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一个最首要的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性情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在性情和情感方面是最发达的。性情是属于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之间的，而情感是属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当然有时我们并不严格区分两者。

    性情乃是由心而发，由“心性”而生。这种性情是独立的、自我欣赏的、悠闲自得的，然后外化为各种自然的事物上，使这种性情显得更加精微、更加深刻。例如，只有中国人才有“梅兰竹菊”这样精致高雅的性情的外化物，梅之凌霜傲骨、兰之清逸雅致、竹之高风亮节、菊之淡泊不拘，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独立的性情人格。中国的诗是抒情的，中国的画是写意的， 中国的琴是直达心灵的。梅兰竹菊自有其精神，琴棋书画自有其性情。中国人的饮食也是最丰富和最讲究的，中国人讲究色、香、味、形的完美统一。中国人饮茶叫“品茗”，而西方人却是“喝茶”。只有带着性情才能是“品”，而满足生理就只能叫“喝”了。中国的陶瓷之所以精美，是因为它和制作者的情感是一一对应的，是带着性情、带着神韵的。中国之所以有精致的刺绣，也是因为其中蕴涵有中国人精致的情感。中国的景观、建筑、亭园，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精微雅致的性情和情感。中国人的审美观是性情化的： 当一个事物和一个人的性情、心性和心灵相通的时候，便产生了中国式的美，也只有这时才产生中国式的美。

    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化的这种“性情化”放到世界文化中去比对，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就世界文化而言，可以分别以西方、印度、中国为标志，基本上划分为三大类型，它们反映的文化特性分别是“物性”、“神性”和“人性”。

    西方文化将“物性”表现得非常极致，他们的物质文化非常发达，而物质文化的手段——科技，也相应的可以非常发达。西方设计的许多制度特征也是“物性”的，尽量排除人的情感因素。西方所说的“自由”是指人身及其行为的自由，而中国人的自由更多是“心性”的自由。西方文化的“物性”更多的是满足人的生理上的需求。

    印度文化则将“神性”表现到了极致。这里的神性指的是人的“精神”上的最高程度。佛教就是在印度诞生的。但西方也有宗教如基督教，为什么我们只把印度文化称为“神性”的呢? 因为只有佛教才要求将人的精神提高到最高的境界，要求人抛弃世间的一切俗念，那就真的是“纯精神”的了。印度文化的“神性”满足人的精神和信仰上的需求。

    中国文化则将“人性”表现到了极致。我们经常说“人性化”，其实真正的人性化就是人的心情和情感达到最愉悦的状态。中国文化的“人性”是性情化的，它从根本上满足了人的心理上的需求。而且，中国人似乎也最追求这种情感和心理上的需求。这种情感和心理需求是和生活紧密相连的，同时又高于生活，但没有到达印度神性文化中超脱世俗的、纯精神的层面。

（节选自《人民文摘》《论中国文化的魅力》）

    20世纪后期，陕西凤雏村出土了刻有“凤”字的甲骨四片，这些“凤”字的形体大致相同，均为头上带有象征神权或王权的抽象化了的毛角的短尾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鸑鷟，凤属，神鸟也。……江中有鸑鷟，似凫而大，赤目。”据此，古代传说中鸣于岐山、兆示周王朝兴起的神鸟凤凰，其原型应该是一种形象普通、类似水鸭的短尾水鸟。

    那么，普通的短尾鸟“凤”为何在周代变为华冠长尾、祥瑞美丽的神鸟了呢？我们看到，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只有鸟纹而没有凤纹，真正的凤形直到殷商晚期才出现，而且此时是华冠短尾鸟和华丽而饰有眼翎的长尾鸟同时出现，可见“凤”是由鸟演变而来的。综观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凤鸟的演变应该是鸟在先，凤在后，贯穿整个商代的不是凤而是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在商人的历史中鸟始终扮演着图腾始祖的重要角色。

    《左传》记载郯子说：“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九扈为九农正。”凤鸟氏成为“历正”之官，是由于它知天时，九扈成为“九农正”，也是由于它们带来了耕种、耘田和收获的信息。殷人先祖之所以“鸟师而鸟名”，应该是由于这些随着信风迁徙的鸟，给以少皞为首的商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四季节令的消息。

    对凤鸟的崇拜起于商代，其鼎盛却在周代。正是在周代，“凤”完成了其发展程序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变为神鸟凤凰。许多历史资料记载了周王室在克商前后对“天命”的重视。《尚书》“周书”十二篇中大量出现的“命”字多指天命，“殷革夏命”也是常见的语句。武王在甲子日牧野之战结束后，紧接着就“不革服”“格于庙”（来不及换衣服就到神庙参拜），这个“庙”自然不可能是周庙，而是商人的神庙。这说明周王室急于把商人的正统接过来，成为中原合法的统治者。周人之所以宣扬天命，归根结底在于强调“周改殷命”是出自天的意志和抉择。那么有谁能给周人带来“上天之命”呢？根据当时的社会共识，最合适的就应该是“天的使者”﹣﹣凤鸟。《国语》云：“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岁即岁星，鹑火即柳宿。古人把赤凤叫作鹑，看来周人选择克商的时间也是寓有深意的。

（摘编自何丹《试论中国凤文化的“历史素地”及其在文化类型学上的深层涵义》）

20世纪后期，陕西凤雏村出土了刻有“凤”字的甲骨四片，这些 “凤”字的形体大致相同，均为头上带有象征神权或王权的抽象化了的毛角的短尾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鸑鷟，凤属，神鸟也．……江中有鸑鷟，似凫而大，赤目。”据此，古代传说中鸣于岐山、兆示周王朝兴起的神鸟凤凰，其原型应该是一种形象普通、类似水鸭的短尾水鸟。

    那么，普通的短尾鸟“凤”为何在周代变为华冠长尾、祥瑞美丽的神鸟了呢？我们看到，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只有鸟纹而没有凤纹，弄正的凤形直到殷商晚期才出现，而且此时是华冠短尾鸟和华丽而饰有眼翎的长尾鸟同时出现，可见“凤”是由鸟演变而来的．综观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凤鸟的演变应该是鸟在先，凤在后，贯穿整个商代的不是凤而是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在商人的历史中鸟始终扮演着图腾始祖的重要角色。

《左传》记载郯子说：“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九扈为九农正。”凤鸟氏成为“历正”之官，是由于它知天时，九扈成为“九农正”，也是由于它们带来了耕种、耘田和收获的信息。殷人先祖之所以“鸟师而鸟名”，应该是由于这些随着信风迁徙的鸟，给以少皞为首的商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四季节令的消息。

对凤鸟的崇拜起于商代，其鼎盛却在周代。正是在周代，“凤”完成了其发展程序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变为神鸟凤凰。许多历史资料记载了周王室在克商前后对“天命”的重视。《尚书》“周书”十二篇中大量出现的“命”字多指天命，“殷革夏命”也是常见的语句。武王在甲子日牧野之战结束后，紧接着就“不革服，“格于庙”(来不及换衣服就到神庙参拜)，这个“庙”自然不可能是周庙，而是商人的神庙。这说明周王室急于把商人的正统接过来，成为中原合法的统治者。周人之所以宣扬天命，归根结底在于强调“周改殷命”是出自天的意志和抉择。那么有谁能给周人带来“上天之命”呢？ 根据当时的社会共识，最合适的就应该是“天的使者”——凤鸟。《国语》云：“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岁即岁星，鹑火即柳宿。古人把赤凤叫作鹑，看来周人选择克商的时间也是寓有深意的。

（摘编自何丹《试论中国凤文化的“历史素地”及其在文化类型学上的深层涵义》）

当代戏剧文学缺少了什么

    当代原创戏剧文学缺失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 中国当代话剧要想发展必须找回这些缺失的东西。

    当代原创戏剧文学从整体上看缺少深切而真挚的人文情怀，缺少强有力的人道主义精神。戏剧是“人学”，从古至今，戏剧存在的价值首先就在于他的“人学深度”，而人道主义、人文关怀是戏剧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在精神，是戏剧产生“人学深度”的重要原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戏剧流派、各种各样的创作方法，但这个东西是绝对不能丢失的。一旦丢失，戏剧就成了空壳，成了各种形式手段的杂耍和小玩闹。

    我认为当前国内戏剧原创最薄弱、最欠缺的首先是这个。不少原创剧作在经营故事、建构情节、寻找特定表达形式、使用各种现代舞台手段上多有可取之处，加上导演、舞美、演员等方面的强力合作和大笔投入，演出往往不乏光彩。但它们常常经不起咀嚼，经不起深究，主要是它的“人学”含量不足，我们感受不到内在的人学力量，感受不到艺术家对人的独特发现、独特思考和对人性的深层体验。

    其次，当代现实主义戏剧创作愈来愈薄弱。现实主义戏剧，或者往大了说现实主义戏剧精神，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削弱、冷落和忽视。这些年，各种各样的戏剧多起来了，以现实主义名义和方法创作的戏剧也不少，但其中“伪现实主义”、低水平的现实主义作品不少，真正的有深度的现实主义戏剧日渐式微，对时代生活有高度概括力和深刻表现力，充满思想力度和情感真诚度的现实主义作品已成为“稀有品”，千呼万唤不出来，很是令人忧虑。

    话剧已历百年，这一百年间曹禺、老舍等老一辈戏剧家开辟了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雷雨》《日出》《原野》《茶馆》等没有一部不是现实主义的力作，代表了中国话剧的最高水准，他们为中国当代戏剧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财富。在他们的现实主义戏剧里我们感受到了中国戏剧的力量，感受到了曹禺、老舍们对现实人生的深切关注，对人性的深度体察和解剖，对生命的关爱与悲悯，对中国人情感世界和内心深处种种复杂微妙的律动的精细刻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话剧出现了许多变数，但仍然有许多优秀作品优秀作家受到了曹禺、老舍们创立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滋养和哺育，《小井胡同》《狗儿爷涅槃》《天下第一楼》等许多优秀的当代剧作里我们总是能看到这种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后来的优秀剧作家都是从曹禺、老舍的戏剧中长出来的果实。

    文化发展既要扬弃要创新，也要承接，中国当代戏剧文化更应该如此。今天的中国话剧非常迫切的历史任务就是需要建立起自己的现实主义戏剧传承链条。中国话剧越是走向多元化，这个链条越不应该断裂，不应该出现空白和盲点。当今中国话剧需要有一批人沿着曹禺、老舍等现实主义大师的路继续前行。

（选自《中国戏剧》，有删改）

马克思之墓（节选）

南帆

①在英国，可以见到许多名流的塑像。威灵顿、丘吉尔、司各特、牛顿，等等。牛津大学的图书馆是某个富豪捐赠的，图书馆门前就有一尊这个富豪的铜像。伦敦的某一个地铁站口甚至塑起了一尊福尔摩斯像

②海德公园里矗立着一座金碧辉煌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如此之高，以至于拍照时不得不用广角镜头。纪念碑纪念的是一个叫阿尔勃特的男人。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生平事迹，他最为重要的身份是女王的丈夫。据说他去世之后，伤心的女王大约有七年的时间不理朝政。这座纪念碑应当是爱情和皇家财富的共同象征。

③其实，英国人更为热衷的是戴安娜王妃的故事。纪念戴安娜的活动至今不衰。戴安娜逝世的周年忌日，无数人自愿地献上鲜花和花圈。海德公园几条主道的路面上，不远的距离就钉有一面铜牌子-因为戴安娜曾经从这几条路上走过。人们爱戴戴安娜的原因不仅是她的美貌，更重要的是她的平民精神。她时常以王妃的身份参加各种慈善活动，不太在乎皇室装腔作势的清规戒律，也没有刻意将那一场举世瞩目的婚礼作为摆脱平民世界的仪式。

④可是，这种爱戴之中是不是仍然隐藏了某些势利之心？戴安娜的传奇寄托了众多凡人的白日梦，而且，戴安娜故事的后半段仍然是这种故事的延续。她可以大步跨出肯辛顿宫的大门，然而，接走她的仍然是埃及巨富多迪的奔驰轿车。

⑤热衷于戴安娜所代表的平民精神的英国人大概不太能想到马克思了。没听说英国的什么地方有马克思的塑像。马克思说了一些权贵们不爱听的话，有钱人当然不想为他树碑立传。令人感叹的是平民的沉默。穷困的马克思为无产者呐喊了一辈子，风雨无阻；然而，那么多人却慷慨地将鲜花和花圈掷给了象征性地参加过几次慈善活动的戴安娜。这个世界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⑥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电视或者报纸上名流表演的消息收买。还有人懂得马克思和《资本论》。英国的BBC主持了一项调查--谁是影响二十世纪的十位名人？广泛授票的结果，马克思竟然名列榜首。这个消息令许多人意外，也令许多人惊喜。这个消息令人恢复了一些信心：历史的天平仍然存在。

⑦前往拜谒马克思墓的时候才知道，马克思所葬的海格特公墓已经私有化，一个毕生倡导公有制的思想家还是无法让他的葬身之地脱离旧世界。收购海格特公墓的是一个老妇人，她规定进入公墓必须交费。尤为苛刻的是，每带入一台照相机必须加付一英镑。

⑧马克思的墓原先夹杂在一大堆坟墓之间，平躺于地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英国工人和各国共产党合力重建了马克思墓。新的马克思慕位于公墓东北角的路边，墓碑是花岗岩砌就的一个高8英尺的方柱，方柱顶上安放着马克思的钢铸头像。“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看着墓碑上镌刻的这一句马克思的名言，心中无限感慨。

⑨返回的时候，有人问起马克思的后代。据说伦敦还有一个，不知是第几代孙子或外孙，在开出租车。如果这个传闻属实，那么，他至今应该还是标准的工人阶级的一员吧。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