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之翼

李青松

    1927年，世界上第一架无人机在英国皇家海军“堡垒”号军舰上问世。中国无人机研制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刘亚楼、钱学森等都曾提出过“要造出我们自己的无人机”的构想。1966年12月6日，“长空一号”首飞成功，共和国拥有了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无人机。

    完整意义的无人机，指的是无人机系统。这个系统是由无人机平台、任务载荷、起降系统、测控与信息传输系统及地面保障系统等组成。无人机无人驾驶，因此被冠以“无人”，实际上，它具有多重有人驾驶飞行器的特征和功能。有的无人机也可以载人，比如，以色列“空中骡子”无人机，它垂直起降，载人载物，不吝力气。

    常见的无人机有三种类型。其一，固定翼。就是翅膀固定，靠流过机翼的风提供升力。一般而言，军用无人机多是固定翼。其二，是直升机。靠一个或者两个主旋翼提供升力。其三，是多旋翼。就是具有四个或者更多旋翼的直升机。按用途来分，无人机可分为军用无人机、面向行业应用的工业级无人机和面向大众玩家的消费级无人机。工业级和消费级均属于民用范畴。

    无人机系统种类繁多，在重量、航程、飞行高度、飞行速度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美国的“全球鹰”是无人机中的巨无霸。就续航时间、飞行距离和飞行高度而言，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无人机。“彩虹”无人机系列，是中国军用无人机中的尖兵。“彩虹”察打一体无人机（目前，察打一体无人机主要由中美两国设计制造），复合式挂架，可挂载十六枚空地导弹，载重量可达一吨，顷刻间就可以摧毁一个坦克连。续航时长四十小时，最大飞行距离超过一万公里。外电报道说，这是中国无人机里“最可怕的杀手”。“彩虹”的太阳能无人机，不用加油，耐力极强，可军用，可民用。

    无人机又被唤作空中机器人，其运行方式是人类永远所不能的。它并非抢走了我们的工作，而是开始进行我们无法从事的工作。民用无人机除了航拍以外，能做的事情很多。植保、救援、防火、防虫、巡护、测绘、检测……它可以做许多超出我们意料的事。可惜，会操控植保无人机的飞手少之又少。

    在中国，民用无人机领域群雄并起，除了大疆，还有昊翔、亿航、星图、零零无限等等。如果说全球民用无人机市场十分天下的话，那么中国占七成，欧美占两成，其他加起来也不过一成。

    1981年，发明了氢弹的特勒说：“无人机的重要性，堪比20世纪30年代的计算机。”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谁掌握了天空，谁就掌握了未来。

（节选自201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陆地边疆治理结构的调整

    中国最早的边疆，是在陆地疆域内划定的。在整个王朝国家时代，边疆基本上就是不同于华夏族的其他民族群体生活的区域。有的学者指出：“在中国历史上，‘边疆’是一个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概念。它最初只是泛指相对于中原地区的‘四夷’，其地域并不确定。”边疆治理尽管内容复杂且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是围绕处理族际关系而展开的，基本上是实行“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内外有别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实现了由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根本性转变，国家的边疆构架也随之而进行了调整。但陆地边疆治理中的“族际主义”传统并未根本性地改变，“族际主义”的取向仍然在延续甚至得到强化。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陆地边疆，族际关系中的矛盾仍然是突出而典型的边疆问题，本身就十分复杂，同时还与其他的边疆问题纠缠在一起，并影响着其他边疆问题的解决。于是，处理族际关系问题成为了陆地边疆治理的主要内容。

    21世纪以来，以“族际主义”为基本取向的传统的陆地边疆治理，与国家发展形势和要求之间的不适应性更加突出。一方面，随着国家发展形势和目标的改变，边疆的地理空间属性已经远远超越于传统的文化属性，而且还在继续增强。在这样的形势下，对边疆的地理空间属性的忽视会影响到国家发展和国家治理战略的定位。另一方面，陆地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已经从传统的边缘地带凸显成为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其支撑国家的对外战略、地缘政治战略和“一带一路”构想的作用日渐突出。

    因此，必须抛弃陆地边疆治理中的“族际主义”取向，确立“区域主义”取向。具体来说，就是要改变把陆地边疆界定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或“民族地区”的思维和定位，把陆地边疆明确界定为国家陆地疆域的边缘性区域；在陆地边疆治理中，改变传统的以解决族际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为主要内容的做法，把边疆视为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着重于解决这个特殊区域内的区域性问题；在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族际关系中的矛盾和问题不仅会继续存在，而且会在陆地边疆发展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族际关系问题也必须纳入到区域治理的框架中谋划，在促进边疆巩固和发展的进程中来谋求族际关系问题的解决。

    基于这样的目标定位，陆地边疆的治理需要聚焦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稳定问题，尤其是这些问题突出的区域和时间，应该把处理这些问题作为陆地边疆治理的主要任务。陆地边疆治理还必须注重发展问题、文化问题等，尤其是是要注重解决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如反贫困问题、建设问题、交通问题、基础设施问题、与周边国家的交往问题等。与此相适应，寻求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和方式，应该成为陆地边疆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选自2017年《新华文摘》第1期，作者周平，有删改）

汤一介，中国哲学问题的思考者

    汤一介于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汤用彤则是哲学大家。父亲嘱咐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家风。

    汤一介爱书，有一些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运的影响。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1951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便留校任教，为北大哲学系资深教授。

    汤一介的学生、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1985年上了汤先生第一堂课，汤先生给他讲授魏晋玄学，讲课给王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博也成为众多弟子中陪伴汤先生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学生。

    “先生刚毅木讷，温而厉。”因工作原因，王博与汤一介多有接触，在王博眼中，汤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可以用“严厉”来形容，一丝不苟，十分严谨，表达学术观点非常直白，待人接物非常温和，不管谁有需求，汤先生总是尽力满足。

    2012年汤一介获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将他描述为：“汤一介先生力主思想对话，引领风气之先，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藏》编修。他所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重启了传统文化热潮；他所主张的普遍和谐、中国解释学和新轴心时代，激活了融通中西的世界之中国；他所撰述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儒学史》，弥伦群言而精研一理，为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言辩德。”

    汤一介曾获得很多美誉，哲学巨匠、儒学泰斗、国学大师等等。对此，他同已故学者季羡林一样，坚辞拒绝。在汤先生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在《汤一介传》中说得很清楚：“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汤先生在病中仍不忘文化复兴。今年6月19日，抱病在身的汤一介还出席了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发布会，“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样才不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

（选自“人民网”）

【相关链接】①“汤一介为人谦逊，对人随和。他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宽厚诚信，不怕艰苦。生命中经历的那些坎坷挫折自不待言，但他始终以宽容心对待所有的人和事，始终认真扎实地治学。而在学术上，他高屋建瓴。此前我国只有道藏、释藏，并无儒藏。而汤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便组织编纂，耗费毕生精力。身体力行把中华文化传播到国外，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并了解中国文化。”（北大教授彭燕韩）

②“汤先生不喜欢让人称他为大师，我们叫他大先生，是因为他让我们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他引领我们‘回家’。”（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

让文化热情涵养更多经典

石羚

    近几年我国话剧市场爆款频频，但“爆点”不一。去年《窝头会馆》的抢票热潮，热在明星大腕齐聚一堂；《哈姆雷特》因文学名著的号召力而票房飘红；而今年《荼馆》开票的场景又火爆异常，则归功于北京人艺这块金字招牌。

“排队”现象是观察公众文化生活的有趣切面，而那些被争相抢购的文化产品，最能折射时代的需求。1956年在南京，观众为了一睹梅兰芳的风采，带着铺盖卷买票；1986年在北京，歌迷排队花半个月工资只为听一场搖滚演唱会。而今天，文化消费方式更加多元，资源获取更为便利，但人们对高质量文化产品的热情始终如一。从“故宫跑”到“通宵等”，从“大英博物馆百物展”开启夜场到“妇好墓展”预约全满，为文化排队日益成为常态。

    化解“一票难求”的尴尬，一味增加场次并不现实。毕竟，观看者数不胜数，而老戏骨精力有限，经典数目也有限。长远来看，戏台上不能只有《茶馆》和《雷雨》，音乐会不能只听莫扎特和贝多芬，用匠心浇灌更多的重量级作品，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工业品不同，文化产品的供给不能毕其功于一朝一夕。经典化的过程、演员的成长，与喝茶一样得慢慢“泡”。这就需要观众多一份耐心，多一份理解，不放过佳作的成熟老到，也不妨看看新作的崭露头角，说不定你我当下相遇的，就是未来的经典。

    另一方面，经典作品已是难得的文化名片，也可以进行多侧面的开掘，既丰富经典的表达，也丰富公众的生活。一部《茶馆》，焦菊隐导演版珠玉在前，曲剧版唱出了抑扬顿挫的京味儿，四川话版则别有一番“摆龙门阵”的江湖烟火，虽然都是茶馆掌柜王利发，不同的演绎调和出不同的滋味，也挖掘出作品的深度。而与之相关的回忆著作、纪念商品层出不穷，就连剧中一碗烂肉面，也被商家复原出来作为招牌。它们共同打开了作品的广度。而观众爱屋及乌，关注剧中演员的其他作品，不也算是一部戏带动起来的“周边产品”吗？

在过去，人们休憩消遣的方式比较单一。而当下，“生书熟戏，听不膩的曲艺”，文艺活动获得了更多样态与空间。据统计，2017年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有15752个，全年演出293.77万场，是10年前的3倍。看演出不再是稀缺品。一些作品因套路化、娱乐化而缺乏生命力，一些表演盲目追求声光电、大场面而脱离艺术本体，将艺术“改革”搞成“改行”，在文化供给持续发力而居民文化消费潜力依然巨大的今天，文艺作品“保量提质”同样很重要。

    文化产品也需新陈代谢，与其坐等市场大浪淘沙，不如自觉提高创作品质。一位老艺术家在排演话剧《龙须沟》时，特意在排练厅门口备一堆泥，表演前在泥上踩踩，因为，这样可以找到人物的感觉。其实，对所有文艺工作者而言，踩在泥巴上、扎进现实中，“追随人民脚步，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不正是最大的创作秘诀吗？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6月12日第5版）

狼叫

甘应鑫

    三只羊乡的光棍表叔秃顶那年，刚过56岁，随村里人去市火车站当临时搬运工。

    有一天，路过站外一处垃圾堆，忽然听见婴儿啼哭，觉得蹊跷，揭开脏包一看，是女婴，已经生命垂危。他心软了，说：“天送的，我收养了。”最后牢牢地抱了回去。

    转眼十年过去。养女吃着百家饭，纳着百家福长大了，而表叔已不经熬，刀耕火种，骨瘦如柴，又害眼疾，为了养女上学，多攒点钱，上山采药又摔伤腰椎，差点见阎王。

    当年表叔家日子过得实在太苦，餐餐清汤寡水，顿顿眼泪水泡饭。父女俩去赶集，村民指指点点，句句戳心。有夸他行善添寿，有骂他窝囊造孽，自己吃不饱肚，还捡个小孩养……表叔听过苦笑一声，便默不吭声，照旧当成亲生的养。

    最近几年，乡政府抓精准扶贫，划拨出专款补贴，鼓励村民自筹资金挪窝，到乡里建洋房，表叔拿不出足够自筹款建房，一直与山相依、以水为伴。

    以往，村里人能关照则关照他，如今人畜搬走，他就成了单身独户，住在村东山脚下一栋毛南族木楼，上面住人、下面养牛。逢上刮风下雨，烧瓦裂缝漏雨，房梁摇摇欲坠，有时还掉落下蛇鼠，住得心惊肉跳。好在，乡干部经常来慰问，又帮他落实贫困户补助金、五保供养金、农村低保金，生活改善了，心坎压的石头也落地了。

    村上生源少，小学教学点早就撤销，邻近村小学和初中，合并为乡九年一贯制学校。方圆二十多公里内的小孩，得走路去乡里读书。表叔家去乡小学，步行至少一个小时方穿过雾气笼罩的莽莽森林，途中一段险滩要趟过小溪，一段险路要从悬崖巨石间挤过去。这里山高水深，荒无人烟，却一点也不寂静，鸟鸣兽啸，奇香弥漫，连大人都惧怕，嫌远，更何况小孩；所以家境好的小孩转学，家没钱的小孩，有的就辍了学。养女想退学，表叔对养女说：“凭一口气，点一盏灯，有我吃就有你吃，你要念好书，争口气！”然后卖掉了家畜。从此，天麻麻亮养女又出门上学，放学又随着星辰到家。

    有一天傍晚，养女放学路过老坟山，乌鸦乱叫，她见一堆新坟招魂幡下，猛蹿出一只白兔，吓得她背脊发冷，中邪似的絮絮叨叨一晚胡话。另一夜，一群野猪又把表叔家稻田拱得颗粒无收。打那以后，表叔为给养女壮胆，想出一个护身秘法，并教会她：学狼叫。

    过了这么多年，又听见狼叫了，消息传开去，人们觉得怪。

    记者们驱车到了乡里探秘，不少人说亲眼见过狼。看见她牵牛出门，记者好奇地问：“山里有狼，你不怕吗？”她苦笑答：“不怕，我有办法对付狼。”记者一愣，是小瞧了女孩，瞪大眼一瞄，女孩天生一双鸳鸯眼，眼珠子左边幽蓝色、右边褐橘色，一眨一眨，璀璨，勾魂。记者问：“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她鼻子有些酸，说：“去打工赚钱，照顾爸爸。”在一旁的表叔听了搂住养女无声地抹泪。表叔边招呼记者坐下吃五彩糯米饭，边烧水泡茶，说：“小女从上小学起，成绩在年级里数一数二，非常懂事乖巧，平时放学回家，就主动做家务……”

    记者们蔫头耷脑钻进密林，喘气爬上磐石，忽听见山崖背后“嗷呜——嗷呜——”的哀声与风声从极远之地呼啸而来，在人迹罕至的山谷间激荡，那声浪足以将人掀下山崖。记者们疑心是风声作怪？是狼嗥？是人喊？

    记者们走后，清明阴雨就来了，断断续续，没有放睛过，偶尔还打几个炸雷，屋顶上的瓦被震落下来，门前一株古树被劈开了花。万幸的是，石楼没塌，父女俩躲过了一难。

    表叔没想到，过完分龙节不久，乡政府忽然安置他去了一家养殖场帮忙；还为他养女找到寄养家庭，是一对没有孩子且富裕的中年夫妇。

    终于，三只羊乡里没了狼叫。

（2017年9月28日《河池日报》）

材料一：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必然为世界注入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中国推进现代化，正像是给世界经.济发展的航船加注“压舱石”、增添“稳定器”、装上“发动机”。

近年来，中国出台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持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金融等服务业开放水平不断提升，还举办了服贸会、进博会、消博会等一系列国际经贸盛会。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环境越来越好、服务越来越优，展现大国开放融通的广阔胸怀。今天的中国，与世界融合的深度前所未有；今天的中国，更深度地嵌入全球供应链；今天的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各国青睐的“世界市场”。

《拥抱绿色发展新范式——中国碳中和政策框架研究报告》合著者之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表示，对于全球而言，之所以中国经验非常重要，是因为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身处工业化过程当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仍然拥有很大比重的重工业，第三产业占比仅为54%。在这样一种范式下，一个国家经济的绿色转型其实是面对着巨大挑战的。这个挑战属于中国，同样属于很多低收入国家、新兴市场。而发达国家进入到碳达峰碳中和时；其服务业可能占到84%，增长在1. 5%至2%之间。“这种范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会用一种绿色转型的模型给世界做出贡献，这当然是一个正面积极的贡献。”

事实证明，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有利于贸易伙伴国的经济、科技、生态全方位发展。

(摘编自刘迪《听!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回响》

材料二：

处于相对分散状态的古代世界，各个地区虽然在生活环境、宗教信仰、文化背景上各不相同，但都有探究“世界”探寻“全球”的愿望。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是对已知世界的记录与深寻，几乎涉及古代希腊人所知道的整个地中海世界。罗马时代的波里比阿用联系的眼光看待历史和当时所知的世界，不但记录了罗马世界，而且对罗马边界以外的世界感兴趣，他认为“在这之前，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几乎都是零星的，因为每一个事件从开始到结束，都是针对世界上发生的那个地方的。但从那时起，历史就像一个整体，因为在意大利、利比亚、亚洲和希腊发生的事件都是相互关联的，一切都趋向于一个单一结果。”司马迁的《史记》更是涵盖了从已知最早时代到他自己时代近三千年的中国历史，其中的《大宛列传》是中国最早的边疆和域外地理记载。虽然这些历史记述的目的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能超越地方偏见和狭隘认识，从更广阔的角度理解人类彼此之间的联系。

1500年以前，世界各地都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彼此虽有各种有形无形的联系，但并没有世界范围的压倒性的殖民与霸权。伴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而来的是西欧的扩张时代。新航路的开辟、地理大发现加速“西欧世界”成为“西方世界”：产生了跨洲或跨区域的活动；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跨洲的权力流动日益加强并形成权力网络；全球性的货物、资本、人员、观念、思想的流通越来越频繁，人们的日常生活日益成为全球化的组成部分。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中国也不能例外。钱穆先生那种中国文化可以按照自身节奏发展下去的观念：“若照中国文化的自然趋向，继续向前，没有外力摧残阻抑，他的前程是很鲜明的，他将不会有崇尚权力的独裁与专制的政府，他将不会有资本主义的经济上之畸形发展。他将没有民族界线与国际斗争，他将没有宗教信仰上不相容忍之冲突与现世厌倦。他将是一个现实人生之继续扩大与终极融和。”——毕竟是夫子自道式的乌托邦。 中国文化改变世界，也在被世界改变。

人们对于全球化有多重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全球化体现了远近地区的相互联系，使社会活动和权力网络的范围大大扩展；有人认为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在这种强化的关系中，本地事件被远方事件影响；有人认为全球化一词既表示世界的压缩，也表示世界作为一个实体的更大存在。但无论如何界定，全球化的核心都是人与物之间超越时空的相互联系、相互交流。且具有超越领土、超越民族、超越国家的特性。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社会关系在空间上的延展和时间上的延伸，是全世界的个人、组织、民族、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变得越来越紧密并相互依赖的过程。“二战”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国际通信网络、商业交易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使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密度加大.程度加深。如文化的全球化，即被认为是不同文化背景人口的流动、文化产品的商业化、大众旅游的兴起和消费主义的全球传播的结果，这些都有着取代或补充更多本地文化的效果。如此现实之下，我们能回避全球意识的培养吗?能回避全球史教育吗?能回避全球化的历史吗?

全球化影响范围之广，涵盖领域之多，嵌入生活之深，使得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全球史教育。

全球史教育，既是历史教育，也是文化教育，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下认识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群体、中国与世界的新视野、新路径。早在16世纪，即决心要成为一名“世界公民”的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Erasmus， 1466 - 1536 年)在《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中表示，要塑造一位良君，最重要的就是人文的教育，因为广泛的人文教育有利于培养对人类事务的敏感性和理解。可见，理解世界就是理解自身，创造自身就是创造世界。

(摘编自陈恒《在世界的多样性中理解科学与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