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多维对话 培厚文化土层

    互联网时代更需要我们从现实、历史、信仰等多个维度，去确认彼此的社会联系，让我们的文化感觉踏在现实的大地上。

    2015年，从大众文化到严肃文学，从电影屏幕到手机阅读，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文化活动，共同叠合成当代中国的文化土层，构成了一幅五彩缤纷的文化图景。这一年，有市场大盘的上扬，中国电影总票房突破400亿元；也有突破性的成就，刘慈欣的《三体》首获雨果奖。有久违的重逢，余秀华、汪国真让诗歌再度来到公众面前，带给人走过忧患的力量；当然，也不乏争议，小品戏说花木兰、各类“舆情反转剧”背后的理念之争，让人看到观念领域的分野。

  无论后人如何书写，2015年的文化现象，有一个趋势无法忽视，即文化生产与互联网思维的深度融合。《大圣归来》《夏洛特烦恼》，让人们见识了网络口碑营销的威力。而《琅琊榜》等一批“互联网IP剧”被热捧，则显示出网络文化开始有了超越“粉丝经济”的市场逻辑。某种意义上讲，文化领域的“互联网+”时代正在走来，文化产品的生产流程也在悄悄改变，以大数据手段定位市场，以互联网营销、资本运作占据市场，气候渐显。

新的文化生产方式，造就新的文化格局。文化生产与互联网的深度结合，让更多“生于互联网”的好作品走进主流市场，走进普通人的生活，进而培厚时代的文化土层。以前的互联网文化产业，徒有庞大的生产能力和市场空间，尽管有超过250万人的网络作家，有通过创作获得经济效益的10万作者，有日更新量突破1.5亿字的文学网站，却改变不了人们对互联网文化“土层浅、品质粗”的印象，因为它长期缺乏和产品数量匹配的品质保证，只能在互联网上的亚文化圈里封闭运行。然而，改变近在眼前。今后的互联网，有望成为越来越有分量的文化制造商，而不再只是个文化集散地。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文化新时代的到来。对互联网文化的变局，要有“正确打开方式”，既要看到它释放出来的文化生产力目前还比较无序，也难免泥沙俱下，但也要看到它的成长性与生命力。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载体，互联网正在让文化生产、传播、消费的场域，变成一个真正能包容文化多样性的“长尾”。过去只能湮没无闻的平凡个体，也因此有了被历史记住的表情。

  文化多样性、分享精神等价值理想，是互联网带给这个时代的礼物。然而它既给了每个人被时代注目的可能，也容易让人的主体性迷失。作家博尔赫斯说过，如果有天堂，那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可是，他也暗示过，让一本书“消失”的最好方式，就是藏到图书馆里。事实上，尽管互联网有巨大的包容性，但是它不会自动生长出多样性。很多披着时尚、互联网等外衣的文化作品，由于没有文化思维的更新，只能给人时代错置、不伦不类的感觉。比如，有人曾指出，国产都市剧一点都不时尚，是因为核心问题总停留在家庭伦理层面，而很少真正关注都市人的职业生活。

  互联网时代带来虚拟的文化生活，更需要我们从现实、历史、信仰等多个维度，去确认彼此的社会联系，让我们的文化感觉踏在现实的大地上。2015年的几起争议事件，深刻证明了这一点。北京朝阳区“仁波切”扎堆，提示灵魂生活并未被严肃对待；戏说花木兰，其引发的争议也还没有深入历史传统。这种浅尝辄止也提醒我们，要拨开文化表面的浮冰，深入热点背后的社情民意和世道人心，让新的文化形态真正成为直抵人心的力量。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激活互联网文化强大的创造力，先得以建设性的方式，主动融入并寻求创造，培厚其“文化土层”。以新的姿态和新的文化生产方式在各个层面展开对话，众人拾柴，众星拱之，互联网时代才有机会孕育出孔子、但丁、莎士比亚那样的文化精神的“伟大综述者”。

【摘自《 人民日报 》（ 2015年12月31日 05 版）】

    大致说来，古代城市排水系统，一是依赖城内排水沟渠，二是依靠城中河道，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国历朝都很重视排水沟渠的疏浚和整修。例如，唐玄宗曾下诏修理两都街市、沟渠、道桥，而其旧沟渠，令当界乘闲整顿疏决。德宗时修石炭、贺兰两堰，并造土堰，开淘渠。民间也非常重视城中河道的日常疏通和维护。如唐懿宗咸通年间，“金陵秦淮河中，有小民棹扁舟业以淘河者”。可见，当时已经出现专门以养护河道为业的人，他们负责在河道上挖掘污泥、清除残秽，向管理部门领取报酬。

    相对而言，宋代在城市排洪防灾方面所做的工作更多一些，当时人们对于城市水系的排洪防灾作用已有深刻认识。成书于北宋元丰七年的《吴郡图经续记》就已明确指出，苏州城发达的河渠水系具有重要的排洪作用，能够“泄积潦，安居民”，“故虽名泽国，而城中未尝有垫溺荡析之患”。宋朝对河渠的管理有一套严格而科学的制度，每年定期疏浚河渠，颇见成效。有些制度则以皇帝诏书的形式加以确定。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六月诏：自令后汴水添涨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护。哲宗元祐四年十二月诏：京城内汴河两岸，各留堤面丈有五尺，禁公私侵牟。

北宋都城汴京，在城市排水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汴京城水系十分发达。英国加迪夫大学建筑系访问学者刘橄介绍说，当时的北宋汴京城包括3重城壕、4 条穿城河道、各街巷的沟渠以及城内外湖池。3重城壕总蓄水容量达1765.6万立方米。4条穿城河道为汴、蔡、五丈和金水4河。根据文献记载估算，4条河道蓄水总容量约为86.63万立方米。此外，城市大街小巷有明渠暗沟等排水设施，还有凝祥、金明、琼林、玉津4个池沼。城市河道密度大、调蓄容量大是宋东京的特点，整个城市排水系统的规划设计和建造体现了很高的科技水平，城市排水设施的管理措施也很完备，是古代城市排水的典范。

    当然，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宋代官员的积极努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苏轼。苏轼曾亲自指导疏浚运河，开浚西湖。茅山河、盐桥河是杭州城内的两条大河，北连大运河而入钱塘江。由于江水与河水相混，江潮带的泥沙常常倒灌淤积到河内，殃及市内稠密的居民区，每隔三五年就需要开浚一次，既妨碍航运又费人力物力，居民患厌已久。苏轼“率僚吏亲验视”，组织人员花半年时间整治二河，使“江潮不复入市”。苏轼还大力疏浚西湖，采用一举两得的办法：取淤泥、葑草直线堆于湖中，筑起一条贯通南北的长堤，堤上筑六桥，堤上两旁种植杨柳。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一长堤称作“苏公堤”。

    明清时期，人们对城市排洪防灾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清代对于城市排水系统的管护也十分重视，京城内外排水沟渠有专人分段进行管理。顺治元年，定令街道厅管理京城内外沟渠，以时疏浚。若旗民淤塞沟道，送刑部治罪。康熙五年，定修筑城壕例：护城河遇水冲坏处，内城由工部委官修筑；外城由顺天府及五城官修筑；城上挂漏处，由步军统领衙门会同工部委官修补。

（摘编自关照《海内沟河尽晏清——中国古代城市的排水系统》）

    民谣谚语，是人们世世代代的生活经验的高度总结与卓越智慧的长期积淀，有着极为丰富、深厚的内涵，是极富特色的传统民间文化的形式之一。

    两宋时期的民间谣谚中，有大量的倡导廉洁、颂扬廉政的内容。宋人认为：为官之要，曰廉曰勤。岳飞更是直率地指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至于名相范仲淹，则其境界更高。他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心做官，莫营私利。这些至理名言，后多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转化为歌谣民谚。

    另外，当时还有劝廉、守廉的民谣。例如：世常羞贫贱，贫贱非我羞；人人为官莫敛财；住世一日，则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则做一日好事。否则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些或诗或歌的民谣，代表了广大民众希望官场廉洁、官员廉正、不奢华、莫敛财的良好愿望。

    据传，当时民歌谣谚中还广为流传着宋真宗写的《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诗歌中既有劝人勤学苦读的用意，也将读书、做官、发财之间的关系写得清楚明白。但不论怎么说，学而优则仕，总比不学无术、只顾投机钻营和贪赃枉法要好。因此，时人又唱道：谁不爱，黄金屋；谁不羡，千钟粟；但他们也深知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为官去贪污；且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

    两宋时期，大量的民谣谚语表达了人们对贪官污吏的愤恨，尤其是对北宋末年童贯、蔡京、朱勔等人的切齿之恨。如贪官朱勔受宠，仅家奴即有百余人封官赐爵。其中受金带者至有数十人。当时民谣说：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以贪污勒索的钱财而换取的腰带到手后，又被高价转卖，从而大获其利。因此，人们对贪赃枉法之徒愤慨至极，认为“打破筒（指童贯），泼了菜（指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

    有些诗歌民谚还揭露了贪官的罪恶与崇拜金钱的无耻嘴脸。南宋初，因大将张俊所领士兵自臀而下，文刺至足，故有“花腿军”之名。然而，这些花腿军成了他的私仆。他役使这些花腿搬运花石，在杭州为他修盖太平楼。当时民谣道：“张家寨里没由来，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

    贪官污吏无耻，他们崇尚“欲得富，须胡做”之道。其中，王黼尤为突出，他公然把各种官职按不同等级定价出售。于是，人们为他编了顺口溜：三千索，直秘阁；五千贯，擢通判。以致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甚至无官不贪。官吏贪污，实同盗贼，有时，贪官为害甚至倍过于贼。

    在西夏的反贪文化中，同样有许多哲理性、思想性、文学性三者兼具的民谣谚语。如对贪官污吏追逐升官发财、贪婪成性、惟求享受的寄生生活抨击道：“又穿服，又贮财宝，不用借债；官爵已升，宫室已成，不缺用品”；“户户紫衣不缫丝，人人为官莫敛财”！这其中，既有控诉，也有讽刺，还有劝善戒恶民谣；世上正事三件：“畜牧、耕作和商贩；天下坏事三件：骗盗、贪索和赌钱”。

（摘自王春瑜著 《简明中国反贪史》，有删改）

你为什么该摆脱“权威偏误”

    如果不服从权威，会发生什么事？《圣经》第一章就说得明明白白：会被逐出天堂。各个领域的权威们——政治家、科学家、医生、首席执行官、经济学家、政府官员、体育评论员、企业顾问和证券大师们——也想让我们相信此事。

    关于权威有两个问题。首先是令人警醒的跟踪记录。这个星球上有大约100万受过培训的经济学家，没有一位精确预言了金融危机发生的时间，更别说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信用违约互换的瓦解直到通货膨胀引发的经济危机的顺序了。再没有哪个专家群体失灵得比这更惊人了。

    其次，经常可以证明，权威也会出错。出错是人类的通病，但重要的是，面对权威我们会将独立思考调低一级。面对专家意见时我们往往会比面对其他意见粗心许多。还有，我们会服从权威，哪怕是在理性或道德上毫无意义的地方。这就是权威偏误。

    年轻的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1961年做了一个试验，将权威偏误揭示得一览无遗。试验时他请求一位受试者电击坐在玻璃窗另一侧的一个人，并逐渐增加电压。从15伏开始，然后是30伏、45伏，以此类推，直到几乎致命的450伏。即使受折磨的那个人痛得大喊大叫，浑身颤抖（事实上没有电流，那只是一位演员），受试者想中断实验，但只要米尔格拉姆平静地说“请继续，实验要求这样做”，大多数人都会继续做下去。半数以上的受试者将电压升到了最高——纯粹是在服从权威。

    近几十年来，航空公司明白了权威偏误有可能造成危险。许多意外事故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机长犯了错，副机长察觉了错误，但出于相信权威不敢指出来。大约15年以来，几乎所有航空公司的飞行员都接受了所谓的“机组资源管理”训练，学习坦率、迅速指出毛病。 换句话说：他们训练自己努力摆脱权威偏误。

    几十年后，许多公司纷纷向航空公司学习。特别是当有一位强势的首席执行官时，员工患上权威偏误的危险就更大，这对公司很不利。

    专家们希望被人认出，为此他们必须用某种信号显示他们的身份。医生和研究人员是通过他们的白大褂，银行行长则是通过西服和领带。领带没有作用，它只是一种信号。国王们头戴王冠，军队中有军衔标志，基督教会里的权威信号更是明显。其他信号还有名人访谈的邀请、图书和其他出版物等。

    任何时候都有不同的权威“流行”。有时是神职人员，有时是国王、武士、罗马教皇、哲学家、诗人、摇滚明星、电视制作人、互联网公司创始人、对冲基金经理、银行总裁。因此存在权威时，社会总是乐于跟从。如果权威们想跨界得到认真对待，将会引起混乱。比如，当一位职业网球运动员推荐咖啡机或一位女演员推荐治疗扁桃腺炎的药的时候。

    不管什么时候遇到一位专家，我都会设法向他挑战。请你也这么做。你对权威的批判性越强，你就越自由，就越相信自己有更多的能力。

道法自然的智慧

赵建永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哲学追求的理想境界。汤一介指出，道家以自然主义为价值取向，在“自然的和谐”基础上，推展出“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而有“人与人的和谐”，以达成“自我身心的和谐”。道家的价值取向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类文化演进顺序相似，即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解决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进而使人的心灵需求得以妥善解决。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则从“自我身心的和谐”出发，依次推导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的和谐”。如此，儒道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相反相成，互补互促，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架构。

    “道法自然”出自《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说，人的活动效法地，地的运动效法天，天的运转效法“道”，“道”的运行效法自身。它揭示了人之所以应效法“道”，是因为“道”具有“自然无为”的特性，体现着宇宙秩序的和谐。“道”本指道路，引申为本源、道理、法则等诸义。总体来说，“道”就是万事万物生长发展的原动力和规律，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道家以“自然为宗”，崇尚“自然”是其根本特点。冯友兰指出，道家学说可用“复归自然”一言以蔽之。据汤用彤考察，“自然”一词本为形容词，“自”指本身，“然”指如此。“自然”就是相对于人为而言的一种自发的天生而然的状态。“自然”后来才用作名词，具有了自然界、物理定律和本心自性等多层含义。“自然”的今义，从形而上的角度看，是指客观规律；从形而下角度看，则包括原生态的自然界、由人类与自然相互影响而生成的人化自然。

    “道法自然”引发的环境伦理，旨在倡导一种善待自然、师法自然、遵循自然之道的理性态度，要求从自然界学习人类生存发展之道，自觉维护生态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最基本的层面是人与物的和谐。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必须首先解决人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因为人类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是处理天人关系的基础，若不及时发展科技提高生产力，就连常见自然灾害也无法抵御，生存条件没保障就谈不上天人和谐，所以人与物的关系是“道法自然”的基本问题。对于儒道两家在此问题上的差异，陈寅恪指出：“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道教继承发展了道家“天道自然”“万物一体”等观念，并付诸实践。冯友兰对道教对待自然的科学精神有充分肯定，誉之为世界上唯一不反科学的神秘主义的体系。

    “道法自然”意味着人类要懂得敬畏自然，并向大自然学习，使人道合于天道。现代仿生学的发展，便是“道法自然”的一种实际应用。但从本质上说，“道法自然”即“法自然之道”，亦即要符合各种事物的“本然”之理并顺应之。如能把握规律，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自会水到渠成，事半功倍，走上科学发展的大道。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谓如火如荼。人工智能已由一般性工作向具有创意性的工作扩展，其中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的运用就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尝试。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甚至恐慌：难道人类最后一块领地也要被人工智能占领了吗？

    人工智能艺术创作与人类自身的艺术创作的区别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身体”。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之所以是“人工”而不是“人类”，就在于它不具备人类的身体。而艺术创作与人类的身体具有密切联系。

    首先，艺术家的身体对外界环境的感知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动力。艺术创作的触发是艺术家主体和外部客体之间共同作用的结果。清代画家郑板桥画竹，正是因为他看到了“院中之竹”后，“胸中勃勃，遂有画意”，这个“画意”就是艺术创作的冲动。虽然人工智能现在也可以通过看图进行艺术创作，但人工智能的“看”与人类通过身体的“看”具有本质的不同。人工智能的“看”与其说是一种“看”，不如说是“数据分析”。通过分析所“看”之物的数据，人工智能再调动内存数据库，找到合适的模型、编程进行所谓的“艺术创作”。

    其次，艺术家的身体状态影响着艺术创作过程。一方面，艺术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整个身体都会进入到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状态。古希腊柏拉图认为，诗人在吟诵诗歌的时候会进入到一种“迷狂”状态；而中国古代诗人写诗之前也强调要进入到“虚静”的状态。另一方面，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其喜怒哀乐均会影响到他的艺术创作。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将自己的想象、情感、志向、思想等内容通过艺术表达出来。而对于人工智能艺术创作来说，其艺术创作过程仅仅是数据的整合、模型的筛选等计算、推理过程。人工智能并不知道自己所“创作”的艺术为何物，对于它们来说，这些艺术仅仅是冰冷的数字与毫无温度的符号而已。与艺术家有生命的人的身体不同，影响着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是它数据库的大小以及学习能力的强弱。

    再次，艺术家在创作艺术的过程中，也在改造着包括身体在内的整个自己。马克思指出，当人通过劳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毫无疑问，艺术创作也是人类的一种劳动实践。艺术家在艺术创作的实践过程中，一方面是把自己的本质力量通过艺术对象化出来，另一方面对象的特质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对主体形成了某种反作用。正所谓“文如其人”——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同时“人如其文”——人也会受到文的反作用。但是，对于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过程来说，即使它可以对人工智能产生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仅仅是人工智能对艺术创作的经验和情感的积累，而且这些积累是作为一种数据和符号保存在人工智能的存储器之中，这显然与人类本身的艺术创作截然不同。

    毫无疑问，人工智能艺术创作也为艺术家带来了更多挑战，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艺术家如何让自己的艺术作品与人工智能艺术作品竞争？艺术家如何让自己的艺术作品不同于人工智能艺术作品？这些问题将促使我们去思考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与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关系。

（摘编自张新科《艺术、身体与人工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