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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言诗与楚辞体

赵敏俐教授认为：从音乐上讲，《山鬼》是楚歌，《今有人》则属于相和歌；从节奏上讲，楚辞体是二分节奏的诗歌，七言诗是三分节奏的诗歌；因而后者不可能是从前者演变而成。此观点极具代表性。

其实论证楚歌与相和歌的传承，只能说明两者在音乐上的关联，并不能证明七言诗源于楚辞，最核心的问题是楚辞与七言诗的音乐节奏问题。勿庸讳言，楚辞体的主要句式是二分节奏，七言诗乃三分节奏，但在与音乐配合的实际运用中，二分节奏的楚辞体通过调节，其节拍与三分节奏的七言诗是可能相一致的。节奏和节拍虽有联系，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不妨仍以《山鬼》中的两个句子为例：“被薜荔兮/带女罗”、“辛夷车兮/结桂旗”，虽是二分节奏，如果按演唱诵读的节拍，则可分为“被/薜荔兮/带女罗”、“辛夷/车兮/结桂旗”，它们与《今有人》中改写的相应七言诗句“被服/薜荔/带女罗”、“辛夷/车驾/结桂旗”，在节拍上完全一样。

赵敏俐教授认为，要把楚辞体的句式变成七言诗句，就必须把原诗中前面那个三字结构

变成两个二字结构，从而达到把原来的二分节奏结构变成三分节奏结构的目的，亦即由二分节奏的“○○○兮○○○”变成三分节奏的“○○/○○/○○○”，这是非常正确的；但如果仅仅因为在楚辞体句式转变为七言诗句时，新增的词语大多不会出现在原来兮字的位置上，而要更换位置，便断定“从楚辞体中是不可能自然演变出七言诗来”，那就很难令人信服了。

    二分节奏的“九歌”句型向三分节奏的七言诗句的转化，有如下几种情况：其一如张衡《四愁诗》“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山鬼》“辛夷车兮结桂旗”在《今有人》中置换为“辛夷车驾结桂旗”。其二如汉武帝时唐山夫人所作《房中乐》为楚声，第六章中的“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乃由楚辞体“大海荡兮水所归，高贤愉兮民所怀”改造而成：《山鬼》中的“东风飘兮神灵雨”在《今有人》中改换为“东风飘摇神灵雨”。其三如阮籍《大人先生传》中的一首“楚歌”：“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山鬼》中的“子慕予兮善窈窕”，在《今有人》中变为“子恋慕予善窈窕”，“云容容兮而在下”变为“云何容容而在下”。

显然，“欲往从之梁父艰”与“欲往从兮梁父艰”、“东风飘摇神灵雨”与“东风飘兮神灵雨”，语言组构方式相类，在诵读或演唱的节拍上也完全一样，因此可以说，楚辞体的“九歌”句型，通过前两种途径转变成三分节奏的七言诗句，是在中国古代韵文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演变，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第三种情况出现，而且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呢?我认为，这主要是“兮”字去掉后，适应句式结构改变之内在需求而形成的张力所致。这种张力要求作者充分地运用灵活的修辞策略，在最适合的位置增添一个语言要素，以方便地改造并构筑一个三分节奏的七言结构。——选自《光明日报》2008、12、2有删节

    逻辑思维是正确思维的基础，而形象思维是正确思维的主要创新源泉。没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就不能有正确的思维，思维就是混乱的、漏洞百出的、自我矛盾的，乃至往往是错误的，以至是荒谬的。正因为如此，学音乐的，应该懂得些声学；学美术的，应该懂得些光学；学艺术体操的，应该懂得些力学；学人文的，应该懂得些科学技术。《红楼梦》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巨著，光照古今，流传不朽，但也存有不掩瑜的瑕点，例如，林黛玉入贾府的年龄，多处有矛盾，这也是曹雪芹这位伟人在创作《红褛梦》时在逻辑上失误之处。然而，正因为逻辑思维执着于前后一致的严密，因此，一般摆脱不了现有思维方式与内容的框架，难于飞跃，难于求异，难于作出超脱现有模式的重大的创新。而文学艺术恰恰与科学相反，不是追求抽象，不是直接表达共性、普遍性，而是着手个体，着手特殊，通过个体、特殊的形象来反映共性、普遍性；因此，必须力求从不同侧面、从不同个体、从种种特殊，来创造新的形象，来深刻反映事物的共性、普遍性。正因为直接表达的是侧面、是个体、是特殊，从而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给观赏者、阅读者、研究者去思考、去领悟、去追索、去开拓；极为精炼的中华诗词，就更是如此。“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写登鹳雀楼，还是哲理之言呢？“杨花榆荚无才思，唯解漫天作雪飞”，是写暮春的杨花榆荚呢，还是哲理之言呢？“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是写诗人无比喜悦之情呢，还是哲理之言呢？不管怎样，这些名句，都是合乎客观实际，合乎逻辑的。

    一个漫画家画某个人，不管怎么美化或丑化，不管怎么夸大，寥寥几笔，确如此人。为什么？关键就是这几笔。这几笔不是其他，而是同现代数学一个分支即“拓扑学”有着紧密关系的。“拓扑学”是研究图形在各种变化中有哪些东西始终不变的。这些不变的东西叫做“特征不变量”，这几笔就是“拓扑学”的“特征不变量”。严肃音乐的主旋律，京剧中所谓的“不能不像，不能真像；不像不是戏，真像不是艺”，所谓的“神化”，都是科学中的“特征不变量”；就连摄影，如果是艺术照，就决不能将客观事物原封不动搬上照片，而应加以“艺术”处理，分出轻重浓淡，突出主要，突出本质，这不是科学又是什么？“春秋笔法”下的用字用词，是“杀”？是“弑”？是“诛”？是“戮”，是“斩”？用之不同，所表达的人际关系、事件性质及所作的褒贬评价则大不相同。诗眼、词眼、文眼，也正是用以集中地深刻地揭示事物的特征的。正因为这些伟大的作家，阅历广泛，深入实际，深入思考，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由定性到定量，才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掌握了事物的特征。“环滁皆山也。”欧阳修《醉翁亭记》开始第一句中的“环”字，滤去了词句水分，浓缩了语言容量，揭示了滁州为群山环绕特征，一字可敌万语。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一个在小小空间的红杏枝头，一个在辽阔空间的锦锈江南，都生动深刻、内涵极为丰富地展开了春天的欣欣向荣的画面。温庭筠的《商山早行》诗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10个字，10件事物，6点景色，描绘出了行人秋晨离开荒村野店匆匆上道的有声有色的凄凉景象。要强调指出的是，正因为中华诗词用词用字最为精炼，从而也最能抓住事物本质，突出事物特征，反映事物主要方面。

(选自阳叔子《科学人文相融，爱国创新与共》，有删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体系中的每个概念都具有丰富的内涵。这些概念需要凝结成一个整体，以应对无限丰富的现实问题。反思当代的审美文化现象，有助于我们梳理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以两个概念为例。一个是“富强”。民众求富，国家求强。日常生活中，总有人以珠光宝气、香车美人“炫富”。“炫富”表面上是在展示美，但在观者的眼中却是丑，或者“臭美”。人们对这种美丑区分的一般解释是：“炫富”是物质追求，审美是精神追求。以物质和精神来区分“炫富”与审美其实是一个误解。且看“炫富”的内容，集中于名牌服饰、名酒、名表、名车、名度假地。奢侈品林林总总，共同点却只有一个，就是观念性的符号（“名”）。在审美活动中，自然美、艺术美都属于精神世界的内心意象，却也离不开物质的载体（比如有一定的质地、色彩、声响等）。因此，奢靡炫富虽然基于物质，实质却是精神性的。

    奢靡与审美都属于精神的追求，意义的深度却有天壤之别。对追逐符号的人而言，大量珍贵的人力物力被降低为一纸商标的陪衬。追逐奢华揭示着意义的贫瘠和精神的无力。审美的意象则以意义的充盈见长。人心的意象，既可以让金银珠玉装点堂皇的宫殿庙宇，也能令日常的景色转换成大师的杰作，使普通的词语凝结成千古不朽的诗句。审美和艺术创造体现着人的精神世界的富足。例如在戏曲艺术中，舞台角色的气象全系于演员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正是为了突出人的因素，戏里的一切饰物皆为假扮，道具也被精简到了“以鞭代马”“一桌二椅”。在物质较为充裕的今天，“富”的体现应该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富贵气。富贵气是一种自然流露的美，这种美得自个人长期的、自觉的涵养，也得自社会的普遍氛围。富贵之美是花钱买不来的。

    另一个是“和谐”。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意思是不同的利益、意见、信念在一个统一体中既保持着各自的特点，又彼此相容、互补，进而造就一个共生多赢的局面。中国的传统美食是“和”的典范。精于烹调的人，会借用各种辅料的配合来约束主料，去其偏狭激烈之气，以便更好地呈现其独特的味道。近年来的社会文化则极端地强化“同”：大拆大建之后的千城一面、模式雷同的综艺节目和影视剧情……“和”与“同”看似是审美观念的分歧，却反映着人把握意义的能力高下。“和”意味着包容力，使人发现相异因素之间的交集，在共识、共情的基础上促成彼此的互补、互动；“同”则意味着不能理解差异。古人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越能尊重和欣赏差异，越能得道多助，建设性的事业越容易展开。一个“大时代”之所以为“大”，是因为能包容众多彼此相异的“小时代”，为每个人提供登上时代舞台的机会。

    由此可见，“美”意味着意义的丰富，意味着创作和表达的自由。这种“美”也是“平等”“自由”“民主”和“文明”等概念的题中之义。

（摘编自孙焘《美，价值观的意义建构》）

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

楼宇烈

    ①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交流不一定只靠孔子学院，其实交流的途径还有很多，交流的内容也很丰富。说到“软”实力，软在我们理不直气不壮，我们总是去迎合别国的口味。传播中国的文化，就应该以我国文化为主。每年都有交流团出国，但许多人的指导思想是要迎合别国，而别国却恰恰不需要迎合。来中国交流的外国人是来看我们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以借鉴学习。有一些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许多东西都是模仿、抄袭，没有自己独创、独立性的东西。也有一些外国人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很感兴趣，但是，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却存在模糊、片面的理解，有的人甚至根本看不起自己的传统文化。一个研究科学史的学者就曾说过：“中医阴阳五行的那套说法，打死我也不会认同的。”我们给外国人讲阴阳五行，有的一下子就接受了；给中国人讲，国人反而听不懂。我们还有什么地道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了呢？有人说我们的国乐走出国门了，但现在中国的乐律其实绝大部分都变成了西洋的乐律了，我们其实没有把真正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东西传到国外。

    ②经济全球化后，信息交流更方便快捷了，古代流行的东西可能要过几十年、几百年才能传播到另一个地方，现在只要几秒钟全世界就都传遍了。文化会不会趋同呢？现实生活中，的确有很多人为追求时髦，把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抛弃掉了。有些学者主张文化要寻根，不能把根丢掉。我很赞同这个观点。跟世界接轨不是消除自己的特点，而是要让现代人认识、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但是也不一定要普遍接受。我们存在很多思想误区，例如，有的东西一被评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想尽办法要把它变成全民文化。我觉得越是这种文化就越是小众的，把小众的文化变成大众的，无形之中这种文化就被搞没了。我觉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绝如缕就可以了，把传统文化的种子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而不是一下子把它变成大众都热热闹闹搞的东西。不求轰轰烈烈，但求不绝如缕，这是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看法，这样它才能保留今人要借鉴的东西。

    ③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除了艺术之外，还有中医。中医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国外从事中医事业的人比国内的要多，其中很多人是从国内出去的，也有外国当地的。中医现在在世界上除了中药没有被完全认同外，中医的针灸、推拿、按摩、心理治疗都被普遍接受。有一个自然医学派，其理论都出自中医，它七条总的原则跟中医是一样的，比如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治病要找原因，不能只找它表现的症状；医生不应该只是开药的，而是指导人们正确地生活的老师。有一次，我在中医会上提出，重要的不是强调中医的“技”，而是强调它的“道”，要传播中医文化，而不是只偏重中医治疗。

    ④中国其实有很强的文化软实力，但在文化传播的时候只是从“艺”和“术”的层次出发，没有从“道”的文化层次去全面考虑。中医文化里面也不要只是宣传怎样治病，而是要让人不得病，中医文化的核心是养生文化。中国文化里的儒、佛、道、医、武都有养生文化，中医的养生文化应该是融会贯通这五家文化的产物。得了病去治好，还是不得病好呢？当然是不得病好，所以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选自《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古希腊的柏拉图曾试图给“美”下一个永恒完整的定义：“美是有用的”“美是恰当的”“美乃视觉和听觉所生的快感”等。一次次对美的概念的界定，乍看恰当，再品又觉片面，经反复推敲又一再推翻，周而复始，最终柏拉图找不出准确的语言定义“美”，只能无奈地概括为：“美是难的”。

    关于美，不应悬置在一个孤立静止的语境中谈其本质、属性及内在关系，更不能机械地认定“美是客观的”或者“审美是主观的”，否则永远跳不出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定式和理论模式。

    美究竟是什么？美是客观的吗？美乃人类对世界的意象感知。美在感知中，毕加索曾说：“我是依我所想来画对象，而不是依我所见来画的。”美亦在“情景”中，正如庄子所言：“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人与“情景”互生互存，交融亲和，“情景”并非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在，而人也非独立于宇宙之外的所谓主体。因此，当人与天、地融为一体时，在恰当的“情景”中，美即闪现出来。

    美在感知中，亦在情景中。美属于一种意象，而审美是种境界。所谓“意”，即人的精神维度观照的意象思维，当美在“意”中，人可感知到模糊的、不确定的、稍纵即逝的、瞬息万变的抽象之美，诸如观念艺术、互动艺术、虚拟艺术等艺术样式借助抽象之意与受众发生关系。所谓“象”，即“情景”的物理维度观照的具象思维，当美在“象”中，艺术家可捕捉到可视、可听、可触、可品的形象之美，造型艺术、影像艺术、戏剧艺术等在“象”中与受众产生共鸣。可见，美具有“意”和“象”的双向性，当美在意象之中流动并闪现，艺术家便进入“物我两忘”的创作之境。

    艺术作品的价值贵在情感，而审美价值存在于——人、艺术作品和宇宙——艺术三要素之中，当三者在一个共同的维度，且美在意象之中流动并引发情感共鸣，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才真正得以实现。“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郑板桥的“三竹说”反映了艺术创造中人、自然和作品之间的这种审美互动。美的闪现，美的感知，美的捕捉，美的体悟，皆在“物化”的意象中完成，并且通过艺术家之手，以笔墨的形式落实到纸面上。当美在“意”中，美是流动的、不确定的、难以捕捉的，它需要艺术家和宇宙的情感交流和精神感应，将抽象之美在意念中不断强化，通过艺术家个人的审美行为，将无形之“美”落实成“象”，使之成为有形之态。可见，情感性的意象思维贯穿于艺术创造、艺术表现和艺术欣赏的全过程，而艺术作品承载着将意象思维转化成形象思维，将无形之美转化为有形之美的价值属性。

    判断艺术作品审美价值的标准是错综复杂的。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存在层次上的差异，有高低之分，有雅俗之别。标准难以统一并不会弱化审美的重要性。法国美学家杜夫海纳说：“审美经验揭示了人类与世界的最深刻和最亲密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立足中国文化，以中华美学传统为核心，汲取中西美学精华，让中华美学精神在今天释放其巨大的包容力和生命力，既应和时代的呼唤，也契合国人美好的精神需求。

    （摘编自王可《美在意象》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表达出诗所难以传达的情绪，但也有时不能表达诗所能传达的情意。换句话说，诗有诗的意境，词有词的意境，有的时候诗能表达的，不一定能在词里表达出来，同样的，有时在词里所能表达的，不一定在诗里能表达出来。比较而言，是“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诗里所写的内容、意境更为广阔、更为博大，而词所能传达的意思是“言长”，也就是说有余味，所谓“长”者就是说有耐人寻思的余味。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论词》中也曾说：“诗显而词隐，诗直而词婉，诗有时质言而词更多比兴。”

    为什么诗与词在意境和表达方面会形成这样的差别和不同?其既有形式上的原因，也有写作时语言、环境、背景的原因。

    我们先说形式上的原因，如果以词跟诗歌相比，特别是与五言古诗相比，二者之间便有很大的不同。像杜甫的《赴奉先县咏怀》《北征》这样的长篇五言古诗，所叙述的内容这样博大、这样质朴，像这种风格和意境，在词中是没法传达的，因为词在性质上本是配乐歌唱的歌辞，它有音乐曲调上的限制。

    另外，在形式上的字句和音律方面，诗一般流行的是五言和七言的句式，通篇是五言或七言，字数是整齐的，押韵的形式都是隔句押韵，即第二、四、六、八句押韵，形式固定；而词的句式则长短不整齐，每句停顿的节奏不尽相同。一般说来，诗的停顿，五言诗常是二三或是二二一的节奏，七言诗常是四三或二二三的节奏，像杜甫诗句“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可是在词里，不仅是词句的字数是长短不整齐的，而且在停顿节奏方面也有很多不整齐的变化，就算是五字或七字一句的，其停顿也有时不同于五言或七言诗的停顿。即如五言的句子会有一四的停顿或三二的停顿，七言的句子会有三四的或三二二的停顿，如周邦彦词句“嗟——情人断绝”和“似——风散雨收”。当然，词里面也会有与诗相同的停顿。这两种不同的停顿方式有两个名称：凡最后一个停顿的音节是单数的与诗相同的，这样的句式称之为单式；最后一个音节的字数是双数的，则称为双式。一般说来，一个词里单式的句子较多，这个调子就比较轻快流利，而双式句子较多，这个调子则比较曲折、委婉、含蓄。

    有的人要问，不仅是词里才有不整齐的句子，诗里面也有杂言的形式，也是不整齐的句式。即如汉乐府诗：“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同词一样是长短不等的句式。有人还说，汉乐府和词一样都是可以配乐歌唱的诗歌，两者相似，其间有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呢?

    我以为，乐府诗是先有歌词后配乐曲的，而词则是先有曲调而后按照曲调填写歌词的；乐府的长短句是完全自由的，而词则是完全不自由的。二者虽外表形式很相似，而完全自由写作的乐府诗和按曲填写的歌词是有很大区别的，而且所配的音乐也是不同的。

（选自叶嘉莹的《诗显而词隐》，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