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全球地缘政治大环境

    近十多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成长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2015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接近70万亿人民币。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我国在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可以说，迅速发展的中国正在改变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当代中国的全球观念和全球战略。它体现了我国在新时期全面对外开放的方针。这一重大战略的实施，将营造一个各国间经济、贸易、技术、文化交流合作的大平台，也将为中国构建一个全球地缘政治安全的大格局。

    中国北疆与俄罗斯之间没有高山或海洋阻隔，因此，在以往的几百年里，我国与俄罗斯之间有着异常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现阶段的中俄关系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中亚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被认为是“破碎地带”、“缓冲地带”。今天，中俄两国共同维系了中亚地区的稳定。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具有巨大的政治利益及深刻的思想和文化影响。我国从中亚地区进口大量的石油、天然气，对那里的依赖程度愈来愈大。但中亚五国对我国经济上的依赖程度并不大。经济上的互相依赖是地缘关系的“稳定装置”。所以，如何加强中国与俄罗斯、中亚之间的经济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课题。

未来我国在印度洋将同时面对美国和印度两个大国。近年来印度经济增长较快，2013年印度的GDP为我国的20.3%，但其全国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工业生产设备陈旧，农村严重缺乏基本的公共服务。在这些方面，我国却具有较大的经济技术优势。然而，印度对我国的贸易存在大量顺差，我国的商品、资本和产业难于进入印度。中印之间未来的经济合作前景主要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强，以及中印在国际多边事务中的密切合作。

    中华民族在以往上千年时间里，与中东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古代起源于中国经过中亚、西亚到达埃及的商贸走廊，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份优质遗产，需要将其变为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巨大财富。从上世纪后期，我国就同时发展、保持了与阿拉伯各国及以色列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近十多年来，我国与阿拉伯世界各国经贸往来迅速增加。我国进口原油的60%来源于中东阿拉伯国家。我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商品出口和投资，涉及到铁路、公路、电讯等基础设施、资源勘探开发、水利工程、城市建设、教育医疗等方面，深得当地人民和政府的赞扬。今后，通过经济走廊的建设，中阿经济合作可能大幅度增加。

非洲大陆资源丰富，但整体发展程度低，基础设施条件差。非洲各国在历史上曾是欧洲大国的殖民地，二战后纷纷获得了民族独立。非洲一些国家曾经接受过美国以及部分欧洲国家附带条件的援助，而中国对非洲的合作和援助从不附加条件。2013年，我国对非洲的投资和贸易总额已经达到2000多亿美元，分别是美国和欧盟对非投资和贸易总额的3倍及1.5倍。未来中国需将重点置于扩大对非洲的投资并提高其自身发展能力方面。

    拉丁美洲由于其特殊的开发历史和特殊的地理位置，长时间被作为美国的“后院”。二-战后，拉美的矿产资源、水土资源等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条件好，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较高，已经形成一定的经济基础，社会财富已有了长期的积累，拉美在全球事务的影响力也在明显增长，其经济发展的潜力正在发挥出来。拉美的资源、经济结构等与我国有很强的互补性，与我国的政治关系普遍较好。发展经济合作、文化及人员交流的潜力巨大。拉美是“一带一路”倡议涵盖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十多年来，中国与欧盟的经济技术合作有了大幅度增加，这种合作对于中国工业发展及其技术水平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中国也成为了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出口对象国。中国从欧盟的大规模进口成为欧盟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我国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加强与欧盟特别是其中的法、德及一部分中东欧国家的大规模深度合作，在未来创造历史的某个时刻，有可能为我国带来重要的地缘政治利益。

    由前述可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创新未来世界政治体系、经济体系的重要理念和构架。“一带一路”倡议构想如果能得到顺利实施，中华民族的“中国梦”也就能逐步实现了。

（选自《中国国家地理》2015年10月）

本文时间与故事时间

    在叙事文学的话语结构中，时间是一个基本要素。叙事作品中时间的特征是它的二元性：一个是本文时间，即阅读作品本文所需要的实际时间；另一个是故事时间，即在故事中虚构的时间关系。这两种时间有时可以重合，比如在叙事电影中的一个镜头、古典话剧的一幕，便是如此。但就整体而言，本文时间和故事时间不仅性质不同，长短与顺序也不同。两种时间的矛盾关系形成了叙事结构中的节奏性，主要体现于时序、时长与频率中。

    叙事作品中的时序是本文时间序列与故事时间序列相互对照形成的关系。通常人们相信，“自然”的叙述顺序应当是本文时序与故事时序一致。编年史式的故事（如典型的史传文学）明显地体现出这种一致性来：叙述的前后从整体上来说便显示出故事的前后顺序。情节性强的故事突出的是逻辑顺序，而根据“前为因，后为果”的习惯观念，逻辑顺序应当同时间顺序是一致的，人们把按照虚构的时间或逻辑顺序进行的叙述称作“顺叙”。

    本文时序与故事时序之间还存在种种不协调形式，即一般所说的“逆时序”。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对逆时序的叙述方式极为推重，他向人赞扬荷马的叙述方式：“他写狄奥墨得斯回家不从墨勒阿格尔的死写起；他写特洛亚战争也不从头写起。他总是尽快地揭示结局，使听众及早听到故事的紧要关头”。荷马这种从中心事件开始然后倒叙起源的做法实际上成了西方古典叙事的一种传统结构。

    时长是指一段连续时间的长度。故事时间的时长是确定的，尽管有的叙述因缺乏时间标志而变得暧昧不清。本文时长只有一段文字的阅读时间，然而阅读时间不是千篇一律的，谁也无法测量出标准时长来。我们无法对两种时长进行量化比较，但可以假设一种“匀速叙事”，即故事时长与本文时长的关系始终保持均衡状态的理想叙事作为参照点，从而比较出各种叙事作品中的速度与节奏特点来。

    叙述频率是指本文话语与故事内容的重复关系，重复包括两种基本类型：事件的重复与话语的重复。前者是指某一类型的事件反复出现；后者是指对一个事件的反复叙述。

    严格地讲，生活中不会有完全重复的事件，太阳终岁常见而光景常新。但在叙述话语中却可以抓住两个事件中的相似特征而形成重复，从而提示出一种恒定的意义或产生某种象征意蕴。如20世纪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重复出现同大鱼搏斗的事件，这一事件成为一个恒定的母题，启示人生的一种永恒意蕴——无尽的渴望与追求。

    话语的重复是指对某一事件反复讲述若干次。事实上叙述一个事情的话语原原本本地反复插入故事中，这在叙事中是很少的。典型的话语重复是反复讲述同一件事，但每次讲述的角度、层次等都有不同，从而使一个事件的意义得到多方面的展示。

（摘自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有删减）

    ①中西方在饮食、服饰与住房等方面的消费习惯存在着很大的冲突，但从现实来看，每一种消费习惯都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沉淀与积累，因而不存在着“孰优孰劣”的问题。

    ②具体来说，在服饰消费习惯方面，中国侧重于外在的气质，西方则侧重于内在的舒适；在饮食环境方面，中国侧重于热闹的气氛，西方则侧重于宁静与优雅；在住房方面，中国侧重于稳定，西方则侧重于自由。因此，每一种消费习惯都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各自的合理性，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西方也通过改变消费习惯的方式，来体验彼此的历史文化，甚至在某些场合，一种消费习惯也会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商业服务。

    ③与消费习惯不同的是，中西方消费观念的融合并不是表现在相互对等地位的借鉴上，而是表现为西方精神消费与享乐主义的消费理念以强大的渗透力影响中国消费者，这也是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否认的事实。一方面，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传播媒体，从根本上变革了国家贸易信息传播模式，并产生了诸如世界经贸信息咨询平台、经贸期刊、网络互动平台等新型媒介，进而使得世界各国的消费者在满足消费需求的同时，也在精神层面获取了丰富的消费文化。另一方面，西方社会通过目不暇接的信息化文化传媒方式，把享乐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消费观念迅速渗入各个国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物质与精神消费的“普世价值”。从现实来看，这种享乐主义消费理念对我国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使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观念产生动摇。

    ④中西方消费方式的融合首先表现在消费方式趋同化的趋势。伴随着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的持续深入，国际贸易市场也在很大程度上由各固定地区的闭塞模式发展为开放性的全球化市场。在这种形势下，区域性的商品消费需求也随之发展为开放性的全球化需求。例如说，在当今社会，我们已经完全不能通过一个人是否身穿李宁的运动装，是否吃麦当劳快餐来判断这个人的国籍。总之，随着当前世界贸易的全方位发展，各类商品的无国界流通，中西方人民的消费方式日益趋同。

    ⑤此外，中西方消费方式的融合还表现在对待各类具体消费方式的理性判断上，这一点在货币消费和信贷消费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总之，在中西方消费理念的彼此碰撞中，消费者对各类消费方式具有了理性的认识，而不再一味地迷信某一类消费方式。

    ⑥从现实来看，西方消费文化是建立在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意识形态范畴，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而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程度也有待进一步深化，而由生产力所决定的消费文化在其先进理念上也必然会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对此，我们应当消除意识形态的偏见，汲取西方消费文化的先进理念，从而为重构我国本土消费文化积累经验材料。

（摘编自姜鹏飞《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消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文以载道，艺以修身。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文艺从来都不是仅供消遣娱乐的小事，而是关乎移风易俗、修齐治平的大事。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紧跟时代步伐，担负时代重任，回应时代需求，以德艺双馨为价值目标，努力让自己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大批广受观众喜爱、留下长久印记的精品佳作，他们中很多人因其艺术创造和良好口碑受到人们的尊重和喜爱。但一段时间以来，少数演艺人员无视自己作为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影响，浮躁攀比、热衷于炒作丑闻甚至身涉违法犯罪行为，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若任由这些失德失信、违规违法行为大行其道，将会使演艺界有道德滑坡之风险，也将危害良好社会风气的营造。

    光环越大，责任越重。作为面向大众、影响广泛的特殊行业，演艺人员应有志于彰显主流价值，弘扬社会正气，树立正能量标杆。总书记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工作者要处理好义利关系，认真严肃地考虑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这实际上为包括演艺人员在内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如何处理好“德与艺”“义与利”上指明方向，提供遵循。要始终把道义与责任放在首位，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加强道德品质修养，坚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用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和堂堂正正的做人处事陶冶情操、启迪心智、引领风尚。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那些有严重失德失信行为的演艺人员，需要接受行业组织制定的、与其言行严重程度相应的、有足够约束力的处罚；违反法律的，要接受法律的裁决，不能让有法律和道德污点的艺人从其失德失信、违法违规的错误行为中出名获利。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诚信建设和道德建设。2018年5月7日，党中央印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强调，要强化体育、演艺、网络等领域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引导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做遵纪守法、崇德向善的典范。

    文化是制度之本、道德之源。“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是中华文明历经千百年来薪火相传、康续发展的精神力量所在，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丰厚滋养。在演艺界深入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提高演艺人员的道德素质，使爱国敬业、诚信守法等观念扎根人心，加快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社会风气，为推动文艺工作良性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价值支撑和文化保障。

（摘编自《加强演艺界道德法治建设》）

    赋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样式之一，形式上介于诗与文之间，语言大体整齐、押韵，但又经常夹杂着散文的句式，往往铺排华美的辞藻章句来描绘事物，抒写情志。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说明赋这种文体在《诗经》中就有了它生命的因素，到了《楚辞》，这种因素又扩大了疆界。及至战国后期荀子的《赋篇》和宋玉的《风赋》等作品，一方面吸收了《诗经》《楚辞》作品中语言整齐、押韵的特点；一方面进一步发展了《楚辞》作品中铺排的写法；同时，又融合进纵横家说辞问答、铺排议论的因素，并以“赋”名篇，从而形成了一种新文体——赋。

    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指出了赋的文体形式由古诗衍化而成。刘歆在《艺文志》讲到诗歌发展时说，春秋之后，“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布衣而能作诗，故有乐府民歌的兴盛；文人的创作，从荀子、宋玉起，则以赋的形式体物言情。荀子、宋玉之作与布衣之作虽在文体形式上有差别，却终属同源而分流。

    《汉书·艺文志》中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这里所说的“赋”，本指春秋时代贵族礼会之际在对话中背诵几句诗。春秋之后，贵族不需要也没有机会用背诵诗的形式来委婉地表述自己的意思了。到了汉代，民间诗歌归乐府掌管，而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几乎全都不依赖音乐歌咏，而靠写在竹简、绢帛之上，或吟诵于唇吻。于是“不歌而诵”成了赋这种文体的流传特征，人们称这种“不歌而诵”的文体为“赋”。赋讲究韵律，但它的韵律是为了诵读，而不是为了配乐演唱。当然，后来有些诗也“不歌而诵”了，但那是诗与音乐逐渐分离的结果，不能由此而证明诗歌原始阶段具有歌唱的特征没有存在过。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者，铺采文，体物写志也。”在《诗经》中，“赋”和“比”“兴”都是一种艺术手法，“赋”指“直书其事”。到了《楚辞》，发展到对“其事”铺排开来叙写，为赋这种文体的出现准备了条件。“铺采文”，铺，即铺叙、敷陈，言赋直陈其事，不取比兴。一方面是强调赋铺陈直叙的写作特点，另一方面是强调赋文辞华丽的语言特点。晋代陆机的《文赋》明确地提出了诗与赋的文体区别：“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流亮。”意思是说，诗是用来抒发感情的，所以要绮丽细腻；赋是用来铺陈事物的，所以要清晰明朗。再说“体物写志”，志，一般指思想、志向，当然也包括感情。刘勰更是把“体物”，即铺陈描绘事物形态风貌，认定是赋“写志”的一种“载体”，道出了赋融体物写志为一体的本质属性。这样，赋的基本特征，就在“铺采文”的艺术形式与“体物写志”的思想内容相互统一中，得到了完整的表述。

    宋代诗人登上诗坛时，他们仰望唐诗，犹如翘首远眺一座巨大的山峰，可从中发现无穷的宝藏作为学习的典范。但它同时也给宋人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他们必须另辟蹊径，才能走出唐诗的阴影。宋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唐诗并未亦步亦趋，而是有因有革，从而创造出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宋诗。

    谚云“极盛之后，难以为继”，宋诗的创新具有很大的难度。以题材为例，唐诗表现社会生活几乎达到了巨细无遗的程度，宋人很难发现未经开发的新领域，于是他们在唐人开采过的矿井里继续向深处挖掘。宋诗在题材方面仍有成功的开拓，主要是向日常生活倾斜。琐事细物，都成了宋人笔下的诗料。比如苏轼曾咏水车、秧马等农具，黄庭坚多咏茶之诗。有些生活内容唐人也已写过，但宋诗的选材角度趋向平民化，比如宋人的送别诗多写私人交情和自身感受，宋人的山水诗则多咏游人熙攘的金山、西湖。所以宋诗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更多的是普通人，而不再是盖世英雄或绝俗高士，这种特征使宋诗具有平易近人的优点。

    在艺术上，宋诗的任何创新都以唐诗为参照对象。宋人惨淡经营的目的，便是在唐诗美学境界之外另辟新境。宋代许多诗人的风格特征，相对于唐诗而言，都是新生的。比如梅尧臣的平淡，王安石的精致，苏轼的畅达，黄庭坚的瘦硬，陈师道的朴拙，杨万里的活泼，都可视为对唐诗风格陌生化的结果。

宋代诗坛还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平淡为美。苏轼和黄庭坚一向被看作宋诗特征的典型代表。苏轼论诗最重陶渊明，黄庭坚则更推崇杜甫晚期诗的平淡境界，苏、黄的诗学理想是殊途同归的。苏轼崇陶，着眼于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黄庭坚尊杜，着眼于晚期杜诗的“平淡而山高水深”。可见他们追求的“平淡”，实指一种超越了雕润绚烂的老成风格，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

唐诗的美学风范，是以丰华情韵为特征，而宋诗以平淡为美学追求， 既是对唐诗的深刻变革，也是求新求变的终极目标。经过宋人的巨大努力，宋诗终于与唐诗成为古典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两大典范。正如缪钺所云：“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钱钟书则云：“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宋诗与唐诗既各树一帜，又互相补充，成为古典诗歌美学的两大范式，对后代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选自莫砺锋《宋代文艺高峰的启示》，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