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与汉长安

    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汉帝国崛起于亚洲东部，而古罗马也在欧洲逐渐走向繁荣。但是长安和罗马有着很不相同的城市发展脉络。长安是平地起城，其选址经过缜密论证，考虑的是管辖辽阔疆域的安全需要，代表的是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的根本利益，“先政治军事，后经济文化”的脉络十分清楚。对比之下，罗马城是自然形成的都城，早在公元前753年就已建城，早已有相当的经济文化基础，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后终于变成了古罗马之都，并在帝国之初达到全盛，其发展脉络刚好与长安相反。

    因为城市发展脉络的不同，他们的文化发展脉络也不同。长安文化在很短的时间里依靠强大的国家力量快速崛起，而罗马文化则是继承了希腊文化甚至埃及文化发展而来，发展过程有几百年之久。

    长安文化带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这是由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决定的。但是长安文化又有包容和吸纳的一面，其他思想流派只要和最高统治者意愿相合，就能得到快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长安文化以周秦文化为基础，广泛吸取了楚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甚至少数民族文化及域外文化的成分，从而形成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特色。它既代表了本国甚至本大洲文化的最高水平，又带动了周围广大区域内的文明进程，而且它还促成了世界最大的单一民族——汉族正式形成。

    长安文化作为一种集大成的新兴文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愿意探求和吸纳其他文化来充实自己。张骞在西方人之前最早开通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是中国人对自己以外世界的一次大探求。汉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博望”二字恰如其分地道出了长安文化的探求性。

    罗马文化中没有一支像儒家思想那样独大的至尊核心，奥古斯都称帝，但共和思想和法则依然深入人心，即使是逐渐兴起的基督教文化也没有改变罗马文化多元的特质。罗马帝国广阔疆域内，大大小小的诸多城市都被允许按照首都的模式去建设和发展，而在中国，地方城市的建设是不能同首都平起平坐的，同时罗马城中众多的公共活动场所也是长安城中不可能有的。只是到公元392年，基督教才发展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成为至尊一元的宗教文化，但这时距罗马帝国的解体已只有几年时间了。

    长安文化和罗马文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宗教性。长安文化中有多神信仰的倾向，但是按照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理念，长安文化中的宗教元素始终没有上升到主导地位，而儒家的“仁爱”思想使长安文化洋溢着强烈的人文精神。在这种人文精神的推动下诞生的《史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罗马文化继承了古希腊开明而松散的多神信仰，充满科学探索精神和人文精神。这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在蛰伏数百年后又成为文艺复兴能在意大利发端的历史渊源。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逐渐强大，罗马甚至成为基督教教廷所在地，这与宽容而多元的罗马文化背道而驰。

古人出行带什么样的包

    在中国古代，衣服大多没有口袋，古人出行时“包”是不可或缺的。“包”最早并不叫“包”，而是叫“佩囊”。佩囊是古代使用最早、流行时间最久的包，像钥匙、印章、凭证、手巾一类必须随身带的东西，大都放在这种囊内。因为外出时多将其佩戴于腰间，故谓之“佩囊”。从文献记载来看，先秦时人们已有带包的习惯，即所谓“佩囊之俗”。古人的“佩囊之俗”推测起源于士兵配备的箭囊。佩囊实用方便，从先秦用到了明清，虽然名称和款式多有变化，但人们都少不了佩囊。古代的包也有大小之别，汉代学者毛亨称“小日橐，大日囊”；制作材料也不一样，有皮包和布包之分。

    汉朝时，佩囊被称为“滕囊”。滕囊是一种小包。汉代也出现了一种叫“绶囊”的方形包，皇帝常常用之赏赐臣僚，有绶囊的人自然是有官爵之人，所以，“包”成了身份象征。绶囊主要用于盛放印信一类的东西。因为“包”已与身份联系了起来，所以在图案、色彩上都有规定和讲究。绶囊最常用的图案是兽头，故称“兽头辇囊”。兽头中又以虎头使用为多，因此又有“虎头擎囊”之称。与绶囊同样能显示身份的包还有“笏囊”，也称“笏袋”。

    “笏”即笏板，是官场用的简易手写板。盛放笏板的包便是笏囊。与绶囊多用青色不同，高级笏囊多用紫色，古人称之为“紫荷”。紫荷是唐朝官场上的高级包。

    唐代时，最能显示身份的包是“鱼袋”。绶囊是装印信的，而鱼袋则是盛放符契这类“身份证”的。唐朝时，官员的身份证明制成鲤鱼形，故名“鱼符”。凡五品以上官吏穿章服时必须佩戴鱼符；中央和地方互动，也以鱼符为凭信。凡有鱼符者俱给鱼袋，使用时系佩于腰间，内盛鱼符。鱼符有金、银、铜等质地，以区别地位；鱼袋也通过金、银装饰来分辨高低。宋朝使用的“鱼袋”也有金鱼袋、银鱼袋之分，但仅是一个空包，鱼符被废用了，仅在这种包上绣上鱼纹，凡有资格穿紫红、绯红官服的高官均可用这种包。

    除笏囊、鱼袋外，古代官场、文人间还有一种包很流行，这就是用来盛放计算工具、文具一类的“算袋”。其实，“算袋”这种包很早就有，但汉代称“书囊”，也称“书袋”；宋朝称“算袋”为“昭文袋”，也称“照袋”、“招文袋”，民间则称其为“刀笔囊”，一直到明清都在使用。金代也使用算袋，但称为“书袋”。元明清时代，随着新物件的出现和使用，包的款式和功能也越来越丰富。如放钱放物的多用包“褡裢”、放烟丝的“烟袋”、盛放扇子的“扇囊”、盛放挂表的“表帕”、装饰价值更高的“荷包”等。其中“褡裢”为双层袋子，中间开口，两头放钱，使用时从中间对折，搭于臂膊上，故又称“搭膊”。因为搭膊多用来装钱，民间干脆呼之为“钱袋子”。因为“袋”与“代”谐音，常用之赠人，以讨“代代有钱”的口彩。

（摘编自《安阳晚报》2016年2月24日）

美丽《诗经》

    《诗经》是一个谜，它有太多的秘密没有揭开。可是，它实在太美了，使我们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惫的解谜失败之后，仍然对它恋恋不舍。

    《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我可以稍微武断一点地说，有关《诗经》的现有“学术成果”大多数是出于推断与猜测。对很多问题我们都各持见解而互不相让。即便有些问题看来已被“公认”，但那也正是全体的无能为力。我举几个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样，《诗经》的出身也颇扑朔迷离。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采诗说”和“献诗说”。班固和何休都有“采诗”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却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这种说法，《左传》中也无这种说法。但我们却又无力驳斥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缺乏证据，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更重要的是，否定这个说法，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采诗”说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来自“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这种说法也只有《国语》“召公谏厉王”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是否为公卿列士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看，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的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

    《诗经》的搜集固然是一个问题，然而集中起来的诗，要把它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

     就《诗经》本身，它的作者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抗战前，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1981年朱先生又出版《诗三百篇探故》，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为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

    上述种种学术疑问并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和背景。

    据《世说新语》载，东晋谢安曾问子弟《诗经》中何句最佳。他的侄子谢玄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小雅·采薇》末章的几句，确实很美，但如果谢太傅问我，我一定回答《陈风·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月亮出来明晃晃啊，那个美人真漂亮啊。步履款款身苗条啊，我的心儿扑扑跳啊。）

    我曾用“天堂的三个元素”来评述这首诗。美是一种没有峭壁的高度，她不压迫我们，但仍让我们仰望；她不刺戮我们，但我们仍然受伤。她如此接近我们，却又如此远离我们；如此垂顾我们，却又如此弃绝我们。这个美丽的女子，是月夜的一部分，或者说，月夜是她的一部分，她与月已经构成了圆满，我们已无缘参与其间，但她如皎月泻辉般辐射出来的美，还是灼伤了我们的心。对这澄澈圆融的境界，我们能介入其中的，不，能奉献与之的，也只是这颗怦然而动的心……明月、美人和我们的心，是这首诗的三个主要意象。要知道，自然、美人和我们：天堂只要这三个元素就够了。

    《诗经》305首，美丽的诗篇触目皆是，我只是举了一例。《诗经》毕竟是“诗”，我们要把它当“诗”来读。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被学者们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诗歌的清誉。

人工智能，“向后看”也很美

    当今世界，技术的指数级增长让人们的生活日新月异，追逐流行与新潮似乎已成为人类的本能。在这种趋势下，一些传统手工艺受到冷落，甚至面临存亡挑战。如何让“慢工出细活”的匠人技艺不被“快节奏”的时代浪潮所淹没？人工智能为传统技艺的延续提供了一种新选择。

    据报道，日本总务省自2019财年启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和保存传统手工艺的试点研究。通过在匠人手腕上安装传感器，对手指和手腕等动作的数据进行收集，并利用摄像机拍摄作业过程等方式提取必要信息，匠人的手工制作实现数据化，之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分析，整理成影像资料和救材。该项研究有望为匠人技艺的传承留下希望的“火种”。

    先进技术与传统技艺的融合，带来的是更美好的未来。每一种技艺都承载着特定的时代记忆，凝萃着人类智慧的结晶。每一项具有突破性的科技成果，都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底色。从这个意义上讲，技艺的传承不仅让“术”继续造福后代，更令文化生生不息。正是因为在传统基础上的创造，人类的技术创新才能不断攀登高峰。突破未来技术奇点的灵感，很有可能就蕴藏在不甚起眼的传统经验中。

    从古老卷轴设计中汲取灵感，加拿大女王大学的科学家制造出了世界首款可卷曲触屏平板电脑，把柔性设备技术推向了全新领域；受千变万化的折纸启发，哈佛大学威斯研究所的科学家发明了旋转驱动十二面体海洋生物采样器，解决了软体动物不易安全捕捉的难题。当前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更是与基于海量数据之上的“深度学习”分不开。

    韩国棋手李世石与“阿尔法狗”的人机围棋大战还没有从大众的记忆里褪去，但“深度思维”公司新研发的人工智能“阿尔法零”，在自学8小时后即可击败“阿尔法狗”。人工智能与传承几千年的围棋技巧结合，其轰动世界的效应引发深刻思考。

    美国斯坦福大学2016年9月发布《人工智能100年》报告指出，未来15年，人工智能长足大发展将取决于能否促进人文关怀、增强社会理解并获得政府信任。在这些方面，向后看，关注人类传统文化精髓，人工智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庞大的数据存储和信息处理功能，图像识别、语音交互、全息影像等一系列前沿技术，能够打破时间与空间的维度，甚至跨越因地域、语言、民族等限制而造成的理解与交流的鸿沟。

    被大火付之一炬的巴西国家博物馆有望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得到数字化复原；通过智能聊天机器人“敦煌小冰”，历史迷们能实时收到定制推送的敦煌文化信息；利用人工智能的数据挖掘技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科学家内罗·克里斯蒂亚尼尼分析了1800年至1950年间的3500万篇英国地区新闻报道中的286亿词汇，发现了历史学家用传统方法无法找到的历史事件。

    “向前看”的技术革新固然重要，“向后看”的人文情怀同样可贵。与历史和传统相碰撞、相融合，不仅能让人工智能闪耀人文的光泽，也能为其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不断营建更为合理的共同体理念，是世界文明健康发展的知识行动论基础。反思近代以来的政治，伦理等思想史，不管是地理论、语境论、传统论，道义论还是契约论，在本质上都是共同体理论，都是对什么是合理的共同体，如何建构合理共同体的不同维度探索。这些理论或强调地理因素对共同体营建的影响，或强调周边竞争因素对共同体营建的影响，或强调共同体营建的道德，情感基础，或注重共同体营建的文化传统制约因素，或注重共同体与个体权利让渡的关系，等等。应看到，这些思想都揭示了共同体生成，维系，发展的某些特点，有的甚至对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共同体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也应明确，这些共同体理念也有一些需要注意和超越的共同点：往往以单一共同体的营建为目的，以内卷、非开放，对立为方法论基点。其所倡导的共同体价值，无法同时性地运用于共同体内部与共同体之间。比如，一些主体倡导的平等、自由、正义，只适用于其共同体圈子内部，而不适用于共同体之间。当其他共同体在交往中要求共享平等、自由、正义时，这些共同体往往会实质性放弃平等、正义、自由等理念，转而强调自身利益的优先性、至上性、首位性。这种知行不统一，使诸多共同体理论及其所倡导的价值表现出涂层性、不真实性、矛盾性。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层超越了已有共同体理念的方法论问题，开启了共同体理念的新阶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方法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思维与中国传统的和合思维。既注重尊重不同层面（个体、地方、区域、国家、全球）主体，共同体的差异性，也注重不同层面主体、共同体的互联性，共通性、共同性。一方面，不同层面的共同体内部诸要素间是一种命运共同体关系，需要有机互动以应对风险、实现发展；另一方面，不同层面的共同体之间也是一种命运共同体关系，也需要有机合作才能应对风险，共推发展、共享繁荣。可以逻辑一致地解释共同体内部与共同体之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特点。

    时代的发展要求人们从传统的静止，极点式思维向过程性思维，整体性思维转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所内涵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人类共同价值，具有深刻的过程性、整体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中，不管是在共同体内部还是共同体之间，实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理想目标，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过程；同时，实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需要整体性地考虑历史、现实、未来，自身与他人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条件、要素、领域。

    当正义、自由只为少数人服务时，这种价值就沦为了一种涂层、口号、工具，失去了真实性、引领性。所说与所做、话语与行为是否一致，是人们判定一种世界观、价值观是否真实的现实标准。中国不仅在观念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以“一带一路”建设等方式，真实、真诚地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话语同行为的一致性、真实性，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获得国际认同。

（摘编自（2019年05月10日）（光明日报》陈忠《世界文明变迁规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项羽何以输给刘邦

    刘邦战胜项羽，常常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项羽是个贵族，是个英雄；刘邦是个贫民，是个流氓。项羽的出身是相当高贵的，他的祖父是楚国名将，到了项羽父亲他们这一代，这个家族就开始破落了，不过破落也还是贵族。刘邦是没有名也没有字的，他被唤做刘季，就是刘小的意思；项羽可是正儿八经有名的，叫做项籍，也是有字的，叫项羽。

    楚汉战争中，刘邦手下有一个神箭手楼烦一箭就把项羽那边的一个人给射死了。项羽大怒，出来往那儿一站大吼一声，楼烦被吓得屁滚尿流。 在灭秦和楚汉战争中，项羽几乎是每战必胜。而刘邦的本事就是司马迁说的“好酒及色”。在整个战争中，没有一场战争是刘邦指挥的。刘邦的本事只有一句话——“为之奈何？”问张良，问陈平，问韩信。

    但是我们如果冷静地分析，就会发现刘邦的胜利是有道理的。刘邦攻进了关中，后来项羽也进入了咸阳，他们获得了推翻秦王朝的胜利。在这场胜利面前，刘邦和项羽的表现完全不同。刘邦不杀子婴，约法三章，秋毫无犯。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举动。范增对项羽说：项王，刘邦这个人可不能小看。但项羽听不进去，杀子婴，烧宫室，屠咸阳。项羽完全不动脑筋。有人劝说项羽，说咸阳这个地方是帝王之都，您应该定都咸阳。但是，这个时候秦宫已经被项羽烧光了，也没地方住了，项羽又一门心思想回老家去。于是就说了这样的话：“富贵而不还乡，如衣锦夜行。”

    到了楚汉战争的最后关头，刘邦准备和项羽在垓下会战，这时韩信、彭越和英布都按兵不动。这时候刘邦就问张良说，子房啊，我准备胜利以后把天下给分了，你看分给哪些人比较合适呢？张良说，彭越和英布本来是在楚汉之间摇摆的，现在倾向于汉；韩信现在独当一面，如果你愿意把土地分给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会来帮助你合围项羽的。刘邦说行，就这么跟他们约定了。结果这几支军队全都来了，把项羽团团围住，予以消灭。

    韩信说，项王这个人婆婆妈妈的，将士有谁受了伤，他会亲自拎着饭篮去探视，流着眼泪拉着你的手，说长道短。可是我们有了战功，他要封一个官爵，一颗印捏在手上，磨过来磨过去，直到方的变成圆的，他都不给人。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刘邦是英雄，项羽是英雄，只不过他们是不同的英雄而已。项羽是本色英雄，他所表现的是自己的英雄本色，是没有遮掩顾忌、不计利害成败地把它表现出来，因此在“成者王败者寇”这样一种历史传统中，项羽依然能得到人们的凭吊和同情。

(节选自《易中天品读汉代风云人物》，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