导先上，党员先上，务实拼搏的作风在传递，铸就了考察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2014年04月25日《光明日报》，有删节）

很长时间以来，有一个许多人经常讨论的问题，就是关于中国人的国民性。比如如何概括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人的国民性是先进还是落后，是否需要改造？也有人说并不存在什么国民性，这是个伪问题。我想这要看对“国民性”这个词怎么来解释。如果把中国人的国民性解释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点，或者说是中国人普遍的特点，这是很难成立的。中国有56个民族，其中有农业民族，有牧业民族，还有以狩猎或采集为业的民族，以哪个民族为例，或者以哪个地域的人为准呢？中国的历史又这么长，拿哪一段来考察和分析呢？很难着手。不要说历史上的事情不能简单地看和说，就是当下的中国社会，其特点也肯定是跟改革开放之前不同的；这还只是几十年的时间呢。因此，从中国历史来看和说中国人的国民性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不是说事情不容易做就不做了，回避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会产生一定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口的主体汉族，或者受汉族影响比较深的其他民族，或者采用同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人口，比如说农业人口，生活在一个地方，总是会有一些共同性的。上海人和广东人，二者有没有一些共同点呢？还是有的，但不一定要扯上“国民性”这个名字。中国农业社会中不同地域的人口，长期以来是不是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共同性？我想如果这样来讨论的话，话题是可以展开和深入的，因为特定人群中人的共同性是客观存在的。因此，若要讲国民性，就应该讲一定范围内，即一定的时间、空间内一个群体的共同点。

我们以前讨论国民性也好，讨论地域文化的共同性也好，往往容易表现出以偏概全、笼统含混、大而化之、似是而非的倾向，或者是以前人的某些言论作为论据，或者是拿某些书面记载的引述代替实际情况调查。比如，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从来就是尊老爱幼的之类。请问：世界上哪个民族不是勤劳勇敢、不是尊老爱幼的呢？很多学者强调中国人跟西方人不一样，说西方人强调个体，中国人强调集体。这个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往往只是前人的一些言论，并无科学实证。有人就说日本人一个人是一条虫，几个人是一条龙，而说中国人是倒过来，一个人是一条龙，几个人就是一条虫了。这是说，往往一涉及国家和民族，有些国家的人一下子就会变得很团结，但我们是不是确实都是这样呢？这就提醒我们，考察地域文化共性，不能仅仅根据某些人的话，不能仅仅根据个别例子，而要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要拿证据来说话，要作社会调查，特别是抽样调查。比如我们常说中国是礼仪之邦，那就应该说出在哪些方面我们讲礼、那些方面讲仪、有哪些礼仪、讲的程度怎样、有多少人达到什么样的水平，然后拿一个参照物，比如拿日本、韩国、美国或者法国来比较，这样才能够得出比较可信的结论。

讲国民性也好，讲地域人文特征也好，我们以前用得比较多的办法是找典型，把典型找出来，用典型作代表。但问题是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如果要找典型，几乎永远可以随心所欲地找到你所需要的典型，但要找一个相反的典型也绝对能够办到。比如说学生厌学，你有典型，我就给你找一个勤学的典型；说有钱人为富不仁，你有典型，我也可以给你找一个富而慈善的典型。

光靠找典型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就再加上一个理论，就是说要区分主流和支流。你看到的那么多，其实还是支流；我举出的例子虽然少，却是主流。许多工厂停产了，还说这是支流，主流是个别厂家还在生产。你说社会道德不行了，我找几个拾金不昧、舍己救人的人来给你看看，这才是主流。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要分清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但在信息不充分公开的情况下，谁有资格分清一个手指和九个手指呢？

有些事情表面上看是作了调查的，反映情况的、发表意见的，有名有姓，其实不然。古代中国长期的专制统治，使被统治者不得不说假话，否则就难以生存。例如皇帝“赐”大臣死，受死者还要下跪谢恩；其实并不是真的感谢皇帝叫他死，而是害怕影响家人、祸延子孙。要是将表象当作事实，那就要上当。今天的现象往往是历史现象的延续。如果我们就某个敏感的问题到路边作调查，你向路人提问，请他谈谈看法，他可能会说反对；要是你又说你是某家电视台的记者，将镜头对着他，他可能马上改口，说这件事很好。那么到底哪个说法才是他的真实想法呢？前后矛盾又说明什么呢？

很多历史记载到底是不是反映了真实情况，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如果我们用科学的方法，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广泛搜集材料，对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人群作全面考察，这样的考察才可能成为讨论所谓国民性或者地域文化特征的基础。

（摘编自葛剑雄《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现代化》）

碑

孙犁

赵庄村南有三间土坯房，一圈篱笆墙，面临着滹沱河，那是赵老金的家。

自从敌人在河南岸安上炮楼，老人整天到河边去，有鱼没鱼，就在这里呆一天。看看天边的山影，看看滹沱河从天的边缘那里白茫茫地流下来，像一条银带，在赵庄的村南曲敛了一下，就又奔到远远的东方去了。

“五一”以后，这里一向是常住八路军和工作人员的。这些日子，每逢赵老金睡下了，母亲和女儿小菊到了东间，把窗户密密地遮起来，一盏小小的菜油灯挂在机子的栏杆上，女儿登上机子，母亲就纺起线来。

现在是九月底的天气，夜深了，河滩上起了风，听见沙子飞扬的声音，窗户也呼打呼打的响。屋里是纺车嗡嗡和机子挺拍挺拍的合奏。

母亲忽然听见窗户上啪啪地响了两下，她停了一下纺车，以为是风吹的，就又纺起来。立时又是“啪啪啪”的三下，这回是这么清楚，连机子上的女儿也听见了，转眼望着这里。

母亲把耳朵贴到窗纸上去，外面就有这么一声非常清楚、熟悉又亲热的声音：“大娘！”

“唉呀！李连长来了！”母亲一下就出溜下炕来，把纺车也带翻了。女儿又惊又喜地把机子停止，两手接着柱板，嘱咐着母亲：“你看你，小心点。”母亲摘下灯来，到外间去开了门，老李一闪进来，随手又关了门，说：“大伯在家吗？”

“在家里。干什么呀，这么急？”

“我们有十几个人要过河，河里涨了水，天气又凉不好浮。看见河边有一只小船，我们又不会驶，叫起大伯来帮帮忙。”

小菊听着，连忙从机子上下来到西间去了。“十几个人？他们哩？”大娘问。

“在外边。我是跳墙进来的。”老李说。“那你就快点吧！”大娘向着西间喊了一声。

“来了。走吧，同志。”老金已经穿好衣服，在外间等候了。

大娘掩好门，回到屋里，和女儿坐在炕上。她听着，河滩里的风更大了，什么声音也听不见。风杀了，一股寒气从窗子里透进来。

老金回来，他的胡子和鬓角上挂着一层霜雪。他很忧愁地说：“变天了，赶上了这么个坏天气！要是今黑间封了河，他们就不好过来了。”

一家三口，惦记着那十几个人，放心不下。

早晨，天没亮，大娘就去开了门。满天满地霜雪，草垛上、树枝上全挂满了。树枝垂下来，霜花沙沙地飘落。

当大娘正要转身回到屋里的时候，在河南边响起一梭机枪。这是一个信号，平原上的一次残酷战斗开始了。

机枪一梭连一梭，响成一个声音。中间是清脆沉着的步枪声。一家人三步两步跑到堤埝上，朝南望着。

赵老金忘记了那飞蝗一样的子弹，探着身子望着河那边。他看见那一小队人退到了河边。当他们一看出河里已经结了冰，中间的水又是那么凶的时候，微微踌躇了一下。但是立刻就又转过身去了，他们用河岸作掩护，开始向三面的敌人疯狂地射击。老金看见就在那烟火里面，这一小队人钻了出来，先后跳到河里去了。

他们跳进结冰的河里，用枪托敲打着前面的冰，想快些扑到河中间去。但是腿上一阵麻木，心脏一收缩，他们失去了知觉，沉下去了。

老金他们冒着那么大的危险跑到河边，也只能救回来两个战士。他们那被水湿透的衣裳，叫冷风一吹，立时就结成了冰。

“你们昨晚上过去了多少人？”

“二十个。就剩我们两个人了！”战士们说。“老李呢？”

“李连长死在河里了。”

这样过了两天，天气又暖和了些。太阳很好，赵老金吃过午饭，一句话也不说，就到河边去了。他把网放在一边，坐在沙滩上抽一袋烟。河边的冰，叫太阳一照，乒乓地响，反射着太阳光，射得人眼花。老金往河那边望过去，小麦地直展到看不清楚的远地方，才是一抹黑色的树林，一个村庄，村庄边上露出黄色的炮楼。老金把眼光收回来。他好像又看见那一小队人从这铺满小麦的田地里滚过来，纵身到这奔流不息的水里。

他站立起来，站到自己修好的一个小坝上去。他记得很清楚，那两个战士是从这个地方爬上岸来的。他撒下网去，他一网又一网地撒下去，慢慢地拉上来，每次都是叹一口气。他在心里祝告着，能把老李他们的尸首打捞上来就好了，哪怕打捞上一支枪来呢！几天来只打上一只军鞋和一条空的子弹袋。就这点东西吧，他也很珍重地把它们铺展开晒在河滩上。

这些日子，大娘哭得两只眼睛通红。小菊却是一刻不停地织着自己的布，她用力推送着机子，两只眼狠狠地跟着那来往穿送的梭转。她用力踏着蹬板，用力卷着布。

有时她到河岸上去叫爹吃饭，在傍晚的阳光里，她望着水发一会呆，她觉得她的心里也有一股东西流走了。

老头固执得要命，每天到那个地方去撒网。一直到冬天，要封河了，他还是每天早晨携带一把长柄的木锤，把那个小鱼场砸开，“你在别处结冰可以，这地方得开着！”于是，在冰底下憋闷一夜的水，一下就冒了上来，然后就又听见那奔腾号叫的流水的声音了。这声音使老人的心平静一些。他轻轻地撒着网。他不是打鱼，他是打捞一种力量，打捞那些英雄们的灵魂。

那浑黄的水，那卷走白沙又铺下肥土的河，长年不息地流，永远叫的是一个声音，固执的声音，百折不回的声音。站立在河边的老人，就是平原上的一幢纪念碑。

一九四六年春于冀中（有删改）

桃花蝴蝶

刘诗伟

我七岁时，脑子里搁了一幅图景：祖母坐在桃树下，桃花灿烂，祖母如土。半个多世纪，无数繁花在眼前流走，每当我停望绚丽，总会看见坐在桃树下的祖母，漫天花瓣为她飘零。

那棵桃树生长在我们老家的台坡口。春天，一树粉红的桃花遮云蔽天。祖母坐在柴垛旁的矮椅上，睡着了，花白的头发蒙一层桃花筛落的光斑。她的藏青棉袄泛白，颜色接近柴草；皮肤干皱，已然融入三寸小脚下泥土的灰黄与安宁。一片花瓣闪闪飘下，一只白蝴蝶飞在祖母和桃花之间。

我背着书包出了堂屋，看见桃花、祖母与蝴蝶，不由愣住了。那景象让我迷狂而惊异。但我没有叫祖母，正要悄悄离开，不料，祖母喊了一声我的乳名，我即刻停下，笑嘻嘻地向祖母走去，在她膝前蹲下，把头递给她。她抬手摸过我的头顶，熟练地在我的额头亲吻一下，说：“记得，下回莫忘了。”

原来，在桃花下打盹的祖母是那只蝴蝶，在飞……

我七岁那年，祖母六十五岁。隔壁家的杨奶奶说，她见过祖母的年轻，那时，祖母刚嫁过来，一张鹅蛋脸，粉白红润，抹过油的黑头发用木簪绾在后脑勺，两只小脚走起路来像铁杵一样咚咚咚地敲在地上。

那片花瓣在空中闪闪飘下，让人联想到蝴蝶的由来：祖母头上的木簪换成了一枚蝴蝶银簪。

祖父带我去过姑爷爷家，我在那里见过这枚银簪。姑爷爷住在两里外的珠玑街上，膝下无儿无女，房屋的门楣上挂着“光荣烈属”的牌子。他们是一对怪老头，分明乐意坐在一起，可坐在一起又很少说话。姑爷爷从内衣口袋取出一枚银簪，放到祖父面前。那银簪是一只蝴蝶，祖父对姑爷爷说：“留着吧，总是个念想。”姑爷爷回应：“我这身体怕是扛不了多久，拿去给嫂子，我也落心。”接着两人都不说话，碰一下杯，不说话，再碰一下。离开时，祖父把银簪又放在姑爷爷座位前的桌上。

正月初二，姑爷爷来我家拜年，后来我知道，这是延续姑奶奶在世的礼俗。他来了，照例在堂屋的方桌上放一盒茶。然后，他走到祖母面前，拿起祖母的一只手，把银簪放在祖母手里。祖母一看，连忙大呼：“这使不得！”姑爷爷捏住祖母的手，说：“嫂子，它陪了我几十年，也让它陪陪你。”祖母再看那银簪，眼泪就哗啦一下奔涌而出。

祖母坐在桃树下，蝴蝶在她和桃花之间飞。祖母为她头上的蝴蝶银簪哭泣过。家里大人一直没给我们小孩子讲祖母哭泣的缘由，那哭泣的背后是一座静穆的山。

一天，我看见祖母身上歇了许多桃花，手里正抚摸着那枚银簪。我蹲下，祖母就告诉我：蝴蝶银簪是姑奶奶的陪嫁，姑奶奶叫刘春桃，十八岁出嫁，不满十九岁就成了烈士，祖母就在家门口栽了一棵小桃树……我听到这里，呆望着无边春天的深处。

桃树上的桃子成形了，阳雀子飞来啄桃子，祖母啾啾地驱赶。阳光照耀，祖母脑后的蝴蝶闪闪烁烁。

祖母还沉浸在从前没有回来，叹息一声说：“你的姑奶奶不满十九岁，像一朵桃花儿，又像一只蝴蝶。”我问祖母：“姑奶奶怎么闹革命的？”祖母说：“跟大姑奶奶学的。”我问：“还有大姑奶奶？”祖母说：“大姑奶奶走得更早，蝴蝶银簪就是她留给小姑奶奶的陪嫁。”我问：“大姑奶奶怎么走的？”祖母吻我的额头，让我快去上学。

到我七岁时，小姑奶奶已牺牲三十四年。往事中的大姑奶奶、小姑奶奶凝固在那段时空……那是充满血色的岁月，祖母不讲，外人只能简略讲述：大姑奶奶在武昌上学，因为闹革命被奸细告发，让敌人捉住砍了头，但找不着尸首。有人说是好心人把她埋了，可大雪纷飞，不断覆盖，坟墓在哪儿呢？小姑奶奶不知什么时候成了党的地下通讯员，被“白匪”刺死在桃树下，躺在血泊中……

现在时间又过去半个多世纪，祖母早已去世，我的记录也只能如此简略。时间让繁密过往成为简史，尽管我童年时不断用想象填补那些故事。只是，这种想象反过来又常常加重对于过往的怀想。

当年，隔壁杨奶奶跟祖母是说私心话的朋友，祖母每次生病，她都守在祖母的床边；她说她来生也做祖母的邻居。她讲过一句话：“晓得历史的人值得敬重。”我从来没有发现这句话的别的出处。父亲出生后，湾子里的人送米送鸡蛋；祖父送父亲读私塾，先生不收钱；父亲学医，先生倒付工钱。

祖母极瘦。晚上她坐在竹床边，弯成一道弧线，可以清晰看见前胸、两肋和后背的骨头。我不晓得别人的祖母是不是这样，但记得父亲说过：祖母是一个不幸的母亲，他是祖母的第六个孩子，前面五个都死了，最大的不满两岁。为什么？不单因为穷，娘吃不饱没奶水，娃儿病了买不起药；主要是为了两个小姑子，她们都是孩子，祖母要照顾她们闹革命。我看着祖母头上发亮的银簪，想起祖母必须摸过她的孙儿们的头才让他们离开……那里有祖母如花如蝶的岁月。

我一生沉迷于那幅图景：祖母坐在桃树下，桃花灿烂，祖母如土，一只白蝴蝶在祖母和桃花之间飞。

为什么是桃花与蝴蝶？在祖母的年代，平原上草木芜长，唯有这两样是世间罕有的绽放与娇艳，是生命的密语，是离世的安魂曲……它们那么轻盈而亲切，让人永远无法全然抵达和拥有。

祖母去世后，我在她的坟头栽下一棵小桃树，隔年便开出灿烂的花。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