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

项羽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从中可以看出项羽什么样的性格特征。

“国学骑士”辜鸿铭

    “国学骑士”是陈福郎先生授予他新近出版的长篇传记小说之主人公辜鸿铭的名号。别看这些年随着国学热，辜氏生平所为渐浮世表，似乎声名日隆，但在早些年，其在内地已近无人问津，流落于主流文化视野外，几被历史烟尘所湮没。

    辜氏生于1857年，卒于1928年。其父原籍福建惠安，时在马来西亚槟城总管一家英国老板的橡胶园，其母是洋人。辜氏自幼聪慧，语言天赋卓绝，深受义父英人布朗先生疼爱，10岁时，由其带至英国求学；20岁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获硕士学位；接着赴德、法等国著名学府深造并研究，精通西学。据说蔡元培求学菜比锡大学时，辜氏在彼已很有名；而40年后林语堂到该校时，辜氏著作已赫然被列为必读书。后辜氏打道回南洋，对中国丈化萌发浓厚兴趣。他埋头精研中国典籍，又经人举荐，回国做晚清大臣张之洞幕僚20余年。后曾任清政府外务部左丞。清亡后，受蔡元培之请，以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9种语言，通晓文、儒、法，工与土木等文、理各科，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又以其特立独行之“怪 ”，成为北大及京城一景，有“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精通西学的辜氏，在潜心精研国学后，有了一个比较，就此产生了一个持守终生的定见。他以为儒家学说之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出现的冷酷与毁灭；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故他不仅自己项礼膜拜，更不遗余力推向世界，以为肩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他以英文发表的《中国学）》，几乎就是一篇国学宣言。此后他所著述的《中国札记》、《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等，所翻译的“四书”中的三书《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传统典籍，卖力向世界传播儒家学说，鼓吹东方文化，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应该说在此之前，还没谁更系统、完整、准确地向域外有意识地传输国学典籍。《论语》英译本出版序言道：“辜先生不小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他不仅是忠实的翻译它，而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超越了中西方观念与思维方式的鸿沟……。”可见西方对辜氏具有开创性的译介传播中国文化的尊重与推崇。

    但辜氏在国内却是不入潮流，不合时宜。彼时人心思变，新青年擎起打倒孔家店大旗，转而向西方寻求强国之道。辜氏从西方来，能够慧眼独具，洞悉西方现代文明之弊，故逆流而动，高唱反调。“西方现在虽十分发达，然而已趋于末路，积重难返，不能挽救。诸君当知中国的前途绝不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最合世界新潮。大海对岸那边有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的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我们来超拔他们。”这番话，虽有点“大”，但不能说没有一点先见之明。

    与辜氏对国学传播所做的贡献，乃至他的才华相比，坊间似乎更愿意传播其“怪”。他恃才傲物，性情执拗，西学出道却痴迷旧学，既偏激又迂腐，既愤世嫉俗又玩世不恭，既不合时宜又不甘寂寞，铁杆保皇却敢戏侃清廷慈禧、嘲讽新帝袁世凯，加上他行为艺术似的遗少打扮与生活形态，似乎成了种种矛盾的杂糅体。伴随这些奇行怪癖的，还有他异乎寻常的“奇谈怪论”，如挖苦银行家是在晴天时硬把雨伞借给你，在下雨时把雨伞收回去的人；反驳嘲笑自己的人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等等。辜氏浸淫于东西方语言中数十年，深谙言语之精妙，能集东西方言语表达气质、风格之优长。他的见多识广，急智宿慧，常常于争辩中，尽显于他的犀利谈锋与妙语连珠中。辜氏似乎也喜欢在与人论说中一炫他的敏思好辩。而事情的另一面是，正因为他的这种不通世故的不留情面，锋芒毕露，爱逞口舌之快之情状，令世人轻慢了精彩话语后他的认真执著、焦虑忧患和真知灼见。

    辜氏关于中国文化对世界的作用实是有先知先觉，因之他成为今天开在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先声先驱。“国学骑士”这个名号，依辜氏生平外谐内庄，表邪里正的格调，想必一定会喜欢。而我们通过这个名号，则可以穿越历史的迷雾烟尘，直抵这个生前戏闹身后寂寞的国学传播大师的精神实质，去认真想想我们曾经拥有的、失落的以及将要创造的，这或许也是陈福郎多年磨一剑，打造“国学骑士”的良苦用心所在。

（节选自《光明日报》2011年04月19日）

任正非，华为无可替代的精神领袖

    任正非，华为无可替代的精神领袖，他以“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豪情，带领华为从一个仅有两万元注册资本的企业，一跃成为销售额超过300亿美元的大公司。一时之间，低调、神秘、土狼……各种名号不断地加在任正非的身上，他始终不予回应。于是，一些人对他产生了种种猜想，说他神秘兮兮，说他自身有缺陷，说他和华为的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说他清高，说他简单粗暴，说他不近人情……不管是诽谤，还是赞扬，他都无动于衷。走自己的路，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去吧！

    美国《时代周刊》评价说：“华为正重复当年爱立信、思科等卓著的全球化大公司的历程，并且成为这些电信巨头‘最危险’的对手。”英国《经济学人》的评价则是：“他(华为)的崛起，是外国跨国公司的灾难。”

    穷困是有大作为的人的第一桶金，饥饿感就是一个人不懈的动力来源。任正非创办公司之初，与父母等住在深圳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生活潦倒，衣食堪忧。“忧劳兴国，逸豫亡身。”任正非感谢生活给自己的馈赠。他认为：“华为最基本的使命就是活下去。”每天工作长达15～20个小时，几乎没有任何苦恼的迹象，风花雪月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跟他们全然无关。在他们强毅的精神世界里面，存在着尊严，在傲立着的尊严之中，存在着意志力，在意志力中存在着对最辉煌理想的内在渴求，在渴求之中，存在着欲望的爆发力。

    “做事业，做有高度的事业”是任正非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华为本身成为最好的例证。1987年，43岁的退役解放军团级干部任正非，以凑来的2万多元人民币创立了华为公司。当时，除了任正非，谁也没有想到，这家诞生在破旧厂房里的小公司，即将改写中国乃至世界通信制造业的历史。

    在起初的两年时间，公司主要是代销香港的一种HAX交换机，靠打价格差获利。此时，国内在程控交换机技术上基本是空白，任正非敏感地意识到了通信技术的重要性，他将华为的所有资金投入到研制自有技术之中。此次孤注一掷没有叫他失望——华为研制出了C&C08交换机，价格比国外同类产品低2/3，功能与之类似，前景十分可观。这个自主研制的策略，让华为冒了极大的风险，但也最终奠定了华为适度领先的技术基础。

1995年，任正非以自己独特的战略眼光，开始带领华为走向海外市场。经过四年的苦心经营，1999年，华为在海外形成规模，并建立大的营销和服务网络。2009年，华为收入近1500亿元，其中有76%来自海外；华为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已从2008年的11.5%上升至14.2%，趋近龙头老大爱立信的20.8%。更为重要的是，华为由于业务及财务上的稳健成长，已经与诺西、阿朗等传统对手拉开了距离。

    华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运用于全球100多个国家，以及35个全球前50强的运营商；在海外设立了20个地区部，100多个分支机构；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美国达拉斯及硅谷、印度班加罗尔、俄罗斯莫斯科以及中国的广大地区设立了研发机构，通过跨文化团队合作，实施全球异步研发战略。

    创新永远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任正非对这一点有深刻而清醒的认知和把握。2008年华为提交了1737项PCT国际申请专利，超过第二大国际申请专利大户松下的1729项和荷兰皇家飞利浦电子有限公司的1551项，至2008年12月底，华为累计申请专利35773件。华为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的话语权也在不断上升，华为加入了83个国际标准组织。在参与诸多国际标准组织的标准制定中，仅2008年，华为提交了4100多项提案，并就光纤传输、接入网络、下一代网络光纤等领域，提交了1300多项提案，在核心网络、业务运用和无线电接入领域提出了2800多项提案。

    完善的制度和文化建设是企事业成长的保障和灵魂。1998年3月，在任正非的强力推动下，华为推出了《华为基本法》，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现代企业中最完备、最规范的一部企业基本法。这些规章制度保证了华为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

    任正非和华为这一充满传奇的成功，发生在一个机会主义盛行的大环境中。这些经历无疑开始激励一批有雄心的企事业投资研发，并借此角逐于强敌环伺的全球市场的信心。

    任正非，拥有一个经历人生冷暖的灵魂，从最低的山谷，走到了人生的顶峰，避开喧闹，获得一种静观。看事、看物、看人都有了别样的视野。

忆启功

    在启功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社会各界的人们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缅怀和纪念他，这一现象足以反映出启功先生学术思想、艺术精神和人格魅力的影响深远!

    启功先生生前担任了中国书协的最高职务，他潜心研究传统书法艺术，临习大量碑帖，不知疲倦地耕耘，形成了俊朗、清秀、端雅的“启体”风格。他的书法作品在各个社会场合中存在，并为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传阅和珍藏。不仅如此，启功先将学术触角辐射到古典文献、文字、音韵、训诂、历史、文物鉴定、红学、诗词、书画等，几乎涵盖了传统文化研究和创作的所有领域。

    他根据各个领域的实际情况，讲事实、重本质、析源流，因而在每一个领域都取得了极高的建树。比如，《汉语现象论丛》大概是自语法学建立以来唯一一部真正立足于汉语实际的语言学著作，系统论述了汉语使用中许多独特而有趣的语言现象。又如，《论书绝句》只有100首七绝的诗文和注释，中肯地评价书家成就、碑帖真伪、流派渊源，提出“透过刀锋看笔锋”、“一从证得黄金律”等著名的论断。最后，我们发现，在任何一种学科的研究中评价启功先生都是不够全面的，而相关的领域都有他的影子清晰存在!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他去世后的官方讣告中有“国学大师”的名号，至于民间，或许还会更加直接地冠以“最后一位”的限定语吧。

启功先生于1912年生于北京，虽为皇族贵胄，但家道早已衰落。他早年丧父，家里就靠寡母苦苦操持。在父辈的几位门生仗义相助下，才得以在汇文学校读书，但终因经济困难，中学未毕业便辍学了。后有幸师从陈垣先生，恩师对他几十年的精心教育，使启功先生异常感动，终身难忘。他的学生不知听了多少遍启功对恩师陈垣的怀念和感激。在《上大学》一文中他曾写道：“恩师陈垣这个‘恩’字，不是普通的恩惠之‘恩’，而是再造我思想、知识的‘恩’谊之恩!”而在自己的执教生涯中，启功又将此“恩”传给了学生、后辈。他待学生如孩子，甚至在日本以及香港也不忘给学生买回昂贵的书籍。学校准备设立一个基金会奖励优秀学生，启功很支持这件事情，耄耋之年的他为此呕心沥血伏案三年，终于完成了上百幅书画作品，在香港义卖得了163万元人民币。但他不同意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坚持以“励耘”命名，因为先师陈垣生前曾吟诗云：“老夫也是农家子，书屋于今号励耘。”他要以此纪念恩师。

启功先生平素为人谦和，却从不随波逐流、随声附和。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一点也不含糊的。他要较起真，谁也奈何不得。比如，他对有人假冒他的书法表现得很超然；然而当他发现有人冒用他的名字进行古书画鉴定，并在赝品上以他的名义题字落款时，先生却非常气愤。登报发表声明：从今以后，启功不再为任何个人鉴定字画真伪，不再为任何个人收藏的古字画题签。他严肃地说：“这与造我的假字不同，这是以我的名义欺诈别人，对这种犯罪行为，我要保留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声明发表后，启功先生的许多朋友都不相信他能做到，因为他们知道启功先生为人随和，好说话。可是先生真的是说到做到了，留下文物鉴定界的一则佳话。

早在1978年，六十六岁的他风头正健之时，就自撰其《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如今，我们以虔敬之心缅怀启功先生，他用93载的人生路写下了一个大写的“人”字，让我们仰之弥高，永记心中。

（选自2012年7月《中国教育报》，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人工智能技术许多突破是在智商领域产生的。从 AlphaGo到自动驾驶和语音助手，我们正亲身经历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前不久，科学家们研发出在专业麻将平台上晋升十段的人工智能系统。与棋类活动相比，麻将是一项更困难的挑战，因为它具有更复杂的隐藏信息和不确定性。这些突破有助于人工智能协助人类应对更多复杂的决策问题，例如智能交通、金融投资等。

    如果我们把围棋视为人类智商的旗帜，那么艺术创作或可视为人类情感的凝聚。人工智能在艺术创作领域能否取得同样的成功?一直以来，人们坚信艺术创作是人类独有的能力，从而断言人工智能不可能习得这种特质。然而，艺术果真是人类独有的天赋吗?

    人们普遍认为，艺术创作之所以为人类独有，不仅仅出于技艺的娴熟，更因为人类创作者有完整的人生经历。一个创作者的生平际遇越丰富，他的创作就可能越深厚，作品越能够与创作者有机联系在一起。人工智能显然没有人生经历。

    然而，“失忆者假说”有力挑战了这种看法。假设一个人类失忆者在医院中突然醒来，属于他的过往“人生经历”已全部在头脑中丧失，他只能依靠过往的日记、音视频资料和他人的讲述等，对自己的人生经历进行复原。在这种情况下，“生平际遇”于他只是一个有限的数据集，既不真实，也很有限。那么，这个失忆者是否还算是一个有资格的创作主体?

    “失忆者假说”对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具有关键价值。因为对于一个尝试艺术创作的人工智能系统而言，它的境况与上述人类失忆者的境况极为相似。这个假说使我们能够尝试为人工智能构建虚构的人生经历，而不必拘泥于这“经历”是否有限。人们的经历总是或多或少重合的，通过类似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去推定并补全一个有限的集合。在中央美院最近举行的一场画展上，人工智能机器人“微软小冰”一次创造了7个人工智能画家，他们都有各自的人生背景：有的曾师从柯罗，并在北非度过人生大部分时光；有的经历了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鼠疫流行和世俗时尚；有的拥有完整的父母背景和对他们人生经历的传承…

    观众不仅能够从作品中体会到画家丰富的人生背景，并且能够观察到7位画家各自作品的一致性——与人类一样，这些画家并非随机地创作，而是能够将同样的人生与情感贯穿在生成的每一幅作品中。观众能够通过作品进入创作者的“人生”之中。

    今天，科学家们正从文本、声音与视觉三个角度，去尝试为人工智能赋予创作能力，需要说明的是，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其重点并不在于创作者本身的表达，而在于这种表达能否激发观众的体悟。我们对许多不断诞生的突破性进展感到欣喜，通过建模，我们有机会为许}人类艺术家保留他们创作巅峰时期的能力，并辅助他们延长创作期长度；通过对历史上皆名艺术家的学习、我们有机会让数百年前的艺术家“复活”，去创作具有当代命题意义的新作；我们甚至有望通过融合不同艺术家的技法，去创造全新的艺术创作能力。唯一令科学家沮丧的是，尽管观众能够从作品中休会到人工智能创作者的“心情”，或有所感悟，但这些创作者自己外不能从中体会到底。我们做不到，也无意于去创造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人类是人工智能的全部意义。

(摘编自李笛《人工智能：新创作主体带来新艺术可能》)

材料一：

“都市乡土”范式提供了我们理解古典性和现代性双重继承的视野。五四时期，除了鲁迅等侨寓文学的写作，茅盾、老舍等人皆主张文学应该具有“风土”和“土之力”，并且提倡地方的自然背景与社会背景要错综交织。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城市生活及其经验几乎变成所有作家的生存背景，城市即是故乡，而都市皆为乡土，“都市乡土”事实上已然变为“都市中国”。“在都市书写中国”并且书写“都市中国”，不仅代表了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双重趋势，也提示着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双重继承。近年来，中国城市文学的研究有三条重构本土现代性的思路值得重视。

其一，空间上的拓展。走出对历史、租界与时尚的留恋，重现地域化的空间书写。空间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物质维度，且与其他的物质维度发生各种关系，进入这一关系的人赋予空间以形式、意义和功能。文学作为“表征的空间”，本质是精神的一种虚构物，象征着空间内对符号更高层次和更富有创意的使用。因此，文学的空间性是其根本属性，也是一种对城市是否有根的质询。

其二，时间上的回溯。通过回溯本土近世精神的源流，在中国内部发现历史。中国作家和学人对“古典”的迷恋，打破了仅仅以鸦片战争后的上海“开埠”作为城市研究起源的迷思，挖掘出比“上海摩登”更加久远的一脉相承的地域特色和本土资源。这一追溯更利于观察宏观的历史叙事和微观的细小内在世界中新的特点，在时间、空间、器物、人物以及内在文化气质上向纵深拓展。被推崇为西方文学创作主张的“语言经验”“叙事策略”和“抒情风格”等对接上了抒情传统、文人情怀、市民趣味，成为现代性在本土化叙事的一种自觉拯救。

其三，美学上的再造。对城市书写意象性、情感论、人生论传统的挖掘，自觉回到文明深处挖掘中国化的城市美学。现代作家施蛰存曾提出“意象抒情论”，意在提炼富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美学。以意象性与抒情传统相融合为契机，追求历史意象、空间意象与心理意象的高度统一，城市的物象和情感得以从中国文化传统汲取鲜活的生命力。“物与我”“情与景”“爱与美”交汇照亮的意象美学观，正在成为全球化时代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精神资源。

意象与抒情乃至人生观的统一是中国独特的言象系统造成的，城市文学研究的突破集中呈现为对作家语言本土化风格的挖掘。通过对吴语、秦腔、粤语、河南话、东北方言等的发掘，地方性语言和戏曲唱腔成为凸显城市文学本土特征的重要载体，方言、口音、语调在创作中也最能显示作家驾驭地方性语言风格的能力，对标签性地方语言的捕捉，有力拓宽了身体与地方、人与环境的情感关联。民族性和本土性的元素借此成为世界性图景的一部分。城市书写需要达成一种本土想象的诗学，对语言的重视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强调词语对感觉的真切表达，强调叙述情境，追求叙事向着感觉还原，其中大量的意象性话语和抒情性话语的使用，隐喻、象征中蕴含的智慧、灵气既体现了母语文化的深厚传统，又充满着经过现代意识过滤后的开放性和反讽性意味，由此带来了城市文学的独创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补充着中国文化的精华意蕴。正是独特的言象关系，蕴藏着中国作家对城市“可读性”的独特理解。通过唤醒语言与物象的本真性，重构言象关系，焕发城市及其风物的生活美学与人生意义，营造出全球化时代中国人存在的家园。

—朱军《上海摩登、都市乡土与都市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有删改）

材料二：

王安忆以“上海移民”的身份透视上海，通过弄堂、服饰等意象书写俗常琐碎的日常生活，以平和宁静的笔触彰显对人性的关注与关怀。她以老上海为起点，通过洋房、公馆、弄堂等建筑细节回忆上海，用细腻温柔的笔调描绘平淡的烟火生活与繁华的市井街道，满足了读者对上海的文学想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她陆续发表了诸多上海书写的作品，如《长恨歌》《富萍》《桃之夭夭》等。她悉心观察上海，理解这个城市的现代化意义，并尝试从城市的历史、语言文化等的古典性叙述中追溯城市渊源，从普通人的生活中寻找现代城市的脉搏，使城市的精神与灵魂跃然纸上。

上海书写是中国地域书写的重要支脉，作家通过意象、女性以及作品风格建构属于自己的上海世界，续写上海传奇，探索上海的精神灵魂，从多角度深层次展示上海的文化特性。意象是书写者在客观事物的基础上以独特的情感体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书写者以城市人独有的“城市意识”描述生活，通过构建作品中人物与意象之间的互文关系，借以“言志”，让人物与意象成为共同体。故而，意象的选择实际上是书写者自身观念与意图的一种表现。

王安忆的上海书写承载着独特的价值意蕴，城市历史的文化底蕴、人文理想的关怀思考、地域写作的异彩斑斓成就了作家关于上海书写的文化价值，而对上海市民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的关照审视、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发展问题的反思则构成了王安忆上海书写的现实意义。她的上海书写发展了中国文学的地域写作，在她的上海故事中可以窥见上海的人世百态，上海也在她们的笔下变得灵动、丰满。对于关注地域书写、创作地域小说的作家而言，地域文化是创作素材之一，但不是束缚。文学作品与地域文化相互影响：地域文化可以推动文学的创作，文学作品也会促进地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王俊虎、赵文杰《地域书写·城市想象·文学记忆——王安忆与程乃珊上海书写比较研究》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