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写的都是侠肝义胆、急人所难、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士。他们最为可贵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奋斗，不为名利而改变志节，不为权贵而放弃操守，在他们的心目中，“义”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本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为人准则，坚守自己的独立意志，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无怨无悔。

    《刺客列传》中以荆轲为代表的义士，思想境界虽有高下、阔狭之分，但他们视道义高于生命、“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优秀品质令司马迁大加赞扬。豫让宁可让自己承受涂厕之辱、漆身吞炭之苦，也要采取他认为最正当的方式，不惜牺牲生命为智伯报仇；聂政为完成严仲子所托，最后竟“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荆轲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帮助燕太子丹刺杀秦王，而使自己走上了不归路。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这样表现朱家的侠义：“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他“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的助人为乐精神已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为了体现郭解的侠义，司马迁则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数例。郭解姐姐的儿子被杀害的事例，说明了郭解明善恶、辨是非的正直；邻里从傲视他到“肉袒谢罪”的改变，说明了郭解以德服人的豁达……

    《史记》中的侠义之士是有着真正作为“人”的意义上的独立意志与高尚人格的。

    《刺客列传》中的义士，所作所为均是为报答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是他们最高的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专诸与公子光、豫让与智伯、聂政与严仲子、荆轲与燕太子丹……他们不是仆与主、臣与君的隶属或等级关系，也不是雇佣或利益交换关系，他们是平等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的壮举不是为了获利，也不是为了谋权，完全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份信任、一份赏识、一份重托，就因为这份厚重的情谊，他们愿意赴汤蹈火，他们明知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却无怨无悔，视死如归。

    《游侠列传》中的游侠，就是在社会底层的平民中敢于坚持自我、敢于对抗强权、敢于对抗卑鄙与丑恶的侠士与义士，他们因为不代表统治者，所以没有名分，故而被称作“游侠”。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意志不受名分与职责所限，当然也就没有了统治者意志的羁绊；他们的行为不因权势而改变，因为他们既不弄权也不接受权势的约束；他们的操守不因利益的诱惑而改变，因为他们“急人之难，甚己之私”。

    侠义之士的人格是独立的、 高尚的，但在那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因此而注定成为悲剧。《刺客列传》中的刺客，为报知遇之恩，便心甘情愿地去冒险。专诸受公子光所托去刺杀吴王僚。专诸的行刺行动是他高尚人格的悲壮表现。豫让、聂政、荆轲的刺杀行动无一不是如此，他们的人生选择又是惊人的相同，原因就在于他们有着相同的人格基础——悲剧人格。

    《游侠列传》中的游侠，他们没有显赫的权势，甚至所为有悖统治者的规矩，但却比为官者更坦荡磊落、重情重义。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是与传统的礼法、虚伪的道德相对抗的表现；“义不苟合当世”，是绝不为了官爵俸禄而改变个人的品格、操行的坚守。而这样的游侠，其所作所为却偏偏是违犯当时的法律法规的。可见，游侠们高尚的人格、独立的意志与统治者的专制统治相违背，这也注定了他们的人生悲剧，其人格注定是悲剧人格。郭解为御史大夫公孙弘所害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选自《<史记>侠义之士的独立意志与悲剧人格》，有删改）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人们日用而不自知的文化载体，那就是吉祥组合图。一些企业在院落里会有一个养满各色金鱼的池塘，实际上这不仅是因为金鱼作为观赏鱼美观，而且其中还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吉祥文化，利用汉语言的特征形成的美好祝愿：金玉满堂。

    吉祥图案的起源，大概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左传》记载了“铸鼎象物”，人们认为把一些妖魔鬼怪的形象或者名字铸造在青铜器上，“百物为之备，使民知神奸”，让人们记住这些妖怪，并以此控制他们。这一时期，人们对图的崇拜，往往是出于敬畏，是为了避免灾害。先秦时期是一个从图到文字的过程，有学者研究，《山海经》其实就是一本巫师的工作手册，上面记载了许多妖怪的名字，并且详细描述了他们的形象，这就为人们如何避开危害，或者从“妖怪”那里获得帮助，或者祭祀他们以祈求保佑提供了使用说明书。

    从汉代开始，吉祥文化又进入到一个从文字转换为图像的时代，人们根据各种神仙方术的传说，在砖瓦等载体上绘制了各种用于辟邪或者祈福的图像。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道二教的兴盛，龙虎、翔鹤、生肖及神人、神话传说成为了吉祥图案的素材。唐代流行贴门神，也出现了连理枝、同心结等吉祥图案。宋元时期，吉祥图案以珍花异草，祥禽瑞兽为主题。到了明清时期，对吉祥图案的推崇达到了高潮，这一时期“图必有意，意必吉祥”，除了保有传统中对四灵、神仙、佛陀等图画的崇拜外，又生成了诸多脱离了宗教信仰、寄寓世俗美好祝愿的吉祥图案。

    中国吉祥图案主要以动植物形象表示。“马上封侯”：图像是猴子骑于马上，猴谐音“侯”，马上有“立刻”之意。“功名富贵”：由牡丹与雄鸡构成，“雄”即是“公”，谐音“功”，公鸡打鸣，“鸣”又谐音“名”。“寿居耄耋”：由寿石、菊、猫和蝴蝶构成，菊谐音“居”，猫谐音“耄”，蝴蝶谐音“耋”，指代长寿。

    《说文》云“吉，善也”，“祥，福也”，吉祥通俗地说就是美好的预兆。中国的传统吉祥文化图式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借助动植物等实物形象，如牡丹、菊花、鸳鸯、公鸡等，以借喻、双关、谐音等方式表示；二是以纹样形象表示，如龙纹、凤纹、祥云、中国结等；三是以文字来说明，如福、禄、寿、双喜等字。吉祥图案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装饰样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传统吉祥图案作为我们文化的精髓，至今仍广泛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摘编自赵运涛《画里有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图案》）

    所谓“人文信仰”，它的启发来自现代学者提出的“人文宗教”。新儒家认为，儒家传统是一种不出世的却具有超越性的东方宗教，它不像其他的宗教，需要有神，有耶稣、安拉等外在权威。它不需要外在的权威，它有一种具有内在超越性的信仰。内在超越性，也就是道德心，如孟子所谓“仁义礼智”。儒家传统的这一特质，若称为中华“人文信仰”更准确。

    “人文信仰”在儒释道中都有，儒家比较典型，儒家是“以出世的心态行入世的功德”，在世俗社会中要完成人之为人的使命。一是个体生命的健全，即诚意、正心、修身；另外就是建功立业，即把“立德、立功、立言”当作人生追求。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具有经济的、政治的、道德文化的属性。但道德文化属性应是人的最高属性，是人之为人的最高本质。

    信仰体系当中，儒家肯定人首先要解决肉体的存在问题，这并非一般人理解的儒家是重义轻利的。儒家主张在道义的引领下对物质生活的安顿，认为这也是治国理政者须关注的重中之重。如孔子所说“富之”“足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所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荀子也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在这个基础上，儒家重视和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人的道德、文化。这是儒家生命大智慧的主要内涵。

    儒学是仁学，但一般只讲“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关于“爱他人”，孟子曾发挥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爱他”或“他爱”推展为亲亲、仁民、爱物这样三个由近及远的层次。实际上，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就彰明了儒学仁学的首要内涵就是“为己之学”。“为己”并不是自私自利，他是先成就自己。这和现代人生存理念是一致的。一个人要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开发出来，成长为一个士，再成长为君子，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然后你才能去齐家治国平天下。荀子说过：“知者自知，仁者爱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义”在孟子这里发挥得比较到位。义利并重，以义驭利，这是孟子对儒家核心价值的阐发。儒学不是不讲功利，而是认为在功利之上有一个更高的价值，更高的原则，并借此来引领、驾驭功利。这也是对道义上的担当精神的高扬。

    荀子则进一步发挥了“礼法”范畴。他把“仁”“义”这个基本的人文信仰转化成内规矩和外规矩。内规矩即德的柔性约束，外规矩即法的刚性约束。德与法统一起来就是礼或礼法。德与法一起，共同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普遍的秩序与和谐。因此，荀子是儒家“治统”的系统阐释者，是儒学由纯学术向汉初政治儒学转化、转型的重要中介。

（选自2017年4月1日新华网发展论坛，有删改）

    自古以来，我国先贤们就主张人要修身，现代人的生存境遇，生活方式和生命价值观与古人相观照有诸多异同之处，其修身方式自然也不尽相同。

    修身最简要的定义是要修除个体身上的缺点不足，使之成为意志坚定，道德超拔的“君子”。古人的修身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境界性，是一种境界修身，鼓励人们不要被眼前艰难的生存状态击垮。即使处于一种艰难的生存状态，也应有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

    绝大多数的现代人已经不再为生计烦恼，有时人们强调修身是防止过于优裕的生活使人失去有意义的生活目标和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更多时候，现代人面临的最大生存境遇是激烈的职场竞争压力、复杂的职业环境、严格的职责要求，以及职业发展的起伏与挫折等，于是他们更需要通过修身来使心理、生理和伦理诸方面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同时，现代人开始追求生活品质，主张工作和生活分殊，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他们追求举家出游，或结伴而行的方式，以达到“休身”和“修心”的目的。这种修身与古人的境界修身是有差距的，古人讲“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他们的修身是“正心”，现代人是“休心”“松心”；古人的修身绝不是一件私人的事情，而是具有浓厚的心系天下百姓的政治理想与人文情怀。

    现在人认为生命在于运动，修身健身要处于运动之中。一是与“独”相反的“群”修身健身方式。古人的修身多为“独”和“静”，而现代人独处的时间比古代人更多，心灵的孤寂更深。现代人相信集体行动比个人行动更能够调节气氛。无论是职场人士，还是就读的学生，在闲暇时间，三五成群到KTV去“飙歌”的情形时常可见。二是与“静”相对的“动”的修身健身模式。“琴棋书画”是传统的中国式修身方式，其主要特征是以静入胜。毋庸讳言的是，古人“静”的健身方式，表达的首先是修身，然后才是健身的精神追求。现代人的观念则相反，“动”则有活力。

    古人的修身是一门功课，每天必须花一定的时间进行专门的反省。从前有一种“功过格”，每天做完事情之后，睡觉之前要静坐思过。有做错的事，用笔墨在格中点一个黑点儿；如果做了好事、善事，总用朱笔在格中点一个红点，这样天天反省，最后达到“修身立行”的圣贤境界。

    现在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考验伦理道德的境遇。因此，随时力行也是随时修身，修身立行应合二为一，而不是刻意专门找一个时间修身。比如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银行、剧院、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要注意遵守公共秩序，这都是修身。

    值得指出的是在所有的职业中，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修身最为重要，要求也最高最严，必须严以修身。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讲君子“三耻”，即“耻不修”，“耻不信”，“耻不能”，他将“耻不修”放在首要的位置。

    经过长期开拓，我国文化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如何发展好创意经济，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强大创新驱动力，值得认真思考。时尚产业作为创意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发展程度是衡量创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并在国际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交流与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

    用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时尚产业。时尚根植于文化，我国独有的丰富文化资源及其独特韵味可以为时尚产业提供更多鲜活元素。当今全球市场，中国元素的运用已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在国际时尚界，花鸟龙凤、水墨禅意等具有典型中国文化元素的文化意象备受关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得到了最好诠释。但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尚缺乏在世界范围内拥有足够影响力的时尚设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设计者通常只是把中国元素当作点缀进行简单移植和拼凑。只有深入挖掘中华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伦理规范，融入时尚设计开发之中，才能打造出具有独特魅力和时代风采的时尚产业。

    时尚产业是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紧密对接的重要载体，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遗余力把传统文化注入时尚设计中。设计者要以虔诚的文化敬畏态度，系统梳理和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例如，绚丽斑斓的苗绣、历史悠久的夏布、寓意吉祥的图案等都可以成为时尚的元素。当设计给人以文化的内涵并直击人的灵魂深处，引起强烈共鸣，我国的时尚产业才能在世界时尚舞台拥有一席之地。

    用生态文明理念引领时尚产业发展。生态文明是新型的文明形态，生态文化是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创新性文化。我们要发展的时尚产业应通过生态文明理念和文化创意设计的有效结合，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引领人们生活方式不断改进。一方面，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时尚产业发展全过程；另一方面，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时尚产业，使人们对时尚的追求转变为对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的美好生活方式的理性回归。

    推动时尚产业“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如何利用“一带一路”创造历史性机遇，推动我国时尚产业“走出去”，在全球时尚产业快速发展中占据一席之地，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作为高创意、高附加值的新型业态，时尚产业“走出去”，不仅是一种设计与创意的传达，也是一种设计理念与生活方式的传播，更是在世界时尚舞台展现中国气魄和历史文脉的重要途径。

（摘编自李采姣《时尚产业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创新驱动力》）

美育是培养人认识美、体验美、热爱美和创造美的能力的教育，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国家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对帮助人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家庭美育、学校美育和社会美育是做好美育工作的三大支柱。当前，我国学校美育改革发展进入加速提质阶段，美育深程建设稳步推进，呈现良好势头。与社会日益崛起的精神文化需求直接联系，以博物馆、美术馆为代表的社会美育也展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但作为美育实施的基本途径，家庭美育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并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明显的功利倾向。

遵循美育特点做好美育工作，必须重视家庭美育的基础性作用。习近平同志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孩子由一块璞玉塑造成一座雕塑，在成长的路上需要多方面的合力，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家庭。”可以说，美育的根在家庭，家庭是美育的摇篮。家庭美育的特点是润物无声，但影响深远持久。家庭日常的环境、气氛情感和活动，是孩子认知外在环境的基础，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对自然社会的认知，对文化人文的体察，影响着孩子道德修养的建立，审美观念、价值体系的形成。

遵循美育特点做好家庭美育，必须重视艺术思维的培养。现在家庭教育普遍重视智力开发，对审美教育的关注，往往又将重点放在美术、音乐、舞蹈等技能特长的培养上，以期在未来的升学和求职中有一技之长，功利倾向明显。其实，比技能特长训练更重要，对孩子一生影响更深远的，是艺术思维的建立。艺术思维是一种以情感、符号和形象为基本要素的思维方式，艺术思维让人不断思考自我局限性，并从中找到突破的方法和答案。艺术思维对于创新创造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艺术思维的建立，重在熏陶，这种熏陶需要适宜的环境。许多家长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参加各种美育活动，这样的安排对孩子艺术思维的提升有一定作用，但更为根本、持续的，还是家庭日常生活的熏陶。

遵循美育特点做好家庭美育，必须拓展家庭美育的实施途径。要将自然美作为家庭美育的重要内容。春夏秋冬四季更迭，风霜雨雪阳光，沙丘泥土树木花草，鸟兽虫鱼……丰富的自然环境是最好的家庭美育素材。家长要多带孩子走进大自然，让他们在自然玩耍的过程用手用脑用心感受，对人从哪来，如何与万物共存形成丰富独特的感知，这些感知是滋养孩子健康审美意识的丰厚土壤。要在节庆习俗中引导孩子认识社会文化之美。从食物制作，到家庭装饰，再到日常礼仪，传统节日习俗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思想，表达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族群的关系，是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塑造孩子审美情趣的基础材料，家长应该充分利用各种传统节日进行家庭美育。要鼓励孩子在动手劳作中认识美、体味美。孩子动手去操作，不论是多变的还是重复的，粗犷的还是精细的，都会形成身体上的感受，从而传达到大脑中形成认知，这种改造事物的经验会在主观和客观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强化他们的信心，萌发进一步的创造。

(摘编自陈佳《美育的根在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