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真正确立是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置五经博士，收博士弟子五十人。其后博士弟子屡经增加，东汉时多达三万人。五经博士及其弟子以五经为研习对象，这就形成了经学。所谓经学，是指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从中国文化史看，经学出现的前提是汉王朝运用国家力量将民间流传的文化经典宣布为国家经典，并设立博士制度予以专门研究。于是，五经成为国家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的根据。从国家制度层面保证儒家经典的传习，确立了儒家经典在中华文化经典中的主流地位，客观上也确立了经学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儒学作为汉代主流思想，是与中央集权的统一相适应的。儒家主张的五伦、五常作为社会伦理道德，也因儒家的主流地位而得以明确确立。

两汉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秦始皇焚书，造成文化典籍的浩劫，五经借助儒生记忆而保存下来。用汉代流行的隶书书写的经书文本，被称为今文经。汉景帝以后，陆续在孔府旧宅壁等处发现的与五经有关的用战国字体书写的文本，被称为古文经。古文经与今文经不仅书写字体不同，而且同一部经典的篇章多寡也或有差别，如孔府旧宅壁中友现的《尚书》就比汉初伏生所传《尚书》多16篇。此外，还发现了一些其他古文经典，如《周官》《左传》等。因汉武帝及其后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博士，西汉末刘歆便要求把古文经也立于学官，但遭到今文经学家的阻挠，一时没有实现。于是引起令古文经学家之间的一场大争论。西汉时期，今文经学是经学主流。今文经学通经以致用，注重思想的阐发，强调经书的历史借鉴意义，但弊病是与谶纬结合而流于神秘。古文经学在东汉发展昌盛，注重文字训诂和对典章名物的解释，突出还原历史和文化传承，学术贡献良多，弊病是流于繁琐的文献考证而脱离思想和生活。东汉章帝时的《白虎通义》主张今文经学，强调经学大义与社会价值，借以维护主流思想，带有一定的理论总结性。东汉末古文经学家郑玄融合今古文经学，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今古文经学的分歧和论争促进了经学的发展，它们所代表的两种学术精神和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对后来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同其它林木相比，竹子颇有一些独特之处，如虚心、有节、清拔凌云、不畏霜雪、随处而安等等。这些特点，很自然地与历史上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发生契合，进而被引入社会伦理美学范畴，成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常常以竹来互相吹捧或以竹自诩，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也普遍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有关竹子的诗词歌赋层出不穷，画竹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一个重要门类，封建士大夫在私园、庭院中种竹养竹以助风雅，亦成为普遍风气。

    最早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它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恐怕要算《礼记》了。《礼记·祀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魏晋时期政治局势反复无常，文人士子意气消沉，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为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震动，对后代封建文人的行止也产生了莫大影响，可以说，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竹林七贤乃是“始作俑者”。自此以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便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晋室东渡之后，文人士子大量南逃，南方秀丽的山水将他们从对现实的迷惘、懑闷中解脱出来，他们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广袤的竹林正是他们托身、浪迹之所，竹子清丽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风流名士们沉醉痴迷。一时间，闻有好竹即远涉造访而不通名姓者有之，种竹十顷栖居林中者有之，对竹啸吟终日不辍者亦有之，王徽之、张廌、翟庄、袁粲等，是其中风流最著者；王徽之乃至声称：不可一日无此君!这一时期，文人雅士赋竹、赞竹，为竹作谱，蔚成风气，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戴凯之的《竹谱》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以韵文的形式诞生的。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尽管对竹的“高节”、“坚贞”也偶有提及，但更多的是对竹的自然风采的礼赞，表现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在这一时期尚未产生以及被普遍接受。及至中唐以后，尽管竹子作为一种自然的灵物，其天姿秀色仍被普遍欣赏，但它的某些特点如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等开始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这明显地反映在中晚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白居易在《养竹记》一文里首次总结出竹的“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高尚情操，将竹比作贤人君子；刘岩夫在《植竹记》里则更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刚”“柔”“忠”“义”“谦”“贤”“德”等等品格赋予竹子；此外，“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也或先或后赋予了慈竹（子母竹）和筇竹（扶老竹）。从此，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并通过种竹养竹、咏竹画竹等等追求风流雅致的行径，一代一代传承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节选自《汉字趣编》之十二）

    儒家《易传·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主张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西汉司马迁认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诸子百家立论不同，但也有彼此相通的方面。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诸子百家学说“相反而相成”。由此可见，会通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思想文化会通的历史。这从《吕氏春秋》一书可以看出端倪。该书亦称《吕览》，为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成，以儒家和道家学说为主，兼论名、法、墨、农、阴阳各家。此书肯定了儒家的政治伦理，主张实行仁政，也赞成道家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观点，体现了儒、道的会通。汉高祖刘邦之孙刘安被封为淮南王，与门客编撰《淮南子》一书。其中，既有道家的“无为”思想，也有儒家、墨家以天下为己任、劳作不息的论述。

    从战国末期到秦汉及魏晋时期，其间贯串着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由此产生了魏晋玄学。魏晋玄学以《周易》《道德经》《庄子》为基础，称为“三玄”。它既讲自然变化，也谈社会人事变迁；既鄙视世俗，表现出超然物外的态度，又主张保持“名教”（身份等级的象征）传统和对自身既得利益的重视，用以论证“名教”与自然的一致性，体现了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

    中国思想文化的再次会通，起于唐代“三教并立”，至两宋，由南宋理学完成。唐代，中国佛学吸取了儒学和道家老子学说的某些方面，有些僧人以“人皆可以为尧舜”来解释佛性，并出现了专讲孝道的佛经，如《父母恩重经》。有些僧人以忠孝思想为内涵、以家族组织为形式编写禅律《百丈清规》，使佛教中的若干宗派世俗化，这样佛教才有了立足的文化基础。唐代思想家推崇儒学，同时研究佛学，居庙堂之上讲修齐治平、道德教化，处江湖之远则“栖心释梵，浪迹老庄”。时至两宋时期，儒学吸取了佛学哲学的某些论证方法，使自身的哲学思辨特别是在本体论上有了新的理论创造。

    “会通”，用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话说，就是为儒学寻找“活水源头”，否则儒学就会枯竭凋零。他在诗里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和其他理学家将“三教”会通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称为“新儒学”。

    与朱熹理学有别，南宋产生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思想，认为“心即理”，只要“发明本心”，即可“穷理尽性”。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心学传统，论述“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反映了人们要求独立思考的理性要求。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说，思想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公识”，要由天下士人共同研究，确定其价值。在他看来，思想学术上的会通精神有助于打破学术上的门户之见，综合各家之长，开辟出一条新路。

（节选自张岂之《中华文化具有会通精神》）

    中国工尺谱是世界上最早的乐谱之一。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发明了乐谱——意大利人发明了五线谱，法国人发明了简谱，中国人发明了工尺谱、减字谱、律吕谱等。把转瞬即逝的声音用一系列抽象符号记录下来，是一项看起来简单但构建过程却十分复杂的工程。为记录声音，古代的中国人尝试了多种方式，寻找到多种途径，创造了多种乐谱。这些乐谱应当与方块字、造纸术、印刷术一样，是让中国人感到自豪的伟大创造。

    千百年来音乐家一直在不断追求和完善乐谱这一用平面图形表达声音高低长短的符号体系。古今中外，贯穿乐谱中的基本元素是数字。五线谱依据五条横线的高低，表示声音高低。简谱以数字排序，表示声音高低。西方唱名法(doremifasolasi)来自一首赞美诗每个诗句的第一个音节，这是外国乐谱的情况。中国人用汉字表达音高，历史上把乐谱符号，称为“谱字”。工尺谱字，是否也是数字呢?常见的“谱字”共计十个：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一眼便知的数字有：一、四、五、六，其他符号，也同质同构，源于数字。

    在20世纪西方乐谱大面积传播之前，工尺谱使用甚广，中国戏曲的主要记载方式就是工尺谱。清乾隆六年(1741)，由清庄亲王允禄编纂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共收录4466首曲谱，是记录戏曲音乐最丰富的资料集。清代“贮香主人”于1821年辑录的《小慧集》，是目前唯一能见到的用工尺谱来记录民歌的文献，其中收录了著名的《茉莉花》。民间器乐的主要记录形式也是工尺谱，大家熟悉的西安鼓乐、福建南音、山西笙管乐、冀中音乐会、江南丝竹等，都是采用工尺谱记录。民间乐师依照师傅嫡传的墨本和父辈祖传的曲本，辗转续抄，代代相传。工尺谱的流传，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文化现象，不但宫廷、寺院传抄，市井、乡村也传抄，而且民间抄本比宫廷藏本保存得更好，流传得更广。

    20世纪，传统文化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五线谱与简谱成为音乐传播的主要形式，工尺谱被驱除出文化传承的主渠道，甚至连其名称也已退出大部分人的记忆。21世纪以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深入人心。从20世纪初现代学堂明令禁用工尺谱，到今天专业音乐院校学生跟着民间乐师咿咿呀呀地韵唱工尺谱，历史已经大翻转了!“西安鼓乐”“福建南音”等古老乐种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则说明人们对工尺谱的态度已发生了逆转。

    没有谱本，无以为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存在的声音也就不易传播。乐谱是话语权之所在，代表了书写，代表了传统，代表了师承。于曲目，它是保存乐曲的传媒;于乐器，则是按谱用字的依据;于乐师，则是代代相承的脉络;于乐社，则是凝聚维系组织的象征。正如文化部副部长董伟所言，出版《中国工尺谱集成》，不仅对营造全社会注重收集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具有积极作用，还将对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产生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张振涛《工尺谱：让传统音乐有“谱”可依》)

    关于中国古文字的产生时代这一问题始终缺乏具体确切的答案。就是世界各国的文字学专家，对于文字产生的具体时代也有着不同的见解和学派。

    一种说法，认定文字的起源并不比语言产生晚，认为人类早在旧石器时代或新时器时代初期就产生了文字。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把人类最早的图画、图示和各种刻记纳入了文字的范围。他们把原始人的许多岩画谓之“图画文字”；也有把纹文时期的纹记视作正式的文字。这主要是对文字的真正定义和内涵缺乏一个正确的认定。当然我们很容易想象人类没有形成语言的时候，他们要表达某种意念或某种信息，只好用手势比划或在地上画图表示。但是文字终归是文字，它和那些原始的辅助表意手段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个根本的区别是不管世界上哪个民族的文字，没有一个不是他们民族语言的符号，尽管世界文字之林中有的是表意文字，有的是表词文字，有的是标声文字，但都是和他们自己民族的语言一致的，凡是语言能表达的，文字就能表达。所以可以说文字尽管在某种功能上超出了语言，但仍然是语言的辅助工具。这样的文字，自然是产生在语言产生以后。

    还有一种观点也是不能使人认同的。那就是拘泥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即没有见到完整的实证材料，就认定事物的不存在，就对没有被认识或没有被发现的甚至对理应存在和实际有过但已消失的事物持一完全否定的态度。这种实证主义的方法并非是科学的态度。比如说，在中国古文字起源的研究中，很多人认定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就是最古老的汉字，可在甲骨文被发现以前，人们长期认为商周时期的金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这些一见实物就动辄定论的习惯，一直妨碍了对文字起源的系统地、理论地探讨，也难以形成一个科学的客观的明晰结论。

    当然，甲骨文是比金文更为古老的汉文字，有一些甲骨文的单字比钟鼎文的结构带有更为原始的特征，如“（子）”、“（午）”、“（丁）”等。但人们都能看到，甲骨文的结构比钟鼎文简练，是简化了的古文字。甲骨文大多是当时用来刻在甲骨片上的占卜记录，为了便于镌刻，长期形成了一种非常简练的书体。文字的简化是文字形成以后的运作行为，所以甲骨文的出现，说明文字的产生已经有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究竟中国古文字起源于何时？根据种种依据推断，中国古汉字最早出现在六千年以前的中石器时代，形成于五千年后的新石器时代。

（摘自牟作武《中国古文字的起源》）

材料一：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首要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毒害”了全球关系并加剧了紧张。这是我们思考新冠疫情影响的第一点。那么原因何在呢？

主要原因在于中美之间日趋恶化的双边关系。从一开始，中国就遭到西方媒体以及一些西方政客恶意并且令人惊讶的攻击。尤其在一些西方国家，它对那些国家民众对于中国的态度产生了负面影响。尽管现在谩骂的海啸已经逐渐退却，但全球抗疫合作的前景却因此遭到了严重损害。

新冠疫情对全球治理造成负面影响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带来的威胁如此之大，以至于引发了社会所有阶层的担忧和恐惧。这场危机远没有使各个国家和社会变得更加紧密，相反却倾向于将它们彼此分离开来。它被一些国家视为一场国家性而非国际性危机，结果大家就在抗疫中各自为战。有关新冠疫情影响的第二点思考是，抗疫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治理能力的一场巨大测试。面对疫情，世界各国的应对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在中国、韩国、越南和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它们的抗疫方式当然存在重要差异，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相似之处：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抗疫的目标都是遏制和根除病毒，而非简单地控制。这被视为经济复苏的前提。它们在抗击疫情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考虑到中国的规模，它的表现尤其突出。第二种应对方式是西欧国家，它们一直在试图控制而非彻底消灭病毒，这些国家做得远没有东亚地区成功。第三种应对方式就是美国和巴西，那简直是场灾难，因为抗击病毒一直被认为是次要甚至被嫌弃的工作事项，而非根本要务。这些不同类型抗疫方式带来的后果将会影响深远。

对于新冠疫情影响的第三点思考，涉及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情况很难让人乐观。当前阶段的中美关系比年初时进一步割裂了。这会削弱全球治理的可能性。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和缩减资金支持。因为美国的态度，世贸组织的未来也遭遇威胁，短期内不大可能正常运转。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治理的进展更可能会出现在地区层面。长远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也可能会带来更广泛形式的合作。东亚地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好于其他国家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有应对“非典”的经验。假以时日，世卫组织将会得到加强，希望也是如此。

（摘编自马丁·雅克《新冠疫情如何影响全球治理》）

材料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及其国际化，对于中国大国形象塑造产生巨大挑战，也蕴藏着重要机遇。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谣言四起，恐慌加剧。中国政府及时发声，庄严承诺有能力、有把握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稳定了国内疫情防控大局，向世界表达了中国是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重大信号。

文明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精神。中华民族是历经磨难、百折不挠的民族，困难和挑战越大，凝聚力和战斗力就越强。中华民族拥有战胜疫情的强大文化基因、丰富经验、强大心理承受能力和战胜疫情的勇气决心。中国政府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疫情防控分享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东方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气魄。中国充分发挥独特的制度优势、应对“非典”疫情和重大灾情的丰富经验、先进的防疫和治疗手段，展现出打赢疫情防控全民战争的信心、能力和把握。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迅速反应，举全国之力开展疫情防控。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开启全民隔离模式；中国政府聚焦联防联控，科学、有序推进以武汉市及湖北省为重点、从中央到地方覆盖全国的全方位、多层次防控体系建设，“本着对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确保疫情可防、可控、可治，有效维护经济社会稳定。

负责任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风范。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开展疫情防控。全力抢救受到病毒侵害的所有生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世界疫情防控贡献力量，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在当前全球疫情大流行风险加剧之时，中国表达了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保持紧密合作的意愿。

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前景。中国政府拥有强大的领导力，全民众志成城战疫，依法开展疫情防控，充分保证治理效能最大化，彰显了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和旺盛活力。同时，中国拥有自我完善的勇气和决心，及时纠错、补齐制度短板和不足，将有效的政策和做法逐渐规范化、制度化和机制化，加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彰显了中国制度强大的自我更新完善能力。

（摘编自肖晞、宋国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中国大国形象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