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丁酉新春，旨在“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的“中国诗词大会”风靡全国，“圈粉”无数。在“一笑二闹三跳四唱”的娱乐节目时代，“中国诗词大会”以优雅的方式脱颖而出。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是因为内心对于精神雨露的渴求，而传统文化正是精神雨露的源头活水。诗词大都比较凝练，朗朗上口。阅读诗词，人们享受着语言美感带来的欢愉，同时也能感知诗词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这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生活视野。阅读诗词，体悟诗词作者的心境，跟他们进行心灵对话，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生活的感知能力，学习像诗词作者一样去感受和思考生活。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还因为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较快，每天八小时上班，满负荷运转，单调乏味的生活让人感觉压抑，而读诗可以暂时疏解内心的阴郁。“中国诗词大会”以引人入胜的形式吸引人们亲近诗词，从诗词之美中获取生活的诗意。

生活需要诗意，但诗意并不自然而然地存在。一个人只有徜徉于诗词、发现诗意，才能在与诗词相会的过程中提升文化素养，让心灵空间更饱满。生活不只是柴米油盐，还有诗和远方。

（摘编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记者李兆清）

材料二：

    近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了诗词大会的主创团队。央视科教频道总监阚兆江说：“诗词是情感的抒发，节目集中展现了中华诗词文化的魅力，引发了广大观众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也坚定了国人的文化自信。‘百人团’成员最小的7岁，武亦姝16岁，陈更20多岁，看到他们那么年轻，就觉得中华文化后继有人。”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无数次被用来形容诗词大会选手的一句话。“中国诗词大会”总导演颜芳回忆，第二季总冠军、上海复旦附中的学生武亦姝，无论是在地方选拔还是在现场比赛中，都特别淡定。“她得冠军的那一刻，我们想把摄像机推上去给个表情特写，结果发现没必要，她脸上特别平静。”

    也许，传统诗词已经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些遥远，而诗词大会正在拉近这个距离。

    阚兆江透露，其实诗词大会的题库内容85%以上来自中小学课本，所以对观众而言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我们不是文人雅士的沙龙，得让人看得懂，从大家熟悉的诗词名篇切入，可以拉近和观众的距离。”阚兆江说，“每一道题不仅是题目，还是话题的开启，让诗词和古今生活有一种联系。我们不是要做一场考试，而是想通过诗词陶冶人们的情操，滋养人们的心灵。”

    所以，诗词大会的题目都颇“接地气”。比如，把“减肥”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联系，把“化妆”与“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联系，“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对应的则是“购房”——都是当下年轻人关心的话题。

    诗词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颜芳说：“其实诗词的功能至今没有失去，写诗就跟发朋友圈一样，都是情感的表达，很有趣，也很时尚。”

    诗词大会落幕，而青年一代的诗意生活方兴未艾。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记者蒋肖斌）

材料三：

    诗词综艺火爆，最近令朋友圈和各种群话风突变，忽如一夜春风来，答题对诗、玩“飞花令”蔚然成风。众声喧哗之下，舆论也出现了反弹，如“从诗词大会生出学霸情结是一种不堪”“诗词大会说白了还是一场电视秀”等。

    16岁的上海女生武亦姝获胜，成了风靡网络的古典风少女偶像，与新媒体喧嚣传播形成对照的是，女孩淡定拒绝了媒体采访。江苏省盐城中学语文老师刘百生告诉记者，“会背古诗的孩子成了古代才女的代名词，成了令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但热潮总是令人警惕，这不代表咱们的诗词教育很成功，反而说明国民整体古诗词修养很缺。爱好古诗词在当下还是颇为小众。”

    在节目中，九宫格、干扰项、抢答等定输赢的方式，也让教育界人士嗅出了“应试”味道。也有选手靠“蒙”答对题目，在一些老师看来，这就是当下应试教育最厉害的地方，以答题技巧制胜，这个节目俨然一场标准化考试。

    “应试思维”是始终令教育界人士矛盾的纠结点。“应试思维”模式导致古诗词多被视为“语言材料”，学生们只是机械记忆与练习，记知识点多过传播文化，背离其作为“文学”和“文化”的本质。

    近年来，被誉为“综艺清流”的“百家讲坛”、汉字听写大会、成语大会等文化盛会风靡一时，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淡漠似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追捧这些文化盛会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中国文化中最精致的文字有一种膜拜的心理，即使如今浸淫于网络语汇，仍心向往之。这也是现在的家长在孩子三四岁时就令其背古诗的原因。可惜，孩子的精神生活最终仍被奥数和考级等占据，缺失了“诗和远方”。借古诗词学霸爆红的契机，教育界人士期待能在全社会的努力下，改善古诗词教育的整体氛围，以减少孩子的背书之苦，让孩子带着热爱，去惬意感受和品味古诗词之美。

    当喧嚣的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有了一次次美丽的“邂逅”，中华文化基因逐渐苏醒，这危机中的微曦，则弥足珍贵。

（摘编自《扬子晚报》，记者张楠）

材料一：

    诗词，除了课堂与考试，也可以变成《中国诗词大会》这样的综艺节目，引发全民追捧；二胡，除了街头与舞台，也可以走进直播平台，中央民族乐团中胡首席蔡阳的一次演出，吸引21.5万观众；故宫除了景点与博物馆，也可以化身折扇、玩偶、便签，一年文创产品的销售额达10亿元……传统文化，正抖落历史的尘与土，脚步轻快地跟上了时代。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其中提到“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改造陈旧的表现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普及中华诗词、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举办经典诵读、国学讲堂、文化讲坛、专题展览等活动。鼓励媒体开办主题专栏、节目。利用互联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网络传播”。这为传统文化的开发挖掘指明了道路：既保有传统的魅力，又带着时代的创意。

    谈及传统文化，言必及深邃与厚重。同时，任何一种文化，其生命力也来源于开放性与多义性，来源于多维度阐释的可能。古语云：“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传统文化也是如此，任何人取一星火光，都可收获智慧的启迪。正如一曲《琵琶行》，在陈寅恪先生的笔下，成就了《元白诗笺证稿》这样的名著；在今天“90后”“00后”的手中，变成了网络上一曲流行歌曲。正因为可以取之而不竭，文化才能呈现出多元丰富的包容。

    季羡林先生留学德国时，选修了一门梵文课，课堂上只有他一个学生，“绝学”的凄凉景象大抵如此。传统文化要避免“绝学化”，就不能只有“阳春白雪”一种样态，也不妨亲近“下里巴人”。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的观众人数累计达到11亿人次，在这些人里，又有多少懵懂少年，喜欢上了诗词？有多少普普通通的人，感受到了诗词的韵味？诗词变身综艺，乐器走进直播，这些传统文化找到了新的落点，也就有了焕发新一轮蓬勃生命力的可能。当然，强调传统文化的创新，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要媚俗，自降格调来满足所有人的口味。传统文化的阐释不是没有下限的，它不能走上市侩化、神秘化、功利化的套路。我们对传统文化有足够的信心，平上去入、唱念做打、银钩铁画，自有它的魅力。对传统文化的诠释，如果从形变变成了神变，模糊了本来的面貌，反而是打着弘扬的旗号，却丢弃了内在的魂魄。

（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5月10日期）

材料二：

    一场二胡直播吸引21.5万用户，一位古筝主播年收入超千万元--平日里许多传统艺术表演家想都不敢想的受关注度，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一些进军网络直播平台的传统音乐艺术表演家身上。箜篌、古筝、琵琶……这些普通人在古诗词里读到，却没有什么机会看到的乐器，正由演奏者在直播平台上真实展现。平日里“冷门”的传统乐器，为什么放到网络直播平台上就“火”了？这首先要归功于互联网传播的助力。比如，中央民族乐团中胡首席蔡阳，平时如果到国家大剧院演出，观众最多的时候也不过2000人左右。这还是在文化资源和传统艺术爱好者集中的北京。但是，一旦网上直播，艺术传播突破了时空障碍，全国甚至全世界喜欢这门艺术的人都可以观看。

（摘自人民网2016年4月7日）

材料三：

    全国政协委员、非物质文化保护专家田青表示，传统艺术要坚守住本质的东西，不能为了迎合流行而搞“转基因”。田青委员坦言，在传统艺术保护问题上自己是“保守派”，传统艺术要坚持自己本质的东西，不能“转基因”。“转基因的结果就是迎合人，这不是艺术家要做的事，艺术家要有自己的坚持和创造。”田青认为，对于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让自己原汁原味保持自己的基因不变非常重要。“假如为了迎合年轻人，所有的戏剧都改成流行音乐了，那干吗还要200个剧种，”田青表示，传统艺术的从业人员要坚持自己的底线，比如昆曲古琴要有一定文化积累和修养才懂得欣赏，不能因为听众现在还没达到这一修养就迎合。

（摘自《中国日报》2015年3月3日）

材料一：

    由于相关企业对爱立信在中国知识产权许可业务的投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启动了对爱立信相关许可业务的调查。5G时代即将到来，对于手机厂商来说，如果不能早点解决专利收费标准的问题，日后将需要花费更多资金在专利费上。

    面对未来市场，数以亿计的5G手机出厂，高通已经公布了巨额的专利使用费，爱立信也公布了专利收费标准。华为因为在5G领域也占据了较大的份额，也将会公布自己的收费方案。华为相关人士表示，华为5G专利售前费用不按整机收费，而且华为重申不敲诈社会与商家，价格非常透明，比过去的4G专利授权费用更低。数据显示，华为已在全球范围签署了30多个5G商用合同。

    专家指出，爱立信、高通等不会只谈5G专利，5G是在2G、3G、4G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每一代都需要用前一代的技术，也就是说高通、爱立信、诺基亚等在收取费用时会称，5G也用了第一代通信技术2G的基础性专利，需要交专利费。5G时代这些专利都存在，尽管中国厂商的话语权上升了，但是专利费该上交的还是要上交。

    （摘编自石飞月《爱立信被调查，电信设备商的垄断反噬》，《北京商报》2019年4月15日）

    材料二：

    随着5G网络的研发，目前华为已经在全球获得了超过30个订单，所建的基站已经超过了2.5万个。目前的华为正在积极和国内的运营商寻求合作，力图在全国范围内开启5G服务。

    目前华为在5G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得到国内外媒体的夸赞。美国有专家说，如果美国将华为拒之门外，那么美国的5G网络将会落后于中国。华为对于自己的5G技术十分自信，目前华为本着造福全球的态度，将自身的技术廉价提供给各个国家。毕竟在价格方面，华为要比诺基亚、索爱以及三星的便宜许多，而且速度更快，技术更好。不少发达国家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国民用上更好的网络服务，现在不得不开始考虑要和华为进行进一步的合作。

    当然5G网络的普及和发展也还在继续，目前全球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都还没有正式大规模地接入5G。作为国内通信行业的老大哥，华为要想在全球范围内继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还需要不断突破自我，研发出更先进的技术。

    （摘编自（华为5G又一次被认可》，搜狐网2019年2月13日）

    材料三：

    2017年、2018年移动基站全球份额比较图

材料四：

    日媒称，日本将与欧洲联手，面向未来通信标准“后5G”启动共同研究。在5G领城，中国等国大幅领先，日本力争通过“后5G”技术实现反攻。

    研究团队在德国进行的预备试验中，尝试使用70GHz和240GHz带宽的电波进行通信。而目前面临的课题是通信区域变小。电波频率越高越接近光的性质，电波难以到达远处。因此将需要更多的基站。基站之间将不使用光纤，而是使用研究团队开发的无线通信来接连，以降低成本。预计“后5G”技术将在2030年代推向实用化。报道称，在超高速无线通信系统、新一代通信标准5G领城，全球通信设备巨头掌握着主导权。从移动基站2017年的全球市场份额来看，中国的华为高居首位。日本企业方面，目前在5G技术开发方面落后于人。

    研究开发的关键在于电波的高频率化。这对于提高通信速度和确保电波带宽来说不可或缺。日本企业在高频率电子零部件领域握有很高市场份额。川西教授表示“为对抗全球企业，有必要从现在开始面向‘后5G’时代推进研究”，将发挥日本的强项，力争借助“后5G”技术实现逆袭。

（摘编自《日本欲联手欧洲靠“后5G”技术逆袭》，《参考消息》2019年4月15日）

材料一

    一个成熟的人最终能达到他既是自己的母亲，又是自己的父亲的高度。他发展了一个母亲的良知，又发展了一个父亲的良知。母亲的良知对他说：“你的任何罪孽，任何罪恶都不会使你失去我的爱和我对你的生命、你的幸福的祝福。”父亲的良知却说：“你做错了，你就不得不承担后果；最主要的是你必须改变自己，这样你才能得到我的爱。”成熟的人使自己同母亲和父亲的外部形象脱离，却在内心建立起这两个形象。同弗洛伊德的“超我”理论相反；人不是通过合并父亲和母亲，从而树立起这两个形象，而是把母亲的良知建筑在他自己爱的能力上，把父亲的良知建筑在自己的理智和判断力上。成熟的人既同母亲的良知，又同父亲的良知生活在一起，尽管两者看上去互为矛盾。如果一个人只发展父亲的良知，那他会变得严厉和没有人性；如果他只有母亲的良知，那他就有失去自我判断力的危险，就会阻碍自己和他人的发展。

（摘编自弗罗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

材料二

    青年正处于由不成熟向成熟过渡的阶段。青年由于自我意识不断强化，成长成才目标日趋明确，文化道德修养逐步提升，这使得他们对自己、他人、社会的责任意识不断增强，行为方向、方式、方法日趋稳定，对行为效果和目标的预判能力逐步提升。当前社会环境中的积极因素也广泛影响当代青年精神价值追求，对外开放使中西文化相互碰撞、对比、交汇，拓宽了广大青年的文化视野；互联网的普及把不同时空、各个领域的信息及时、全面地展现，增强了广大青年对信息的分辨、比较、选择的能力；社会竞争的全面深化在考验青年的承压抗挫能力的同时，也不断激发青年奋斗的激情，挖掘广大青年的潜能。‘正是社会的开放性、信息化、竞争性与民主性，赋予了当代青年精神追求的稳健性，使他们能站在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与面向未来的高度观察、思考问题，并确立自己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当代社会流动变动加大，偶然因素增多，突发事件频繁，各种风险不断，缺乏生活经历与社会经验的青年面对这些客观影响，容易产生思想矛盾、心理冲突、情绪波动乃至行为偏激、冲动，对青年的身心健康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可以说，处于由不成熟向成熟过渡时期的青年，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有时相对稳定和成熟，有时又易变和突发，有一定的冲动性。

（摘编自朱白薇、郑永廷《论当代青年精神追求的基本特征》）

材料三

    习近平总书记说：“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青年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自觉成为中国梦的传播者与践行者，要以责任诠释“新青年”，以行动践行中国梦。

    如同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自己的父母一样，我们同样无法选择自己的国家。国家兴旺与每个公民息息相关，国家是个人命运的一部分。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心系国家更是每个有志青年理当肩负的责任。青年人在逐梦之时，应该紧跟历史潮流，把握时代脉搏，将个人梦融入中国的梦。惟其如此，青年人才能因这梦想的共振，而更有激情，更具力量，更具使命感和成就感。历史的经验表明，青年强，则国强；青年有梦，则国有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人人有责，青年尤甚。

（摘编自蔡虎堂、张继春《托起中国梦——中国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际遇，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点之一为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何为“新基建”？日前，国家发改委明确范围，新基建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职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具体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三个方面。

（摘自韩鑫《新基建如何加速落地》，《人民日报》2020年6月7日）

材料二：

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产业化升级，新基建的谋划布局早已展开，为何要选择此时按下“快进键”？

这一决策既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客观需要，更是在深刻洞察和把握世界科技与产业变迁大趋势基础上作出的战略抉择。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传统基建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和产业渗透率下降的挑战，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对冲疫情影响、优化投资结构、刺激经济增长的有效方法。疫情期间线上需求的集中爆发，展现了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带动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潜力，客观上也打开了新基建的窗口期。

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原有基础设施体系的不适应问题更加凸显，基于新时代新使命，基础设施体系也必然要进行战略性调整。加速推动新基建，价值不仅在眼前。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具有一定超前性，投资新基建，实际上是投资未来，服务长远。新基建是围绕科技这一经济新硬核掀起的基础建设浪潮，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强大“数字动力”，为高质量发展蓄能。

（摘编自吴月辉等《为新基建注入强动力》，《人民日报》2020年6月8日）

材料三：

中国出台经济扶持计划，以帮助国家摆脱疫情引发的危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表示，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6000亿元，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

这一金额看上去是天文数字，但以中国的标准而言不足为奇，这表现出的更多是审慎。考虑到至少最近一年经济形势和疫情的不确定性，中国政府没有匆忙将资金注入经济。他们从2008年到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吸取了这一教训。

在一揽子应对危机的措施中，很大一部分将用于扶持提供了超过70%城市就业的中小企业，为此中央政府将向税收优惠、贷款利率和自然垄断产业关税补贴投入资金。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没有宣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目标。

大部分投资不会用于道路和桥梁，而是用于被中国理解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新一代信息网络、5G应用、数据中心、充电桩、换电站等设施。中国将力求借这一机会，建成向“工业革命4.0”过渡的基础设施。

（摘编自《俄媒关注：中国“新基建”助力“工业革命4.0”》，《参考消息》2020年6月6日）

材料一：

如果想证明“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你就会去观察一大堆白色天鹅；当你看到无数天鹅都是白色的，会觉得这个假说似乎很合理。从“我见过的天鹅都是白色的”推出结论“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这种推论方式就是归纳法。演绎法则是跟归纳法很不一样的逻辑论证：如果前提是真的，结论便必定为真。举个例子，“所有人终究会死”与“苏格拉底是人”两个前提（大前提与小前提）都为真，据此得到的结论“苏格拉底终完会死”是合理的。演绎法是“从一般推出特殊”，而归纳法则是“从特殊推出一般”，从一组观察资料来论证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归纳法的问题在于：就算你进行再多观察，只要有一个反例就可以推翻你的普遍化主张。例如：正巧有一只黑天鹅出现，“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就会被证伪。

许多科学家与哲学家都相信，做科研就是找出证据来支持自己的假说。如果像他们一样认为科学进步是靠着归纳法，那么你就必须面对归纳法自身存在的问题。科学怎么能以如此不可靠的推论方式为基础呢？波普尔则干净利落地避开了这个问题。根据他的说法，科学不是靠归纳。科学家是从一个假说起步，即依据现有的资料来猜测现实的本质，警如“所有气体在加热后都会膨胀”。科学家的下一步是去找到办法来测试假说。在上面的例子中，便要去找一大堆不同种类的气体来加热。但测试并不是要找出证据来支持假说，而是观察这个假说能否经得起种种证伪的尝试。只要有一种气体被加热的时候没有膨胀，就足以破坏“所有气体在加热后都会膨胀”的假说。如果通过一个反例驳斥了一个假说，那么就会带来一点新知：知道那个假说不是真的。科学的进步是因为科学家从错误中学习。观察到一大堆加热时确实会膨胀的气体，不会带给我们知识，或许只是让我们对自己的假说多一点信心。但一个反例就真的能教会我们一些事情。波普尔认为，任何科学假说的关键特征是必须有“可证伪性”，这也是它与“假科学”的差异所在。一个科学假说是你有机会证伪的东西，它做出的预测有可能被证明为误。如果我说“有个无法侦测到的隐形小仙子使鲜花盛开”，那么没有一种观察能够证明我的说法有误。如果小仙子是隐形的，又不留任何痕迹，就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证伪他们存在的主张。它没有“可证伪性”，所以根本不是一句科学陈述。根据波普尔的说法，科学家所做的事情是试图证明他们的理论为假。检验一个理论就意味着要看看它是否能被证明为假。一个典型的科学家先从一个大胆的猜想成推测出发，然后会试着用一连串的实验或观察来削弱这个猜测。科学是令人兴奋的冒险事业，但并不证明任何事情为真；它只是不断证伪来抛弃错误的观点，对原假说进行更新，在此过程中不断逼近科学真理。科学家特别喜欢波普尔将科学研究描述成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觉得波普尔了解他们实际上怎么做研究。 

（摘编自奈杰尔·沃伯顿《从错误中学习》，吴妍仪译）

材料二：

波普尔一再强调“证伪”，反对“证实”，为此提出“逼真度”和“可否证度”两个概念。“逼真度”指的是一个理论接近客观真理的程度。“可否证度”则指一个理论陈述的对象的普遍程度，涵盖的对象越普遍，就越容易被证伪，可否证度就越高。一个“可否证度”高的理论，还需要借助于观察和实验来判定其好坏，波普尔称之为“确认”。“确认”是指一种假说暂时能经受住事实经验的检验而未被证伪推翻。一个理论如果“可否证度”很高又能够被不断被“确认”，那么它就有着更高的“逼真度”。

实际上，波普尔所反对的“证实”是早期归纳主义的“完全证实”，而不是逻辑经验主义所说的“证实”即“确证”。早期归纳主义主张用不完全归纳的方法证实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全称命题）。后期归纳主义的代表逻辑经验主义对此观点进行修改完善。他们认为，“证实”并不意味着从基于个别事实的单称命题推出全称命题，而是通过一个个单称命题证实的积累，不断地趋近于对全称命题的“确证”，目的是通过既有证据的不断“确证”、积累而逐渐趋近于科学真理。在引入了“逼真度”和“可否证度”等概念之后，证伪主义实际上与逻辑经验主义殊途同归。证伪主义将“证伪”作为趋近于科学真理的必经过程，证伪的思想中蕴含着“证实”倾向。不过，它比后者高明的地方在于，从“证伪”的角度来考察一个理论，能更好地解释“科学革命”，这是渐进积累式的归纳主义所做不到的。

总之，我们不能将“证实”和“证伪”对立起来。事实上，对一个理论的证伪往往伴随着对另一理论的证实；而一种理论的发展，既需要证伪，也需要证实。证伪注重对旧假说的淘汰，有助于新假说的提出；在证伪后对新假说进行证实，同祥重要。只有新假说经受经验事实的检验，才算是完成一次完整的科学发展。

（摘编自林艳、雷嘉棋《波普尔证伪主义思想中的证实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