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欢喜

郑彦英

    应该是1966年，我上高小，暑假的时候，咸阳北塬上的马庄逢集，母亲给了我两毛钱，叫我带三个弟弟到集上逛逛，顺便买一斤盐。

    一到集上，小弟弟兴奋地指着吃食摊子嚷嚷：“油糕，麻糖，还有馄饨。哥，妈不是给你钱了么！”

    我一声喝住了：“还要买盐呢！一斤盐两毛钱，能吃半年。一碗馄饨两毛钱，一吧嗒嘴就没了！”

    小弟弟没敢再吭声，二弟和三弟见我瞪眼，也都噤了声。

    集市东头是百货店，那里卖盐，但是要到那里，必须穿过叫卖各种吃食的街道。我就在街道上走得很快，唯恐哪个弟弟被哪个美食勾住了。当然最担心的还是我的小弟弟，就抓着他的手走，没想到他走到一个炒凉粉摊跟前，猛然挣脱我的手，坐在凉粉摊前的条凳上。

    二弟和三弟都看着我，其实我也被炒凉粉那特别的香味馋得直咽口水，但我还是去拉小弟弟：“走，买盐去。”

    小弟弟不走，死犟着坐在凉粉摊子前，我把他提起来，他又坐下去，如一摊泥。

    凉粉摊师傅很懂公关，知道我主事，就不看我，有意大声叫卖：“吃一口能解一年馋，才五分钱一盘！”说着就开始炒，油在鏊子里发出吱啦吱啦的声音，拱得我肚子里的馋虫乱爬。

    我不再吭气，心里盘算着，吃一盘凉粉，就要少称二两半的盐！于是我吼：“走，不走不要你了！”

    但是小弟弟铁了心，我吓不倒他，他硬着头死坐着，不看我。

    我实在没法了，捏着口袋里的两毛钱，转过身，背对着三个弟弟和凉粉摊子。但是，炒凉粉师傅的每一个动作，我都听得清清楚楚，特别是炒到最后，铲锅底那一层黄灿灿的凉粉锅巴的时候，师傅有意铲得浅，铲得慢，一下一下地，引诱着一街的人。

    凉粉铲到盘子里了，筷子重重地放到矮桌上，随后，放凉粉盘子的咯噔声响在小弟弟的面前。我还是不转身，我知道三个弟弟这时候肯定都看着我，等我发话。二弟拽拽我的衣服，小声地：“哥！”三弟见我不吭声，走到我面前，怯怯地看着我。我低下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这时候小弟弟说话了：“哥，闻着把人香死咧，我只吃一口，剩下的你三个吃。”小弟弟这一句话感动了我几十年。当我转过身来的时候，看见小弟弟眼巴巴地看着我，我软软地说了一句：“吃吧。”他立即笑了，拿起筷子，却只夹了小小一点，放到嘴里，没敢嚼，似乎在等着凉粉化在嘴里，等到咽的时候，声音却很大，我知道那是和着口水咽下去的。

    小弟弟站起来，把筷子递给我，真诚地说：“哥，好吃得不得了，里头还有豆瓣酱呢！”我说：“我不爱吃凉粉，你三个吃。”说着把筷子递给二弟。

    二弟和三弟推让着，一人吃了一口，又让我吃，我自然还是推。小弟弟夹起一筷子炒凉粉送到我嘴前面，那棕红的酱色，那飘忽的白色蒸气，顿时攻破了我的所有防线。

    我吃了，我有意咽得很快，却不张嘴，让那美味在嘴里回旋。同时把筷子递给小弟弟。 

    小弟弟又推，我便把凉粉在盘子里分成三堆，让他们一人吃一堆，然后把筷子咯噔往矮桌上一放，说：“你们吃，我去付钱。”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三个弟弟吃了两堆，剩下一堆，让我吃，我问是谁没吃，二弟说是小弟弟没吃，留给我。

    我没有再说话，其实也就小小三块，我吃了一块，夹起两块，一下子喂到小弟弟嘴里。回到家里，母亲见我们弟兄四个满面红光，就招呼我们吃饭。我把盐袋放到盐罐子上，母亲掂了一下，笑着说：“吃饭。”

从这天开始的几个月里，我总觉得饭菜的味道淡了，少放了盐。我悄悄地问几个弟弟，他们也说感觉出来了，不敢问。多年以后，我问母亲那天掂出盐的重量没，母亲笑着说：“咋能掂不出来？！”我又问：“你知道我们把钱花在啥地方了？”母亲笑笑说：“五分钱买了四个娃的欢喜，还有比这便宜的事么!”

（选自2015年《今晚报》）

鸣凤自述心曲

巴 金

    夜死了。黑暗统治着这所大公馆。电灯光死去时发出的凄惨的叫声还在空中荡漾，虽然声音很低，却是无所不在，连屋角里也似乎有极其低微的哭泣。欢乐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是悲泣的时候了。

    十六岁的婢女鸣凤坐在床沿上，痴痴地望着灯花……“我在这儿过了七年了，”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它近来常常折磨她。七年也是一个长时期呢！她常常奇怪这七年的生活竟然这样平淡地过去了。虽然其间流了不少的眼泪，吃了不少的打骂，但毕竟是很平常的。流眼泪和吃打骂已经成了她的平凡生活里的点缀。她认为这是无可避免的事，虽然自己不见得就愿意它来，但是来了也只好忍受。她觉得，世间的一切都是由一个万能的无所不知的神明安排好了的，自己到这个地步，也是命中注定的罢。这便是她的简单的信仰，而且别人告诉她的也正是如此。

    可是在她的心里另外有一种东西在作怪。她自己也不知道有这种东西存在，但是它开始活动起来了。它给她煽起了一种渴望。

     “我在这儿过了七年了，看看就要翻过八个年头罗！”她突然感觉到这种生存的单调，心里有点难过，像那些与她同类的少女一样，开始悲叹起自己的命运来。“大小姐在的时候，常常跟我谈起归宿，不晓得我将来的归宿在哪儿？”她的眼前现出了一片茫茫的荒野，看不见一个光明的去处。一张熟面孔在她的眼前晃动着。“要是大小姐还在的话，那么还有个关心我的人。她教我明白许多事情，又教我读书认字。她现在死了。真可怜。好人活不长！”她自言自语，说到这里，泪水湿了她的眼睛。

     “命啊，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她拿这样的话安慰自己，甚至在想到吃打骂的时候。她又想着：“假使我的命跟小姐们的一样多好！”于是她就沉溺在幻想里，想象着自己穿上漂亮的衣服，享受父母的宠爱，受到少爷们的崇拜。后来一个俊美的少爷来，把她接了去，她在他的家里过着幸福的生活。

     “没有的事，真是痴想，”她微笑道，似乎在责备自己。“我的归宿绝不是那样！”她想到这里，便又收敛了笑容。她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的归宿绝不会是那样。事实会是：她到了相当的年纪，太太对她说：“你的事情做够了。”一乘小轿子把她抬了出去，让她嫁给太太所选定的、她自己并不认识的一个男人，也许还是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于是她在那个人的家里贫苦地生活下去，给他做事，给他生小孩，或者甚至在十几二十天以后又回到原来的公馆里伺候旧主人，所不同的是那个时候她可以得到一点工钱而且不至于常常挨骂。“五太太房里的喜儿不就是这样的吗？”她想道。

     “真是可怕得很，这样的归宿不是跟没有归宿一样吗？”她想到她的前途，不觉打了一个冷噤。她记得自从喜儿嫁后回来辫子改成了发髻以后，她常看见喜儿一个人躲在花园里面垂泪……

     “还不如像大小姐那样死了好！”她悲苦地叹道。周围的黑暗向她包围过来。灯光因了灯花增大而变得更微弱了……黑暗中隐约现出许多狞笑的脸。这些脸向她逼近。有的还变成了怒容，张口向她骂着。她畏怯地用手遮住眼睛，又坐了下去。

    风开始在外面怒吼，猛烈地摇撼着窗户，把窗格上糊的纸吹打得凄惨地叫。寒气透过了糊窗纸。屋里骤然冷起来。灯光也在颤抖了。一股寒气从衣袖里侵到她的身上。她又打了一个冷噤，便放下手，又向周围望了一下。

     “哼，你不要拿四太太的招牌吓人！”何嫂忽然在对面床上说了一句话。鸣凤吃了一惊，伸起头望了一眼。何嫂翻了一个身。把脸掉向里面，又不响了。

     “年纪也不小了。日后不晓得到底有什么样的归宿？”她想到这里又悲叹起来。忽然一个年轻男人的面颜在她眼前出现了。他似乎在望着她笑。她明白他是谁。她的心灵马上开展了。一线希望温暖了她的心。她盼望着他向她伸出手。她想也许他会把她从这种生活里拯救出来。但是这张脸却渐渐地向空中升上去，愈升愈高，一下子就不见了。她带着梦幻的眼睛望着那个满是灰尘的屋顶。

    一股寒气打击她的敞开的胸膛，把她从梦幻的境地中带了回来。她揉着眼睛，悲叹地说：“不过是一场梦罢了。”她恋恋不舍地又望了望四周，然后脱去棉裤，又把衣服脱了压在被上，很快地钻进被窝里去了。

    这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两个大字不住地在她的脑子里打转，这就是大小姐生前常常向她说起的“薄命”。

    这两个字不住地鞭打她的心，她在被窝里哭起来。声音很低。她害怕惊醒别人。灯光又渐渐地黯淡下去。风在外面高声叹息。

（选自巴金《家》（第四章），有删改）

借给你的温柔

江文胜

    这天晚上，天下大雪，出奇的冷。养猪专业户王老汉蜷缩在家里的火盆前，他不敢出门。

    忽然，狗叫。王老汉极不情愿地打开屋门，一股刺骨的寒风迎面刮来，他打了一个激灵。王老汉哆哆嗦嗦地来到院子里，没见到任何人，可狗还在叫。

    院子左边的一排房屋，是猪圈。他逐一查看猪圈，仔细地数，总共60头猪连毛发都没少一根。猪没被盗，狗为啥叫呢？肯定有情况，不然，通人性的狗是不会无缘无故地瞎叫的。果然，王老汉在那排距自己的住房最远的饲料库发现了“敌情”：喂猪的苕片饲料少了一袋！

    王老汉立马来了精神，他赶紧回到屋里，拉上三十岁出头的儿子金华出来寻找。原来下了雪，现在雪停了，院子里从院门到饲料库、从饲料库到院门各有两行脚印，清晰可辨。金华说：“咱们跟着脚印去追那偷饲料的人！”王老汉说：“这是一个人的脚印，咱俩去追，可以对付，铁证如山，看他如何狡辩。”

    父子俩一前一后顺着脚印一口气追到了蜡子山矿区宿舍。脚印通到一间砖房的门前没了，别的砖房都熄了灯，只有这间房没有熄灯。

    真是胆大包天啊！做了贼还敢亮着灯？王老汉这样想。

    窗是玻璃窗，玻璃上结满了冰花。左下角的一块玻璃没了，糊上了报纸。王老汉用舌头舔湿了窗户纸，用手指轻轻一捅，报纸上便出现了一个小孔：一个黑黑的瘦瘦的中年汉子，坐在屋里的矮凳上，他的头上还冒着热气。啊！那袋装有红苕片的大编织袋赫然放在他的面前。床沿坐着一个双手笼在袖头里的老头，床头的被子下露出一个小脑袋，一个中年妇女站在这个黑汉子的对面。

    王老汉父子猫着腰蹲在窗户外，大气不敢出，倾听着屋里的动静。

    “粮，借来了。这就是，红苕片，100斤。你还愣着干啥？还不快去熬苕片汤！”汉子的声音。

    “妈，快熬，我饿坏了，我要吃苕片汤。”小孩的声音。

    “亚龙，这粮是咋借来的？”老人的声音。

    “爹，我事先写好了借条，借条压在袋子下。”汉子的声音。

    王老汉一愣，心想，我怎么没注意到那借条！真的有？

    “这不是偷吗？自打你从娘胎里出来，我是怎么指教你的？做人要本分！还好，留下了借条，人要凭良心。但借粮容易还粮难哪！矿上不开工资，啥时候能还上？”老人的声音。

    “爹，这个我想过。车到山前必有路，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我还有一双手。到春天，矿上如果还不能开支，我就到农村去帮工。听说王老汉厚道，日子也过得殷实，不然我干吗要借他的。我想去他那里，帮他干活，用工钱抵粮钱……”汉子的声音。

    “快走！”王老汉在心里喊。他拉起儿子往家里赶。进了院子，王老汉急奔饲料库，果然发现了那张借条：

    家里无米下锅。借一袋红苕干片。春天还。蜡子山矿区吴亚龙，此据。

    某某年某月某日

    上面还有一个用墨水作印泥盖的“吴亚龙”的私章。

    太阳从蜡子山上露出头来。吴亚龙推开屋门，见门口堆了一些东西：一袋大米、一袋面粉、一大块猪肉、几条鲜鱼和一袋冻豆腐……吴亚龙像见到了天外来物似的翻来覆去地找，竟找不出一张哪怕是手指宽的字条……

救命恩人

江岸

    正是下班高峰。侯一凡挺起胸膛，绷紧双腿，笔直地站在工厂门口。他目送着下班的人群潮水一般陆续涌出工厂大门，后来，只有零星的工人一个个往外走的时候，他才稍微放松下来。

    虽说只是一名工厂的保安，但是，侯一凡毕竟刚从武警部队退役半年，他站岗的姿势还是完全保留了真正的军人风范。

    他晃晃微微发酸的脖子，扭动了一下腰肢，准备回值班室的时候，突然想起，怎么没看见吕晓红大姐走出来呢？

    侯一凡楞了一下，勾头往厂区方向看去。他拥有一双视力在2．0以上的眼睛，一眼看去，能看得很远。他发现，正在往外走的工人，包括厂区纵深处三三两两的人影，都不是吕晓红。吕晓红平时上下班都很准时，今天怎么了？侯一凡决定在门口再站一会儿，等等吕晓红。

    侯一凡在这个肉联厂虽然已经工作了半年时间，但是，认识的工人并不多，多数人只是在上下班的时候进出工厂，在他值班的时候，才在他面前晃一下。他一个从山区农村黄泥湾出来到城市打工的小保安，没有几个工人主动跟他搭讪，并告知他自己的名字。吕晓红这个名字也是他听别人喊的，可能听的次数稍微多了一些，他便牢牢记住了。

    大概等了十多分钟，厂里没有一个人往厂门口走了，当然，吕晓红依然没有出来。侯一凡感觉有些不对劲，到底哪里不对劲，他一下子也想不起来。他只好给保卫科长打电话。

    科长，你认识吕晓红吗？她是哪个车间的？

    我不太清楚，怎么啦？

    我没看见她下班出来，有些不放心。

    下班的时候，工人一窝蜂地出来，你一个个都看清楚了？你点名了？你怎么知道她没有出来？

    吕晓红和别人不一样，我知道的。

    你别管闲事了，你又不是人事部的，考勤不归你管。看好你的门吧。

    科长没好气地挂了电话。科长说到人事部，提醒了侯一凡。他查了一下人事部的电话，把电话打了过去。

    请帮忙查一下，吕晓红是哪个车间的？

    冷冻车间。

    还没有等侯一凡再说点什么，人事部那个人已经火急火燎地挂了电话。他把电话打到冷冻车间，可是，没有人接电话。他只好硬着头皮把电话打到厂办公室。

    冷冻车间的吕晓红，到现在没有出来。

    怎么了？

    我怀疑她会不会被关在冷库里了。

    不会吧？

    厂办公室的那个人漫不经心地挂了电话。该打的电话都打了，侯一凡没辙了。他在值班室坐了两分钟，椅子上好象放着一盆火，烧得他坐不住。终于，他站了起来，咬咬牙，拨通了厂长的电话。

    厂长您好。我是保卫科小侯，向您报告一件事。

    哦？说吧。

    冷冻车间的吕晓红到现在还没有出来，我怀疑她被关进了冷库里。请您赶紧派人到冷库去看看吧。

    有这样的事？我马上让冷冻车间主任去看看。

    放下了电话，侯一凡惴惴不安地站在值班室门口，眼睛盯着大街。大约二十分钟左右，冷冻车间赵主任骑着摩托车，箭一般射过来。到了厂门口，他猛地刹车，停了下来。赵主任指着侯一凡的鼻子，喝道，就是你打电话给厂长，说冷库里面有人？

    是我。侯一凡挺了挺身子。

    老子喝个酒都喝不安生。如果我去看了，冷库里没有人，出来我揭了你的皮……说着，赵主任一加油门，摩托车嘶吼着冲进了大门。

    后面的事情就不必细说了。

    医院救护车开进厂区的时候，几滴泪水猛地涌出了侯一凡的眼眶，挂在了他的睫毛上。

    吕晓红出院以后，买了一大兜水果，到厂门卫值班室感谢侯一凡。她紧紧握住侯一凡的手，说，大兄弟，如果不是你救了我，大姐就冻成死猪了。

    大姐，其实不是我救了你，是你自己救了你。

    为什么这样说？

    侯一凡说，每天你上班，总是问候一声：你好；每天你下班，总是说一声：再见。我那天没有听到你说再见，所以知道你没有出来。否则，全厂五六百个工人，我怎么可能单单记得你呢？

（选自《洛神》2016年第6期）

主角

陈彦

    很多年后，成名后的忆秦娥记得，改变她命运的时刻，是一个太阳特别暴烈的下午。她正在家对面山坡上放羊，头上戴了一个用柳条编的帽圈子，柳叶都被太阳晒蔫干了。她娘突然扯破喉咙地喊叫，说她舅回来了。

    她随娘赶场子，到几十里地外，看过几回县剧团的戏，见她舅可神气了。戏要开演前，他朝靠背椅子上一坐，二郎腿一跷，还给腿面子上垫一块白白的布。他噗噗地吹开茶水上的浮沫，呷几口茶后，才从一个长布套里，掏出一对就像两根“筷子”的鼓槌来。“筷子”头朝鼓皮上一压，眼看“筷子”都要折断了，可手一松，又立即反弹得溜直。几个敲锣、打铙的，看着“筷子”的飞舞，还有她舅嘴角的来回努动，下巴的上下含翘，眼神的左右点拨，就时急时缓、时轻时重地敲打起来。整个山沟，四处八下的人，循着热闹，急急呼呼就凑到了台前。看的人越多，她舅手上的小鼓槌就抡得越欢实，敲得那个快呀，像是突然一阵暴雨，击打到了房瓦上。那鼓槌，看似是在一下下朝鼓皮上落，落着落着，就变成了两个喇叭筒子，好像纹丝不动了。可那鼓，却发出了皮将爆裂的一迭声脆响。以至戏开始了，还有好多人都只看她舅，而不操心场面上出来的演员。好几次，她都听舅吹牛说，附近这七八个县，还找不到他这敲鼓的好手艺。省城大剧院的戏，舅说也看过几出的，就敲鼓那几下，还没有值得他“朝眼窝里眨的”。不管舅吹啥牛，反正娘见了就是骂，说他一辈子就知道在女人窝里鬼混。

    舅对娘说：“麻利把招弟收拾打扮一下，我赶晚上把娃领到公社住下，明天一早好坐班车上县。”

    娘就赶紧张罗着要给她洗澡、梳头。她舅说：“一定要把头上的虱子、虮子篦尽，要不然进城人笑话呢。”她娘说：“知道知道。”娘就死劲地在她头上梳着篦着，眼看把好些头发都硬是从头皮上薅掉了，痛得她躲来躲去，可娘还不停地梳。

    招弟也不知是高兴还是茫然，头嗡的一下就木了。她想，那咋都是她姐来弟的事。来弟比她漂亮，能干。可没想到，这事竟然是要让她去了。

    洗完头，娘给她扎辫子的时候，她问：“这好的事，为啥不让姐去？”

    娘说：“你姐毕竟大些，屋里好多事离不开。我跟你爹商量来商量去，你舅也同意，还是让你去。”

    “我去，要是人家不要咋办？”她问。

    娘说：“你舅在县剧团里，能得一根指头都能剥葱。谁敢不要？”

    娘把她姐的两个花卡子从抽屉里翻出来，别在了她头上。这是姐去年挖火藤根，卖钱后买下的，平常都舍不得戴。

    “姐不让戴，你就敢给我戴？”她说。

    “看你说得皮薄的，你出这么远的门，戴她两个花卡子，你姐还能不愿意。”

    娘说完，咋看，又觉得她身上穿的衣裳不合适。不仅大，像浪浪圈一样，挂搭在身上，而且肩上、袖子上、屁股上，还都是补丁摞补丁的。娘想了想，突然用斧子，把她姐来弟的箱子锁砸了。娘从那里翻出一件绿褂子来。那是来弟姐前年过年在供销社买的，只穿了两个新年，加上六月六晒霉，拿出来晒过两回，再没面过世的。那褂子平常就一直锁在箱子里，钥匙连娘都是找不到的。

    她咋都不敢穿，还是娘硬把绿褂子套在了她身上。褂子明显大了些，但她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出门时，舅说：“你看你们把娃打扮的，像个懒散婆娘一样。再没件合身衣服了？”

    娘说：“真没有了。就身上这件，还是她姐的。”

    舅无奈地叹了口气说：“唉，看看你们这日子。不说了，到城里我给娃买一件。走!”

    刚走了几步，娘就放声大哭起来。其实，招弟也舍不得娘。

    刚出村子，她舅说：“得把名字改一下，以后不要叫招弟了，就叫易青娥吧。省城有个名演员叫李青娥，你叫易青娥，说不定哪天就成大名演员了呢。”舅说完，还很是得意地笑了笑。

    突然变成易青娥的易招弟没有笑。她觉得舅是在说天书呢。

    易青娥舍不得娘，也舍不得那几只羊，它们还在坡上朝她咩咩叫着。

    十几年后，易青娥又变成了忆秦娥。

（节选自陈彦《主角》，有删改）

老字号

老舍

    钱掌柜走后，辛德治——三合祥的大徒弟，好几天没正经吃饭。钱掌柜是绸缎行公认的老手，正如三合祥是公认的老字号。辛德治是钱掌柜手下教练出来的人。可是他并不专因私人的感情而这样难过，也不是自己有什么野心。辛德治说不上来为什么这样怕，好像钱掌柜带走了一些永难恢复的东西。

    多少年了，三合祥是永远那么官样大气：金匾黑字，绿装修，黑柜蓝布围子，大杌凳包着蓝呢子套，茶几上永远放着鲜花。多少年了，三合祥除了在灯节才挂上四只宫灯，垂着大红穗子没有任何不合规矩的胡闹八光。多少年了，三合祥没打过价钱，抹过零儿，或是贴张广告，或者减价半月；三合祥卖的是字号。多少年了，柜上没有吸烟卷的，没有大声说话的；有点响声只是老掌柜的咕噜水烟与咳嗽。

    这些，还有许许多多可宝贵的老气度，老规矩，由周掌柜一进门，辛德治看出来，全要完！

    果然，周掌柜——来了还没有两天——要把三合祥改成蹦蹦戏的棚子：门前扎起一座彩牌，“大减价”每个字有五尺见方，两盏煤气灯，把人们照得脸上发绿。这还不够，门口一档子洋鼓洋号，从天亮吹到三更；四个徒弟，都戴上红帽子，在门口，在马路上，见人就给传单。这还不够，他派定两个徒弟专管给客人送烟递茶，哪怕是买半尺白布，也往后柜让，也进香烟。这还不够，买一尺还饶上一尺，还赠送洋娃娃，伙计们还要和客人随便说笑；客人要买的，假如柜上没有，不告诉人家没有，而拿出别种东西硬叫人家看。

    辛德治要找个地方哭一大场去！在柜上十五六年了，没想到过——更不用说见过了——三合祥会落到这步田地！三合祥是“君子之风”的买卖，这个光荣的历史，是长在辛德治的心里的。可是现在？

    辛德治也并不是不晓得，年头是变了。拿三合祥的左右铺户说，多少家已经把老规矩舍弃，而那些新开的更是提不得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过规矩。

    他最恨的是对门那家正香村：掌柜的踏拉着鞋，叼着烟卷，镶着金门牙。老板娘背着抱着，好像兜儿里还带着，几个男女小孩，成天出来进去，进去出来，唧唧喳喳，不知喊些什么。那群伙计，不知是从哪儿找来的，全穿着破鞋，可是衣服多半是绸缎的。有的贴着太阳膏，有的头发梳得像漆杓，有的戴着金丝眼镜。再说那份儿厌气：一年到头老是大减价，老悬着煤气灯，老转动着留声机。买过两元钱的东西，老板便亲自让客人吃块酥糖；不吃，他能往人家嘴里送！辛德治想不到世上会有这样的买卖，而且和三合祥正对门！

    更奇怪的，正香村发财，而三合祥一天比一天衰微。他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难道买卖必定得不按着规矩作才行吗？

    现在三合祥与正香村的煤气灯把街道照青了一大截，它们是一对儿！三合祥与正香村成了一对？！这莫非是作梦么？不是梦，辛德治也得按着周掌柜的办法走。他得和客人瞎扯，他得让人吸烟，他得把人诓到后柜，他得拿着假货当真货卖，他得等客人争竞才多放二寸，他得用手术量布——手指一捻就抽回来一块！他不能受这个！

    但是，过了一节，他不能不佩服周掌柜了。节下报账，虽然没赚什么，可是没赔。周掌柜笑着给大家解释：“你们得记住，这是我的头一节呀！我还有好些没施展出来的本事呢。”辛德治看出来，钱掌柜是回不来了；世界的确是变了。

    可是，不多久，周掌柜到正香村领东去了。正香村需要这样的人，而周掌柜也愿意去，因为三合祥的老规矩太深了，仿佛是长了根，他不能充分施展他的才能。

    辛德治送出周掌柜去，好像是送走了一块心病。

    对于东家们，辛德治以十五六年老伙计的资格，是可以说几句话的，他去给钱掌柜运动，也托出钱掌柜的老朋友们来帮忙。他不说钱掌柜的一切都好，而是说钱与周二位各有所长，应当折中一下，不能死守旧法，也别改变得太过火。老字号是值得保存的，新办法也得学着用。

    钱掌柜果然回来了。街上只剩了正香村的煤气灯，三合祥恢复了昔日的肃静，虽然因为欢迎钱掌柜而悬挂上那四个宫灯，垂着大红穗子。

    三合祥的门凳上又罩上蓝呢套，钱掌柜眼皮也不抬，在那里坐着。伙计们安静地坐在柜里，有的轻轻拨弄算盘珠儿，有的徐缓地打着哈欠，辛德治口里不说什么，心中可是着急。半天儿能不进来一个买主。偶尔有人在外边打一眼，似乎是要进来，可是看看金匾，往正香村那边走去。有时候已经进来，看了货，因不打价钱，又空手走了。

    过了一节，三合祥非减人不可了。辛德治含着泪和钱掌柜说：“我一人干五个人的活，咱们不怕！”老掌柜也说：“咱们不怕！”辛德治那晚睡得非常香甜，准备次日干五个人的活。可是过了一年，三合祥倒给正香村了。

（选自《老舍文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