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更应注重用词准确

    近日，《山西日报》等媒体根据网络热度排名，总结了2016年十大网络流行语。广西小伙的“蓝瘦（难受）、香菇（想哭）”，奥运选手傅园慧的“洪荒之力”，以及王健林说的先定一个“小目标”，成为最热的三个词语。

    有人说，互联网的传播规律，其实就是无规律。词语的传播更是如此——我们不仅难以摸准热词的特征，更难以预测它何时、以何种形式击中网民的痛点。那么，在众声喧哗、信息碎片化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在用词上该持以怎样的态度呢？

    兹认为，为了提高表达效果和沟通效率，可以在适当场合使用热词，但必须基于准确、恰当、合适的前提。

    热词有超强的表情达意效果，往往是区区几个字，胜过千万言。2015年的热词“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道出了大众对脱离现实生活、外出旅游散心的期许，同时既精准传达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情怀，又听起来不那么文绉绉，颇得网民喜欢。而且，热词往往能僭越年龄、辈分、等级，将沟通双方置于平等状态。比如，很多父母在用微信与子女沟通时，自称“宝宝”卖萌，相信这样的用词，会部分消除横亘在双方之间的沟通障碍，起到促进沟通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又格外强调，使用热词的前提是，用词准确、得体、合适。因为热词特别受追捧，一个明显乱用或错用的热词在网上刷屏，只会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效果，形成错误的示范效应。

    热词要用得准确。该用动词的时候，绝对不能擅用名词敷衍。准确使用热词，会带来“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近几年各大高校毕业典礼，校长们都爱用点网络热词来带动气氛，反响热烈。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根叔”，巧用“打酱油”“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等词语，令毕业生更添对母校的留恋。

    热词要用得得体。要掌握用词分寸，不能为了套用热词，而扭曲词语本来的意思。比如，很多地方都把人才培养项目的具体工作描述成“人才培养工程”，这其实是对“工程”这个词语的滥用，只有形成系统的培养项目，才能称得上是工程，平时的具体工作如提高待遇、落实住房等，只能称得上是人才工作。

    热词要用得合适。热词虽好，但也是该使用时才使用，不要刻意追求表达效果，“为了热词而热词”。要学会合适使用热词，可以参考习近平总书记对一些词语的运用，比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这些用法，广大群众不仅容易理解，还很容易产生共鸣，取得了尤为突出的传播效果。

    词语不一定花里胡哨，最重要的还是适得其用，与特定的语境、背景相契合。如今通信发达、信息芜杂、词语泛滥，我们应学会使用热词，但更应注重用词的准确、得体、合适，以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0月30日 ）

    所谓移情，通俗地说，就是指人面对天地万物时，把自己的情感移置到外在的天地万物身上去，似乎觉得它们也有同样的情感。当自己心花怒放时，似乎天地万物都在欢笑，苦闷悲哀时。似乎春花秋月也在悲愁，当然，天地万物不会欢笑，春花秋月也不会悲愁，是人把自己的悲欢移置到了他们身上。描绘此种移情现象的第一人是庄子。《庄子·秋水》篇中，庄子看见鱼儿出游从容，于是把自己再出游中体验到的快乐之情移置到鱼身上，觉得鱼在出游时也是快乐的，庄子所述，是典型的审美移情现象。

    然而，对移情现象作出真正的理论概括的晚近的事。最早把移情作为一种美学观念提出来的是德国学者费舍尔父子。他们认为，我们队周围世界的审美观照，是情感的自发的外射作用，也就是说，审美观照不是主体面对客体时的感受活动，而是外射活动，即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我们的眼睛所感知到的人物和事物中去，在费舍尔父子那里，移情观念已大体上确定了，但通过形而上的论证把移情说提高到科学邢台的则是德国美学家立普斯。因为移情说的影响巨大，以至于有人把立普斯誉为美学界的达尔文。

审美移情作为一种审美体验，其本质是一种对象化的自我享受，这就是说，审美体验作为一种审美享受，所欣赏并为之感到愉快的不是客观的对象，而是自我的情感。在审美享受的瞬间，是人把自我的情感移入到一个与自我不同的对象（自然、社会、艺术中的事物）中去，并且在对象中玩味自我本身。

    审美移情的基本特征是主客消融、物我两忘、物我统一、物我互赠。移情和感受不同。在感受活动中，主体面对客体，主客体是分离的，界限是清楚的。但在移情活动中，主体移入客体，客体也似乎移入主体，主客体融合为一，已不存在界限。对主体而言，他完全地沉没到对象中去，在对象中流连忘返，进入忘我境界；对客体而言，它与生命颤动的主体融合为一，实现了无情事物的有情化，无生命事物的生命化。也就是说，在移情之际，不但物我两忘、物我同一，而且物我互赠、物我回还。清代大画家石涛在描述自己创作的心理状态时所说的“山川脱胎于予，予脱胎于山川”“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就是审美移情中的物我互赠、物我回还的情境。

    审美移情发生的原因是同情感与类似联想，古鲁斯等人认为引起移情的原因是人的生理活动，移情源自于人的“内模仿”。但利普斯的观点更可信。他认为，审美移情起源于人的类似联想。人都有一种自然倾向或愿望，要把类似的东西放在同一个观点下去理解，所以总是按照切身经验的类比，去看待身外发生的事件。这就是说，审美的人都是有同情心，以自己体验到的某类情感，去类比、理解周围看起来是同类的事物。这种同情，不但及于他人，也及于其他生物及无生物。

    审美移情的功能是人的情感的自由解放。尽管移情不一定伴随美感，但美感则必定伴随移情。因为审美移情能给人以充分的自由。人的不自由常常来自人自身。自身是有限的，它是自由的牢笼。可是审美移情的瞬间，自身的牢笼被打破了，“自我”可以与天地万物想往来，获得了自由伸张的机会。“自我”与天地万物的界限消失了，人的情感与就从有限扩大到了无限。

（节选自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有删改）

不可复制的魏晋风度

张宏杰

    魏晋士人纵性任情，饮酒啸歌，其风度一直被后人追慕——除却清谈一面。孙登布衣蔬食，绝人间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阮籍“或闭门视书，累月不出，或登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

    许多士人的纵情越礼达到怪诞骇俗的程度。历史上最有名的片段是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之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阮修则“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饮”。阮籍“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醉便眠其妇侧”。“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这些都令后世读者心向往之而行不敢至。

    他们公然蔑视礼法。阮籍当众放言：“礼岂为我辈设也!”他在《大人先生传》中说出这样大逆不道之言：“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他们中的很多人视仕途为污秽之地，在权力面前表现出的傲慢令人吃惊：为拒做官，嵇康忍痛与山涛绝交；为拒权贵，阮籍曾一醉六十余日。《晋书·王羲之传》说，“王羲之既少年时期就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招他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吏部尚书实在是不算低了，而且还是频招，可王羲之却“皆不就”，传统中国社会以功名利禄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衡量体系在魏晋时代坍塌了。

    从这些言说、举动和故事中，我们能分明感受到春秋战国时代士人的傲视天地和独立不羁。如果说士族社会中的汉朝和唐朝更像贵族时代的西周，整饬有序，礼乐辉煌，文化雍容大度，那么魏晋就像贵族时代的春秋战国，是一个个性和才情能得以充分展示，因此极富创造力的时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魏晋时代的社会背景，与春秋战国时代高度相似。这个时代战争连绵，动乱不断，皇帝如同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

    与皇权的不稳定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世家大族的稳定性。许多世家大族势力急剧膨胀，甚至发展到“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类似领主状态。许多士族富厚过于王侯。东晋士族庄园遍布江左，他们“势力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成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金玉满堂，妓妾溢房。园林拟上林，馆第僭太极”。正如柳诒微所说：“魏晋以降，易君如举棋，帝国朝代之号如传舍然。……当时士大夫以地方绅士，操朝廷用人之权。于是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岂惟可以激扬清浊，仰亦所以抵抗君权也。”因此世家大族对皇权形成强大的牵制，以至于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谚语。

    在这种情况下，铁桶一般的大一统政治秩序被打破了，许多旧门士人凭借门第资本，不再对权力俯首帖耳：“虽朝代推移，鼎迁物改，（世族们）犹昂然以门第自负。”一些门第高贵的士人，甚至对门第不如他久远的皇帝抱一种隐隐的睥睨之态。面对政治权威，他们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许多人甚至不屑于为皇帝服务。

（选自2015年2月下《杂文月刊》，有删改）

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

童庆炳

    文学经典就是指承载文学之“至道”和“鸿论”的各类文学典籍。不过，文学经典不是被某个时代的人们确定为经典后就永久地成为经典，而是一个不断的建构过程。在文学经典被建构的时候，意识形态像一只无形的手，形响着文学经典的建构。但我们不能认为文学经典建构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意识形态的变动、文化权力的变动，而与作家、作品的状况无关。实际上，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作品内部要素对于建构文学经典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是建构文学经典的基础。如果一部完全没有艺术价值的艺术作品；它所描绘的世界、所表现的感情，真的不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心理共鸣，不能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即使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如何“操控”，最终也不可能成为文学经典。反之，能够建构为文学经典的作品，总是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和价值，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心理共鸣。清代产生的人情世态、才子佳人小说很多，如《平山冷燕》《玉娇梨》等，这些作品并没有成为经典，只有《红楼梦》被后世建构为文学经典，这难道不是与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密切相关吗？

    在作品艺术价值方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李煜的词也被列入文学经典，这与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并无密切的联系，李泽厚认为：“作者李煜怀着一种悔罪的心情企望着出世的‘彻悟’和‘解脱’，但同时却又恋恋不舍，不能忘情于世间的欢乐与幸福，作者痛苦、烦恼、悔恨，而完全没有出路。这种相当错综复杂的感触和情绪远远超出了狭小的个人的‘身世之戚’的范围，而使许多读者能从其作品形象中联想和触及到一些带有广泛性质而永远动人心弦的一般的人生问题，在情感上引起深切的感受”，此言得之。

    其次，文学作品言说空间的大小，也是文学经典建构的必要条件。文学作品本身描写世界是否宽阔，作品所蕴含的意味是否深厚而多义，对文学经典的建构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作品的思想意义比较狭小，就算是一部长期被列为文学经典的作品，也可能经不起意识形态风暴的摧残而被淘汰出局。反之，如果我们面对的作品思想意义比较开阔，可供挖掘的东西很深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某部作品“说不尽”，那么，虽有意识形态风暴和文化权力的横行，也可能出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情形，从而在“文学经典”里立稳脚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方的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曹雪芹。由于《红楼梦》所描写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极致，艺术表现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所产生的巨大张力等，它成为一部具有广阔阐释空间的作品，经得起不同意识形态的冲刷和解释。

    总之，我们承认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对于文学经典建构的巨大作用，但那种认为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决定一切的观点，由于忽略了作品内部要素的重要作用，因而是不可取的。

（节选自《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2卷第5期，有删改）

重读经典

    经典的范围很广，它既包括先秦诸子的文章，也包括唐诗宋词四大名著，还能包括西方世界一些好的舶来品。一般经典之作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它们讲述着天理、人伦，在表达作者意图的同时也教化着人们。它反映了普遍的自然规律、社会章程，强调了人自我素质的提高追求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然而，在当今这个竞争日益加剧，物欲极度膨胀，信息无限爆炸的时代，大多数人信奉的是“物质至上”的信条，他们忘却了那些先人留给我们的经典，抛弃了精神上的家园，在现代生活中日渐沉沦。

    商业文明倡导的是声色犬马的感性生活，而经典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倡导的则是庄敬平和的理性生活，因为理性是文化的本质属性，理性文化倡导个体要在精神层面上实现自我，而不仅是在感官层面上满足自我，更不是放纵自我。

    经典在文化上的价值，表现于熏陶一种正当人格的养成，同时经典具有调理人心、救治商业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的作用。我们所提倡的经典，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从整个人类的文化史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所注重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孔子讲“天道远，人道迩”，这里的人道即社会伦理，这是个体的人实现其自身价值的社会基础，假使一个人完全独立于社会之外，那么他的所有价值都将无从说起。

    重读经典，除了儒家的传统经书，如众所周知的“四书五经”之外，还应包括先秦诸子的著作，如使《庄子》、《子》、《韩非子》，以及历代的诗词歌赋等。这些经典著作都是使人能够暂时从纷纭扰攘的商业社会中抽身而出的良师益友，让人能够浸润于文化的氛围之中，感受作为人进行理性思维的愉悦。

    经典的能量是巨大的。重读经典的时候，你能时时感受到，原来理性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它渗透在字里行间，浸润着读者的心灵，纵是作品诞生在一百年前甚至更久，依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同时，也不得不感叹，历史竟是如此的相似，不分年代，不分国界，许许多多的情感、行为、错误、经验竟然是一样的，在经典的世界里人们能在几个世纪前找到自己的知音，也能在历史的无限循环中看到一些亘古不变的东西。

    近几年来，呼唤重读经典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现实中的重读，不过只是少数文化人不时的呼吁和偶尔见诸媒体的几篇报道，并没有形成实际的风气。朱自清先生早在1942年就这么写道：“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又务。”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国民对于其本国的经典都应抱有这么一种态度，这也是一个人加强自身文化修养的起码标准。所以，我们这代人，都应该重读经典。

    倡导经典，同时就是在倡导道德、法律和度诚，就是在倡导和谐社会。重拾那些被我们遗忘的经典，让心灵穿越千年的障碍与前贤沟通，从书中找到属于我们当代的瑰宝，让我们的步伐与时代同步，与经典偕行。

（摘自百度文库《重读经典》）

2005年之后“新水墨”概念开始在国内美术界广为流行，它以强调当代性和突出创新意味的强烈诉求，凸现出传统向现代形态过渡和转型的迹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化思潮对中国画领域可谓影响至深，“水墨热”正在成为一种惹人瞩目的文化现象。长期以来，画界围绕“水墨”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褒贬不一：或认为水墨画表现了对回归文人水墨传统的期盼；或认为水墨画以西学为依托，表现了对中国画现代性的执著追求；或认为“现代水墨”远离了传统水墨的表现形态，专注于传统语言的现代转换问题，而缺少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关……而实际上，“水墨画”的生成和发展，一直令人隐忧，并且处在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的心理依赖无法割舍，而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当代多元文化“新颖语言”的现代性渴求。

在我看来，当下的水墨画之所以用“新水墨”命名，是因为它创造性地打破了水墨画的学科界限，为传统水墨进入当代艺术领域提供了极大可能性，其中隐含了中国艺术家在跨文化视野中确认自己艺术方位的某种企图。同时，也昭示了“新水墨” 在本质上仍然是一脉传承中国文化内在精神的发展路径。不言而喻，当下“新水墨”现象的发生和20世纪以来“中国画”的变革历程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它既是传统资源向现代资源过渡的文化征象，也是一百年来“中国画现代化”转型的必然结果，更是全球化、多元化语境中中国画家的自觉选择和文化创新。纵观“水墨画”的变革之路，基本上是以“笔墨”为核心，其状态应概括为“在争议中前行，在探索中创新”。

    回溯历史，“水墨画”的概念古已有之，从古人对“墨分五彩”的认知到对“水晕墨章”笔墨效果的推崇，再到唐代王维对“水墨淡彩”画风的追求，水墨在古代文人眼中，墨即是色，色即是墨，是一种代表人生哲理、个人心性和情趣的视觉符号，它与“丹青”一词一起，常常被用来指代中国画这一领域的内容。然而，“水墨画”真正替代“中国画”词汇而进入大众审美视野，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却是在20世纪“85 新潮美术运动”之后，由于受到西方现代艺术思想的冲击，“水墨画”这一概念在突出材料功能方面深受人们青睐，诸如对新技术的应用，媒介、材料的混合，以及对新形式的探索，对新艺术领域的实验等等。因为这些原因，“水墨画”在从传统资源向现代观念的转变中，被重新定义，被看成中国前卫艺术的代名词而广泛流传。从此以后，水墨画作为中国画创作的媒介和替代“中国画”的新名词而进入大众视野，它的出现，预示着水墨画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对于近年来“新水墨”概念的出现，学术界曾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思考。之所以选用“新水墨”这一名称，其实在本质上仍然坚持着中国的文化立场，与传统的文化精神依然一脉传承。其“新”字的内涵，不仅是指时间，上的当代性，而且更加强调当代的文化思潮对中国艺术的积极影响。可以断定，“新水墨”概念的内核，直接指向“发展中最具创新意味的多元格局和异彩纷呈的文化现象”。毫无疑问，融合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特征，“新水墨”的出现，把中国画带到了当代文化的语境中，这种现象与其说是一种语言材料技法层面的变革，毋宁说是观念层面的革命性变化，因为“新水墨”已经深入人心，逐渐成为引导文化潮流，融入全球化格局中的国家文化形象。

    诚然，“新水墨”是一个新的艺术领域，尽管它与传统笔墨和古典规范有着较大距离，尽管许多学者仍对水墨画的局限性表示异议，而且水墨画自身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但瑕不掩瑜，进入21世纪以来，“新水墨”呈现出发展的态势，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艺术家所关注。其中最大的变化，是水墨画家在反思80年代“全盘西化”思想的基础上转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尤其令人欣喜的是，“新水墨”开启了墨彩混合的新传统，受林风眠艺术的影响，一些画家在解构传统笔墨表现规范的前提上，引入大量色彩进入水墨画。还有一些画家更是放弃了以笔墨为中心的评价标准，充分利用冲、积、破、硬边拼贴、制造肌理等技巧，在“新水墨”画的表现方式上获得“突进性”的进展。

    受到当代艺术影响，“新水墨”越来越注重对观念的表达和对人类生存状态的表现，它已经跨越了架上艺术的边界，而向装置、影像甚至广告、卡通领域发展。其核心要义在于抵抗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扁平化趋势，并与针对差异和本土的压制作斗争。在这个层面上，“新水墨”的出现的确具有不同凡响的开创性意义，它意味着中国水墨画的全面复兴和“中国画全球化”新时代的到来。

(选自《美术观察》2019年第5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