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缩写为AI。它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科学。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企图了解智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人工智能从诞生以来，理论和技术日益成熟，应用领域也不断扩大，可以设想，未来人工智能带来的科技产品，将会是人类智慧的“容器”。人工智能可以对人的意识思维的信息过程的模拟。人工智能不是人的智能，但能像人那样思考、也可能超过人的智能。

    人工智能是一门极富挑战性的科学，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必须懂得计算机知识，心理学和哲学人工智能是包括十分广泛的科学，它由不同的领域组成，如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等等，总的说来，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使机器能够胜任一些通常需要人类智能才能完成的复杂工作，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对这种“复杂工作”的理解是不同的。

    (捕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摘编自《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9》

    材料三

    新一代人工智能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的同时，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和政府治理方面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我们共同研究新的策略。

    技术与立法必须齐头并进，才能为各种智能产业应用实践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目前我国的人工智能立法工作还没有全面开展，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人工智能发展以探索前沿科技为主，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如何实施审慎监管，既规范市场行为，保障用户和社会利益，又不阻碍早期技术创新，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同时，人工智能技术涉及面广，应用领域宽，其立法工作需要技术、产业和法律专家跨部门、跨行业协同攻关。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国务院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要初步建立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让技术创新运行在法律和规范的轨道上。

    在研究开发人工智能技术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运行安全是所有智能系统中“一票否决”的决定性因素。如研发自动驾驶技术，首先就要关注驾驶员、乘客和行人的安全，把保障安全的功能放在科技研发的首位。尤其是智能时代的到来，大数据在为我们带来精准服务和个性化便利的同时，也易于收集和分析个人隐私数据、行为偏好，我们要有明确的制度和法律来应对。

    2019年4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以“建立对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的信任”为主题的伦理准则，倡导建立“以人为本、值得信任”的人工智能伦理标准。国内人工智能伦理道德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重须由技术专家和人文杜科领域专家共同努力，探索人工智能发展前沿所面临的伦理难题，使人工智能的研发设计符合正确的价值导向，确保“人工智能为人类服务”。

(摘编自《人工智能时代：蓝图这样变为现实》)

长江和黄河虽然同为中华文化的母亲河，都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果，但从夏商周到西晋末，黄河流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过长江流域。然而，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北方多次遭到游牧民族的冲击，历次兵燹带来大规模北人南迁，而相对安定的长江流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优越的自然条件日益凸显。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皆具水热条件，故成为中华文化的两大源头，而长江流域拥有更丰沛的水热资源。但在原始社会末期至商末这一文明初始阶段的气候条件下，中国先民所能达到的生产力水平更适合开发北方黄河流域。在全新世中期，全球气候变暖，长江、黄河流域较之现在更加温暖湿润。黄河流域森林密布，受低温和干旱的威胁较轻；而气候炎热潮湿的长江流域则经常发生洪涝灾害。

当时的原始农业以木石农具为主，黄河中上游的粟作农业依托肥沃疏松的黄土和黄河及其大小支流的灌溉，通过精耕细作实现了蓬勃发展，各早期文明也借此绵延不绝并逐渐融合；而长江流域则因其红壤的土质较为紧密，水稻种植所需平整土地及引水灌溉的劳动量大、技术要求高，而当时人员、技术所能达到的稻作生产方式又较为粗放，且常受洪水威胁，故其农业产出量不及黄河流域。这种农业生产上的差异在进入青铜时代后仍长期延续，直至铁质农具产生及其后一系列灌溉排水工具的出现、防洪手段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长江流域的水热优势才逐渐彰显。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农业生产重心的转变过程中，近 5000 年来的中国气候总体向干冷演变，这导致黄河流域生态系统趋向脆弱，而长江流域则变得更适宜人类居住和农业开发。另外，黄河流域因过度开发而导致水土流失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总体而言，在当时及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长江流域铁农具的推广和兴修水利工程的力度仍不及黄河流域，“火耕水耨”仍是南方水稻耕作的主要方式。直到东汉时期长江流域的水稻生产才摆脱“火耕”，走上精耕细作的道路，并且部分地区还开始使用牛耕，出现了秧苗移栽与双季稻，灌溉农业模式也日臻成熟，这些都为日后长江流域农业生产的腾飞打下基础。

六朝时，长江流域的灌溉与防洪事业进一步发展。如东晋时期的荆江筑堤，南朝的鄱阳湖筑堤建闸等，长江流域的丰富水热资源得到较大程度开发，形成足以与黄河流域相抗衡的重要农业生产区。此外，造船业也取得了突破性发展，长江流域开始展开大规模航运，史载南朝宋孝武帝西巡“龙舟翔凤以下，三千四十五艘。舟航之盛，三代二京无比”。为方便水路交通，各处运河开始修筑。比如孙吴开凿破冈渎以汇通秦淮与江南运河，使建邺（今南京）成为联络长江与吴会水运的中心城市，商贸迅速兴起。东晋南朝时期，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天文历法学取得重大突破，东晋虞喜发现岁差现象，稍后，祖冲之将虞喜的岁差学说引入历法（大明历），隋唐因之，对长江流域的农业发展帮助甚大。

唐朝政府极重农田水利工程，将兴修水利提高到了法律层面，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水利管理机构，长江流域也随之开辟出了大量良田。尤其是安史之乱过后，长江中下游的淮南道和江南道成为长安朝廷的财赋供应基地，其水利事业蓬勃发展，农业生产随之日盛。中唐时期权德舆指出：“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唐代后期，江东人民还从长期水田耕作的实践出发，改进笨重的直辕犁为曲辕犁，明显降低了犁的受力点，既减轻了扶犁农户的体力消耗，又充分有效地利用了畜力，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中国旧式步犁至此发展成熟，完全定型化”。曲辕犁沿用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除此之外，唐朝江南地区还出现了稻麦复种制、茶林间作与鱼草轮作之法，这不仅令长江流域丰富的水热资源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而且还有利于保持生态的平衡，江南水稻区的农业生产蒸蒸日上。

宋朝时，江南的水田耕作工具已较为配套，起秧、碎土、稻谷扬净等都有专门工具，复种（双季稻和稻麦两熟）技术也较为成熟，加之当时圩田盛行于江南，“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唐末引自越南的较为耐旱的占城稻此时也在江南普遍种植，江南水稻产量得到了极大提高，故南宋中期以来“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广为流传。

综上所述，春秋以迄宋代，随着技术的进步，自然条件更为优厚的长江流域在农业生产方面逐步赶超了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的粮食财富供应基地。

（摘编自冯天瑜、马志亮、丁援《长江文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外因与内因》，有删改）

看花的姿态

迟子建

我是白先勇先生的读者。他的《永远的尹雪艳》和《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在我眼里就像两棵灿烂的花树。尹雪艳是株梅花，而且是雪光中的，极端的娇艳，又极端的朴素，香气淡淡，久经回味；金大班呢，是一簇夜来香，香气扑鼻，那在月夜下闪烁的花朵，恰如多情的眼，在半梦半醒间，温暖着迷茫的人。梅花不管多么经得起风霜，它终有花容不再的时候；夜来香呢，它也终归有寂灭的一天。可是白先勇先生用那枝生花妙笔，让尹雪艳和金大班这两个花树般的人物，获得了地久天长的绚丽。

四月底，青岛的春天正热闹着，白先勇先生来到了中国海洋大学。我刚好在那里给人文学院的学生讲《额尔古纳河右岸》，得以相识。白先生初来青岛，可他似乎并没特别的兴致看风景，他喜欢待在屋子里。王蒙先生请他出来参加活动时，他才会下楼。天凉时，他披着一件人字呢大衣；天暖时，则是一件中式便服。他闲闲的，淡淡的，似乎与春天有着某种隔膜。

我曾经看过白先生的《树犹如此》，是怀念他的同性朋友土国祥的，与得催人泪下，感人至深。文章中，他多次写到花和树。王国祥离去了，白先生家花园中的一棵高大的意大利柏树也随之枯死，花园荒芜了。那株青烟般消失的树，在花园中留下一个巨大的缺口，这道缺口，被白先生形容为“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其内心的苍凉之情，可想而知。我想白先生一定是因为看了太多繁华的“春”，胸中弥漫着旧时光中花朵的沉香，才会在春光中如此的超然、安详。

但他还是爱花的。海大校园中的樱花开得正盛，那天我们去报告厅，路过一树又一树的樱花，他一再驻足观赏，叹息着“太美了，太美了”，他看花的眼神是怜惜的。三月三，大家到崂山的太清宫去，在一处殿门前，逢着一丛朝霞般鲜润的花朵。我看了一眼，便说：“这是芍药。”白先生走过去，大叫：“不是芍药，是牡丹啊!芍药和牡丹虽然在花朵上相近，但叶片却是不一样的。我仔细一看，哦，确实是牡丹。白先勇先生自从将汤显祖的《牡丹亭》搬上昆曲舞台后，对牡丹可谓情有独钟。对于即将要去北京参加青春版《牡丹亭》百场演出的白先生来说，这丛牡丹，无疑是老天为他写就的福音书啊。那丛牡丹姿态灼灼，开得恰到好处，飘洒，浓艳，馥郁，莲蓬勃勃的，没有一朵呈凋敝之态，白先生啧啧惊叹，连称：“不得了，不得了!”我对他说，将来第一百零一场的《牡丹亭》，去哈尔滨演出吧，那儿的市民爱好音乐。白先生笑着说，抗战时，他父亲（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打到了东北，可是蒋介石不让打!他说自己没有去过哈尔滨，当然希望有一天能带着《牡丹亭》到那里演出。

今年的哈尔滨酷热难当。这个时候，我会放下笔来“歇伏”，以读书为主。好书是可以带来清凉的。

我从书架上将郑愁予先生赠送的三本诗集取下。去年十一月我在香港浸会大学时，郑愁予先生刚好由耶鲁大学到香港大学讲学。愁予先生的诗歌，韵律优美，婉约惆怅，在中国港台影响极大。他与白先勇先生一样，根扎在中国台湾，后来到美国发展，执教于名校。

愁予先生爱酒，他和他夫人梅芳请我去兰桂坊，我感受到他爱酒之切。在那家俄罗斯人开的酒吧，他披着大衣在零下三十多度的环境中品尝威士忌。愁予先生喝酒之后谈笑风生，出口就是诗，他的热情能把一个冰冷的人都点燃。近午夜时，愁予先生举着杯，邀我到阳台看海。与其说是看海，不如说是赏月，那晚上的月亮实在太明了。海上月光飞舞，好像海上生了一片白桦林。愁予先生无限感怀，轻轻地哼起歌来。那低沉而忧郁的歌儿在月色中回旋，宛如夜鸟的翅膀轻触着花树。

愁予先生的诗歌意象绮丽，他有一首诗的名字就叫“寂寞的人坐着看花”，读这首诗的时候，我忽然联想起了白先勇先生，想起他看花时那顾眷的神色。他们俩，虽然年过古稀，但他们身上那种美好的情感，从他们看花的姿态上，可以充分感受得到。

有一天，聂华苓老师来电，我跟她聊起白先勇和郑愁予，他们都是她的老朋友了，我说：“他们与我们这代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是风雅的人!”聂华苓叫道：“很对很对!”

是啊，我们这一代人，传统文化的根基浅，缺乏琴棋书画的浸染，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也不够深刻。为什么我们可以写出好看的作品，却难写出有大品格的作品?我想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底蕴还不足，境界还不够深远。我们看花，是用眼睛；而他们看花，用的则是寂寞、沧桑的心。看花姿态的不同，作品所呈现的气象就大不一样了。

我想到愁予先生的几句诗：

我们常常去寺庙

常常去无人的海滩常常去上坟

献野花给好听的名字(有删改）

仰望

(美)保罗·詹尼斯

过街天桥上有一个乞丐。他不会弹琴，不会唱歌，甚至不会在地上书写悲惨的遭遇。所以只是偶尔有人把硬币丢在小盆里，乞丐总算能填饱肚子。另外，还能坚持他唯一的习惯：每天买张彩票。

夜幕降临时，乞丐会回到他的住处——城郊一个废弃的菜园。菜园里有一眼枯井，井边有棵树。这天，跑来一条瑟瑟发抖的小狗。小狗瘦得可怜，试探着在乞丐的小盆里舔舐着，乞丐昨晚用它盛过食物。乞丐小心地把小狗搂进怀里，两个不被牵挂的生命紧紧地依偎在一起。

小狗很聪明，叼着小盆打转。路人觉得惊奇，纷纷把钱放到小盆里。“富裕”起来的乞丐好运也随之降临，他居然中了大奖。乞丐买下这座菜园，建起了一座豪华的房子。不过，他保留了后院的窝棚、枯井和老树。

乞丐迷上了购物，他喜欢服务小姐迷人的微笑。人们称他先生，乞丐高兴极了，有尊严的生活真好!唯一让乞丐先生感到尴尬的是人们对小狗的态度。尽管小狗已经被梳洗得很干净，但斑驳的毛色还是暴露了它低贱的身份。

乞丐决心让小狗从自己眼前消失，他要忘掉卑贱的过去。

乞丐把小狗关在后院的枯井里。井很深，井底很潮湿，除了井壁渗出的水滴，什么吃的也没有。乞丐找了几块肉投下去。

从此，乞丐一个人潇洒地享受服务小姐热情的目光，去参加那些高级派对。好在他总算没有忘记每天往井里投几块肉。在井底，无论白天黑夜，小狗一直仰着脑袋向上张望。可是除了每天落下来的一些食物，什么也没有。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乞丐过得并不快乐。人们微笑的眼神让乞丐想起了动物园里给人们敬礼的狗熊——它看重的只是你手里的食物，根本不在乎你是谁。这个世界上只有那条小狗才是自己真正的朋友，而自己却把它丢到了井底。

乞丐跑到井边，救出他的小狗。看着小狗，乞丐痛哭失声——小狗的脑袋一直朝后仰着。因为在井下待的时间过长，小狗的脖子已经无法伸直，只能仰着头在地上打转。

乞丐每天领着小狗游走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他把钱施舍到其他乞丐手中。在感激涕零中，他感到了满足。于是乞丐有了新打算，他通知乞丐们每天到他这里来领钱。

消息迅速传开，领钱的队伍越来越大。半夜，乞丐被街上传来的吵闹声惊醒。透过窗子他吓了一跳，有人披着毯子，有人支起帐篷，就像排队在买当红歌星的演唱会的门票一样。天还没亮，电视台的人来了，晚上的新闻播出了这一盛况。

第二天，人们像潮水一样涌来。队伍越排越长，警察不得不赶来维持秩序。乞丐沉醉在自己的壮举之中，每天奔忙于银行与家之间，钱像水一样流了出去。直到有一天，银行通知他，他的账户已没有一分钱了，乞丐不得不宣布——他已经没钱可发了!人们开始咒骂，并向他的房子冲去，一块块石头飞向门窗。眼看疯狂的人们要冲进屋里，吓坏了的乞丐带着小狗逃到了后院，他急忙爬下井去，甚至没有来得及把小狗带上。乞丐快要到达井底的时候，绳梯拴在树上的一端突然断开，乞丐和他的绳梯一起摔到了井底。疯狂的人们捣毁了房屋，拿走了所有东西。好在没有人发现井里的乞丐。

半夜，乞丐开始喊救命，可除了小狗，没人知道他在井底。乞丐对着太阳喊，对着月亮喊，有人能够听见。小狗每天四处寻找食物扔下来，变了味的骨头，发了霉的面包，扔下什么乞丐就吃什么。有一次，小狗扔下一只死猫。一连几天小狗没有往下扔东西，乞丐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只能靠舔着井壁上渗出的水珠活着。乞丐望着井口的天空，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一天早晨，井口隐约的说话声惊醒了昏睡中的乞丐，他拼尽全力喊了起来。被人们用绳子吊了上来，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

“要不是这条小狗死在井口上，没有人能听见你的喊声。”乞丐看见了枯瘦如柴的小狗，它是被饿死的。

乞丐把小狗埋在后院。人们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不过有人记得，他走的时候脖子一直朝后弯着，眼睛直盯盯地仰望着天空

(选自《保罗·詹尼斯文集》，有删改)

长期以来，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特征存在着不同理解。一些观点认为，中华文明属于大陆文明，中华传统文化以大陆文明为底色，与海洋关系不大。这种观点的形成原因较为多样和复杂，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是一个重要来源。黑格尔就提出东西方拥有不同文明体系的观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大陆文化，是僵化和停滞的；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海洋文化，是进取和创新的，这种文化的差异造成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差异。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不符合历史实际。

中华传统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文化，是多元同构的文化，海洋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质。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陆地和海洋的双重品格，海洋特质是其鲜明的文化特征之一。中国既有广袤的大陆，也有辽阔的海疆，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悠久的海洋文化，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传统文化的海洋特质孕育于远古时期，考古学家在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就发现了海蚌壳、海鱼骨等遗存。

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对海洋的认识与利用逐渐丰富和拓展。秦始皇曾数次东巡，并派徐福率众东渡，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海上航行的明确记载。《庄子》《山海经》等大量早期古代经典文献中也都不乏对海洋的描述，特别是刳木为舟、煮海为盐等记载，都是时人利用海洋的真实写照。汉代则有了国人走向远海更为具体的文献记载，“海上丝绸之路”开始扬帆远航，贸易与交流东到日韩，南至东南亚各国。

六朝隋唐时期，对于海洋的探索与开发显著推进。三国时期，造船技术进一步提升，魏国曾在青、兖、幽、冀四州大造海船，当时东吴的造船业最为发达，船舶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分隔舱技术，即使个别船舱受损进水也不影响航行。据史料记载，孙权曾派遣船队进行了数次大规模海上远航，远至东南亚等地。唐代不仅陆上疆域广阔，对于海洋的控制和影响也实现了空前拓展。唐代的造船技术更加高超，船体设计、船帆制造以及轮桥起重技术等诸多领城都有新的发明。在与日本等国的海战中，唐朝船队多次取得胜利。唐代开始设置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交往和对外贸易，这是针对海洋经贸最早的官方常设机构。沿海港口城市也随之快速发展，广州、宁波、泉州等地都有规模很大的港口。《新唐书·地理志》等典籍对于当时海洋贸易、对外交往等的记述更为详尽，记录了从广州出发，经越南、印尼等地绕过马六甲海峡到达西亚的远洋航线及沿线各国风貌。

宋元时期，古代中国的海洋文化发展达到一个相对的高峰。宋代特别是南宋高度重视海洋贸易，明确提出了“开洋裕国”的基本国策，建立了更为完备的市舶机构，对海洋贸易采取了宽松开放的政策，对外贸易的重心从陆上转至海洋，航海技术进一步提升，海洋文化的发展进入繁荣时期。

明清两朝是海洋文化跌宕起伏、曲折发展的时期。一方面，明代前期经由海洋的对外交流达到巅峰，郑和率领规模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航路最远抵达非洲，时间跨度长达近30年，是古代航海史上规模空前的壮举。另一方面，明中叶之后，明清两朝不同程度推行过一些“海禁”政策，甚至进一步发展为闭关锁国，阻滞了海洋文化的发展。

基于对中华传统文化各历史阶段的总体性特征的研判，不难看出其鲜明的海洋特质。文化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形成的，同样也不是一个时期的停顿或波折所能截断的，历史长河在征途中激起的浪花乃至曲折的迂回，并不能改变其奔流入海的大势，明清海洋政策阶段性变化造成的影响也无法抹杀中华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海洋特性。

同时应当看到，中华传统文化是多元同构的文化，就文化内涵的诸多构成特质而言，海洋文化特质与其他特质并非相互割裂、各自孤立的存在，而是有机共生、同构融合的关系。正因如此，中华传统文化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开放包容、开拓进取等精神内涵不断得到增强。首先，开放包容是中华海洋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例如，妈祖信仰是海洋文化开放包容精神的一个生动例证。宋代以来，妈祖信仰不断丰富发展，如今其影响遍及世界各地。就文化特征而言，妈祖信仰蕴含的大爱精神正是海洋文化开放包容特征的重要体现。其次，开放包容也是中华海洋文化的基本特质。纵观西方几百年来的海洋史，可以说是一部殖民和掠夺的历史，在海洋贸易的过程中带有强烈的侵略性和扩张性。但中华海洋文化具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传统。早在两汉时期，中华先民的海洋活动就以各国的相互交流、往来互信为主要内容，体现了开放包容的精神。再次，开拓进取是中华海洋文化的重要精神特质。大海波涛汹涌，深广难测，这一自然属性令海洋文化富于开拓冒险精神。我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沿海各地区的百姓很早就有搏击风浪、逐海谋生的传统，逐步形成了充满活力、敢拼会赢的社会文化氛围。

（摘编自林大志《浅谈中华传统文化的海洋特质》）

材料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节选）

①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就是探讨天道和人道的关系，什么是天道？就是讨论天地的来源和自然的法则。还有人道，人道就是人自身的和人类社会的道理．朋友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探讨天道和人道的关系，那你为什么不提一下就是“天人合一”呢？我的看法是，“天人合一”只是天道和人道关系的一种看法，一种很有价值的看法，但不能用“天人合．”来代替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主题，因为还有其他方面例如，古代除了讲“天人合一”以外还有“天人相分”，天和人既相分又统一。这种观点也有很深刻的理论思维的意义，我不赞成用“天人合一”，在座的朋友们都很熟悉，西汉时期，董仲舒适应当时大一统国家的需要，提出天人感应说，我的老师侯外庐先生一直都认为这是神学的命题，它也是“天人合一”中一种观点，一种理论体系。不去区别“天人合一”这一理论里的不同情况，认为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我觉得有些不妥当，也有些不全面，所以我的看法是天道和人道的关系是传统文化的主题政治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等等都和这个主题有关系，它的涵盖面很宽，把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可以概括进来。

②紧接着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主题，而不是其他的主题。和古希腊比较起来，它就不是这样一个主题，它的主题很可能就是恩格斯所讲的存在和思维的关系主题。存在和思维的关系的主题套用在中国文化上就有点套不进去了。要从各自民族的具体历史事实出发，这是由中国的历史所决定的，而且是由中国历史跨进文明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中国由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社会，我们这条路的走法，它的特点和希腊的不一样，有我们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我想稍微列举一两条。中国有很长的农耕的历史。现在考古学里有一个分支，叫作“农业考古”，农业考古告诉我们，距离今天7000年，在江南某些地区就有稻米了。农业考古不是凭想象的，要看地下发现的东西，要看有没有稻米、稻谷的种子。实际的东西，是历史的直接见证人。在今天的浙江省余姚，有一个河姆渡村，在河姆渡村的东北发现了一个遗址，1973年开始发掘，后来考古学家给了一个名字，就叫河姆渡文化。在考古学上是一种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实际上也属于仰韶文化。考古学家认为，在河姆渡发现的遗址距离现在7000年左右，已经发现这里适合种植稻子。在座的同志估计都到这古城西安，到西安以后，有一个地方大家是必要看的，就是半坡遗址，距离今天西安城东面不是很远，半坡遗址整个的规模、当时我们的先民住的什么房子、用的什么陶器，大家看得一清二楚，距离今天6000年。遗址中发现了几斗谷子，我们北方人叫谷子，谷子磨过以后，把谷子的皮去掉，就成了我们今天的小米。我们还可以看到，半坡遗址的很多土颜色发黑，为什么发黑呢？考古学家研究，当时种小米用烧荒的办法，烧荒以后土壤比较松软，便于种谷子。例子不止以上两个。考古学得出一个结论，距离今天6000年到7000年，南稻北粟的农业基本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原始农业靠天吃饭，因此要解决一个天和人的关系，要研究天道和人道的关系。天道和人道成为传统文化的主题不是偶然的，是由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农耕历史所决定的。

③《周易》这部古籍里这样说：君子必须懂得两门学问，一门学问是天文，了解时间的变化、季节的变化，把农业生产搞好。与此相称的，还要了解人文。“人文”这个词并不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首先出在《周易》这本书里。懂得人文，“以化成天下”，是说懂得社会制度、懂得做人的基本准则。做一个文明的人，就必须懂得人文，提得很好。我们的祖先很早就主张学天文，这和农业生产有关；学人文，人自身的道理、社会制度的道理，这两方面缺一不可。《尚书·尧典》里就有“文明”一词。文明指什么呢？文明就是指治国者的道德品质、才能就像太阳一样光芒四射，叫作“文明”。文明是和野蛮对称的，文明多一分，野蛮就少一分，文明进一尺，野蛮就少一寸。在春秋时期，有一个大的论争，论争“文野之分”，要把文明和野蛮区别开来，当时的先进人物都打着文明的旗号来反对野蛮。荀子说：“不敬文，谓之野；不敬文，谓之瘠，君子贱野而羞瘠。”（《荀子·礼论》）什么是历史？我想给历史做这样一个界说，恐怕大家是赞同的。今天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就是人类创造文明的历程。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创造文明的漫长历程。5000多年的文明史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人们在历史的过程中创造文明的经验和教训就叫作“文化”。人们在历史过程中要创造文明、建立文明、推进文明，在这个方面积累的经验我们就叫文化，这是正面的。但是文化里也有糟粕，也有教训，那种神秘主义，那种和时代不协调的东西，如迷信、愚昧等等，就是文化中的糟粕。所以文化离开文明这个总的目标就说不清楚了。总之，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可以这样去表述：讨论天道和人道的关系。

（张岂之新世界出版社《中国高层讲座》2006年7月第1版，有删改）

材料二：

从科学发展看环境法的使命（节选）

首先，（   ）如果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以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为矛盾双方，那么，由发展引发的“人——天”矛盾实际上包含经济建设与自然的矛盾、社会建设与自然的矛盾、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矛盾三类矛盾。仅从矛盾的复杂性上看，反映“人——天”矛盾的发展不可持续问题就比发展不平衡问题、发展不协调问题更难解决。其次，（   ）“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瓶颈”不是可能出现的瓶颈，而是已经出现的瓶颈，一些地方的生态环境承载力已近极限。情势如此严峻是因为，“发达国家两百多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现阶段集中凸显”。最后，（   ）在“人——天”关系中，人是被决定的，在本质上是被支配的。比如，环境承载力是由自然决定的，而不是人决定的。人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环境承载力，却无法对环境承载力产生决定性影响。人类面对资源环境瓶颈，不能根本改变资源潜力，只能更有效地利用环境容量。如果说人类可以用创造更多劳动产品的方式化解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可以用创立新的收益分配制度的方式解决低收入阶层与富有阶层之间的矛盾，那么，（   ）如果一定要用创造这个概念的话，那就是创造更能适应环境要求的生产技术、消费方式等，即适应性造。

（徐祥民《从科学发展看环境法的使命》，《新华文摘》2016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