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诗人为何只向西看

鲁枢元

    ①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诗人如海子、苇岸，当他们谈起自己追慕与效仿的诗人时，可以说出长长的一排：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荷尔德林、惠特曼、爱默生、纪伯伦、普希金、叶赛宁、济慈、雪莱、黑塞以及米什莱、赫德逊、列那尔、普里什文等等，却很少提起自己国度的传统诗人。苇岸曾坦诚地承认：“祖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一直以来未能进入我的视野”。海子更是绝情地说：“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他们把一切都变成趣味。”

    ②这里我不想责备年轻诗人的偏激，我只是为我们中华民族诗国疆土的沦丧感到悲哀。是什么原因使我们最有希望的诗国传人竟翻越一道道异国语言的障碍“皈依”到大洋彼岸的诗人行列，而对于自己的诗歌传统竟不置一顾！

    ③以中国古代伟大诗人陶渊明为例，时至今日，陶渊明的世界影响，主要还在汉文化圈内，至于他在西方国家的流布与影响，却查找不到过多的记载。20世纪以来，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很不平衡。中国人自己的传统文化经过近百年严厉的自我批判已几近干涸，而西方现代文化却如太平洋的海啸一般汹涌而来，几乎淹没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领地。

    ④中西文化的阻滞与隔膜只能是一个历史阶段的遗憾，就其作为共同的人类文化而言，交融、互补才是必然的，文学更是如此。即便从陶渊明西方接受史的点滴文献中，也可以感觉到这一点。

    ⑤20世纪20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看到了年轻的中国留学生梁宗岱翻译的陶渊明的诗篇，在随即给梁宗岱的信中写道：“你翻译的陶潜诗使我神往。不独由于你的稀有的法文知识，并且由于这些诗歌的单纯动人的美。它们的声调对于一个法国人是这么熟悉！与我们古代土地上升上来的气味是同样的。”接下来，法国印象派诗人瓦雷里在为梁宗岱《法译陶诗选》一书撰写的序言中写道：“试看陶潜如何观察‘自然’，他将自己融进去，参与进去，……有时像情人，有时像多少带点微笑的智者。”陶渊明就是“中国的拉封丹和维吉尔”。美国的陶渊明研究虽然起步较晚，陶渊明作为一位历史人物，却被色彩浓重地写进教科书中，将其描绘成一位“不一般的中国农民”，一位喝酒、吟诗、将理想寄托于世外桃源、陶醉于简单田园生活的诗人。新近，一位叫马克•艾尔文的美国汉学家更把陶渊明归于“生态保护主义者”的行列。

    ⑥东方古代诗人陶渊明的自然主义哲学与田园式的回归诗学其实不难在西方文化界找到知音。如果稍微深入地加以探究，我们将会发现，在对待“人与自然”这个元问题上，中国的陶渊明与西方的某些先哲总是操持着共同的语调。如古希腊时代的自然主义哲学家伊壁鸠鲁。以往国内学界常把伊壁鸠鲁说成一位享受主义者，其实他追求的享乐主要是精神上的平静和谐，这恰与陶渊明是一致的。伊壁鸠鲁哲学的核心也是顺从自然，主张简朴、清贫的田园生活，“贤人应当喜爱田园生活”，“宁静无扰的灵魂既不扰乱自己也不扰乱别人”。

    ⑦依我看来，海子，苇岸这些被誉为“麦田诗人”、“大地诗人”的年轻一代文学家，无论如何也应该更钟情于自己民族的自然主义诗人陶渊明吧。因为在“简化生活”、“蔑视金钱”、“景仰朴素”方面，陶渊明不是更早、更近、更好的榜样吗？然而我们这些20世纪后期的诗国骄子始终没有把视线投注到陶渊明身上。如今，自然之死的进程在我们的国土正极速蔓延，诗人的声音依然微弱。海子死了，苇岸死了。更加不幸的是，那位在一千六百年前去世的陶渊明在今天也已经再度死去，而且是在年轻一代诗人的心目中死去的。

（节选自《文汇报》）

    一位新锐设计师受梵高名画《星空》的启发，设计出一条“夜光自行车道”，路面上镶嵌着成千上万颗发着蓝绿色微光的小石头，如同银河洒落人间，令人叫绝。设计师认为，技术不应是坚硬麻木的存在，而应“以一种更具交互性和诗意的方式强化我们的感受能力”。

    的确，技术并不只具有实用价值，亦可以是审美价值的摇篮。中国的陶瓷闻名遐迩，丝绸远销世界，古代建筑令人陶醉，皆因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相得益彰。技术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艺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技术与诗意融合，更能熏染出高品质的生活。当我们向科技的诗意一面投去更多关注，就不难发现，技术也可以充满温度和情怀，饱含灵性和魅力。

    国内外一些城市，涌现出一种叫做“垂直森林”的新式建筑，层层种下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让绿植充满建筑空间。传统观念里，城市的钢筋水泥风格同绿色自然格格不入，“垂直森林”的建筑设计却成功地让人与自然超越空间局限融合在一起，为“诗意的栖居”创造了无限可能。在南方医科大学人体标本陈列馆，我国现代临床解剖学奠基人钟世镇院士创新标本制作方法，让各类人体铸型标本如珊瑚、水晶般精美，令参观者心情放松，不仅摆脱了对“解剖”的莫名恐惧，更对探索人体奥秘充满了兴趣。

    科学同样要有美感，技术创新也能很诗意。如果把科技比作繁茂的大树，效率和性能是其树干，人文要素则近乎于树枝和树叶。没有树干，枝叶无所依存；剥掉树皮，去除叶子，树干不过是根木头。科技不能只有理性思维而缺少“诗性思维”，否则就难免枯燥无趣。以城市规划来说，许多城市的新城区道路宽度、公共广场都唯宽大是从，不仅不讲科学，实际上也诗意无存，既浪费也没有特色。

    “技术的诗意”，其实不是铺陈、夸张、搞怪，而是“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如同庖丁解牛，始终按照其结构特征用刀，在顺应自然求至善中尽显智慧和技艺。其中凝聚着“真”—尊重规律、以道驭术；凝聚着“善”—简约利物、惠而不费；凝聚着“美”—巧夺天工、出神入化。多些“技术的诗意”，实质正是遵守技术伦理，把创意和人文有机融合，用“人的尺度”统摄技术，给人更多便利感受和美的体验。

    为什么有些技术成果缺乏良好用户体验？不是技术创新能力达不到，而是在贪多求快的浮躁心理驱使下主动放弃了对诗意的探求。这提醒我们，无论是规划设计还是科学研究都极具专业性，决策者有必要多咨询专业人士意见，防止“政绩冲动”和“商业驱使”误导决策。一切技术创新的目的都在于提升生活品质，理应多从人文领域寻求灵感启发和精神支柱，在实用和审美并重中释放智慧和技艺。

    美是愉悦源泉，美也是巨大竞争力。科技之美，立足于“人的尺度”，内蕴着“技术为体、文化为魂”的规律。让科技的真、善、美可观可触可感，我们才能最大程度地兑现“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愿望。

（摘编自刘根生《技术也可以“诗意盎然”》）

    现代口述历史是使用录音或录像设备，将历史当事人叙述的内容完整地记录下来，并按照严格的规范整理成口述史料。根据历史当事人录音录像资料整理出来的文字记录，要与录音录像、其他当事人及相关文献材料进行反复核实和考订，因而是可信的。

    口述史料对国史研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档案资料开放不充分的情况下，口述史料可以部分弥补国史研究缺乏资料的问题。历史资料是国史研究的基础，档案资料作为文献资料的中坚，不能充分开放利用，势必影响国史研究的进展。在档案资料开放程度有限的情况下，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便显得格外重要。当年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当事人多已退休，他们为新中国建设付出了极大的辛劳，对所经历的历史有着深刻的感受。对这些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当事人进行口述访谈，以“三亲”（亲历、亲见、亲闻）为原则，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讲述关于新中国建设及生活中的故事，有意识地采集、整理其记忆中的鲜活史料是国史研究的基础工作。

    其次，口述史料可以弥补目前部分开放档案资料中比较模糊的、粗线条的记载。档案文献的有些记载是抽象或粗线条的，依据这些资料建构的历史往往是不丰满的。口述史料可以提供事件的详细过程以及不见于官方档案记载的历史细节和具体场景。历史当事人讲述其亲身经历的故事、亲眼所见的事情、亲耳听闻的言语，还原了历史的场景，重现了历史的细节，恢复了历史的生动性和鲜活性，因而弥补了国史研究文献资料的不足，这正是口述历史的特点所在，也是口述历史的魅力所在。档案资料基础上的宏大叙事与口述访谈基础上的微观讲述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如果说宏大叙事是历史的骨干，那么当事人的微观讲述就是历史的血肉，会使历史丰满起来。口述访谈的鲜活资料必须置于宏大的历史演进框架中，方能彰显其生动之意义。

    最后，口述史料对档案资料具有独特的验证、鉴别功能。国史研究者开展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过程，是熟悉、梳理和研究历史真相的过程，也是对各种形式的国史资料进行勘比、消化、鉴别、筛选以及保证资料真实性的过程。通过口述史料与部分开放的档案资料进行比对，可以校正档案文献中某些失误的记载，甚至验证文献资料的真伪。

    同时，民间口述史料的发掘不仅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而且使研究者的观点更能体现普通民众的历史观念。采用口述方法纂修的国史著作，其观点和视野将更加客观公正，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和真实可信。

（摘编自左玉河《口述历史与国史研究》）

    明朝人所称的“四大奇书”，除了稍晚出现的《金瓶梅词话》，其余《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三部，都是传统积累型小说，是作家在前代民间艺人和文人不断加工的基础上才写定的。这三部小说中，以《西游记》最不露集体创作的痕迹，小说作者以他自己的风格完全溶解了前人对唐僧取经故事所提供的艺术材料，使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都烙上了独创的、属于他的个人风格的印记。

    神佛妖魔故事在我国有悠久的创作传统和丰富的艺术经验积累，也有外来的，主要是印度佛教文学的故事的濡染。除了神祇和鬼魂是和佛教在对立中的互相渗透，互相容受，使道教神和佛教神在群众中从观念到风习形成一个模古代原始宗教的产物以外，神仙和妖怪是秦汉以来方士、道士然后是艺术家——民间艺人和文人的虚构；佛、菩萨、魔则是由印度佛经传入，然后汇入中国超人间故事的体系的。这种本土的和外来的超人间幻象的汇合，自六朝的志怪小说以来已渐次达到密洽无间；与此相应的是宗教上道教糊的整体。《西游记》的艺术虚构正是建立在传统艺术经验和这种社会的宗教性观念、风习的基础之上的，但它又以作者融会了传统艺术经验所形成的艺术独创性批判了社会的宗教性观念，或更正确地说，和社会的宗教性观念开了玩笑，对它进行了嘲弄。

    在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中，神与魔是正与邪、是与非、顺与逆、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象征，前者应予肯定，后者应被否定。但《西游记》不认同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吴承恩对神与魔一视同仁，道教神玉皇大帝、道教祖师太上老君、西方佛祖释加牟尼，都是被揶揄、调侃、捉弄的对象，至于天将神仙、菩萨金刚和诸路神祇就更不在话下。不少妖魔倒是可亲可爱，有人情味，是引人寄以同情的对象，猴精孙悟空便是最突出的一个。他的魅力在于他的妖气而不在于他的改邪归正，在于他的个性放纵而不在于受理性约束，读者则同情于他受紧箍咒时的窝囊气而欣喜于他的有时妖性复发。西方路上好多魔头和小妖的天真、狡狯和滑稽也引人喜爱；不少妖魔和神佛通声气，有渊源，是一家子。神与魔泯除了界限，受到作者的平等待遇，于是，宗教的价值观就被抛弃，被超越，宗教的虚伪性也在很大程度被揭露了：因为说到底，天堂地狱，神佛妖魔这些超人间的幻象全是随着艺术家的意旨转的，是艺术虚构的产物。《西游记》创造了一个神魔世界，同时也就宣告了宗教的创造和作家本人所创造的同样都是一种意识的虚构。

《西游记》不仅奠定了神魔小说这一小说品类的基础，开拓了中国长篇小说的表现内容，而且是中国小说中极为少见的描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作品。中国长篇小说的主题，通常集中在战争、爱情、政治、家庭等等社会性的关系上，很少有、或者简直没有像西方小说中《鲁滨逊漂流记》那样一类以人和自然斗争为主题的作品。《西游记》却以丰富瑰奇的想象，描写了师徒四众在迢遥的西行途上和穷山恶水冒险斗争的历程，并以降妖伏魔赞美了取经人排除艰难的战斗精神，它是人战胜自然的凯歌。

（节选自《西游记〈前言〉》）

    拆还是不拆？这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回答的问题。以往推平村庄建设城市是常见做法，而伴随着反思和乡村价值的再认识，这个问题有了新答案。比如河南孟州的产业聚集区，没有拆掉莫沟村，而是引入乡建设计团队进行修复，在重塑村庄面貌的同时，让城市发展更有质量。这样的案例启示我们，城市化并不是“毁村”运动。

    城市化是一个综合性过程，其中土地是关键因素。纵观中国城市化进程，不论是早期政策导向的人口聚集，还是改革开放中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繁荣带来人口激增，抑或是如今多元的城镇化模式探索，解决土地问题都避免不了“征地—补偿—拆迁”的循环。轰鸣的推土机铲平一个又一个村庄，鳞次栉比的高楼越来越密……据了解，近10年我国有90余万个自然村在城市化进程中消失，这意味着平均每天有80到100个村庄在版图上被抹去。有的城市决策者，以城市化的名义，毫无顾忌、毫不留情地把城郊众多肥沃的田地规划成楼盘，把许多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村庄夷为平地。当然拆迁的确让不少村民一夜暴富，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土地利益纠纷、强拆等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城市化从高速推进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关卡。

    拆字当头的确可以使城市短暂扩张，但损失的是城市长期发展的潜力和质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各州就通过立法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注重郊区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以风景如画的郊区环境吸引中产阶级居住，更形成了城乡一体、多元互动的城市发展格局。不可否认，在中国的不少地方还存在热衷于大广场、大马路、大高楼的城市化，这样易导致“钢铁建筑、水泥路面、千城一面”的出现。正因如此，河南孟州把乡村打造成城市发展亮丽名片的做法，提醒我们因地制宜做好城市规划、突出特色做好产业布局，乡村不仅不会成为城市化建设的“拦路虎”，更会为城市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价值不容忽视。这种价值不仅是“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精神诉求，也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反思，更是对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继承延续。安徽徽州的乡村古宅曾被当地人视为“废物”，在城市化进程中被铲除不少，但随着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再发现，当地从“破坏”变成“守护”，通过引入艺术家修复改造、区域村落的整体规划，让这些老宅子焕发了生机，使其成为当地文化旅游的宝藏。在不断发展的城市化浪潮中，乡村依然有着存在的意义，不论如何变化，不变的应当是对价值的坚守和对历史的敬畏。

    城市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并不对立，二者可以相互促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目标的同时，让乡村承载更多绿水青山和精神文化的期待，我们就能以高质量发展托举更加美好的明天。

（摘编自沈慎《城市化不是“毁村”运动》）

历史学家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换言之，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需要深入领会中华礼乐文明，把握其核心精神。站在情、礼关系的视角上看，通情达礼即体现了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而通情达礼作为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在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文化启示意义。

中华礼乐文明本乎性情。中西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突出差异在于对人的性情问题的理解与价值评断不同。与西方传统文化凸显自然与文明的断裂与对立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礼乐文明强调自然与文明的连续、质与文的统合，这背后隐含着对人之自然性情的价值肯定。在中华礼乐文明中，人的自然性情代表着生存的真实性，是文明创生的摇篮与理想的归所，《礼记•中庸》中的“诚之者，人之道”表达的正是这种存在“是其所是”的文明诉求。而当孔子以“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来点化子贡“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主张时，“好”“乐”之情亦已成为理想人格的现实情态。由此出发，人的生存成为一个内外、始终的一贯。然而，伴随中国现代性发展中理性至上原则的凸显，作为“文”的人道原则与制度规范可能会逐渐与人之自然性情相疏离，呈对立之势。由此将引发人的生存的抽象化、概念化、工具化等诸多问题。有鉴于此，思考中华礼乐文明中本乎性情的文化立场殊为必要，正所谓“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

中华礼乐文明在本乎性情的基础上，强调立乎情理。所谓人道原则、礼法规范皆是情理的体现，正所谓“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谓之理”。换言之，本乎人情并不意味着纵情肆欲，而是要发乎情，止乎理。这个“理”，一则来自于人情之通，它在共情的基础上演化为同感共振的一体通情之义。所谓“共情”指人在生生不已的基础上共有的好恶之情。古人甚至将此共有之意上升到天人一体的高度，正所谓“天人同道，好恶不殊”；所谓“通情”指对共情的体贴以致达到同感共振的境界，《礼记•檀弓》讲到的“邻有丧，春不相。里有殡，不巷歌”的做法即充分体现了通情之义。由共情而通情是中华礼乐文明言情的总趋向，故而古人以为“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二则源于良知的发用流行，当孟子言“理义之悦我心”时即已点明人的情感世界中内含着明确的超越性的道德情感指向。今日社会生活中，人们在阐发务实求真、崇尚自由的理想诉求时，往往极力凸显自然性情的合法性、合理性，却忽视了情理所包含的自我规范与良知发明等更为丰富和深邃的思想寓意，由此很容易引发纵情肆欲、精于为己等不良现象，故有必要结合传统情理思想进行适当调整。

概言之，中华礼乐文明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质，通情达礼则彰显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它对当代国人精神世界与社会生活的启示可谓是深远和多元的。

（摘编自华军《“通情达礼”：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