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选秀文化在相当程度上进入了困局。这既是近年来唱片业在互联网时代的转型问题所致，也是由于歌手的形象风格接近，观众的印象模糊，难以脱颖而出，通过选秀的梦想舞台选出青春偶像的情况已经不再出现，而且，观众对于选秀的形式相当熟悉，各个电视台的选秀节目又都有重复之嫌，使得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劳，造成了选秀节目的瓶颈。最近，《中国好声音》的出现既赢得了诸多关注和好评，也引发了对于选手身份、经历等方面的争议。好评和争议交错，热播和分歧共存，这其实是中国近年来选秀文化发展变化状况的折射，也是中国电视文化新的变化的投影。

    《中国好声音》之所以一出现就引发轰动效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力求超越粉丝和明星的关系，不靠选手搞噱头，不靠评委博出位，也不靠庞大阵势的粉丝投票，而是着力于音乐的专业性，力图回到尽可能纯粹的音乐的本质，力图让“好声音”成为唯才是举最重要的砝码。让刘欢、那英这些当代流行歌坛最有声望的音乐人来指点新人，依据好声音来收徒，而选手也可以选择导师，进入音乐专业领域深造从而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既不同于让年轻人成为粉丝热捧的超级明星，也不同于让普通人在舞台上一展即毕的走过场。这其实是从普通人中选择真正的“好声音”，让他们得以成为好的歌唱家、艺术家，让选秀不再是一下子就实现梦想，也不是仅仅展现梦想，而是让梦想通过一个专业的路径和较为严谨的程序得以延伸，最终成为一个职业生涯的选择。将梦想的实现转换为实实在在的修业和长期的学习努力，节目正是在这一点上赢得了公众。

    今天的“80后”、“90后”处在竞争激烈，生活和事业发展的压力较大，而自身的适应和抗压能力相对较弱的矛盾之中，一举成名的冲动、展示自我的激情如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具体路径，正是青年一代的焦虑所在。选秀节目尚未从这一方面加以具体的指点，青年的职业生涯的内在需求和成长渴望在《中国好声音》中却得到了展现。这很像是一个音乐的职场节目，对于激励青少年更好地学习，更艰苦地磨练，给他们提供更加积极向上的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所标举的脚踏实地实现梦想的路径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正面和积极的价值观。这里不是梦想止步之处，也不是梦想瞬间实现的地方，而是一个走向梦想实现的起点，一个修业和锻炼的开始。幸福感来自奋斗和梦想的力量，而这一切都在公平和公开的程序中进行，这是节目具有魅力的地方。

    但这个节目引起的质疑也值得反思。尤其是几位选手的经历描述引发了一些争议，这其实说明，这些年来公众对于诚信的要求有了更严格的标准，因为大家越来越明白，诚信的缺失造成的损害和冲击是社会无法承受的。只有诚信，社会才能向更高处进发。年轻一代所需要的是更真实的人生的反映，而不是戏剧化的表演。这其实也给这个优秀的节目一个更为苛刻的要求。只有更加真实，让每一个选手的过去都经得住追问，节目才可能赢得更多的观众。只有真实的努力，梦想才有价值，这是对“纯粹”的另一意义指向，也凸显了今天社会的必然要求。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网络已成为社情民意的重要表达渠道，但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倾向也日益突出。随着新媒体的不断涌现，网络已成为群众反映心声和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然而，由于制度的缺失和监管的不利，近年来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化倾向也日益凸显出来。一是网络信息并不是天使，特别在当下转型期，利用网络信息进行诽谤、诈骗、敲诈等犯罪行为多发。因此，确实有必要进行相应的法律规制。二是一些网民不能正确理解社会变革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或自身处境，就往往借助“突发性事件”发泄不满情绪，不负责任地评论、轻信、猜疑、谩骂等，这些都在抬头蔓延。如果这些所谓“新意见阶级”渗入太多的非理性情绪，这对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来说，并不是太好的信号。

网络已成民主参政议政的新形式，但网络“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时有发生。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2014年7月21日发布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人，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27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网民上网设备中，手机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越传统 PC 整体80.9%的使用率，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巩固。因此，微博、论坛、网评等网络交流日益活跃，网络已成为人大、政协、听证等之外的民主参政议政新形式，是人民群众更广泛、更便捷、更灵活地关心国家大事、建言献策的新途径。然而，近年来网络舆论中的无政府主义、情绪性民主、跟风炒作倾向也开始浮现。2009年，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有约1/3是受网络舆论推动才兴起和传播的。很多网民已结成各种虚拟的“群体”，通过贴吧交流传播和联动，面对贫富冲突、劳资矛盾、城市拆迁、农村土地流转、环境污染、医疗教育、司法不公等问题，形成巨大的舆论场。无疑，一些党政部门的决策失误和执政不当问题，是需要认真接受舆论批评和监督的。但是，网络舆论中也掺杂着一些过激的无政府主义情绪、网络“集结串联”“意见领袖”等的操控，从而很容易诱发网络上的“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并进而促发现实中的“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这不仅会增加官民之间对热点问题的“敏感”与紧张，也会对公民理性地参政议政产生不利影响。

    网络已成新兴的多元文化传播阵地，但也存在着消解主流价值观的倾向。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传统媒体越来越与网络媒体相互联动和兼容，互联网就成为人们了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的重要渠道，因此，它也就成为文化创造与多元发展的新兴阵地。然而，互联网也具有虚拟性、匿名性、随意性、大众性、全球性等特点，特别是受一些不良思想的影响，淡化对公共政策的认知，逆反性文化消遣、消解主流价值观的现象也开始抬头。如网络泛娱乐化、人肉搜索、道德追杀、网络恶搞、污蔑诽谤、侵犯隐私、色情暴力和网络诈骗等现象增多，这就形成了一股侵蚀伦理道德和价值信念的文化舆论“潜流”，危及社会稳定和法治秩序的建立。

    当前的网络带给了人类社会不可替代的重大文明与进步。然而网络舆论的局限性和由此带来的问题也日趋复杂和凸显。网络公民文化建设所蕴含的公民品格与守法精神需要对上述问题加以认识。

（节选自马长山《网络公民与守法精神》，苏州大学学报2014年12月）

互联网时代更应注重用词准确   

    近日，《山西日报》等媒体根据网络热度排名，总结了2016年十大网络流行语。广西小伙的“蓝瘦（难受）、香菇（想哭）”，奥运选手傅园慧的“洪荒之力”，以及王健林说的先定一个“小目标”，成为最热的三个词语。

    有人说，互联网的传播规律，其实就是无规律。词语的传播更是如此——我们不仅难以摸准热词的特征，更难以预测它何时、以何种形式击中网民的痛点。那么，在众声喧哗、信息碎片化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在用词上该持以怎样的态度呢？

    兹认为，为了提高表达效果和沟通效率，可以在适当场合使用热词，但必须基于准确、恰当、合适的前提。

    热词有超强的表情达意效果，往往是区区几个字，胜过千万言。2015年的热词“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道出了大众对脱离现实生活、外出旅游散心的期许，同时既精准传达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情怀，又听起来不那么文绉绉，颇得网民喜欢。而且，热词往往能僭越年龄、辈分、等级，将沟通双方置于平等状态。比如，很多父母在用微信与子女沟通时，自称“宝宝”卖萌，相信这样的用词，会部分消除横亘在双方之间的沟通障碍，起到促进沟通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又格外强调，使用热词的前提是，用词准确、得体、合适。因为热词特别受追捧，一个明显乱用或错用的热词在网上刷屏，只会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效果，形成错误的示范效应。

    热词要用得准确。该用动词的时候，绝对不能擅用名词敷衍。准确使用热词，会带来“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近几年各大高校毕业典礼，校长们都爱用点网络热词来带动气氛，反响热烈。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根叔”，巧用“打酱油”“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等词语，令毕业生更添对母校的留恋。

    热词要用得得体。要掌握用词分寸，不能为了套用热词，而扭曲词语本来的意思。比如，很多地方都把人才培养项目的具体工作描述成“人才培养工程”，这其实是对“工程”这个词语的滥用，只有形成系统的培养项目，才能称得上是工程，平时的具体工作如提高待遇、落实住房等，只能称得上是人才工作。

    热词要用得合适。热词虽好，但也是该使用时才使用，不要刻意追求表达效果，“为了热词而热词”。要学会合适使用热词，可以参考习近平总书记对一些词语的运用，比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这些用法，广大群众不仅容易理解，还很容易产生共鸣，取得了尤为突出的传播效果。

词语不一定花里胡哨，最重要的还是适得其用，与特定的语境、背景相契合。如今通信发达、信息芜杂、词语泛滥，我们应学会使用热词，但更应注重用词的准确、得体、合适，以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0月30日 ）

    在历史学家的研究接近尾声之时，他将会面临这样的挑战：你研究的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处？你是否只是从自己的工作中找点乐子？你是否比一个很少读书的街头路人对人类本质的认识更深刻？你是否从历史长河中发现了规律，能够用来预示人类未来的行动或国家的命运？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归根结底“历史没有任何意义”，它没有教给我们任何东西，它浩瀚无涯的过去只是错误的一再上演，而这些错误注定要在未来更大的舞台上，以更大的规模发生？

    我们不时会有这种感觉，而且还有许多疑虑冲击着我们的进取心。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过去，过去真的发生了什么吗？或者，过去只不过是一堆鲜有“定论”的“荒唐事”？我们对于过去发生的认识，总是不完整的，很可能还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已经被相互矛盾的证据和存有偏见的历史学家所遮掩蒙蔽，或者也可能被我们的爱国心或宗教偏见所曲解。“绝大部分历史是猜测，其余的部分则是偏见。”即使一个历史学家认为自己克服了诸如国籍、种族、信仰或阶级等偏见，他在材料选择和遣词造句上的细微差别，都会暴露出他的私人偏好。其次，我们通过从过去所得到的结论来推演未来，但是由于变化的加剧，导致这一行为会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有风险。今天一些年轻的物理学博士甚至认为，他们所学习的学科近几十年的改变，超过了此前有历史记载的所有时期。每一年，甚至每一个月，都有一些新的发明、新的方法或者新的情况迫使人们对行为和观念做全新的调整。更有甚者，机遇的因素，或者说是自由的因素，似乎会进入到金属和人本身的活动运行中。我们再也不能确信，原子，更小的有机体，如我们所认为的在过去发生反应那样，将一如既往地会在未来发生相同的反应。电子，如同库柏的上帝一样，神秘莫测，其奇妙的运行以及一些怪癖的特点或情况，或许就能打乱国家之间的平衡。正如亚历山大，当他酗酒致死，导致了他的新帝国分崩离析；或者如腓特烈大帝，由于俄国继任沙皇醉心于普鲁士道路，从而避免了一场大的灾难。

    显而易见，历史编纂不能算是一门科学。它只能算是一个行业、一门艺术和一种哲学一个搜集史实的行业，一门通过将混乱的材料有意义地排列起来的艺术，一种寻求预见性观点和启蒙作用的哲学。“当下乃为成事而拾掇的往昔，往昔尤为解惑而展开之当下。”这大约是我们所相信的和所期望的。就哲学而言，我们试图通过整体来了解部分。就“历史哲学”而言，我们又试图通过过去来了解现在。我们知道，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总体性视野不过是一种错觉。我们并不知道人类的全部历史，在苏美尔人或埃及人之前，很可能就已经存在过许许多多的文明。我们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进行发掘！我们必须从局部知识入手，而且必须暂时接受所有的可能性。就历史而言，和科学与政治学一样，相对性至上，一切公式皆应受到质疑。“历史嘲笑一切试图强迫将其纳入理论范式和逻辑规范的举动；历史是对我们概括化的大反动，它打破了全部的规则；历史是个怪胎。”或许，因为有这些限制，我们才能从历史中学到足够多的东西，去耐心地承受现实，并尊重彼此间的歧见。

（节选自[美]威尔·杜兰特《历史的教训》，倪玉平等译，有删改）

    中国印章文化源远流长，商周时期已出现形制完备的实用印章，但直至明初，篆刻才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登上历史舞台，并形成了艺术流派。明代篆刻取法汉代官印的审美范式，奠定了此后数百年篆刻“印宗秦汉”的创作与审美基础。明代及清初倡导的“印中求印”，邓石如等艺术家发展为“印从书出”，篆刻面貌为之一新，此后赵之谦、黄士陵等人“印外求印”的努力，则让篆刻的创作空间更为广阔。清代中期以后，篆刻家来自全国各地，优秀作品层出不穷。可以说，此时篆刻的地域性才被打破，成为真正具有文化属性的艺术形态。民国时期，篆刻形式多样，民众接受度越来越高。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事业发展速度之快，形式之丰富，内容之精彩，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篆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时代的繁荣与文化的多元，在篆科艺术中如何得到更充分的展现？

    当下的篆刻艺术应进一步拓宽“印外求印”的创作理念，在立足传统的同时创新表现内容与形式。“印外求印”最初的概念，主要是指从金石学范畴之内、印章之外，寻求新的创作手法和形式，如借鉴青铜器，古文字等，后来扩展到更为广泛的艺术领域。目前，艺术创作的空间无比宽阔，各类艺术形式的交互融合更加多样，这为当代篆刻创作提供了无限发展空问。譬如，以前少有入印的印刷体文字，经过印化后，也可以成为篆刻的表现形式；以前少有人采用的创作手段，如铸造之类，也可以引入篆刻创作的范畴；在历史的空间中尘封已久的陶印，其独特的可塑性被重新挖掘，从内容形制到彩釉呈现具有时代特征的新中式审美，并作为文创产品进入现代生活，此外，印章的文字内容也可以进行调整变化。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篆刻一直被视为书法、绘画的附庸，可以说，直到专业篆刻展览出现之前，篆刻的独立性都未能得以完整体现，故其文字内容势必会受到局限。篆刻艺术早就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其文字内容也应适当扩大范围、寻求变化，更多以往所不用但能真实展现时代风貌的“金句”“热词”“俗语”等，也可以进入篆刻家的视野，从而让篆刻艺术更好地融入这个时代，为更多年轻人所喜爱。前贤经典是艺术创作的圭臬，然而，绝不能将其视作顶点，艺术上的进步永无止境。

    在艺术的汪洋大海里，篆刻是其中一朵浪花。但若能激起一朵接一朵浪花的活力，也足以产生新的浪潮，使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绽放出蓬勃的生命力。

（摘编自曾呆《激发篆刻的时代活力》）

诗歌应有对生活现实的深切抵达

    中国诗歌有着悠久而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要求诗歌产生一定的现实功用，介入、改变外部现实，一直是中国诗歌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形成了光辉而灿烂的中国诗歌文化，使诗歌不断走进人民大众的内心和生活。近年来，诗歌中的现实书写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打工诗歌、乡土诗歌、城市诗歌也是各有其问题。

    “打工诗歌”写作现象将一个数量庞大的社会群体和写作群体呈现到了社会大众面前，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文学意义。打工诗歌的写作贴近生活、“接地气”、有真情，体现着现实主义精神，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但是，如果深入地、大量地阅读作品，便会发现其中有不少问题。“打工诗歌”作品数量很多，但大同小异，“千部一腔，千人一面”，在艺术上存在粗糙、直白、重复等问题，文学性不强。从深层次来讲，诗首先是诗，应该用诗的方式说话，评价其成就的最终尺度只能是艺术水准和品质。在打工诗歌的写作中，有一部分是跟风的、人云亦云的写作，所书写的现实是想象的、观念的、概念化的，而与真实、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并不搭界。

    乡土诗歌的写作资源是广袤的乡村。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农村面临着全新的机遇，也遭遇着挑战，这对于写作而言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但就现实之中的乡土诗歌创作而言，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乡土诗歌写作的群体很大，但写得好的、有特色的还不多。很多诗人的观念还停留在前现代社会，一味把乡土、乡村写成桃花源、乌托邦。个别这样的写作并无不可，但是如果风靡一时、大行其道，无疑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样的写作，前人早已写过无数遍了，并无新意，而且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审美方式早已发生变化，再用那种封闭、单向度的抒情方式来呈现乡村，无异于刻舟求剑甚至是掩耳盗铃。

    城市诗歌的相关话题近年被广泛谈论。关于城市生活、现代生活的诗歌很多，有两种主导性倾向，其一是热情的、浪漫的倾向，体现出“现代性”特征。其二是排斥的、无奈的倾向，体现出“后现代性”特征，且以第二种所占比例更大。城市诗歌问题也同样很突出。大多的写作给人的感觉是形式大于内容、姿态大于实质，很大一部分是表面化、观念性的写作，并无真正去发现、介入城市生活，并没有表达出对城市的真情实感。城市更多是作为景观、作为他者而存在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客体。当今社会的浮躁之风在诗歌中不无体现，在城市诗歌中更为集中，许多的城市书写被大众文化所同化，成为了流行文化的推波助澜者，而缺乏诗人应有的价值立场和反思精神，消费化、快餐式的写作，沉迷于欲望、好勇斗狠的写作，缺乏底线和标准、过度追求“丧文化”的写作，哗众取宠、口号式的写作……问题不可谓不多。

    所以，就当前诗歌中的现实书写而言，诸多问题值得深思。很多人写的“现实”只是徒具其表，貌似现实的“伪现实”，与复杂而精微的当代人的生活现实和精神现实基本无涉，而是从先入为主的概念、粗疏的印象、偏狭的趣味、人云亦云的跟风出发，是对现实的生吞活剥。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04月03日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