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家缺什么

    最有价值的知识，到底是什么？一位学者，谈了他的观点：“1884年，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斯宾塞写过一篇标题为《什么样的知识最有价值》的文章，他认为‘最有价值的知识是科学’，其余的知识，如宗教的、习俗的、文学的都在其次。因为科学可以为人类解决遇到的所有难题。他忘了更重要的一点：光有科学的知识和技能是远远不行的，在科学之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伦理观、价值观。”

    我觉得，他这番话很有道理。伦理观、价值观回答事物的价值问题，科学却只回答事物是什么的问题，由此看来，伦理观、价值观，比科学要重要得多。我发现，许多研究教育的人，如斯宾塞，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有深刻缺陷，他们不相信神明，不关注灵魂，不重视人性，不敬畏良知，不理解美德、审美、情感这些精神事物的价值。由于世界观人生观存在深刻缺陷，其思维的方式，必然是机械的，其判断是非的标准，必然是肤浅的，其得出的结论，不能不离题万里。他们所拟定的教育方面文章、著作，不但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没有帮助，反而把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引入歧途。

    在互联网上，一位博友说：“我看见过几次魏先生讲到GDP的世界排位那种幸福。”这位魏先生，在中国，算是一位十分有名的教育家。像这个时代的许多政客一样，这位姓魏的教育家，心中也是只有物质财富的价值，十分看重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如GDP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加，我们社会在其它方面存在的深刻问题，是他所没有看到，或者是他所不愿正视的：如山清水秀的生态环境被破坏得满目疮痍，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贪污腐败泛滥成灾，道德风气下滑、人们变得鲜廉寡耻、缺乏爱心。养尊处优的位置，使他对这个社会中下层民众生活的艰苦，缺乏感受。而长期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教育，则使他的内心变得贫乏，使他的见地变得鼠目寸光，不懂得人之为人的标志在于人有一颗仁慈的灵魂，不懂得国家之为国家在于对公平正义的敬畏，不懂得精神星空的绚丽远比物质财富的增长更为宝贵。

    教育之为教育，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有一个使命，在于它始终张扬精神的价值，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把精神的价值置于物质的价值之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把对美德的热爱、对正义的向往置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之上。在那位姓魏的教育家那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情况。这样的教育家，与其说会使我们的教育变得更加健康，会使我们社会的前景变得更加美好，不如说会使我们的教育变得更加糟糕，会使我们社会的前景变得更加渺茫。

    在互联网，我看到，有人提出这样的命题：属灵的经济学。我觉得，他从属灵的角度、宗教的角度，来思考经济学，思路很好。同样，我们需要从属灵的角度、宗教的角度，来思考教育学。中国的教育家，对宗教文化了解得很少。必须补上宗教文化的这一课！

（节选自全民阅读网文化时评2015/4/3．有删改）

    “师”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在孔子和他的传人的努力下，“师”的群体，也就是中国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诞生了。可以说，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世界古老民族唯一的历史不曾发生断裂的民族，“师”群体的诞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几千年前，中华民族就是以文化聚族，以文化立国的。

    “文化”这个词的本来意思，就是以“文”的手段来实施教化。但“师”这个群体产生之前，文化是由贵族来传承的；“师”群体产生以后，文化就由“师”来担当传承了。这个变化对中华民族来说是非常要紧的。贵族，本来属于统治阶级，是当时政治体制内的人，他们从文化传统中吸取的、他们所强调的东西，有意无意地有利于统治者。而“师”独立于政权，保持了他们的民间立场，他们从文化传统中吸取的、发扬的，都是对民族、国家的大多数人有利的。这样就使我们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源源不断地传承下来。

    孔子倡立“师”这一群体后，“士”这个群体就开始分化。“士”开始是以武士为主的，渐渐就以文士为主了。文士这个群体，有为“师”的，有出仕的，孔子以后就统称为“儒”；武士这个群体，以后就统称为“侠”。到了韩非子的时代，“士”民群体已明显分化成“儒”与“侠”两个群体，再不能将他们统而言之了。

    “儒”这个概念也不是孔子首先提出来的，但孔子对确立“儒”的概念有重大贡献，把“儒”作为“师”的代称，所以，后世就把“儒”认为是孔门弟子，孔子之道的传人。韩非子指的儒，就已经是这个意思了，“焚书坑儒”的“儒”，也是这个意思。

    据《说文解字》说，“儒”这个字的本初义，就是“柔”。说明“儒”是相对柔弱的文人。“亻”表示指的是某种人，“需”代表发音，也表示意义。“需”是什么意思？“待也”，引申为“做准备”，所以“儒”就是指有准备的人。准备什么？知识准备，道德修养准备。有准备的人，也可以帮助别人做准备，这就是“师”。为什么常称“儒”而不常称“师”？因为“师”本来是官办学校有一定地位的教育工作者，就像大学教授；“儒”的地位相对较低，就像讲师、助教。常称“儒”是谦称。为什么今天我要说孔子倡立的是“师”文化而不是“儒文化”?因为长期以来，“儒”的“师”的意义已经被湮没了，“儒”文化已经变成“臣”文化了，变成依附性的文化了。为了强调孔子当初倡立“师”文化、坚持独立性的本意，我要说“师”文化。

    “师”传的是游戏规则与对游戏规则的意识。一个文明社会，必须有游戏规则，文明程度越高，游戏规则就越完善。在孔子的语汇里，游戏规则被称之为“礼”。《礼记·经解》中说：“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对游戏规则的意识就是“义”。“义者，宜也”（《礼记·中庸》）。孔子进行礼的教育，重在阐发制这样的礼的意义，执行这样的礼的益处。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也就是文明程度相当高的国家，孔子倡立儒学、倡立“师”文化传统功垂千秋。

（沈善增《师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有删节）

狗是怎样成为人类朋友的

    在与人类的关系上，没有哪种动物能比狗更亲密了。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狗一般都比较温顺。但仅仅温顺不足以说明人类为什么喜欢把狗养在家中。羊也很温顺，但是很少有人把它们当宠物喂养。

    美国哈佛大学的布赖恩·黑尔认为，狗对人的社会暗示极其敏感，这使得它们能和谐地融入人类社会。大猩猩的智力通常被认为仅次于人类，黑尔博士因此决定通过实验比较一下狗和大猩猩的各种能力，以此验证自己的观点。

    他在受试的动物面前摆放两只倒扣的杯子，接着把杯子藏到屏壁后面，在其中一只杯子的下面放了一小块食物，然后把屏壁拿走，受试动物必须选择看哪只杯子的下面放有食物。如果实验者不给任何暗示，这两种动物正确发现食物的比例都是50%，与预期的一样。但是，如果实验者以某种方式暗示哪只杯子下面有食物，狗每次都正确地找到那只杯子，而大猩猩不论重复多少次这种试验，都无法明白人的暗示。

    黑尔博士对此感到满意，因为这至少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接着他又提出了下一个逻辑问题，即狗对暗示的敏感能力是如何形成的，他提出了三种假说：

    第一，这种技能是从狗的祖先狼身上遗传下来的。不过实验又证明，在发现食物藏在哪只杯子下面这一点上，狼的能力并不比大猩猩强。第二，这种社会敏感性是狗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学来的。黑尔博士选择那些在狗房里长大且与人类接触极少的狗和爱狗族家里养大的狗进行同样的试验，结果发现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差别。第三，这种对人类暗示的敏感性是后来形成的遗传特性，这种特性是为了使狗进入新的生活环境，与人类共同生活。

    在新几内亚岛生活着一种名叫“唱狗”的狗，因为这种狗不会吠叫，只会像人唱歌一样地嚎叫。唱狗的身材与普通的狗一样，而不像狼的身材，这表明它们被驯化过。但是新几内亚的唱狗现在完全是野生的，历史资料证明它们处于这种状态已经长达几千年了。黑尔博士推断，这么长的时间足以使这种动物淘汰掉对它们不再有价值的特性。

    黑尔博士的这种推断得到了证实。即使那些从小被人驯养的唱狗，也同狼和大猩猩一样无法明白人类的暗示。因此可以下这样的结论：长期的野生环境从唱狗身上夺去了原先赋予它们祖先的能力——像理解同类那样准确理解人类的意图。

（节选自《自然与人》2005年11月12号）

    中国传统美学所讲的“意象说”主张“美在意象”：美在“象”外之“意”，言外之情。任何一件美的文艺作品，其本身或为声色，或为言词，都是有“象”的（“在场的东西”）。能体悟到“象外之意”“词外之情”，就是一种美感。此种美不是低层次的感性美，而是深层次的意境美、精神美。

    “意象说”突破了美在声色之类的局限性，深刻地揭示了美之为美的本质内涵，不仅值得中国美学继承和弘扬，而且也值得世界美学借鉴。

    但为什么要深入到象外，才能达到此种美的境界呢？“意象说”没有做论证。我根据“万有相通”的哲学本体论认为，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件美的作品，都是作者凝聚了作品背后无尽的联系之网的结晶。这背后无尽的联系之网，说得通俗具体一点，就是指形成作品本身的背后的人、事物和社会历史背景等。我们对一件作品的欣赏，不过是把凝聚在作品这一点“在场的东西”中无尽的内涵（“不在场的东西”）展现在想象中，点点滴滴地加以玩味；不过是回归到形成作品的母源，从母源中，我们对作品获得了一种“原来如此”的醒悟，从而产生了一种满足感。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美的愉悦”“美的享受”。这种愉悦和享受不是感官的娱乐或感性的满足，而是精神上的满足，思想上的满足。

    杜甫的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为什么能引起美感？“山河在”是一点在场的东西，但形成此“在”之背后的东西，则是什么都“不在”。正是这什么都“不在”构成这“在”的内涵（此即司马光的解读：“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我们欣赏这诗句时，就回归到这“在”的母源——什么都“不在”，自然倍感凄凉。但这里的凄凉绝非现实生活中的凄凉可以比拟，它是审美意义下的凄凉，它超越了现实生活中凄凉的现实性，给欣赏者引发了一种对“在”的内涵的醒悟，这种醒悟就是审美的愉悦感，给人以“美的享受”。梵·高的画《农鞋》，为什么能引起人的美感？海德格尔做了生动的说明：是农鞋这点“在场的东西”引发观赏者回归到了其背后一系列“不在场的东西．’_一农夫为了面包而日日夜夜地在崎岖的道路上奔波，一年四季风风雨雨对农夫的摧残，以至社会的贫穷、落后、不公，等等，这些都是构成农鞋上几个破洞的母源。观赏者正是从这一回归中获得了某种醒悟，从而也得到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满足。我们经常爱用“玩味无穷”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我们对一件优秀作品的欣赏。“玩味”之所以能达到“无穷”的地步，其根源就在于隐藏在作品背后“不在场的东西”是“无穷的”。

    中国传统文化重含蓄之美，其实就是把作者的情或意隐藏在作品的表面形象或言词背后，让鉴赏者自己去领会、体悟，从而获得一种醒悟的满足感。

（摘编自张世英《美是“玩味无穷”的精神愉悦》）

    “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古代丝绸之路架起了一座交流物产、连通人心的桥梁，对我国各民族交流融合、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古代丝绸之路大体有草原道、绿洲道、茶马道以及海上道四条。除了汉族，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开拓者，他们的马队和骆驼队踏出了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丝路。他们的迁徙浪潮、相互交往以及游牧经济特点，使其自然而然地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角色。

    继月氏、匈奴之后，鲜卑、吐谷浑、吐蕃、回纥、党项等民族，都曾和丝绸之路结下不解之缘，有的甚至一度控制了草原道和绿洲道，成为经营东西方贸易的主角。公元439年，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了我国北方，使丝绸之路自汉代以来再度繁荣起来。北魏、西夏占据河西走廊后，吐谷浑控制的“青海道”和吐蕃控制的“青唐道”成为中原和南方通往西域的通道。因此，“青海道”又称“吐谷浑道”，“青唐道”又称“吐蕃道”。再看回纥，其与唐朝贸易换回的绸绢，除了供贵族享用，还通过“草原道”大量转输到西方。“安史之乱”后，吐蕃完全占据了河西走廊及陇右地区，传统的丝绸之路东段受到阻遏，唐朝和西域各国的交往一度绕道回纥居住地。因此，这一时期的草原丝路有“回纥道”之称。

    在肯定我国古代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为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繁荣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更要充分认识中原王朝的主体作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汉、唐、元、明各朝代为了经营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在丝绸之路沿途设置馆舍以提供食宿，建立都护府、都督府等以加强治理。这些措施对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安全具有决定性作用。

    丝绸之路密切了我国古代民族关系，也密切了东西方关系。中原、江南以及巴蜀的名茶不仅输入西域、青藏高原与漠北，也输入西方。在西夏与宋朝的贸易中，“惟茶最为所欲之物”。同时，西域和中亚、欧洲的物产和文化也传入内地，今天内地随处可见的石榴、葡萄、大蒜、菠菜等，都是汉朝时从西域传入内地的。到了唐朝，丝绸之路的东端终点长安、洛阳成为西城文化的荟萃之地，上至宫廷、下至百姓无不受西域文化的影响，穿胡服、食胡饼、听胡音成为时尚。到了宋朝，中国的茶叶和丝绸被大量贩运到西方，西方的玛瑙、琥珀、琉璃等被大量转售到中国。元朝时，中国的雕版与活字印刷术、火药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欧洲和阿拉伯的天文、数学、医药、建筑等科学技术也传入中国。

    中华民族是诸多民族相互接触、融合形成的多元统一体，在其形成过程中，丝绸之路是重要的沟通渠道与交流舞台。丝绸之路像一条纽带，联结着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联结着内地汉族人民与边疆少数民族人民。当前，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续写古代丝绸之路的传奇，它不仅会继续描绘我国各民族交流融合五彩斑斓的画卷，还会进一步架起东西方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桥梁。

（摘编自杜建录《丝绸之路是民族交流融合的舞台》）

    魏晋南北朝之时，侠客的书写开始出现在诗歌中。魏晋诗歌中的男侠大多是边塞的少年侠客。他们的特质，总是自恋、爱美、高傲、挥霍无度、重友情而轻金钱和死生，甚至可以为友人或知遇者牺牲生命，然而魏晋南北朝的边塞诗大多是诗人的想象之作。到了唐朝，这种书写传统有了很大的改变，促成了侠客诗风的发展高峰。唐朝诗歌的侠客传统，主要出现在边塞诗中。

    唐朝边塞诗所描写的侠客，大多是胸怀大志的少年侠客，有些是住在西北边境、生活浪荡、喜欢逞凶斗狠的游侠儿，有些则是在长安、洛阳犯案之后逃到边塞的侠客。然而，当他们眼见西北外族入侵而国家危难之时，他们体内的另一种侠客情怀——爱国之情随之兴起，因而毅然从军报国。唐朝边塞诗中，就有许多的作品是描写侠客的从军报国。

    然而对许多诗人侠客而言，从军只是纯粹的爱国表现。许多诗人与侠客甚至是反战的。从汉末到唐初，长期以来一直是战争频仍的乱世。到了盛唐，又因拓展疆域的政策而长年征战。到了中晚唐，更因为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内战不断。侠客与诗人，甚至是平民百姓早已厌倦而害怕战争。在唐朝边塞诗中，许多作品深刻反映了诗人与侠客的厌战与反战的心态。特别是晚唐，除了内战之外，还有外族入侵。由于藩镇割据与内战的长期消耗，士兵与百姓，不管是在实质的体力还是精神上，都已经无法抵抗外族的入侵，因此有许多作品不仅主张反战，甚至大胆直言以投降的方式来争取和平。

    报恩与报仇是侠客最显著的特质。报恩，尤其是报知遇之恩，从《史记》的《刺客列传》就已是侠客特质的标签。而这个特质，对诗人侠客也不例外。高适报答哥舒翰即是典型的例子。侠客复仇，不管是为知遇者、友人、国家、正义或是为自己复仇，一直是古典文学所称颂的侠客精神。侠客复仇，并不是文学所虚构出来的。从史料得知，从春秋战国、汉魏六朝、甚至到了唐朝，复仇风气在社会上一直都非常盛行。虽然复仇是侠客用来展现侠义精神的重要行为，但男性侠客与女性侠客在复仇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别。男侠客可以为知遇者、为朋友、为弱小、为国家、为正义、为自己复仇，但从来没有为家人复仇，而诗歌中的女侠，只为家人复仇。

    唐朝边塞诗中有许多作品是描写诗人如何仰慕侠客的行为、如何借由从军以及打猎、放鹰等行为让自己感受侠客的豪放与英勇，从而想象自己就是侠客。但是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古代诗人总是向往侠客情怀？可能的一个解释，是侠客精神长期以来对诗人有激励作用，尤其是诗人受到挫折之时。在这些困顿挫折的生活中，侠客精神就经常被诗人拿来作为疗伤止痛的抚慰。

    除了少数诗人如李白善于剑术武艺之外，多数诗人都是文弱的书生，他们应该非常清楚他们的文弱体质是不可能与真实的侠客相比的，由此可见唐朝侠客诗风中所谓侠客，并不是与职业有关，而是指那些具有侠客特质的人。所谓侠客特质，一言以蔽之，侠之大者，不在于武，而在于侠。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