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李白诗歌中的夸张

林庚

    李白有一首《长相思》诗中说：“忆君迢迢隔青天！昔时横波目，今作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这是一首闺人思念征夫的诗，相思之苦，以至于到了“昔时横波目，今作流泪泉”的程度。美妙的眼睛竟成了一口泉眼，这当然是有些夸张；却还不能说就怎么不合理，还可以算在合理的夸张之列；但也有其不合理处，这不合理处在于她还要证明原来是秋波横生的眼睛，真的变成了一口泉眼；并要求那面镜子到时候为她作证。因为如果真到那征夫回来的时候，她即使还很憔悴，即使是当时快乐得又哭了起来——那神情毕竟会大不相同——要证明她真正肠断的情形，只有那面镜子才最清楚。可是除非那面镜子是面魔镜，又怎能重现她那已经成为过去的容颜呢？也许今天有了录像可以做到这一点，可是如果真有一位妻子录好了像专等她丈夫回来时证明这一切，恐怕她的丈夫反而更不相信；何况古代并无录像这种先进技术呢？假定真能录像，也许看来是合理的，却反而近于荒唐；假定镜子可以证明过去，看来好像是不合理的，却反而更近于真实。艺术的魔力竟然真能把一面普通的镜子变成了魔镜吗？反正我们读这首诗，读到这里时早已忘记了那不合理性，而只感到分外亲切，分外动人。从日常的尺度来说乃是不合理的，从艺术的尺度来说却是更为合理的；那么所谓合理的夸张到底该怎样来理解呢？

    “白发三千丈”，这是人们谈到李白诗中夸张时最爱引的名句，在这首《秋浦歌》中乃是轮到李白自己面对着一面镜子了。所以说：“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从日常的尺度来说，这个“三千丈”简直是违背常识；从夸张的尺度来说，也未免无边无际；如果这样的夸张起来也算合理，那么究竟夸张到什么程度才算不合理呢？李白有一首经常为人们所称道的《望庐山瀑布》，诗中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瀑布仿佛是一道银河自天而降，也不过才夸张到三千尺，而白发从头上算起，却竟能达到三千丈；艺术的魔力似乎正是通过战胜那日常尺度认为的不合理而变得更为合理，这能不令人为之惊异叹服吗！

    有些人认为夸张似乎是浪漫主义的主要特征，这可能有些道理，可也并不尽然。夸张几乎可以在各种类型的作品中出现；而且夸张在许多场合中，往往最容易产生使人发笑的效果；这与浪漫主义作品之多少带些悲剧性格或英雄性格的特征是毫不相干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搂》：“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里除了“千里”这个习见的词汇外，有什么可以算得上是夸张呢？而这首诗却无疑的乃是浪漫主义的杰作名篇。然则夸张既不是浪漫主义中所必有的，也不是浪漫主义中所特有的；只不过是一种通用的表现手法而已。如果说夸张与浪漫主义之间也存在着某些特殊缘分的话，那只能说夸张的手法到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中，似乎可以尽情发挥到完全不合理的程度。这并不是由于夸张手法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由于本质上浪漫主义乃是一种近于“宏观”的创作方法，正如现实主义乃是一种近于“微观”的创作方法，并由此自成不同的局面。《傀儡家庭》中娜拉的出走，从日常的尺度来说，她是完全可以不必出走的，但娜拉却决然出走了。《秋浦歌》中的白发，从日常尺度看来，那白发只不过是映在咫尺明镜之中，而它却能直达三千丈。用日常的尺度去衡量微观或宏观世界中的一切，有时常会出人意外。例如在近于光的高速运动中，人竟能青春不改；这不简直如神话之不可思议吗？日常范畴的尺度，与艺术的无限魅力；在这里两相对照，也正如面临着一面魔镜，不禁令人为之深思神往！

（选自《唐诗综论》，略有删节）

    中国传统慈善理念以“养济”为主，直接向各类弱势群体提供衣食救助。养济院、育婴堂、普济堂、粥厂、栖流所、留养局、全节堂等多是秉持这一思想。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开眼看世界的过程中，开始关注西方国家慈善事业的发展，发现中国传统慈善思想在注重“养”的同时，忽略了“教”的内容，在这种背景下，“教养并重”、“教养兼施”开始成为晚清以来我国慈善理念转型及实践的主要内容。

    “教养并重”理念的最初实践多是个人或慈善组织的自发行为，道光年间，裕谦在武昌设立恤孤局，对孤儿因材施教，聪颖者读书识字，平庸者教之纺花、织布、结网、打蕈鞋等手艺。

    清末，清政府也开始逐渐将实践“教养并重”理念上升为国家政策，教授贫民习艺的教养院、工艺局和习艺所也纷纷设立，先在京师五城设教养局以“拘收初犯轻罪之民、给以衣食，教以粗浅工艺”。光绪三十三年，民政部奏请“责成地方官绅以育婴堂附设蒙养学堂，养济院、栖流所、清节堂附设工艺厂”。此后，各地教养局也纷纷建立，譬如天津东门内贡院旧址就设有教养局，设织布、染色、地毯三科，聘用三名日本技师教授简单文字、算术和技艺。

    与此同时，在“民生日蹙，失业日多”的背景下，针对社会普遍的流民问题，“教养并重”理念的实践往往与振兴工艺相结合，并力图使其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主要途径。此外，晚清江南地区还设有洗心局、迁善局等，在教以工艺的同时，对流民的思想教育也有所关注，北京工艺局亦然，他们考虑到游民“闲荡日多，骤难就范”，收养之初，先送入迁善所进行思想教育，再教授工艺。这些习艺所、工艺局均以流民、轻度罪犯为教养对象，部分监狱也开始附设习艺所，敦助对象远远超出传统的老弱病残废疾者，在当时强调工艺的背景下，这些机构的教养内容也开始发生变化，将传统手工艺与近代。机器工艺和西方先进文化相结合。光绪三十一年，广仁堂扩充设立女工厂和女学堂，除规定时间教以习字外，大部分时间教授女工西式花辫、机器缝纫、刺绣、草帽辫、毛巾、织布、鳊绒等七科手艺。在倡导“教养并重”理念和相关政策激励下，原有的慈善组织也开始增加了工艺或近代教育的比重。光绪三十年，天津广仁堂筹办了女工厂和女学堂，天津育耍堂创办了女工厂，组织女童半日学习，半日劳动。保定府全节堂附设私塾改为两等小学，并设立直隶女学分校；第二年保定育要堂附设直隶女学堂，堂内所有成耍尽数入学。

    进入民国以后，“教养并重”的实践继续发展。1917年京直大水灾救济中，除办理传统的赈济、平粜、粥厂外，还特别强调设立因利局、籽种贷款所、贷纱所等，通过向灾民提供小额贷款的形式，将灾民救济与灾后经济恢复相结合。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各地方救济院规则》，对原有传统慈善组织进行改组和整顿，设立官办救济院，下设养老、孤儿、残废、育婴、施医，贷款六所，贷款所就是“寓教于养”理念的主要体现，该机构向贫民借贷小额资金，不再以教授工艺为主，与清未已有很大的不同。

（摘鳊自郝红暖《慈善理念的近代转型》）

大写意的困境与突围

林木

    大写意的困境与突围林木目前中国画界有个悖论让人十分好奇。一方面，对写意画，尤其是大写意的倡导不绝于耳，另一方面，写意画早已陷入困境。

    20世纪以来对中国画的历次批判，其实矛头主要是冲着中国画中的写意画去的。不论康有为、鲁迅还是徐悲鸿们，批评的都是写意画，尤其是大写意画。鲁迅曾说：“我们的绘画，从宋以来就盛行‘写意’．两点是眼，不知是长是圆；一划是鸟，不知是鹰是燕，竟尚高简，变成空虚。”而对工笔画不仅没有批评，评价还很高。

    正因为写意画目前的窘境，所以倡导写意画，尤其是大写意画的呼声不绝于耳。尤其是一些强势人物对写意画尤其是大写意画的倡导，更使这个问题成为当代中国画坛的一个焦点现象。

    写意画的窘境其实是与对写意画的认识直接相关的。如写意画就是“写”，而“写”就是“以书入画”，“以书入画”就是以书法线条入画，尤其是以行草书入画。不仅当以如此线条入画，还当以水墨为之。这样，大写意画语言的套路就定型了：急速的行草书法中锋式线条加水墨入画，这是写意画的笔墨套路。写意尤其是大写意当然还不能画得太实，必须简。岂不闻“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么？八大山人已是榜样之榜样，你还敢画实画繁么？于是简笔造型是又一套路，一些大写意画家画得儿童画一般，技巧全无。写意画还有题材套路，其中又以传统文人画之“四君子”梅兰竹菊为千年不易之“母题”。就算是龙虾珍贵。天天吃顿顿吃也会吃倒味!今天的水墨大写意就好像是我们国画界的“龙虾”!

    画界吃腻了“龙虾”时，当代工笔画横空出世：你用急速的行草用笔，我用严正的楷书用笔；你儿童似的简笔造型，我则严谨的写生写实；你天天画千年不变的传统母题，我画天天看到的丰富无比的现实生活；你用单纯至极的水墨，我用千变万化的色彩；你总是老气横秋的古典意趣，我幅幅生气勃勃的现代情感……倡导写意画的人总把写意或大写意当成中国画的本质，所以他们的倡导总是义正词严。对中国绘画来说，通过主观表达的需要主观化地改造对象以应表达的“意象”才是中国绘画体系的核心。这样，宫廷表达的富贵意象成为院体画工笔画，宗教表达的神圣意象成为宗教画，民间表达的吉祥意象成为民间画，文人表达的超然意象成为文人画……各路数的传统绘画中还可再分一些绘画类型，如此看来，把大写意标榜为中国绘画的核心绘画，把大写意精神标榜为中国绘画核心精神，既不合情理，亦不合史实。“写意”之前中国就没有艺术精神？

    然而当代画坛仍有不少突破常格以写意或大写意名世的优秀画家。笔者在贾浩义的画册中还能看到他早年用过、今天还在流行甚至倡导的水墨大写意人物画，形很准，笔墨也很好，但如果没有对中国意象本质的哲理探索、对写意内在精神的深入把握、对写意语言的自由转换，一如今天画坛绝大多数写意画家那样，能有今天风格独特而备受称赞的老甲吗？

（选自2015年8月9日《中国文化报》）

    文学经典是读者认知需要的代表，那么读者究竟为什么需要文学经典呢？

    首先，文学经典是人认识自身和自身处境的最好方式。文学经典作为超越世界的世界，超越生活的生活，将会以其仿佛完整的人生模式，给读者提供处境性和体验性的审视空间，来思考自己所遭遇的问题。文学之所以是人认识自身和自身处境的最好方式，是因为文学是一个形象的世界，而不是抽象的命题，是给读者提供一种想象性的人生情境，让读者去自我经历、自我体验、自我提升，并在此过程中使人实现了人的独特属性。这是人的一种深沉的自我实现，其审美愉悦当是不言自明的。

    其次，文学经典能够帮助读者实现对世界的自由支配感。人在文学中所获得的审美愉悦，不仅仅来自对自我认识的把握，还表现在对自我实现的关怀，通过精神阅历实现对世界的介入并从中获得某种支配感。读者在文学经典中徜徉，必然伴随的是艺术沉思。这就是说，审美沉思能够通过我们的想象介入生活，而这种介入实际上是自由地控制或支配生活，这时，我们的精神欲求会得到“绝对的满足”。为此，H·帕克区别了同样面对生活时人们的两种不同态度，他说：“对于精通世故和自我中心的人来说，生治只是在包含骄傲、野心或激情的时候，才是有趣的。但是，对于有宗教意识的人和有审美意识的人来说，生活的任何部分都是有趣的。”这里的意思很明确，如果我们不是以审美沉思的态度对待生活，我们就会觉得生活有时是桎梏，如果我们以审美沉思的态度面对生活，生法的全部就都是有趣的，就能够允许我们借助自由的想象来参与和支配，能够让我们的各种感情得到宣泄和陶冶．

    第三，文学经典是迷惘者必要的向导。读者在阅读活动中通过艺术沉思所实现的自由支配感既是学习和领悟的结果，同时自由支配感溢出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人的本质表现为某种不断生成的过程。人的自我塑造总是朝着理想进行的，现实世界本身并不能提供理想的样本，只有在文学经典这样一种象征系统中，人们才能找到富有张力的答案。读者与文学经典的攀谈、体验经典的情境和生命气息、打榜经典的价值和意义，并把这―切都内化为自我的精神结构和外在气质，是一种自我塑造的践履，也是在确证着和被确证着人的某种身份。鲁迅又何尝不是借助他笔下的那些审美叙事为人们树立着正反两方面的样板呢，谁读了鲁迅的小说都会拒绝做阿Q、孔乙己、闰土式的人物。

    文学经典对人的意义是多重的。阅读经典永远是一种探险，读者伴随着阅读探险历程而打捞到的深刻意义和体验到的愉悦或许只能在经典的阅读活动中才能体悟得到。人们自觉选择经典来阅读，其主要动机并不是为了消遣和快感，而是出于对文学的认知，正是在这样一种与经典的交往中，以往记忆、当下处境和未来向往才有可能构成一个必要的连贯过程。

——（摘编自王确《文学经典的合法性和存在方式》）

硬汉缺失的硬伤

杨洪涛

    ①曾几何时，“小白脸”“娘娘腔”是大众形容男性缺乏男子气概的贬义词，今天却打着“小鲜肉”的旗号大行其道。近年来，中国影坛硬汉形象越来越少，花美男、“小鲜肉”成为影视创作的关键词。

    ②“小鲜肉”的走红也是近年国内演艺界深受日韩娱乐潮流影响的表现之一。早些年，由于日韩的演艺行业起步较早、产业化程度较高、演艺人员培养体系较为成熟，其影视文化产品和演艺明星深受中国观众喜欢。日流、韩流风靡一时，日韩明星的花美男形象也成为年轻的中国艺人争相效仿的目标。纵览荧屏，从邻国当“练习生”归来的一些知名艺人，果然都继承了花美男的“衣钵”。而这些韩式中国明星的言行举止又直接影响到更为年轻的中国人。从过往的艺术经验来看，时代在变迁，艺术在发展，影视审美潮流的更替轮回原属正常现象。荧屏需要表现带有青春、校园、励志元素的现实生活，也需要俊雅清新的青少年偶像。花美男的存在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和影视创作的多样化，本无可厚非。然而，凡事皆有度。

    ③荧屏、银幕上花美男的泛滥和硬汉的缺失，一是会损害影视创作的健康发展。在粉丝经济的助推下，“颜值”成为拉动收视率和点击率的重要指标。为了迎合时下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的风气，有的创作者用“小鲜肉”+时尚装束+香车豪宅诱惑观众。必须指出，“剧作不行脸来凑”是创作乏力的表现。

    ④如果把“小鲜肉”奉为影视创投的圭臬，无论什么题材、什么剧情、什么角色，皆以体貌闲丽的花美男作为主角，是对艺术创作基本规律的严重违背。比如抗日题材作品中，启用面若桃花的花美男，每次战斗时都一袭华服、头油锃亮，一番厮杀过后发型仍纹丝不动，还时常摆个造型，就会令观众大跌眼镜。谍战、军事、侦探是更适合硬汉形象大展拳脚的题材，如果都是清一色的“小鲜肉”，纷纷走青春偶像路线，将会令影视创作的导向、审美和发展走入误区。

    ⑤二是会误导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审美趋向、价值判断乃至自我塑形。如果过度迷恋长相，只看“颜值”不看故事，让自带柔光、肤如凝脂的“小鲜肉”统领影视创作，会令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审美水平流于幼稚和肤浅。如果年轻观众纷纷效仿“小鲜肉”的精致装扮，那么长此以往，有血性的硬骨头男儿会越来越少。

    ⑥今天，“90后”“00后”成为影视市场的消费主体，他们是中国的未来，他们所关注和接受的信息、所塑造和形成的观念都会反作用于社会。“90后”“00后”新生代审美能力、价值观仍在塑形阶段，容易成为被糊弄的对象。当作品的艺术格调不高，编剧、导演、演技跟不上时，创作者就用“小鲜肉”的脸来占据年轻观众的视线，阻隔了他们的深度思考，这会对其审美判断、价值塑造带来不容忽视的伤害。

    ⑦硬汉缺失，花美男包打天下，是当今影视创作的硬伤。纵观影坛，新生代知名演员当中称得上硬汉的寥寥无几。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里应该有阳刚之气、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当然，也有令人欣慰的案例，比如国庆档票房火爆的《湄公河行动》以及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创作的电影《勇士》，皆以荧屏硬汉宣示阳刚之气的热力回归。中国影视界应该多一些刚毅果敢、气宇轩昂、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影视创作者要有文化自觉，养浩然之正气，多塑造一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大丈夫，用积极、健康的姿态引领受众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6日，有删改）

浅论儒家之义

夏海

    ①义是一个内容丰富的道德范畴，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管子倡导“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儒家倡导“仁义礼智信”。义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儒家之义强调主体性和实践性，使义既内敛为行为主体的品格，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播种下道德文明的基因，又外化为主体行为，把义由抽象的价值准则贯穿到日常生活和个人行为之中，拓展了伦理道德实践的空间。在儒家看来，义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依据，也是个人道德修身的价值取向，更是具有现实操作性的伦理道德范畴。

    ②义是人性的规定，孔子虽没有对人性作出判断，但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强调后天的学习和实践对人的品性有着重要影响。孟子则认为人性本善，将义规定为“羞恶之心”，与仁、礼、智共同构成人的本性。孟子言人性本善，虽然不无唯心倾向，却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和激励作用。这是告诉人们，所有道德行为都源自于人的本性，只要你愿意，就能够做到，而且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孟子以羞恶来界定义的内容，是对儒家之义的贡献与发展。

    ③一个真正的君子，是优秀道德品质的集合体，其中义是根本，表现在外面的行为是礼，有高度的文化修养；然后是态度，谦逊，不自满，不骄傲；最后是诚信，对人对事，处之有信，言而有信，自信而信他人。在孔子看来，义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论语》经常比较君子与小人的差别，最大的差别与义有关，这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中国传统社会，君子实现理想抱负和人生价值的主要途径是为官从政。“学而优则仕”，孔子鼓励君子为官从政，承担社会责任，努力为大众服务，必须遵循义的原则，“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④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爱，根基却是孝悌。“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仁爱不是兼爱、泛爱，而是差序之爱，即从血缘亲情之爱开始，逐渐延伸拓展开来，形成亲疏有别的仁爱关系和伦理原则，其主旨是敬长。孟子用义来规范君臣关系，明确提出君臣有义的观点，这与孔子有着些微的差别。在孔子那里，君是臣服务的对象，臣是君的下属，上下等级关系比较分明；孟子则注重君臣关系的对等性，君主是君臣关系的主要方面，其行为具有引导、统率作用。为此，孟子强调，为官从政者要做大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纠正君主的错误。

    ⑤儒家之义，既是主体品格又是行为品格，能够在任何情况下把道德的价值原则与行为实践统一起来，从而使得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历久弥新，成为影响中国人道德修养和性格品质的主导力量。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