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

冯友兰

    人们开始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个印象也许是，这些言论和文章都很简短，没有联系。打开《论语》，你会看到每章只有寥寥数语，而且上下章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打开《老子》，你会看到全书只约有五千宇，不长于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可是从中却能见到老子哲学的全体。习惯于精密推理和详细论证的学生，要了解这些中国哲学到底在说什么，简直感到茫然。他会倾向于认为，这些思想本身就是没有内部联系吧。如果当真如此，那还有什么中国哲学。因为没有联系的思想是不值得名为哲学的。

    可以这么说：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表面上的联系，是由于这些言论、文章都不是正式的哲学著作。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要学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其他的学习（不是学哲学）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即有一定职业的人。所以过去没有职业哲学家，非职业哲学家也就不必有正式的哲学著作。在中国，没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多得多。若想研究这些人的哲学，只有看他们的语录或写给学生、朋友的信。这些信写于他一生的各个时期，语录也不只是一人所记。所以它们不相联系，甚至互相矛盾，这是可以预料的。

    以上所说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联系：还不能解释它们为什么简短。有些哲学著作，像孟子的和荀子的，还是有系统的推理和论证。但是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它们还是不够明晰。这是由于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老子》全书都是名言隽语，《庄子》各篇大都充满比喻例证。甚至在上面提到的孟子、荀子著作，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还是有过多的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

    因而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就不够明晰。它们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当然，明晰与暗示是不可得兼的。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如一种表达，越是散文化，就越少诗意。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

    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拿诗来说，诗人想要传达的往往不是诗中直接说了的，而是诗中没有说的。照中国的传统，好诗“言有尽而意无穷” 。所以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中国艺术这样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里。

    中国艺术的理想，不是没有它的哲学背景的。《庄子》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道家认为，道不可道，只可暗示。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言一旦达到了目的，就该忘掉。诗的文字和音韵是如此，画的线条和颜色也是如此。

    《论语》《老子》中简短的言论，都不单纯是一些结论，而推出这些结论的前提都给丢掉了。它们都是富于暗示的名言隽语。暗示才耐人寻味。你可以把你从《老子》中发现的思想全部收集起来，写成一部新书。不管写得多么好，它也不过是一部新书。它可以与《老子》原书对照着读，也可以对人们理解原书大有帮助，但是它永远不能取代原书。

    对城市而言，文明弹性是一个城市体在生存。创新、适应、应变等方面的综合状态、综合能力，是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多样性与共同性之间，稳定性与变迁性之间、柔性与刚性之间的动态和谐，过于绵柔、松散，或者过于刚硬、密集，都是弹性不足或丧失的表现，是城市体出现危机的表征，当代城市社会，尤其需要关注以下文明弹性问题。

    其一，空间弹性。城市具有良好空间弹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空间的私人性与公共性关系能够得到较为合理的处理。任何城市空间都是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统一，空间弹性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空间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有机统一、具体转换。片面地强调空间的公共性或成片面地强调空间的私人性，都会使城市发展失去基础，目前，人们更多地要求空间的私人性，注重把空间固化为永恒的私人所有物、占有物。这种以私人化为核心的空间固化倾向，造成城市空间弹性不足，正在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制度弹性，一种较为理想的、有弹性的城市制度，是能够在秩序与活力、生存与发展间取得相对平衡的制度。城市有其发展周期、发展阶段，对一个正在兴起的城市而言，其主要任务是聚集更多的发展资源、激活发展活力，而对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而言，人们会更为注重城市制度的稳定功能。但问题在于，即使是正在崛起的城市，也需要面对秩序与稳定的问题：即使是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也需要面对新活力的激活问题。过于注重某种形式的城市制度，过于注重城市制度的某种目标，都是城市制度弹性不足，走向僵化的表现，都会妨害城市发展。

    其三，意义弹性。所谓城市的意义弹性，是指城市能够同时满足多样人群的不同层面的意义需要，并能够使不同的意义与价值在总体上达到平衡与和谐，不断形成具体的意义共同性，当一个城市体只允许一种、一个层面的意义存在时，这个城市体可能繁荣一时，但必然会走向衰落。当一个城市体只能满足某一类人的意义追求、意义需要时，。这个城市体也往往会丧失活力。当一个城市体被某一类型的意义体系固化时，这个城市体往往不具有综合吸纳力、发展潜力。启蒙主义的片面化，理性主义的片面化，世俗主义的片面化，神圣主义的片面化，都会导致城市意义弹性的减弱，都会从根基处危害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保持城市的空间弹性、制度弹性、意义弹性，并以此为基础，把握城市的类型构成与历史，建构城市命运共同体，对于城市社会的健康发展而言，是意义重大的。

（摘编自陈忠《城市社会：文明多样性与命运共同体》）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第一卷将面世，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据悉，英文版《射雕》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以三部、九卷的形式陆续出版。

    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西方文学、影视作品，传入我国后亦常被冠以“侠”的称号——《三个火枪手》变成《侠隐记》，《巴黎圣母院》变成《钟楼驼侠》……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戈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则《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

    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

牙舟是贵州省平塘县一个偏僻的村落，主要居住着布依族、苗族和汉族，民俗文化丰富，境内有丰富的陶土资源和适合烧陶的栗木。明朝洪武年间，江西人杨正真入黔，在平塘地区建长官司衡署以后，社会秩序安定，江西迁居平塘地区者日众，陶瓷生产工艺随之传入，于是产生了牙舟陶。牙舟陶是汉族带入的一种制陶技术，但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地融入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布依族是当地人口占比例较多的一个民族。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迫切需要寻求精神的庇护，于是便产生了图腾崇拜。布依族的图腾主要有龙凤鱼等，这些图腾作为装饰，被应用在衣服、染织、雕刻等方面。一方面，由于铁器等的出现，传统陶器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为了适应市场需要不得不开发新的产品；另一方面，由于当地民族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陶工的审美，他们从布依族的图腾、礼仪、古代图案中吸取元素，加入自己的想象，形成了这些独特的造型与装饰。这正是牙舟陶宝贵的艺术价值所在。

    牙舟陶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独特的装饰效果。牙舟陶表面千奇百怪的装饰，特别是由当地陶工想象、设计后制作出来的“小怪兽”样子的雕塑摆件，一个个龇牙咧嘴，形态夸张。碎玻璃、粘土、草木灰、着色氧化物等原料形成的透明颜色釉，便成为牙舟陶最主要的艺术特色。牙舟陶使用光泽度良好的玻璃质釉水，由于玻璃质釉的膨胀系数大于坯体膨胀系数，因此在烧制完成后便形成了特殊的冰裂纹，色彩古拙，淡雅和谐，充满一种神秘感。

牙舟陶虽然没有宜兴紫砂的工艺繁琐、没有景德镇瓷器的光滑细腻，但是其原始粗犷、不拘一格、充满乡土气息的造型却有着别样的美。有这样一句话：“自由创造美。就牙舟陶来说，这“自由”包括想象力的自由和造型的自由。牙舟陶艺人们通过对生活的观察，融合传统造型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创造出各种神态迥异的造型，体现了牙舟陶艺人丰富的想象力以及这种敢想、敢做的精神，也是牙舟陶宝贵的艺术价值之一。

    牙舟陶主要用爬坡窑烧成，由于窑内温差等的变化，往往会形成窑变，这种不可控的现象给质朴的牙舟陶增加了无限乐趣。

    时至今日，牙舟陶的生产制作依然保持着原始的方式，从原料加工、制作、施釉、烧制直到出窑都由一个人独立或几个人完成，甚至需要掌握建造爬坡窑的技术。牙舟陶的捏塑是纯手工成型，不需要模具，工具也相当简单，并且每位陶工所捏的造型都是按照自己所理解的动物或者异兽的形象来进行制作的。先捏出基本造型，再用泥条在泥坯表面堆出浮雕图案的大致形状，最后用竹片压出细部花纹。这种自然的方法使得牙舟陶的每个捏塑都造型各异，陶工的每一次雕琢不是简单的重复性生产，而是在进行充满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期望美好生活的艺术创造，因此每件作品都自有不同的神态、性格，充满着活力。

（摘编自吴俊卿《牙舟陶初探》）

向死而生

江弱水

    ①中国古典诗歌最富于人间情怀，死亡向来不是一个突出的主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死亡不可究诘，不理会才好。庄子说“死生亦大矣”，他要我们从更高的观点超脱一些来看待生死物我。“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庄子的态度是“吾将曳尾于涂中”，好死不如赖活着。《楚辞》里的《招魂》与《大招》，将死者阴魂所在的幽冥界刻画得凶险愁惨极了，而人好吃好喝，好玩好乐，死者都要魂兮归来，活人更没有理由不及时行乐了。《古诗十九首》里有着最多关于快活的谏言：“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②中国人的生死观，大抵都在这些“惊心动魄”的直白诗句中了。陶渊明是大诗人中直接讨论过生死问题的，他的态度很是旷达：“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但他感叹于“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与《古诗十九首》仍然没什么两样，其对治死亡的良策也是酒：“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③欢乐极兮哀情多。汉灵帝时，京师婚礼上常奏丧家之乐，酒酣之后续以挽歌，哀乐过人的魏晋之士也是一高兴就大唱其挽歌。宋人百戏中有真人化装成骷髅在街头表演的，这边是小孩子好奇地迎上去，那边是妇人安详地给娃儿喂奶。这不是恶趣和搞怪，而是参透了生命本味的豪举，因为他们敢于让惨怛的死与鲜活的生相摩相激。更不用说那种英雄主义的直面死亡，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和《左传》中“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都是想通过人类记忆的力量来克服个体生命的有限性，让历史成为我们超越死亡的津梁。凡此种种，说明中国人对生与死的看法其实很通脱，大有一种向死而生的气概。

    ④能够感受悲哀的心灵是健康的，能够从悲哀中宣泄与净化的心灵是强壮的。南朝《子夜四时歌》有一首春歌：“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为什么春鸟的鸣啭给人的感觉竟然是“哀”呢？其实在音乐的审美上，“哀”的事实判断就等于“好”的价值判断。大凡美丽的东西都有点让人伤感，日本人很懂这一点，所以《源氏物语》里常有“哀美”“哀而艳”的字样。

    ⑤由此看来，中国古典诗人的伤春、悲秋、怀古、惜别，无一不渗透着死的阴影，寄寓了生的慨叹：“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说：

    当人的情感在时间中消失的时候，这就是对死亡的体验。在空间中发生着与人、家庭、城市、花园、动物的分离，这种分离总是伴随着这样一种感觉，也许你再也不能见到它们了，那么，这就是对死亡的体验。

    ⑥所以说，在中国诗人那里，也许是在用相对弱的、分散的形式处理那个太强的主题，书写那无所不在的死亡焦虑。他们并不直接将死亡作为观照的对象。比如欧阳修，文学史上留下了“六一风神”的美誉，印象中的他是“太守之乐其乐也”的醉翁，但那些只是他所戴的面具，他经历过多少死亡呀！四岁丧父，两度丧妻，八个儿女早卒。况复多病，病目，病足，病臂，病牙，淋渴，风眩，哮喘，他不讳言自己其实活得了无生趣。欧阳修私底下的书信填满了深悲巨痛，但其公共书写的诗词里，集中呈现的还是那个风流放逸的形象：“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选自江弱水《诗的八堂课》）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越发深入影响人类命运。科技作为一把“双刃剑”，可能是造福人类的“利器”，也可能成为危害人类的“凶器”。科技伦理是科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科技活动的规范发展提供价值理念，保障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文化价值是科技伦理的内核，基于何种文化价值决定着秉持怎样的科技伦理，影响着科技发展的方向。

一、向善：科技伦理的底线价值

数千年的历史文明长河中，仁爱精神始终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既包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科技伦理的文化价值中，“仁爱”应处于核心位置。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类逐步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如果科技受“个人至上”的文化价值影响，那么个人的私心、欲望会越发膨胀，科技活动则容易失控而带来灾难。科技伦理要注重“仁爱”的文化价值，怀有“仁者爱人”的仁善之心。科技活动要以人类的生命安全、身心健康、美好幸福为目的。

在看待“天人关系”的问题上，西方文化是一种“分”的文化，主张“主客二分，天人对立”，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简单的主客体关系。在此文化价值下，科技活动很容易破坏自然的平衡与和谐，带来诸如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生态失衡等生态问题。中国文化是一种“合”的文化，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把人与自然看作密不可分的生命整体，即“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可以在科技伦理中弘扬和发展“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做到守“善道”、走“正道”。树立“以道驭技，道技合一”的科技伦理精神，用“道”来引领和规范技术向“善”发展。

中国儒家还讲究“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是一种“成己达人”的善行，同时也是一种“内省自律”的慎行。在科技活动中，特别是在高尖前沿领域，科技人员很多时候独处于“无人在之处”“无人知之时”，能否做到“慎独而行”则显得尤为重要。要把“克己复礼，慎独而行”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融入科技伦理之中，强化科技活动的规范性，提高科技人员的自律性。科技人员要按照科技伦理道德原则行事，对科技活动全过程做到自我约束、自我警醒，为所当为，不当为则不为，防止技术的谬用和滥用。

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现代科技的发展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具有极强的传导性、连锁性、覆盖性。并且，科技发展越是迅猛，后果往往就变得越是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从而存在巨大的伦理风险。因此，科技伦理中要具有“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的价值理念，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用大概率的思维应对小概率的事件。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谨慎提防“灰犀牛”事件；既要筑牢防范和控制危机的“防火墙”，也要打好应对和处置危机的“主动仗”，更要提升化解和扭转危机的“能力值”。这样，

尽可能促使科技活动“趋利避害、健康发展”，保障科技应用“增进福祉、避免灾殃”。

二、向上：科技伦理的理想价值

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拼搏奋斗的文化基因和力量源泉。科学技术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闯出来的。因此，要把“自强不息”的文化价值融入科技伦理之中，把握大势、奋发向上，直面挑战、迎难而上。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航空航天等关键核心技术上攻坚克难、锐意进取，解决“难点”、打通“堵点”、补上“断点”，突破“卡脖子”的困境，确保科技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创新是引领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要把创新的文化价值与科技伦理相结合，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意识，加强科技创新教育，培养科技人员“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创新决心和豪情，以及“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创新思维和目光。要紧紧牵住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以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在关键核心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等方面做到敢为人先、开拓创新、追求卓越。

科技的宗旨和作用是让人类和世界变得越来越好，促进“大同”理想世界的构建。要把“大同”的文化价值注入科技伦理之中，引导科技发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站在世界发展的一边，为构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贡献力量。

（摘编自许志平《把握科技伦理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