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也有“特招”

廖保平

    中国每年无论中考还是高考，教育局或是高校都会公布年度艺体特长生招生计划和方案，要招多少，怎么招，考什么内容，怎么考等等，每年都会累坏一批特长生和他们的家长。

    人的天分禀赋是有差异的，特长生有某方面突出于常人的兴趣与偏好，经过学习有可能成为某方面的杰出人才，所以学校教育中专门为特长生留有一席之地是有道理的。不光现代教育如此，中国古代教育也对特长生另加对待。

    隋唐时期，中国考试制度发生根本性的改革，将此前的“察举制”改为“科举制”，分科考试，分科举人，这本身就有点针对不同人才进行不同的考试录取的味道。在唐代，常科考试之外设有“制科考试”。所谓“制科”，是有别于定期考试的不定期科举考试，又叫特科、制举，目的是防止常科考试埋没特长生，选拔“非长之才”，以弥补常科的缺陷和遗憾。据《云梦漫钞》记载，高宗李治在位时唐朝始设制科，显庆三年（658年）始有 “志烈秋霜科”，诗人韩思彦考中该科。之后，武则天又对制科考试作了调整，要求进行殿试，加试策文三篇。

    当然也有因国家有特殊人才需求而进行的“制科”。比如国家打仗急需军事人才，就设“足安边科”，选拔有特别军事才能的人；国家需要有音乐特长的人，就设“才膺管乐科”，选择能吹拉弹唱的文艺尖子。在史籍中，可发现“制科”的名目极多，诸如直言极谏科、文辞雅丽科、博学宏词科等等。由于这种考试是有针对性地选拔特长人才，不像常科有固定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时间，制科考什么，什么时候考，并不固定。

    唐代士子们科举考试后，及第者要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能被授予官职，而制科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通过者可以直接授予相应官职，这说明他们确实有某项特长而适合做某项工作，不必再经过吏部考试。据《通典》卷十五记载说：“试之日，或在殿廷，天子亲临观之。试已，糊其名于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制科考试有点类似现代的“特招”，或者说现在的“体考”、“艺考”等，参加制科考试的人相当于现在的特长生，有某方面突出的特长。不过他们可能并不都是学生、“生徒”，也可以是普通百姓，还可以是已经获得进士、明经及第的中举者，也可以是在职官员，只要你认为自己有特长就可以经推荐参加考试，颇具开放性，不拘一格录人才，这对于严重偏科、有特长的人来说是福音，也使得教育更加公平，国家能招录到各种有用之才。

（摘自《长沙晚报》，有删改）

    ①当今的艺术仿佛在兴致勃勃地享受一场技术的盛宴。戏曲舞台上眼花缭乱的灯光照射，3D电影院里上下左右晃动的座椅，魔术师利用各种光学仪器制造观众的视觉误差，摄影师借助计算机将一张平庸的面容修饰得貌若天仙……总之，从声光电的全面介入到各种闻所未闻的机械设备，技术的发展速度令人吃惊。然而，有多少人思考过这个问题：技术到底赋予了艺术什么？关于世界，关于历史，关于神秘莫测的人心——技术增添了哪些发现？在许多贪大求奢的文化工程、文艺演出中，我们不难看到技术崇拜正在形成。

    ②技术是艺术生产的组成部分，艺术的创作与传播从来没有离开技术的支持。但即便如此，技术也从未扮演过艺术的主人。《史记》、《窦娥冤》、《红楼梦》……这些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们的思想光芒与艺术魅力，而不是因为书写于竹简，上演于舞台，或者印刷在书本里。然而，在现代社会，技术的日新月异造就了人们对技术的盲目崇拜，以至于许多人没有察觉艺术生产正在出现一个颠倒：许多时候，技术植入艺术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工业社会的技术消费，而不是艺术演变的内在冲动。换言之，这时的技术无形中晋升为领跑者，艺术更像是技术发明力图开拓的市场。

    ③中国艺术的“简约”传统隐含了对于“炫技”的不屑。古代思想家认为，繁杂的技术具有炫目的迷惑性，目迷五色可能干扰人们对于“道”的持续注视。他们众口一词地告诫“文胜质”可能导致的危险，这是古代思想家的人文情怀。当然，这并非号召艺术拒绝技术，而是敦促文化生产审慎地考虑技术的意义：如果不存在震撼人心的主题，繁杂的技术只能沦为虚有其表的形式。

    ④这种虚有其表的形式在当下并不少见，见怪陆离的外观往往掩盖了内容的苍白。譬如众多文艺晚会和其他娱乐节目。大额紫荆慷慨赞助，大牌演员频频现身，大众传媒提供各种空间……形形色色的文艺晚会如此密集，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怀疑：这个社会真的需要那么多奢华呈现吗？除了玩会还是晚会，如此贫乏的文化想象通常预示了主题的贫乏——这种贫乏多半与技术制造的华丽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时的技术业已游离了艺术的初衷，众多的娱乐节目——而不是艺术——充当了技术的受惠者。

    ⑤技术是一个中性的东西，是一种工具，关键在于怎么使用。对于技术的盲目崇拜无异于对于工具的盲目崇拜，这种崇拜的实质，是重技而轻道，重物而轻人。如果任由其泛滥，容易遮蔽掉技术背后真正关键的东西——使用技术的人的作用与良知。前一段诸多社会事件引起舆论大哗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将这些社会事件与技术联系起来。从瘦肉精饲料、三聚氰胺奶粉、毒胶囊的制作到利用电话、互联网精心设计的钱财欺诈，舆论同声谴责的是无量企业、利欲熏心的商家、心狠手辣的骗子以及失职的监管机构，而技术研发者的责任似乎被轻轻放过，人们没有看到参与这些社会事件的技术人员出面道歉，这个环节成为盲点因而遭到遗忘——文化领域的事情也似乎常常如此。社会的进步、文化的繁荣，需要让技术与道德的关系重回人们的视野之中，如此我们方可避免陷入技术盲目崇拜的陷阱与误区。

（选自《新华文摘》2013年第23期，有删改）

    《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前句是根本的价值观，后句是待人做事的根本态度；总的是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求各得其所。

    以和为贵不是单纯的美好愿望，是以对宇宙的根本认识为基础而提出的根本价值观。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提出了“和实生物”的观点。指出宇宙万物都是不同成分和因素和谐共存的统一体。从自然到人类社会，从家庭、单位、社区、社会、国家、国际，以至生态，都是如此。世界是和的世界；万物以和为基础，存在于和的状态中。以和为贵是在这一根本认识基础上提出的，就是以和为最高的价值。和的实质是各得其所，以和为贵就是要在承认差别的前提和基础上求各得其所。

    孔子说“政者正也”，又说如果有机会当政，一定以“正名”为当务之急，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是他治国的根本理念。《子罕》篇又有“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以各得其所释“正”。“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要使君臣父子各得其所。程子说：“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唯止于各于其所而已。”“和为贵”，就是以各得其所为最高的目标。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就是要承认差别，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求和谐，而不是取消差别求统一、和谐。

    达到和谐的基本方法是中庸、中道。各得其所的基础是中。只有各个部分、各种因素都无过无不及，达到中的要求，才有整体的和。程子说：“使万物无一失所者，斯天理，中而已。”

    各得其所是目标，和而不同是原则，中庸、中道是途径。和与中是从不同的角度说，和是总体的状态和目标，中是各局部应处的状态和要求，二者相合，就是中和，也就是各得其所。

    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精神，基本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渗透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使我们不同族群、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不断相互吸取、相互融合，形成了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在广土众民的中华大地上，组成统一的国家，长期保持稳定统一的局面，绵延发展。对外，中华民族始终与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友好相处，以爱好和平的民族的良好形象展现于世界。

    中华文化的贵和思想，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在承认差别的前提和基础上求各得其所，指示了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危机的方向。今天我们深化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外交上实行和平外交政策，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也是求“万物各于其所”。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统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求其各得其所；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也要求其内部各因素、各方面，如政府和市场之间，各种经济成分之间，以及城乡，东、中、西部，贫富之间等等，各得其所。可以说改革就是调整各方面、各部分的关系，以达到各得其所的目标；各得其所是改革的目标和实质。

——（选自钱逊《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三：和》）

    孟子在道德人格境界上的理念，首先集中体现为其消解了孔子以来所形成的儒家圣人人格的崇高性和神秘性的色彩，去除了圣人与凡人的等级划分，从而在道德人格境界上赋予人以自由而平等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孟子思想是对孔子思想的显著超越。在孔子的理想人格境界中，圣人作为一种最高的人格类型，具有强烈的神秘性、崇高性、等级性色彩。圣人在孔子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存在，同时圣人又是“不可见的”，具有极强的神秘色彩；圣人与凡人处于不同的等级序列。孟子则不然，孟子认为每个人都是可以自由地成圣成贤的，圣人并不是“高等级”的道德存在，而是与凡人处于同等地位的。当曹交问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给出了非常肯定的答复：“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也即是说，尧舜的道德精神是简明的，你只要按照仁义孝悌的道德原则来要求自己，你就可以成为尧舜。在孟子的观念中，圣人并不是异类，“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圣人之心与我之心同然，因为仁义礼智之义理存乎每个人之心。圣人只是先得仁义礼智之心，因而成了圣人。而凡人之所以没有成为圣人，并不是因为凡人比圣人低下，而只是因为外物和欲望遮蔽了本心。只要去除遮蔽、发扬本心，人人皆可以成为圣人。也正因为如此，在成圣成贤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是自由而平等的道德主体，都可以通过扩充和发扬道德本心，从而成为像尧舜一样的圣人。

    其次，孟子在人格境界上并不认可人格的单一性，而是坚持人格的多元性，从而给予道德主体更多的道德人格境界的自由选择空间。孔子所形成的儒家传统，往往把圣人塑造为十全十美、超凡脱俗的人格类型，从而制造了圣人的统一模板，它更多的是供人瞻仰，凡人只能接近圣人，而永远不可能学成圣人。但是，在孟子的伦理思想中，圣人不仅是可以自由学成的，而且圣人本身也没有统一模板，并不存在统一标准来界定圣人与非圣人。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由此可见，在孟子的伦理阐述中，伯夷、柳下惠等都是圣人，他们具有多样的个性特征而不存在统一的模板，并且他们的人格也并非十全十美，比如，伯夷过于清高不能与现实社会相融，柳下惠过于随和而缺乏独立性等。但是，孟子依然把他们看作圣人。而对于孔子的评价，孟子虽然认为孔子“得天时”而成了圣人中的集大成者，但是孟子并没有因此而独树孔子一人之人格，而否定其他几位。

（选自《论孟子伦理思想中的自由理念》，有删减）

材料一：

      我国网络文学的发展初期，对于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用户而言，新兴媒介的作用，一是为找不到发表渠道的人提供了发表平台，形成志趣相投的交流图；二是为喜好通俗小说的读者提供便利、及时、海量、免费的阅读渠道。

      二十年来，网络文学已经渗透了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证实了“衣食无虞”之后，马斯洛需求层次金字塔结构的准确性。

      而在网络文学发展迅猛的繁荣背后，亦埋藏着不容忽视的重重隐忧。量多质低，有“高原”缺“高峰”，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和片面追求点击率等倾向，皆是对传统文学的损害。当然了，线上线下，精品总是难求，唯愿今后大浪淘沙，去芜存菁，一批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可以脱颖而出，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

(摘编自《网络文学：这世界变化太快，一秒不跟进你就老了》)

材料二：

(数据来源于艾瑞咨询《网文江湖群英谱一中国网络文学作者洞察报告2016年》)

材料三

      由于原创文学网站建立了作家等级制度，高等级作者可以获得明星式的推广待遇，更容易被用户发现和接受。加上网络文学作品具有长期连载的特点，用户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阅读某作品，并成为作品甚至作者的忠实粉丝。用户具有粉丝的特质，就可以形成具有较强消费意愿和凝聚力的群体。用户粉丝化使得近四成用户愿意为作品内容付费，近六成用户愿意购买网络文学作品的周边产品。由于网络文学用户数量持续增长、年龄结构有较大差异，用户需求不再只局限于网络阅读本身。网络文学作品在漫画、有声读物、电台等领域的延展前景可观，这为网络文学产业链的整体延伸提供了用户基础。网结文学移动端阅读适应了用户对碎片化阅读、随时随地便携阅读的需求，随着智能手机的更新换代以及阅读软件研发的日益成熟，用户对移动端阅读的黏性大大增强。

(摘编自《泛娱乐背景下网络文学全产业链研究》)

材料四：

      网络文学已经突破传统文学成为现代文学中的流量担当，但是由于缺乏规范与监管，网络文学整体环境中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不但影响了传统文学的纯洁性，也对整个文学体系存在消极影响。对此，网络文学发展中应当注重文学性，创作者应当提高自身文学素养和文化内涵。同时，网络平台也应当加强对网络文学作品的审核，加强对网络文学作品发表、传播的规范化管理，尤其是对于商业性网络文学作品，要避免大量同质化现象，抵制抄袭、烂俗作品。

      网络文学带给传统文学的除了挑战，也有积极影响。对文学有创作热情和兴趣的人，能够利用网络平台进行自由的文学创作。传统文学也应当紧跟时代形势，积极利用网络平台进行传播。同时，网络文学突破了传统文学在文字、语法等方面的限制，更加灵活多样的表达方式也是传统文学应当积极借鉴的。此外，传统文学也可以学习网络文学生活化等视角进行文学创作，这样也有利于贴近人们生活，获得更多的关注。

(摘编自《浅谈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挑战》)

    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画展中，署名“夏语冰”的多幅绘画作品引起关注。这位创造力不遑多让的“夏语冰”就是以会写诗闻名并且已出版诗集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写诗、演唱、绘画、设计……人工智能技术在进入 文艺领域之后，凭借超强学习能力、记忆能力和迅捷高效的创作优势，正在拿出越来越多的作品成果。“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创作吗？”正成为一些人焦虑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每当人们谈起人工智能时，往往想到科幻小说中的强人工智能，它们具有人类一样的情感和体验，和人类一样生活，看起来似乎会取代人类。然而，目前我们实际拥有的是弱人工智能，它们具备人 类的一些高端技能，但在情感、意识等方面与人类差别较大。即便如此，人工智能的进入依然促使我们反观 人类自身创作的特点与优长 — 越是面临技术冲击越要端正和坚定本体价值，同时在文艺观念和创作实 践上越要有新的追求和突破。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想要成为诗人徐志摩，它需要做些什么？首先，它要拥有徐志 摩的阅读量，最大限度地接近他的创作素材；其次，它要学习徐志摩同时代其他诗人的诗，因为徐志摩的诗 歌特色是在与其他诗人诗歌的关系中呈现出来的，必须掌握当时其他诗人诗歌的特点，才能更好凸显徐志 摩的诗歌特质。但这样，它就能创作出徐志摩的诗了吗？并非如此。无论是“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 来”，还是“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无不来自诗人自身的生平际遇。人工智能 只有具备了徐志摩的人生经历，还原了他的所有体验，才有可能真正创作出有徐志摩风格的诗来。

    没有人生，我们便无法理解诗和艺术。人工智能正是在这里遭遇滑铁卢。据研究，尽管人工智能具有令 人炫目的高超技能，却很难模仿人类基本、无意识的直觉，这被称为“莫拉维克悖论”。它可以轻易学会下棋， 但一个婴儿都可以做到的感知世界，人工智能却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训练，甚至即便如此也未必能学会。 文艺创作就是这样一座人工智能很难翻越的山峰。创作并非仅仅是遣词造句，它建基于生命体验之上，来自 人生际遇和内在情感，基底是整个人生和人所处的整个世界。在形式层面，人类未必会比人工智能厉害，但是将形式与生命体验密切关联在一起、创造出更优美、更有冲击力的作品，人工智能无法与人类相比。这是人类创作的不可替代性，是人类创作的真正尊严。

    正如有人所说，机器人写诗不是要代替人写诗，而是帮助人把诗写得更好。人工智能和人类在创作上各有优劣，重要的不是孰优孰劣，而是如何发挥人工智能作用，帮助我们提升创作品质和水准，使人类创作如虎添翼。就像以往每一次技术革新都将推动艺术创作革新一样，这一次，我们获得了一个比以往所有工具都更强大和更方便的工具。它将重塑艺术创作格局，也将重塑我们对艺术的认识和理解。从长远来看，这场巨变难以避免。

    人工智能来了，不仅仅带着它的作品来了。我们刚刚踏上这条道路，刚刚接触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尚未思及深层问题。但毫无疑问，在不久的未来，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会给我们的观念和实践带来越来越多的挑战。正视挑战，在挑战中发掘价值、抓住机遇，必将带来文艺创作的新变化新收获。

——（摘编自卢文超《正视人工智能带来的艺术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