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中医营养摄生学说，还有文化艺术成就、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中国烹饪技艺，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

    中国饮食文化绵延170多万年，分为生食、熟食、自然烹饪、科学烹饪4个发展阶段，推出6万多种传统菜点、2万多种工业食品、五光十色的筵宴和流光溢彩的风味流派，我们享有“烹饪王国”的美誉。

    我国的烹饪技术讲究食医结合，与医疗保健有密切的联系，在几千年前有“医食同源”和“药膳同功”的说法，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佳肴，达到对某些疾病防治的目的。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素食为主，重视药膳和进补），并且讲究“色、香、味”俱全，有五味调和的境界说。

    古代的中国人还特别强调进食与宇宙节律协调同步，春夏秋冬、朝夕晦明要吃不同性质的食物，甚至加工烹饪食物也要考虑到季节、气候等因素。在《礼记·月令》中就有明确的记载，如春“行夏令”“行秋令”“行冬令”必有天殃；孔子说的“不食不时”，包含有两重意思，一是定时吃饭，二是不吃反季节食品；西汉时，皇宫中便开始用温室种植“葱韭菜茹”，这种强调适应宇宙节律的思想意识的确是华夏饮食文化所独有的。

    “阴阳五行”说是传统思想所设定的世界模式，也被认为是宇宙规律。制作饮食的烹饪必然也要循此规律。因此，不仅把味道分为五种，并产生了“五味”说，而且还削足适履地把为数众多的谷物、畜类、蔬菜、水果分别纳入“五谷”“五肉”“五菜”“五果”的固定模式。更令人惊奇的是还有“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礼记》），并认为只有饮和食与天地阴阳互相协调，这样才能“交与神明”，上通于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这种说法被后来的道教所继承，成为他们饮食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如认为吃食物是增加人体阴气的，如“五谷充体而不能益寿”“食气者寿”等，要修炼、要获得阳气就要尽量少吃、最佳境界是不吃，走“辟谷”的境界。

    “中和之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的审美理想。这个“中”指恰到好处，合乎度。“和”不是“同”，是建立在不同意见的协调的基础上的。因此中国哲人认为天地万物都在“中和”的状态下找到自己的位置以繁衍发育。这种通过协调而实现“中和之美”的想法是在上古烹调实践与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下产生的，而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的整个的饮食生活。

    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区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100多万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品调理、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创造、积累并影响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

    研究中国人的饮食生活不仅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必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

门神俱乐部

殷罗毕

    在距今2500年左右（也就是史称战国的时候）的一本杂书里有如下记载：“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这本著名的杂书是《山海经》。

    在书里，神荼、郁垒还只是四个黑魑魃的汉字，但很快，神荼和郁垒就大变活人来到了国人们的门前。汉代，在除夕欢乐喜庆的日子，为防止鬼魅入室作祟。危害家人，人们便开始削刻桃木，削刻出两个人像，立在门的两边。这两个人形桃木像就是上门服务的神荼、郁垒，被称为桃符。为何古人单单选择了桃木为辟邪震鬼之物呢？在一本叫作《典术》的较为严肃的杂书里说：“桃乃西方之木，五木之精，仙木也，味辛、气恶，故能压伐邪气，制百鬼。”在这里我们触到了国人很实在的一面，他们的想法相当简单，人闻着难受的气味，那么鬼也一定同样难以消受而却步。为什么古人们会相信那两块桃木就能是两位远在沧海之中镇守鬼门的神人呢?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到《山海经》中神话的空间性，神灵的活动都是与我们凡人同在一个地理平台上水平展开的，神、人活动混杂在一起，这一点与西方神话不同。因此，神人尽管遥远，但和我们一个世界，如果他们愿意来，他们就肯定能来的。

    到了魏晋南北朝，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由于以木雕人太费事，人们便用削制好的桃板一左一右钉在门上，上面分别画上神荼、郁垒的神像，或者干脆削一块桃木钉在门上，写上神荼、郁垒的名字，这块桃木称作“仙木”、“桃符”。再到后来就连找块桃木的麻烦都被我们精明节俭的祖先给省略了，他们直接拿来两张大红纸片，把两位大神画将上去。然后一左一右贴在门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门神。当然，这是到了宋代之后的事情了。

    自神荼、郁垒开门神先河，中国的门神队伍便不断发展壮大，不少历史传说中的人物也都成了门神。唐太宗李世民夜寐难安，疾病缠身，秦琼、尉迟恭两位武将便站到了太宗的寝殿门两边，太宗的病好了。为了让爱将脱身休息，唐太宗便命令画工描绘了两位武将的肖像在纸上，一左一右贴在寝殿门上。这两位杀人如麻的大英雄也成为了民间喜闻乐见、信得过、有威力的门神。后来的唐明皇也生了病，一个多月都没好。梦见一个大鬼捉住偷窃的小鬼，大鬼说：“臣是钟馗，殿试没有被录取，誓为陛下除去天下妖孽。”皇帝从梦中醒来，病随即好了，于是召名画师吴道子，要他按梦中所见，将钟馗画出来。从此，就有了挂钟馗像的习俗。

    之后，门神队伍就大肆泛滥，有赵云、马超、孙膑、庞涓、萧何、韩信、燃灯道人……这个名单可以无限制地蔓延下去。现在到周围各户人家的门上去看看，于是看到了我们当下众多门神：老天王刘德华、小天王周杰伦、大熊猫、小熊猫、大头娃娃……事实上他们都和千百年来的神荼、郁垒具有相同的功能。中国的神灵和百姓混居，不单单是在名单上，还在门上。

    在世界文明对话史上，公元2世纪到7世纪期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属佛教的东传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对话。这一文明对话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后果，它不仅使佛教融入中华文明，与儒家、道教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性力量，而且也使得佛教获得持续的发展活力，从一个地方性宗教上升为世界性宗教，直到今天仍然发挥其重要的精神作用。

    两汉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发生期。佛教进入中国大地是一个因地域关系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过程，“其教因西域使臣商贾以及热诚传教之人，渐布中夏，流行于民间”。（汤用彤）它不是像后来基督教教团派出大量传教士有组织地传教活动。这一点决定佛教进入中国是和平的、非强制性的。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与当时道家的黄老之术和方士之术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东传的扎根期，隋唐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开花结果期，这两个时期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最重要时期。唐以后，随着三教合流，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盛行，融入中华文明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已经不是在异族异质文明意义上与中华文明展开对话了。

    魏晋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主要体现在佛学与玄学的对话上，两种文明对话呈现出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南北朝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皇帝亲自参与对话，如宋文帝曾与僧人论究佛理，宋武帝亲自到寺庙听讲，梁武帝甚至亲制发愿文，皈依佛教，大兴寺庙。

    魏晋时期，中外学者合译佛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东晋是佛典合译的高峰期。不仅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系列被创译，而且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密教经典、律典等都被译出。当时在佛经的翻译解释中大量采用“格义”的方法，即用中国原有经典中的精义与典故来比配佛经中的道理，以便中国信徒的理解与接受。显然这是一种聪明的文明对话与融合方式。

    佛教文明在中土的生根开花结果，还在于佛教本身具有一种对话精神，佛教内部往往通过对话来加深对佛法佛学的理性认识。中土的高僧大德完全继承了印度佛学的对话精神。慧远曾就大乘要义与罗什通信，往复问答。慧远的弟子慧观，也从罗什请问佛学，研核异同，详辩新旧。受到罗什的高度赞扬，与僧肇一起被称为“第一”。

    佛教东传与中华民族文明对话并不纯粹是“西学东渐”的单向对话，同时还有大量中土的高僧大德长途跋涉到天竺等西方取经而形成的逆向对话。中土沙门西行求法从曹魏的朱士行开始可谓代不乏人，其中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是最为突出的两位。当代印度史学家阿里教授在给季羡林先生的信中写道：“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深远的历史影响是通过中国，佛教流传远播于四邻诸国。早在隋朝，佛教就通过中国而影响到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没有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佛教难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就此意义而言，中国佛教具有建构世界宗教文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历史价值。

（选自张三夕《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有删改）

书画装裱

    书画装裱是伴随着书画创作产生和发展的一种特殊的工艺。从现今保存的历史资料看，早在1500年前书画装裱就已经出现了，而且对于装裱浆糊的制作、防腐，装裱用纸的选择，以及古画的除污、修补、染黄等都有文字记载。在两晋时代，书画装裱进入初创时期，在选材、样式及技法上还不完善。南北朝时，书画装裱有了初步的发展，产生了卷轴这种装裱样式。唐代以人物、山水、楼宇为题材的大幅绘画勃然兴起，书画装裱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产生了挂轴和册页这两种新的装裱样式。五代的历史非常短暂，但绘画艺术却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由于画绢方面的扩大，大型绘画的创作就成为可能。一些作品成为屏风的装饰，而后人可能在屏风修理过程中，将其以单幅作品的形式进行装裱和收藏。

    宋代书画名家层出不穷，书画装裱飞跃发展。宋代帝王十分喜好书画，在宫廷内设立翰林图书院，以奉绘事；同时又设立专门装裱书画的作坊，制定装裱书画的格式。此时，书画装裱工艺进入成熟阶段，装裱样式有了新的发展，产生了著名的“宣和装”手卷。随着丝织技术的发展，各种质地花纹的织物为书画装裱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被广泛用作装裱材料。不过，著名书画家米芾认为：绢比纸耐磨，书画展开和卷起过程中二者相互摩擦容易导致书画磨损。因此，他主张以纸来托裱书画，他的这种观点对后世书画的保存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代是我国绘画发展的重要时期，书画装裱也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明朝皇帝把仁智殿作为御用画院，并设立了专门从事书画裱糊的机构。此时，江南地区出现了一批通晓诗文书画的文人雅士，文人画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以苏州为发祥地的“苏裱”开始兴起并广受推崇，书画装裱出现了“普天之下独逊吴中”的景象。在书画装裱样式方面，原有的手卷、册页等装裱样式更加完备，挂轴已经基本定型并开始普及，万历年间在挂轴的基础上，产生了对联这种新的装裱样式。在装裱理论方面，明代周嘉胄所著的《装潢志》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的书画装裱理论著作。

    书画装裱因为所在的地区以及使用的工具、材料的不同，加上装裱格调、工艺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风格。清朝出现的“京裱”与“苏裱”一起成为中国书画装裱的两个主要流派。“京裱”古朴庄重，讲求防燥、防裂；“苏裱”工艺精湛，用料考究，讲求防霉、防蛀。直至今日，这两个流派仍然影响着中国的书画装裱。书画装裱能够很好地表现书画的艺术魅力，使书画得以长期保存，在繁荣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五牛图》《清明上河图》等珍贵名画能够幸存至今，很大程度上是经过装裱与修复的缘故。经过装裱的书画，牢固、美观，便于收藏和观赏。

    山水画，从真正诞生之时起便与中国哲学中最核心的“道”的精神紧密相连。

儒家的道德感悟是与山水连在一起的。《礼记•中庸》云：“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正是以山高水长来形容仁爱之道。同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所以，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境界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道家哲学更是崇尚自然山水。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心灵相照、气息相通的所谓“天人合一”的关系。而庄子心目中的神人居“藐姑射之山”，“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则更是一种心游万仞的自如之境。老庄哲学，成为中国山水画最重要的哲学基础，历代山水画家几乎无一不受其影响。

    将空理与山水融合起来进行阐发更是中国佛教和禅宗的一大特色。佛教徒们“性好山泉，多处岩壑”。建于深山之中的寺庙已经成为中国山水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对山水的亲近不仅有利于僧人们的修悟，也是他们具有较高审美感受力的表现，于是中国山水画史上便有了王维和诸多卓越的画僧。

    透过对儒道释哲学与山水关系的简单梳理，我们不难看出，三者对山水的态度有着本质的相通之处，即都乐于从山水中得到审美愉悦，并且将山水大美与主体人格塑造和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统一起来。而在山水文化基础上诞生的山水画，“以形媚道”，体现出中国哲学精神的深层内核。中国山水画，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切入传统文化和中国哲学精神的最佳途径。建立在“天人合一”哲学基础上的山水画，为山水画家创造了一个走向“天地境界”的通道，为山水画的欣赏者提供了一个深邃而广阔的体验“天地境界”的审美空间，它可以让欣赏者“澄怀观道”，得到审美愉悦的同时实现主体人格的超越。

    可以说，山水画构成了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山水画深刻影响和熏染着中国人的审美品格、生活方式和民族心理。毫无疑问，山水画精神的传承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化精神的延续和发展。

    当代的山水画家，担负着“正本清源”，让山水画的精神内涵与艺术魅力发扬光大并且将传统山水画进行“创造性发展”的历史使命。

    “正本清源”的“源”不仅仅是山水画艺术层面上的“源”，不仅仅是明清，是唐宋，甚至是春秋，它更是中国哲学和美学之源，是对“道”的体认。如龙瑞先生所言：“我们所谓的‘正本清源’，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中国文化核心思想进行的还原。”当代的山水画家，应该在对中国哲学和美学精神深刻体悟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创作，不仅表现天地山川的自然之美，还表现出画家的秉赋、襟抱和人格境界之美，从而让人们在山水画面前产生感动，产生震撼，产生共鸣，感受到艺术之美，进而感受到山水之美以及中国人生生不息感天悟地的人文精神之美，重新建立与山水自然的亲近与和谐的同构关系，最终深刻体验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之境，感受“天地境界”，实现人格和人生境界的自我超越。

    历经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优秀山水文化基因正流淌在自己的文化血脉里不被大多数山水画家和大众所认识，山水画几乎成为“高处不胜寒”的濒危遗产。因此，当代山水画家应承担起“教育和传播”的责任，“志道”，“弘毅”，真正担负起任重道远的文化使命。

（摘编自陈仕彬《当代山水画家的文化使命》）

    不断营建更为合理的共同体理念，是世界文明健康发展的知识行动论基础。反思近代以来的政治，伦理等思想史，不管是地理论、语境论、传统论，道义论还是契约论，在本质上都是共同体理论，都是对什么是合理的共同体，如何建构合理共同体的不同维度探索。这些理论或强调地理因素对共同体营建的影响，或强调周边竞争因素对共同体营建的影响，或强调共同体营建的道德，情感基础，或注重共同体营建的文化传统制约因素，或注重共同体与个体权利让渡的关系，等等。应看到，这些思想都揭示了共同体生成，维系，发展的某些特点，有的甚至对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共同体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也应明确，这些共同体理念也有一些需要注意和超越的共同点：往往以单一共同体的营建为目的，以内卷、非开放，对立为方法论基点。其所倡导的共同体价值，无法同时性地运用于共同体内部与共同体之间。比如，一些主体倡导的平等、自由、正义，只适用于其共同体圈子内部，而不适用于共同体之间。当其他共同体在交往中要求共享平等、自由、正义时，这些共同体往往会实质性放弃平等、正义、自由等理念，转而强调自身利益的优先性、至上性、首位性。这种知行不统一，使诸多共同体理论及其所倡导的价值表现出涂层性、不真实性、矛盾性。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层超越了已有共同体理念的方法论问题，开启了共同体理念的新阶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方法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思维与中国传统的和合思维。既注重尊重不同层面（个体、地方、区域、国家、全球）主体，共同体的差异性，也注重不同层面主体、共同体的互联性，共通性、共同性。一方面，不同层面的共同体内部诸要素间是一种命运共同体关系，需要有机互动以应对风险、实现发展；另一方面，不同层面的共同体之间也是一种命运共同体关系，也需要有机合作才能应对风险，共推发展、共享繁荣。可以逻辑一致地解释共同体内部与共同体之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特点。

    时代的发展要求人们从传统的静止，极点式思维向过程性思维，整体性思维转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所内涵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人类共同价值，具有深刻的过程性、整体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中，不管是在共同体内部还是共同体之间，实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理想目标，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过程；同时，实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需要整体性地考虑历史、现实、未来，自身与他人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条件、要素、领域。

    当正义、自由只为少数人服务时，这种价值就沦为了一种涂层、口号、工具，失去了真实性、引领性。所说与所做、话语与行为是否一致，是人们判定一种世界观、价值观是否真实的现实标准。中国不仅在观念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以“一带一路”建设等方式，真实、真诚地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话语同行为的一致性、真实性，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获得国际认同。

（摘编自（2019年05月10日）（光明日报》陈忠《世界文明变迁规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