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石窟艺术

李泽厚

    宗教是异常复杂的现象。宗教艺术也是这样。一般来说，宗教艺术首先是特定时代的宗教宣传品，它们是信仰、崇拜，而不是单纯观赏的对象。它们的理想和审美形式是为其宗教服务的。

    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主要是佛教石窟艺术。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流行．并成为门阀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是在频繁战乱的南北朝。北魏与南梁先后正式宣布它为国教，是这种统治的法律标志。它历经隋唐，达到极盛时期，产生出中国的禅宗教派而走向衰亡。它的石窟艺术也随着这种时代的变迁、阶级的升降和现实生活的发展而变化发展，以自己的形象方式，反映了中国民族由接受佛教而改造消化它，而最终摆脱它。清醒的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华夏传统终于战胜了反理性的神秘迷狂。这是一个重要而深刻的思想意识的行程，所以，尽管同样是硕大无朋的佛像身躯，同样是五彩缤纷的壁画图景，它的人世内容却并不相同。如以敦煌壁画为主要例证，可以明显看出，北魏、隋、唐（初、盛、中、晚）、五代、宋这些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神的世界。不但题材、主题不同，而且面貌、风度各异。

    无论是云冈、敦煌，还是麦积山，中国石窟艺术最早要推北魏洞窟，印度传来的佛传、佛本生等印度题材占据了这些洞窟的壁画画面。洞洞窟的主人并非壁画，而是雕塑。前者不过是后者的陪衬和烘托。四周壁画的图景故事，是为了托出中间的佛身。信仰需要对象，膜拜需要形体。人的现实地位愈渺小，膜拜的佛的身躯便愈高大。然而，这又是何等强烈的艺术对比：热烈激昂的壁画故事陪衬烘托出的、恰恰是异常宁静的主人。北魏的雕塑，从云冈早期的威严庄重到龙门、敦煌，特别是麦积山成熟期的秀骨清相、长脸细颈、衣褶繁复而飘动，那种神情奕奕、飘逸自得，似乎去尽人间烟火气的风度，形成了中国雕塑艺术的理想美的高峰。人们把希望、美好、理想都集中地寄托在它身上。它是包含各种潜在的精神可能性的神，内容宽泛而不定。它并不显示出仁爱、慈祥、关怀等神情，它所表现的恰好是对世间一切的完全超脱。尽管身体前倾，目光下视、但对人世似乎并不关怀或动心。相反，它以对人世现实的轻视和淡漠，以洞察一切的睿智的微笑为特征，并且就在那惊恐、阴冷、血肉淋漓的四周壁画的悲惨世界中，显示出他的宁静、高超和飘逸。似乎肉体愈摧残，心灵愈丰满；身体愈瘦削，精神愈高妙；现实愈悲惨，神像愈美丽；人世愈愚蠢，低劣，神的微笑便愈丰睿智、高超……。在巨大的、智慧的、超然的神像面前匍伏着蝼蚁般的生命，而蝼蚁们的渺小生命居然建立起如此巨大而不朽的“公平”主宰，也正好折射着对深重现实苦难的无可奈何的强烈情绪。但它又仍然是当时人间的形体、神情、面相和风度的理想凝聚。尽管同样向神像祈祷，不同阶级的苦难毕竟不同，对佛的恳求和憧憬也并不一样。

（选自《美的历程，佛陀世容之悲惨世界》）

    以前我们的文化是以大为特征、以大来标榜的。我们创造了大城市、大工厂、大烟囱、大流水线、大广场、大厦……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忍受大污染、大拥堵等等。可以说，对于“大”的迷恋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问题的症结所在。与此同时，信息社会的来临却让我们发现了“微”的魅力和“小”的美好。首先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把我们带入了微交往、微传播和信息微循环时代，为微文化插上了飞速发展的翅膀。随着这种技术向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的渗透，我们逐渐体会到，“微”和“小”其实是一种更亲切、随和、灵活、更个性化和人性化的生活样态和文化风格。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微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微”已成为时代文化关键词。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微媒体、微广告、微支付、微信用、微管理、微投资、微生活……所有这些以动态化、碎片化、零散化、即时化、去中心化为特征的新兴的传播方式、文化形态乃至经济活动形态、日常生活形态，已经在潜移默化间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时代。

    站在这个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历史性转型的高度看，“微文化”透露出转型的信息。“微”不仅是一种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理想和审美理想，更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转型。在微时代，权利更加分散，微技术使得真正的“草根”更加便捷地参与社会。微时代的经济更加尊重每一个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它提供的服务更加体贴入微。“微时代的文化”众声喧哗，张扬个性，它是一种平民文化、草根文化，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由于低门槛和便捷性所带来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自主性。此外，它还打破了传统广播、电视等信息单向流动的特点，打破了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界限，实现了信息的充分交流、互动和对话，建构了一个新型的公共空间。微文化也是一种充满青春朝气的生动活泼的文化。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生产和传播方式日新月异的时代，微文化已经成为青年的天堂，青年成为微文化的主力军。

    当然，微时代并不是一个新的乌托邦，微文化也绝非完美无缺。微技术在方便信息发布的同时，也制造出大量的信息垃圾、瞬间信息，并使谣言的传播更加容易。它在扩大信息交流、拒绝信息自上而下灌输的同时，也造成了人际交往的部落化、江湖化和小圈子化，使得大规模的社会整合、大规模的社会共识的达成变得更加困难。最后，被消费主义裹挟的微生活可能使我们过度迷恋私人生活中的“小物件”“小玩意”，从而丧失了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责任、理想、视野和胸怀。

    所有由“微”带来的这一切，都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政府管理部门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使他们面临新的挑战。只有充分认识微时代微文化的特征，充分肯定它们的积极意义，同时充分警惕其消极后果，我们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才能更加有效，我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才能与时俱进。

（摘编自陶东风《微文化需大关注》）

    如果从1969年美国国防部创立的“阿帕网”算起，互联网至今恰好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从早期的局域网发展到5G时代“万物皆媒、万物互联”的“物联网”，这项革命性的技术为整个世界带来了过去难以想象的便利和快捷，成为推动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可或缺的“福器”。

    以5G为代表的通讯技术的突破，加快了人类社会传输和处理数据的速度。随着用户与设备的接触和连接越来越频繁，人类传播进入了物联网时代。根据高德纳咨询公司的报告，物联网呈现出“爆炸式”的发展态势。目前全球有近50亿物件实现了互联。据预测，到2020年，全球物联网的市场容量将高达2.2万亿美元。

    物联网让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进步、效率和机遇并存的智媒时代。但与此同时，物联网“万物互联”的这种属性，也易使网络攻击具有前所未有的“连锁效应”，呈现出“愈连接愈脆弱”的特征。2017年9月，物联网安全研究公司（Armis）通过利用蓝牙协议中的八个“零日漏洞”，设计了一组攻击向量（Blue-Borne），并在实验中构建了一个“僵尸网络”，以接管各类支持蓝牙的设备，传播恶意软件。据该项实验的负责人称，如果黑客利用这八个漏洞对蓝牙设备进行恶意攻击，受影响的设备将达到53亿台，无论当前市场上常见的智能设备还是新型物联网设备都很难从中幸免。

    数据既是计算机执行人类指令的手段，也是连接不同设备之间的“信息”桥梁。互联网向物联网的演进，很大程度上是由呈“指数级”扩张的数据量所推动。据统计，2015至2017年三年间，人类所产生的数据量远超以往四万年历史的总和。人类已身处“数据海洋”的时代。然而，数据间的关联度愈发增强，人类的安全保障反而愈发“脆弱”。一旦单个数据发生泄露，就很可能是一场“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危机。2018年爆发的“脸书数据泄露门”引发了全球舆论的关注。

    美国网络安全专家施奈尔（Bruce Schneier）2018年出版了一本畅销书《点击这里杀死所有人：超级连接世界中的安全和生存》。书中描绘了一幅物联网时代的末世景象：利用电脑杀人、撞毁汽车、让发电厂瘫痪，使用生物打印机引发流行病疫情，等等。在万物相连的情况下，万物都是“电脑”，这预示着万物皆可为“凶器”。不同终端在互联连接的同时，也将原本是由单个终端所承担的风险向网络中的其他终端“等量转移”，这使互联网时代“愈连接愈脆弱”的风险被进一步放大为物联网时代的“万物皆凶器”。

    微软公司的报告显示，世界各国的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平均每年要为网络攻击所造成的损失支付40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长。因此，在数据流动性空前增强、攻击表面急剧扩大的5G时代，如何有效保障物联网安全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摘编自史安斌《5G时代的物联网安全》，“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3月26日）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经典和文章学经典，《史记》的史学经典地位在唐代已基本形成，然而文章学经典地位确立则相对较迟。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史记》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意谓《史记》是中国古代散文中地位最高的作品。《史记》这一文章学经典地位的形成始于明代，这和中国文章学理论的发展及明代学术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唐代古文运动以前的《史记》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学评论和思想评论方面。扬雄在《法言》中以“实录”概括《史记》的史笔，对《史记》的思想倾向则提出了“爱奇”的批评。班固首次对《史记》做了综合性评论，认为《史记》的史笔总体详赡而细节不乏疏略与抵牾，思想倾向有悖儒家正统之处，但其行文具有叙事清晰、语言质朴、评论客观的特点。班固的评论得到了后世裴松之、范晔、刘勰等文史学家的一致认同。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除了继承班固的看法之外，还有两点创造性意见。首先，刘勰开始对司马迁的文学成就进行定位：“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因《文心雕龙》的文学观念是建立在“原道”“征圣”、“宗经”立场之上的，所以司马迁的文学地位虽然降格于经部文献，但作者和作品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次，《文心雕龙·史传》特别肯定了《史记》在文体创造方面的成就。

    《史记》正式进入文章家的评论视野始于唐代古文运动。唐代古文家开始以《左传》、《国语》、《离骚》、《史记》、《汉书》等先秦及秦汉典籍并举，目的是建立可堪效法的古文传统。唐代古文家对《史记》缺少专门研究，评论也比较笼统，但在理论定位上将《史记》视为值得学习的文章学范本，这样的观念在《史记》接受史上具有突破意义。

    宋代是中国文章学深入发展的时代，《史记》的文章学价值开始受到重视，关于《史记》修辞学和风格学的评论开始兴起，并带动了《史记》叙事学的研究，评论的形式也日渐多样化。宋人对《史记》文章学的定位比唐人具体。《史记》作为秦汉古文系统中的西汉典籍，其文章学地位大致可以描述为可堪师法，但地位低于先秦经部文献、高于汉代之后的作品。在这个定位中，西汉文虽然在地位上降格于先秦文，但从文章学习的角度却是利于师法的对象，而《史记》则是西汉文中最堪师法者。但由于宋代文章学具有中正典雅、含蓄内敛的美学倾向，宋人同时对《史记》的行文风格和修辞手法提出过很多批评，总体评价是得之雄健，失之粗率，加之宋人的文章学理论虽然在观念上推崇秦汉古文，在实际的写作、选编活动中真正推崇的却是时文，所以《史记》对于宋代文章家的实际写作指导关系并不密切。对《史记》的文章学价值有所重视而不乏批评的观念，在元金之际基本得到了延续。

    综上所述，明前《史记》在中国文章学的定位仅是作为先秦两汉文章学资源的重要典籍之一，同时具有较为突出的个性与缺陷。这样的定位，尚未达到“无韵之离骚”的经典地位。

(摘编自杨昊鸥《明前文章学对<史记>的定位》，有删改)

    驿传制度是我国古代以“传命”为主旨，融通信、交通、馆舍三位于一体的命令上传下达机制。驿传制度伴随着国家政治及交通的发展而产生并逐渐发展。到了唐代，驿传制度更为严密和完善。树立起新的制度典范。对唐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全唐诗》中有大量与驿传相关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中探析唐代驿传制度的相关内容与特点。

    唐王朝“东西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宽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旧唐书》卷三八）。统治者为了对辽阔的疆域实现有效统治。在中央统一管辖之下建立了各级地方政权及各级交通组织，与此相适应，形成了较完整的文书驿传网。较之于前代。唐代驿馆的数量有了较大的扩充。韩愈在《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驿途中见寄》中写道“四海日富庶，道途隘蹄轮，府西三百里，候馆同鱼鳞。”用“鱼鳞”来形容唐代驿站的数目繁多，可谓确切而形象。此外，从王周《路次覆盆驿》“曾上青泥蜀道难，架空成路入云寒，如何却向巴东去，三十六盘云外盘”中可以知道，唐代在最为偏远的地区也设置有驿道和驿站，就诗中所提到的驿站驿馆名称而言，我们很容易发现唐代关于水驿、陆驿、水陆兼办驿的驿传设置。例如，韩琮的《题商山店》商山驿是为陆驿；王建的《汴路水驿》提到的是为水驿；而武元衡《题嘉陵驿》写道：“悠悠风施绕山川，山驿空濛雨似烟，路半嘉陵头已白，蜀门西上更青天。”可以看出，嘉陵驿属于水陆兼办驿。

    不少唐代诗人初仕阶段都曾担任县级职官，主持驿传，并留诗以纪。“云别青山马踏尘，负才难觅作闲人，莫言馆驿无公事，诗酒能消一半春。”（赵嘏《赠馆驿刘巡官》）诗中看来，驿中生活十分清闲，甚至可谓百无聊赖，。但这只是对于驿长而言，下层驿使的工作与生活却是另一番景象。驿使的职责主要有三：一是迎接使客；二是管理驿厅，安顿食宿；三是传送文书，其中最为艰辛的必是舟车劳苦传送文书。蒋吉的《大庚驿有怀》中，“一囊书重百馀斤，邮吏宁知去计贫”，几字道尽驿使工作之艰辛。

    “驿骑来千里，天书下九衢。因教罢飞檄，便许到皇都。”（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传递文书是驿传最重要的任务。有时，驿使也会传递往来信件。“客思愁阴晚。边书驿骑归”（《边愁》）是崔湜客居他乡凭书传讯的无奈；“乡关若有东流信，遣送扬州近驿桥”（《逢归信偶寄》）是李益对亲人的牵挂和对家乡的思念。除此之外，驿使还会递送一些物品，作为边塞战士与家人沟通的桥梁。

    唐代驿传随国势变化而兴衰。中晚唐邮驿普遍衰落，许多曾经盛极一时的大驿站都已荒芜。刘禹锡的《杂曲歌辞，宜城歌》“野水绕空城，行尘起孤驿”，直观地反映出中晚唐驿馆衰败的荒凉景象。

    驿站为文人迁客等提供食宿，驿传大大便利了文化的传播，发展和繁荣，驿传制度的存在丰富了唐诗的发展，也成为唐朝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载体。

（摘编自王云庆，郭熠程《从（全唐诗）看唐代驿传制度》，有删改）

    网络小说是当下中国文学市场最为繁荣、活跃的文学现象，2017年网民人数3.6亿，文学网站储藏的原创小说1600余万部，日更新达1.5亿汉字。网络小说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大多产生比较热烈的社会反响。网络小说在海外迅猛发展:一是海外专门搭建了翻译传播中国网络小说的平台，如北美最早也是目前影响最大的中国网络文学英译网站Wuxiaworld（武侠世界）；二是中国的网络小说网站也积极搭建海外平台，如2017年5月正式上线的起点中文网国际版。问题在于，我们既欣慰于当代网络小说的迅猛发展，更期盼网络小说能够涌现一批大家精品。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网络小说粗放型发展阶段可以过去了，精品意识应该树立。

    中国网络小说并不缺乏传奇的故事和多变的人性，缺乏的是精神高度和文化内涵。

    精神高度是指看得见人类的发展规律和推动发展的核心力量，它需要历史的思考，更需要对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的考量。古今中外的文学精品无一不是在对时代现实的剖析中揭示人性的伟大和深刻。中国当代网络小说虽然有了一些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品，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剑仙、玄幻和后宫的描述中，网络小说作家所关注的生活似乎基本疏离于当代人的生存状态。那些疏离现实的生活描写，缺少时代精神的呼应，可以产生离奇，写出人性的变异，却不能产生时代效应，形成人生的震撼。这是中国当代网络小说缺少精品最为重要的原因。

    文化内涵既指世界优秀文化，更指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正能量和当代中国的时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的时代文化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连，是中华民族的根。大多数当代中国网络小说追求神秘文化、特异文化，将世界大众文化的一些要素移植到小说中来，会产生短暂的阅读快感，却很难形成弥久的阅读体验。只有将时代的精神高度、表现中国文化内涵与高超艺术价值融为一体，才能创造出精彩的中国故事，呈现出中国小说的独特性。

    精神高度需要作家的思想境界，文化内涵需要作家建立宏大的文化格局，这与作家的艺术追求有着必然联系仅认为网络小说创作门槛低可以尽情发挥或仅看到网络平台传播可以获取人气和经济利益，看不到这是贡献声响和色彩、展现诗情和意境的崇高创作途径，是无法创作出精品的。这确是当代中国网络小说创作必须思考的问题。

（节选自汤哲声《中国当代网络小说呼唤精品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