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李白诗歌中的夸张

林庚

    李白有一首《长相思》诗中说：“忆君迢迢隔青天！昔时横波目，今作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这是一首闺人思念征夫的诗，相思之苦，以至于到了“昔时横波目，今作流泪泉”的程度。美妙的眼睛竟成了一口泉眼，这当然是有些夸张；却还不能说就怎么不合理，还可以算在合理的夸张之列；但也有其不合理处，这不合理处在于她还要证明原来是秋波横生的眼睛，真的变成了一口泉眼；并要求那面镜子到时候为她作证。因为如果真到那征夫回来的时候，她即使还很憔悴，即使是当时快乐得又哭了起来——那神情毕竟会大不相同——要证明她真正肠断的情形，只有那面镜子才最清楚。可是除非那面镜子是面魔镜，又怎能重现她那已经成为过去的容颜呢？也许今天有了录像可以做到这一点，可是如果真有一位妻子录好了像专等她丈夫回来时证明这一切，恐怕她的丈夫反而更不相信；何况古代并无录像这种先进技术呢？假定真能录像，也许看来是合理的，却反而近于荒唐；假定镜子可以证明过去，看来好像是不合理的，却反而更近于真实。艺术的魔力竟然真能把一面普通的镜子变成了魔镜吗？反正我们读这首诗，读到这里时早已忘记了那不合理性，而只感到分外亲切，分外动人。从日常的尺度来说乃是不合理的，从艺术的尺度来说却是更为合理的；那么所谓合理的夸张到底该怎样来理解呢？

    “白发三千丈”，这是人们谈到李白诗中夸张时最爱引的名句，在这首《秋浦歌》中乃是轮到李白自己面对着一面镜子了。所以说：“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从日常的尺度来说，这个“三千丈”简直是违背常识；从夸张的尺度来说，也未免无边无际；如果这样的夸张起来也算合理，那么究竟夸张到什么程度才算不合理呢？李白有一首经常为人们所称道的《望庐山瀑布》，诗中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瀑布仿佛是一道银河自天而降，也不过才夸张到三千尺，而白发从头上算起，却竟能达到三千丈；艺术的魔力似乎正是通过战胜那日常尺度认为的不合理而变得更为合理，这能不令人为之惊异叹服吗！

    有些人认为夸张似乎是浪漫主义的主要特征，这可能有些道理，可也并不尽然。夸张几乎可以在各种类型的作品中出现；而且夸张在许多场合中，往往最容易产生使人发笑的效果；这与浪漫主义作品之多少带些悲剧性格或英雄性格的特征是毫不相干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搂》：“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里除了“千里”这个习见的词汇外，有什么可以算得上是夸张呢？而这首诗却无疑的乃是浪漫主义的杰作名篇。然则夸张既不是浪漫主义中所必有的，也不是浪漫主义中所特有的；只不过是一种通用的表现手法而已。如果说夸张与浪漫主义之间也存在着某些特殊缘分的话，那只能说夸张的手法到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中，似乎可以尽情发挥到完全不合理的程度。这并不是由于夸张手法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由于本质上浪漫主义乃是一种近于“宏观”的创作方法，正如现实主义乃是一种近于“微观”的创作方法，并由此自成不同的局面。《傀儡家庭》中娜拉的出走，从日常的尺度来说，她是完全可以不必出走的，但娜拉却决然出走了。《秋浦歌》中的白发，从日常尺度看来，那白发只不过是映在咫尺明镜之中，而它却能直达三千丈。用日常的尺度去衡量微观或宏观世界中的一切，有时常会出人意外。例如在近于光的高速运动中，人竟能青春不改；这不简直如神话之不可思议吗？日常范畴的尺度，与艺术的无限魅力；在这里两相对照，也正如面临着一面魔镜，不禁令人为之深思神往！

（选自《唐诗综论》，略有删节）

    长期以来，人们常将“三纲”与“五常”并称，简称“纲常”。但“常”与“纲”却有不同。“三纲”是对君臣、父子、夫妻三伦政治、社会、家庭地位的主从、高低、尊卑的某种定位；而“五常”则是五种基本的道德原则，是对一切社会阶层的要求。性质大不一样。比较而言，“纲”以定尊卑，“常”以扬德性。“常”的本意是“永恒”、“不变”，即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无需改变的道德原则。

    “三纲”与“五常”在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首次提及。班固《白虎通德论》对“五常”也有较为详细的阐述。概括而言，“仁”就是关爱他人，“义”就是行为适当，“礼”就是行事有矩，“智”就是遇事不惑，“信”就是诚信不移。这应该是迄今对“五常”最早、最完整的解释。另外，按孟子的“四端”说，“仁”是“恻隐之心”，“义”是“羞耻之心”，“礼”是“辞让之心”，“智”是“是非之心”，“信”没有提到。但在孟子看来，人能够具备这四种“心”，已是足够的善。孟子用的大致属于道德心理学的解释。可以看出，“五常”中的任何一常都值得提倡。如“仁”，无论是“不忍也，施生爱人也”，还是“好生恶死”，抑或是“恻隐之心”，这是普适性的道德原则。其他四常无须举例。以此而言，这确是任何时代都适宜的“恒常之道”，今天仍然没有过时。

    古人以“礼乐”治国，他们认为“三纲”和“五常”都是“礼”的一部分。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白虎通德论》提出的“三纲六纪”等都属于“礼”。朱熹《论语集注》中认为“三纲五常”作为根本的伦理道德原则是不会变的，所变的只是制度和形式。“三纲”属于伦理制度，是可变的；而“五常”属于道德原则，具有稳定性。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由于时代的局限，将“礼”的总原则和“礼”的具体形式混到一起。后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也不加区分地批判“三纲五常”，五四时期的很多思想家就犯了这样的错误，这是不利于清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遗产的。

    中国传统道德范畴非常广泛，远非“三纲五常”所能涵盖。像墨家的“兼爱”、道家的“自然”、佛教的“慈悲”就不在“三纲五常”的范围。儒家的伦理规范有很多出自“五常”的系统或与之相关，如仁可对应诚、恕、慈、宽；义可对应公、志、勇、刚；礼可对应让、恭、孝、俭、惠；智可对应和、敏；信可对应忠、毅，等等。但还有很多规范在这个系统以外，像乐、忧、贞、温、直、中、廉、节、健、合、良知、正心，等等，还可以找出很多，用现代的伦理学分类，这些道德规范既有公德，也有私德，既有德性伦理，也有规范伦理，很多范畴都是中性的，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中国现代道德文明的重要资源。

    两千多年来，封建专制制度最大的缺失就在于维护等级和特权，践踏人的个性和尊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深刻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反思传统，看到传统的不足，甚至不惜用全盘否定的方式来激发国民的觉醒，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的中国，正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复兴。尽管对传统还要批判地继承，但不能只破不立，不能只见糟粕，不见精华。

（摘编自刘立夫、李玲《“三纲五常”中的精华与糟粕》，有删改）

失去风景的时代

曹文轩

    我们不无悲哀地看到：现代小说却已经不再注目风景。当年，川端康成称他与自然的关系是“幸运的邂逅”。他在谈到《伊豆的舞女》时，惟一的遗憾是觉得风景描写还是少了些。从前的小说家，虽然没有太多的人去自觉地谈论风景的意义，但在实际写作中，风景始终是他们的小说的重要元素。他们的写作，几乎形成一个定论：风景描写是小说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元素。

    然而现代小说就是抛却了这一元素。

    人类进入现代之后，对自然实际上已经失去崇拜之心。与并不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自然的古人相比，现代人对自然的亲近未免有点矫揉造作。现代人更多是出于功利之心来关心自然的，因为自然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存。古人对自然有崇拜之心——甚至有敬畏心。“自然”是与“天”相等的概念，它具有至高无上的神性。古人面对自然，是一种宗教的姿态，他们虔诚静听与默察，是要在万籁俱寂中读出其奥义。因此，自然对他们来说不能有须臾的分开。而现代人尽管作出各种各样亲近自然的样子，并有许多赞美之词，但骨子里，现代人还是只相信自己。自然已不再具有神性，它只不过是物质，是被看的。

    小说也就可以不必在意自然了。

    工业文明、人口难以抑制的增长而不断加大的消耗，使自然在退却与贫化。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享受的同时，废气、废水，也是日甚一日地污染风景。然而我们还在日甚一日地挤压风景似乎要将它直挤到天边。

    现代，有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失去风景的空间里。有些人，从一出生，就是在一片缺乏绿色、缺乏蝉声与鸟鸣的水泥钢筋的世界里。他们的肉体与灵魂从一开始就缺乏自然所给予的灵气与湿润。他们的记忆里没有什么像样的风景，更没有对风景的深刻感受。

    因此，小说也就没有了风景。

    然而，最根本的原因，却在于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审美意识的历史性变异。

    现代之文学艺术，新生了许多特质，但同时也丢失了许多特质，比如意境、诗性等。在现实生活与现代哲学思潮的双重作用下，现代文学艺术将更多的心思用在了对深刻思想的追求上。文学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的文学艺术这样酷爱思想。现代哲学的发达并由此带来的思想观念的众声喧哗，使文学艺术陷入一个庞杂无绪的思想大网之中而不可自拔。追求思想的新颖，直至追求思想的乖戾，已成时尚与习惯。在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一些现代的文学艺术家们在冥冥之中达成一个共识，这就是：思想的深刻只能寄希望于对丑的审视中，而不能寄希望于对美的审视上，现代文学艺术正是将粗俗、丑陋、阴沉、冷漠的事物作为自己观照的对象;美是虚弱的，苍白而脆弱的，甚至是矫情的，美的浅薄决定了它不可能蕴藏什么深刻的思想，就更说不上蕴藏什么惊世骇俗的思想了;而丑却是沉重的、无底的、可被无穷解读的，那些非同寻常的思想恰恰藏匿于其背后。因此，在现代艺术家那里，思想的挖掘，也就是在丑之上的挖掘，丑成了思想的矿脉。丑的物象(比如溃烂的脓疮，比如苍蝇)，丑的人性(比如窥阴癖，比如自虐狂)，纷纷涌入文学艺术家的视野。现代文学艺术家就这样与荒诞、怪僻、邪恶、阴鸷、猥琐等联系在一起了。这虽然并非是现代文学艺术的全部，但却是现代文学艺术的主流——至少是它留给人们的主要印象。

    这里，我们没有义务去论证文学是否真的有必要将全部心思用在思想的深刻上，美本身的价值是否比思想弱小，美是否也蕴藏着深刻的思想。我们只想通过这一切描述，给小说为什么失去风景这一状况找到最根本的解释：风景的被注意，是与雅致、雅趣、雅兴联系在一起的，既然雅致、雅趣、雅兴已被冷淡与放弃，风景也就自然消失了。恶心的感觉、阴冷的感觉，不可能来自冬日的太阳、月下的清泉、雨中的草莓。

    现代小说因为缺乏古典小说中的树木、草原、河流、小溪、露珠与青草，使人感到焦灼、枯涩，怎么说也是缺憾。

（选自曹文轩《小说门》，作家出版社2003年1月版，有删节）

    生态创新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它结合当前被全世界广泛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运用经济领域的眼光和手段，开拓出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追溯其根源，不能不提及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他认为，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不是一个技术概念，单纯的发明创造不是创新，只有当它被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我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刘思华由此将生态创新定义为：“指包括生态系统本身的变革、创造新的人工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即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再生产，各个环节生态化过程。”

    生态创新这一社会理论的形成与当下的社会时代特点紧密相关。当前，由于环境污染、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问题日趋严重，如果单纯依靠投入来治理，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无力承担。生态创新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在于取得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代内公平包括一个国家范围内不同阶层之间的公平和国家之间的公平，它强调资源的有效利用，要求单位资源消费量为人口创造的福利最大化；同时，它又排斥平均主义，过度的平均不利于资源开发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代际公平涉及的是稀缺资源在不同代人之间的合理配置的问题，具体体现在数量上要至少保持稳定，在质量上要求不至于发生代际退化。

    单就环境与资源而言，不公平问题还可上升到更深的层次。首先，在不同阶层之间，一方面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会更多地关心生存问题，对保护环境资源认识不够，从而导致了广泛的掠夺性开发和普遍的短期行为。其次，发达国家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本质上是对其他国家环境权益的剥夺，而发展中国家则陷入了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的两难之中。很显然，这些问题的解决要从多方面努力，其中，生态创新是重要的途径。当然，生态创新也并非万用万灵，需要决策者们依据现实情况灵活应对处理。

    狭隘人类中心主义统治了地球长达200多年。它是造成当代环境问题根源中的深层根源。所以，要确定可持续发展战略，首要任务就是重建人与自然间的和谐伦理关系，改变传统的主奴关系，确立尊重与爱护自然的观念。其次，环境质量具有消费性，因此在评价生活质量的时候，必须要将环境质量考虑进去。对公众而言，除了学法、懂法、守法外，更重要的是建立社区公益性的环保组织或协会，维护自身环境利益。最后，在生态创新前提下，人们的价值基本尺度必须具有可持续性，财富观也应更新为生态财富观。这是与工业文明时代的价值财富观的本质区别。

（摘编自高文杰等《生态创新的几个基本问题》）

以意逆志

    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提出了诗歌欣赏的一个基本方法——“以意逆志”。孟子说：“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就是说，我们在解说、欣赏诗歌的时候，不能就表面意思去理解字词，更不能拘于个别字眼去理解诗句，而应该从作品的整体出发，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理解诗作的主旨，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

    古典诗歌中所蕴藏的思想感情是通过语言文辞表达出来的，然而这些语辞是历史的产物，于今天相隔较远，所以欣赏古典诗歌，我们首先要通过对诗句、文辞的准确解读，窥见作品的意旨、作者的情感。

    在解读字词诗句的过程中，我们要“识字”，正确理解字义、词义，更要注意对古典诗歌中常用词语的特定含义的理解。这些语汇，大多是前人留下的语言材料。由于历史的积淀，往往具有特定的内涵，形成了某一特定的意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感情基调。如果我们在阅读时望文生义，可能就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如王之涣的《凉州词》是一首尽人皆知的边塞诗，而明代杨慎就认为它是说皇恩不及边塞，是一首讽刺作品。究其原因，主要是他没有注意到诗中“孤城”“杨柳”“玉门关”等重要意象的特定含义。在汉唐诗歌中，“孤城”往往与戍边士卒的乡思有关；“杨柳”一词既有折柳送别的意思，又指乐府《横吹曲辞·折杨柳》曲，均有惜别之意；而“玉门关”亦和征夫离情有关。所以，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些意象，梳理出作品的意脉，自然会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是边关戍卒的思乡之情。

    另外，我们的主观感受、生活体验，对欣赏古典诗歌也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随时留意，用自己的生活体验去解诗，就能从作品中领会生活情趣。如，杜牧《山行》一诗，不少欣赏着认为“白云深处有人家”“霜叶红于二月花”等句最妙，说是从中看到了作者心情之悠闲。但是，如果我们有过“山行”的经验，就会知道此诗首先写了路途之“远”、气候之“寒”、天色之“晚”，诗人显然行色匆匆，绝不只是漫步山间，悠闲看景，但诗人在第三句却置天晚、秋寒、山元、径斜于不顾，“停车”赏看枫林，这就凸现了霜染枫叶之美、诗人爱赏之深。这“停”与“行”的矛盾，恐非有山行经验者不能深悟。

    如果我们善于把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主观感受融入欣赏过程中，有时还会超出诗人创作的原意，生发出新的旨趣。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等诗句，都被后人赋予了新的寓意。所以，我们今天也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生活的情况，在全新的意义上借用古典诗篇、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