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更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新时代对史学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史学研究要有更大作为、发挥更大作用。

    史学何为?史学的重大使命是探索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与规律，为文明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真正的史学家都将认识人类的命运作为自己学术活动的出发点，力图通过对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等的反思，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结论。

    经世致用是当代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述往事，思来者”，是中国当代老一辈史学大家的史学追求，也是当下和今后史学研究者应该追求的目标。20 世纪以来，我国涌现出一批宣传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服务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如郭沫若、胡绳、侯外庐、范文澜、夏鼐、白寿彝、刘大年等。郭沫若先生以求真、求是和经世为宗旨，怀着“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研究结合起来，写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开辟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天地，成为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白寿彝先生有感于中国缺少一部全面阐述中国历史的大规模历史著作，召集全国史学研究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用20余年时间完成了一套12卷、22分册、约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充分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被称为“积一代之智慧”的巨著。这些重要史学成果的取得表明，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立足中国国情，始终是当代中国史学最鲜明的特征。

    当前，我国史学研究主流积极健康，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出现了一些碎片化、片面化、表面化现象，漠视对历史规律的探索，缺乏对现实社会的关怀。更有甚者，出现了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思潮，如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这些错误思潮是对历史的扭曲，是对史学经世致用的滥用。我们要从历史中获得什么?我们所倚重的历史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历史研究者不能做时代潮流的冷眼旁观者，更不能逆流而动，而应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近些年兴起的环境史、灾荒史、医疗史、乡村史、城市史等研究，有很多成果就是史学研究对社会关怀的体现，也是史学经世致用的表现。

    伟大的时代必然高度重视对历史的总结和传承。史学研究应该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反观人类历史，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从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发挥史学传承文明、启迪未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只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才能解决时代面临的历史问题，才能回答历史之问和时代之问，才能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发展新局面。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要以习近平同志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努力推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研究成果，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努力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史学智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史学研究不能缺席，也不会缺席，必将有更大作为。

(摘编自高翔《新时代史学研究要有更大作为》，2019年11月4日《人民日报》)

我们把莫扎特和贝多芬放一起比较下他们音乐的不同特色。在音乐史或有关音乐评述的文章中这样的比较屡见不鲜，许多人爱把他们进行对比，这确实是―种有意思的现象。

比如柴可夫斯基这样对比：“莫扎特不像贝多芬那样掌握得深刻，他的气势没有那样宽广……他的音乐中没有主观性的悲剧成分，而这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是表现得那么强劲的。”丰子恺这样说：“贝多芬……是心的英雄，他的音乐，实在是这英雄心的表现。在莫扎特，音乐是音的建筑，其存在的意义仅在于音乐美。至于贝多芬，则音乐是他的伟大的灵魂的表征，故更有光辉。即莫扎特的音乐是感觉的艺术，贝多芬的音乐则是灵魂的艺术。”《音乐的故事》的作者保罗·贝克说：“人们有时把莫扎特和贝多芬称作音乐界的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前者注重结构的完美，后者则喜欢气势的恢宏。有时也把莫扎特和贝多芬比作歌德和席勒，前者的作品纯朴自然，而后者的作品感情浓烈、内涵丰富。”

很少有人拿莫扎特和其他音乐家对比。拿莫扎特和贝多芬对比，说明他们两人地位旗鼓相当，也说明拿二者对比的人的心目中对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态度以及对艺术人生的态度。我更愿意从这一点来对比莫扎特和贝多芬，即他们面对人生苦难的态度及其在音乐中的表现。之所以选择人生苦难这一点来作为比较基点，是因为这是他们两人共有的，无论是人生还是艺术，都是他们共有的磨难，也是他们共有的财富。

疾病、贫穷、孤独、嫉妒、倾轧……如黑蝙蝠的影子一样紧紧跟随他们。谁会比他们更悲惨呢?只不过，贝多芬比莫扎特多了耳聋的悲惨，莫扎特比贝多芬多了早逝的悲惨。而且，同样生活在维也纳，莫扎特要贫寒得多，贝多芬虽有过贫穷的童年，但到维也纳不久就得到宫廷顾问官勃朗宁夫人的资助。同样死在维也纳，莫扎特的葬礼比起贝多芬由维也纳政府出面举办的2万人参加的葬礼，显得凄凉万分，他没钱买墓地，他到底埋在哪里也无人说得清。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如此深重的苦难，表现在他们的音乐中是那样不同。傅雷说莫扎特的音乐“从来不透露他的痛苦消息，非但没有愤怒与反抗的呼号，连挣扎的气息都找不到……音乐史家都说莫扎特的作品反映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他的灵魂。是的，他从来不把艺术作为反抗的工具，作为受难的证人，而只借来表现他的忍耐与天使般的温柔。”他评价说：“没有一个作曲家的音乐比莫扎特的更近于‘天籁’了。”

一个“天使”，一个“天籁”，傅雷特意用了这样两个词来形容莫扎特的音乐，这是他对莫扎特的独特理解。这不是那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式的恬淡，不是“闲云不作雨，故傍青山飞”式的超然，不是“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式的喜悦……莫扎特对痛苦和苦难不是视而不见的回避和如禅家般的超脱，而是把它嚼碎化为肥料重新撤进土地，不是让它再长出带刺的仙人掌，而是让它开出芬芳美丽的鲜花。

贝多芬和莫扎特不同，他对于苦难的反抗之心很强烈，这明晰地刻印在他的行为轨迹和乐思中。当得知自己患病将致耳聋的消息后，他痛苦地诉说：“这一类的病是无药可治的。我得过着凄凉的生活，避免我一切心爱的人物，尤其是在这个如此可怜、自私的世界上!”“两年来我躲避着一切交际，因为我不可能与人说话：我聋了。”当然，贝多芬以坚强的意志战胜了苦难，他经过激烈的内心冲突，以起伏跌宕的姿态勾勒了自己的行为曲线。

他的音乐里，听得到明确的主观意图，棱角鲜明的性格，抽象的哲学意义，史诗般宏大叙事的胸怀。他把苦难演绎得极其充分，不是渲染宣泄它，而是重视超拔它，以此反弹于乐思中乃至对传统音乐创作规范的突破上。因此，即使在苦难的深渊也有对欢乐的讴歌，如第九交响乐末乐章的《欢乐颂》，就有排山倒海的力量。那力量，是大众的，是你我都有的。

贝多芬和莫扎特在生活经历上有那样多共同点，但在音乐表现上却是那样不同，其中一个原因，是莫扎特短暂的一生都沉浸在音乐中，音乐融化了他，他自己也化为了音乐；而贝多芬从小就喜爱哲学和文学，年轻时爱读莎士比亚、莱辛、歌德的作品，曾专门拜访过歌德，把自己根据歌德的诗谱写的康塔塔总谱献给了歌德，还到波恩大学听哲学课，他比莫扎特吸收了更多营养。

贝多芬说：“一切灾难都带来几分善。”在这一点上，贝多芬和莫扎特是一致的。他们的音乐在这一交叉点上汇合。所以，我们在贝多芬的某些音乐中听到莫扎特的影子，不会感到奇怪。

傅雷说：“假如贝多芬给我们的是战斗的勇气，那么莫扎特给我们的是无限的信心。”莫扎特和贝多芬是双子星座。莫扎特在室内乐、交响乐、协奏曲和歌剧几个方面全方位出击，贝多芬以横空出世的交响乐震响世界，将器乐理想发挥到那个时代的极致，挥舞着时代大旗。在世界上所有的音乐家中，没有谁比他们两人更适合于我们中国人了。他们两人的音乐也是抚慰和激励世界所有人的艺术，至今拥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

(摘编自肖复兴《音乐欣赏十五讲》)

材料一：

联对、匾额，在中国园林中，正如人之有须眉，为不能少的一件重要点缀品。苏州又为人文荟萃之区，当时园林建造复有文人画家的参与，用人工构成诗情画意，将平时所见真山水、古人名迹、诗文歌赋所表达的美妙意境，撷其精华而总合之，加以突出。因此山林岩壑、一亭一榭，莫不用文学上极典雅美丽而适当的辞句来形容它，使游者入其地，览景而生情。

例如拙政园的远香堂与留听阁，同样是一个赏荷的地方，前者出自于周敦颐《爱莲说》“香远益清”句，后者出自于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雀雍崔衮》“留得残荷听雨声”句。留园的闻木樨香轩、拙政园的海棠春坞，又都是根据该处所种的树木来命名的。有些游者至此，能回忆起许多文学艺术的好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园林的一个特色了。我希望今后在许多旧园林中，联对、匾额里如果无封建意识的文字，仅是描写风景的，就应该将它们好好保存下来。苏州诸园皆有好的题辞，而怡园诸联集宋词佳句，与各处景观配合尤为相得益彰，可惜实物皆不存了。联对、區额所用材料，因园林风大，故十之八九用银杏木阴刻，填以石绿；或用木阴刻后裂漆敷色，不过色彩都是冷色。亦有用砖刻的，雅洁可爱。字体以篆、隶、行书为多，罕用正楷，取其古朴与自然。中国书画同源，联对、匾额本身是个艺术品，也必定让园林生色。

(摘编自陈从周《清雅风范———苏州园林鉴赏》)

材料二：

以自然风景著称的古典园林的最大特点，是真实地摹写了自然山水之美。明代造园经典著作《园冶》就曾开宗明义地提出，园林要“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然而，作为一种艺术，园林的写真不是机械地照搬自然，而是经过艺术的再创造，从而表达了造园家的主观情思和理想真实。园中的一丘一壑、一草一木皆要使“望者息心，览者动色”，这使得欣赏者“息心”“动色”的不仅是花草树木的外在形式，更主要的是通过这些风景所表现出来的造园家的审美情趣，以及由此情此景交融而形成的独特的抒情意境。为了更好地暗示出这种意境的本质，艺术家除了组织安排山水建筑，构成具体的风景形象之外，还吸取了诗词等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作为辅助。前者使用的是构园物质的线条、体形、质感和色彩，是自然符号；后者表现为园林中各风景区或主题景致的题名、厅堂亭榭的匾额、柱上的楹联、山石上的镌刻，应用的是文字形式的诗句词章，是人为符号。

遍布我国大江南北的风景区和园林，历来都用简炼的诗一般的文字点明景题，如杭州的西湖十景、承德避暑山庄的七十二景等。犹如西方的“标题音乐”，这种诗与自然风景的结合是我国造园艺术家独创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标题风景”。只要说出它的景名，亲临游历过的观赏者心中就会浮现出一幅形象的图画，由此可见题名在自然风景欣赏中的强化作用。自然美所引起的联想和想象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主观随意性，由于出身、经历、文化水平、艺术修养之不同，各人对景色的欣赏和理解会有很大的差异。而园林要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艺术家的审美观念，也必须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对风景形象或景区所作的概括含蓄的命名题对就带有这种强制性，对观赏者可以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园林的创作构思，较重视意境的设计。造园家在构思时，往往先将园中主要风景区的意境，以简约的笔墨、诗的形式作一个概括，然后再推敲山水、亭榭、花树等每一个具体风景的布置，使之最合乎诗意。清代诗人汪春田有一首写造园的绝句：“换却花篱补石阑，改园更比改诗难。果能字字吟来稳，小有亭台亦耐看。”很透彻地道出了园林创作同诗歌创作相类似的特点。在园林大体完成之后，就要进行最后一道“工序” 在一些主要风景点的建筑和山石上配刻以题名诗句，这实际上是以“人为符号”对“自然符号”所组成的园林景色进行一次鉴定。《红楼梦》第十七回中有一段文字很恰当地点出了题对景名的重要。大观园工程告竣，贾政、宝玉、清客一行边赏景边为园中建筑、风景题对，贾政说：“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也觉寥落无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为何不能生色？ 就是因为园林应用的自然符号在表情达意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直抒胸臆”，而题对能够画龙点睛地集中表现出艺术的生气和意境。

风景题对必须切题，言简意赅地概括出景色的特征。德国美学家莱辛说：“愈使它的人为符号接近自然符号，也就愈接近它所能达到的完美。”这种接近，不是粗浅的直接表露，而是要既含蓄又达意，要充分引起“比”“兴”的联想，由景生情，以辞表意，来抒发景物所包含的深层意蕴。如拙政园的远香堂和留听阁，均为赏荷之处，然而二者的题名都没有直接和视觉发生联系。远香堂主嗅觉，留听阁主听觉，题名都很有新意，既点出了二处的风景特色，又沟通了视觉、听觉、嗅觉之间的联系；并且能使游览者联想起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贵品质，因而增加了审美的感受。这是我国园林利用古典文学遗产的一个佳例。

(摘编自刘天华《〈拉奥孔〉与古典园林—浅论我国园林艺术的综合性》)

材料一：

“物勒工名”是指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器物上面，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产品质量。它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手工业管理制度，《礼记·月令》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物勒工名”不仅是产品质量的重要保障，也是传统工匠精神传承的重要保证。

自古以来，我国先民就注重追求工匠精神，如《礼记》云“差若毫厘，缪以千里”，《考工记》指出，“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传统的工匠精神主要包括精益求精、敬业专一、诚实守信等内容。“物勒工名”制度对传统工匠精神的形成和传承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工匠极为重视生产技术上的精益求精，《诗经》中即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说法。“物勒工名”制度之下，统治者制定了严格的质量监管体系，工匠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对产品的质量要求也很高，如在制作车辆时，车轮达到的技术要求明确而细致，车轮圆不圆，辐与牙相交处是不是直角，上下车辐是否成一条直线，两个轮子沉入水中的深度是否相等，都认真对待，一丝不苟。在追求产品质量的过程中，工匠们逐渐形成了精益求精的意识。

“物勒工名”作为一种制度长期约束着工匠这一群体，对其产生的精神影响是很大的，在这种要求和压力之下，工匠必须对自己的产品质量负责，认真劳作，兢兢业业，久而久之就内化为“敬业专一”的意识和实践。《礼记·月令》有云，“物勒工名，以考其诚”，这里的“诚”就是敬业专一的体现，其要求是“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指出优质的产品应当是“精良的”，而不是“奇异的”，而精良的产品必须通过敬业专一的“功致”生产出来。

诚信精神在“物勒工名”制度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物勒工名”制度下，每一件产品都有明确的责任人，政府对不合格产品的追查和处理也十分严格。《秦律·杂抄》规定：“禀卒兵，不完善（缮），丞、库啬夫、吏赀二甲，法废。”也就是说，士兵在使用武器的过程中，如果发现质量问题，武器的制造者将被罚款，甚至被追责。“物勒工名”制度让“以次充好”的行为没有生存空间，彰显了对消费者的诚信。

（摘编自庄华峰《“物勒工名”与传统工匠精神传承》）

材料二：

2016年11月19日，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在内的测产验收专家组来到广东兴宁，对“华南双季稻年亩产1500公斤绿色高效模式攻关”项目进行测产验收：经过现场收割、称重和测算，袁隆平主持的“华南双季超级稻年亩产3000斤全程机械化绿色高效模式攻关”项目晚稻实割亩产705.68公斤（干谷），加上早稻的亩产832.1公斤，最终年亩产量达到1537.78公斤（折合3075.56斤），再次刷新了水稻亩产的世界纪录。该项目华南双季稻两季产量相当于以前的三季。

彼时，袁老已经86岁，业已功成名就，但他依然耕耘奋战在科研一线，在求新求变的创新路上忙碌着，创造着。有关部门通报，当时，他正探索种植“海水稻”，计划在3年时间内，实现海水稻种植亩产突破200公斤的目标。若能研制成功，全国有十几亿亩的盐碱地及几千万亩的滩涂有望成为新的“良田”。袁老还期待实现“90岁前拿下17吨（每公顷）”的目标，“到100岁还想在田里”。

他的这种为了人类粮食安全甘于寂寞、敢于奉献的求索精神，不畏艰辛、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在“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的网络巨变时代，对于我们所追求的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无疑是一堂生动的“励志课”。

（摘编自张东阳《创新当如袁隆平》）

材料三：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这一部署凝聚了全社会崇尚劳模精神、追求工匠精神的广泛共识。

工匠精神的本质特征在于对本职工作的执着、专注与精益求精的态度和付出。弘扬工匠精神，是新时代的使命呼唤，当前我们正以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发展方式推动形成先进生产力，以“质”的提升带动“量”的提高，其中的关键在于创新。创新，终究是由人来完成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和大国工匠，不仅是我国在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石，更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主力军。

培树工匠精神首先要转变社会价值观念。针对当前社会浮躁化、逐利化的思想，需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用好网络新媒体平台，树立工匠典型，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崇尚劳动的良好氛围，让工匠精神深入人心、深入基层、深入企业文化，使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这也是弘扬工匠精神的必要条件。

同时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技术工人短缺是目前我国各行业面临的首要问题，劳动力供给不足，工匠型人才更是缺乏。这也充分说明了我们的职业教育欠发达，重学历轻能力、重知识轻技能的现象比较普遍。要加快发展与技术创新和社会需求相适应、与工匠精神深度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鼓励高校和职业技术学校与行业企业互动合作，建立产学研一体化的良性培养机制，为社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职业人才。

还要健全完善体制机制。建立技能培训制度，发挥行业企业、人力资源保障部门的作用，定期组织选派优秀骨干参加培训、对外交流，培养一大批适应技术进步，生产方式变革的技术型、创新型、复合型技能人才。健全激励保障制度，对各行业涌现的技术创新人才加大表彰奖励力度，提高薪酬待遇，引导广大劳动者精益求精钻研技术，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多社会财富和美好人生。

（摘编自杨安娣《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建言〉》）

材料一：

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快速发展与我国相关政策的持续推进，短视频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对于乡村居民创业、产业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从传播技术层面而言，这些短视频因其拍摄便捷、内容短小精悍、“烟火气”浓郁等特点，愈发受到村民的欢迎，在网络平台传播力度较大。短视频的推广不断刷新了网络受众对于乡村的传统认知，进一步构建起美好农村的新形象。同时，短视频的普及使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人士也可以参与进来，促使乡村振兴理念借网络数字化的优势更好地表达出来。

从乡村经济的发展角度来讲，短视频的流行是连接不同地域经济发展状态的纽带。传播方式的便捷性以及对地域空间界限的打破，使受众用小小的手机就可以体验丰富多彩的乡村产业生态。一些产业的发展模式、新型农产品的产销现状，通过短视频的即时传播与清晰表达，可以表现得更加富有吸引力，能为线下实体引入流量，带动销量，形成产业运作的良性循环。有些创业人士通过拍摄优质的系列短视频，逐渐建立起具有个性化色彩的品牌，从而借数字经济的红利把企业做大做强。

短视频连接农产品和市场，连接乡村与城市，更发挥着连接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的关键作用。更好地发挥短视频的功效，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须多管齐下。一方面，要推动乡村网络产业落地。不仅要用好现有的网络设备，将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结合，推动网络产业向实体化产业转型，还要在乡村范围内开展相关的讲座培训等，帮助村民掌握网络技术，利用网络设备推动乡村网络产业落地生根。另一方面，要制定乡村短视频内容质量标准，提高内容生产的质量品质，带动更多的网民参与到短视频制作中。

（摘编自王沧《发挥短视频功效，助力乡村振兴》）

材料二：

淳朴、舒缓、诗意的田园生活寄托着很多人对抗现代性焦虑的情感，而“烟火气”与“新农具”的结合，加速了乡村生活的数字化迁徙，不仅成就了一批“新农人创作者”，也带动了农村商业模式创新，助力乡村振兴迈向更新、更高的发展阶段。但是，农村题材短视频发展至今，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短视频中的农村形象在“滤镜”下偏离了真实客观。这既包括部分自媒体以同质化、娱乐化的低质内容，误导了人们对农村的认识，也包括一些网红把农村生活抽离土地，进行过度包装。短视频媒介建构的农村虽然不可能完全等同于现实，但创作者应充分理解，个人主观传播和乡村文化建设的客观推动是乡土文化传播的双重因素，不可偏废。镜头里的“诗和远方”或“人间烟火”都只是乡村丰富图景的某个侧面，要多元表达、准确呈现，就要对农村现实及其文化内核有深刻体验、深层洞察。

短视频中的农村形象在“短平快”的影响下，模糊了乡土文化与乡村建设现实。乡土文化是发端并积淀于特定地域，带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总和。但是，农村题材短视频在使一地一隅被“看见”的同时，不少创作者或把影像当作记录日常生活的工具，或模仿成熟网红流量变现的路线，导致大多数短视频“只看今朝不见历史、只抓表象不挖文化”。恰如专家所指出的，短视频没有呈现的主题，恰是乡村发展中被忽视的重大问题。互联网已一再验证，缺失了对聚焦主体的深层思考、一味培养受众惰性思维的产品，“同质”积累只会迅速引发“低质”狂欢，最终空留一地鸡毛的琐碎内容与负向发展的生态闭环。

短视频中的农村形象在“自我呈现”的过度消费里，忽视了城乡间的交流互鉴。农村题材短视频的火爆，离不开时代背景：在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当下，如果乡土文化得不到有效传播与进一步丰富，势必会造成很多农民无法从农村生活中找到归属感。短视频借助平台属性与技术赋能，打通了城乡对话的数字通道，城乡居民得以形成“围观与展示”的互动关系，为建构具有新时代气息的乡土文化景观提供了可能。但随着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农村不再是独具魅力的“活生生”的所在，而是越来越向标签化靠拢，甚至刻意迎合大众对农村的刻板印象。值得深思的是，如果媒介中的农村形象与受众的想象无异，受众兴趣将断崖式下跌、交流便不复存在、流量也无以为继。相反，农村题材短视频应从个性到达共情、在“我”中得见“我们”，譬如近日刷屏的《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便是以“城乡之别”寻得广泛共鸣的一例。

我们需要更多向上、向善的短视频与“新农人创作者”，需要对他们更多一些耐心与提醒，让新媒体真正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让更多人了解广袤乡村的魅力与潜力，推动乡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摘编自吕帆《农村题材短视频还须厚植生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