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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广东省六校联盟(深圳实验,广州二中,珠海一中,惠州一中,东莞中学,中山纪中)2019-2020学年高三上学期语文第一次联考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表达出诗所难以传达的情绪,但也有时不能表达诗所能传达的情意。换句话说,诗有诗的意境,词有词的意境,有的时候诗能表达的,不一定能在词里表达出来,同样的,有时在词里所能表达的,不一定在诗里能表达出来。比较而言,是“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诗里所写的内容、意境更为广阔、更为博大,而词所能传达的意思是“言长”,也就是说有余味,所谓“长”者就是说有耐人寻思的余味。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论词》中也曾说:“诗显而词隐,诗直而词婉,诗有时质言而词更多比兴。”

    为什么诗与词在意境和表达方面会形成这样的差别和不同?其既有形式上的原因,也有写作时语言、环境、背景的原因。

    我们先说形式上的原因,如果以词跟诗歌相比,特别是与五言古诗相比,二者之间便有很大的不同。像杜甫的《赴奉先县咏怀》《北征》这样的长篇五言古诗,所叙述的内容这样博大、这样质朴,像这种风格和意境,在词中是没法传达的,因为词在性质上本是配乐歌唱的歌辞,它有音乐曲调上的限制。

    另外,在形式上的字句和音律方面,诗一般流行的是五言和七言的句式,通篇是五言或七言,字数是整齐的,押韵的形式都是隔句押韵,即第二、四、六、八句押韵,形式固定;而词的句式则长短不整齐,每句停顿的节奏不尽相同。一般说来,诗的停顿,五言诗常是二三或是二二一的节奏,七言诗常是四三或二二三的节奏,像杜甫诗句“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可是在词里,不仅是词句的字数是长短不整齐的,而且在停顿节奏方面也有很多不整齐的变化,就算是五字或七字一句的,其停顿也有时不同于五言或七言诗的停顿。即如五言的句子会有一四的停顿或三二的停顿,七言的句子会有三四的或三二二的停顿,如周邦彦词句“嗟——情人断绝”和“似——风散雨收”。当然,词里面也会有与诗相同的停顿。这两种不同的停顿方式有两个名称:凡最后一个停顿的音节是单数的与诗相同的,这样的句式称之为单式;最后一个音节的字数是双数的,则称为双式。一般说来,一个词里单式的句子较多,这个调子就比较轻快流利,而双式句子较多,这个调子则比较曲折、委婉、含蓄。

    有的人要问,不仅是词里才有不整齐的句子,诗里面也有杂言的形式,也是不整齐的句式。即如汉乐府诗:“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同词一样是长短不等的句式。有人还说,汉乐府和词一样都是可以配乐歌唱的诗歌,两者相似,其间有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呢?

    我以为,乐府诗是先有歌词后配乐曲的,而词则是先有曲调而后按照曲调填写歌词的;乐府的长短句是完全自由的,而词则是完全不自由的。二者虽外表形式很相似,而完全自由写作的乐府诗和按曲填写的歌词是有很大区别的,而且所配的音乐也是不同的。

(选自叶嘉莹的《诗显而词隐》,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一般情况下,诗能表达的,不一定能在词里表达出来;词能表达的,也不一定能在诗里表达出来。 B、诗的内容、意境更为广阔、博大,而词所能传达的则有余味,正所谓“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C、诗与词在意境和表达方面会形成巨大差别,除了写作时的各种原因,主要还是二者形式不同所致。 D、杜甫的《赴奉先县咏怀》《北征》的内容之所以博大、质朴,是因为它们没有音乐曲调上的限制。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先提出基本观点,接着着重从形式的角度进行了论证,最后就乐府诗与词的异同作了辨析。 B、文中所说的诗与词的形式差别,主要侧重于有无音乐曲调的限制以及句式、押韵、停顿等的不同。 C、文中引用缪钺先生《诗词散论》中的话,旨在证明王国维“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一说的正确性。 D、在论述诗与词在字句、音律上的差别以及乐府诗与词的不同时,文中采用的都是引证法。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一般流行的诗,句式都是整齐的,隔句押韵,停顿上有固定的节奏;而词的句式长短不齐,每句停顿的节奏不尽同,较之于诗更富于变化。 B、杜甫的《春望》和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的五字句,停顿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二三或是二二一的节奏,后者则是一四或三二的节奏。 C、一首词,其中可以融合单式和双式的句法变化,而一首诗,却往往只有二三、二二一和四三、二二三的单式停顿,变化少。 D、乐府诗是完全自由的,而词是完全不自由的,因为前者是先有歌词后配乐曲,而后者是先有曲调后按曲调填写歌词。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人类的语言

    语言,也就是说话,好像是极其稀松平常的事儿。可是仔细想想,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正是因为说话跟吃饭、走路一样的平常,人们才不去想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其实这三件事儿都是极不平常的,都是使人类不同于别的动物的特征。别的动物都吃生的,只有人类会烧熟了吃。别的动物走路都是让身体跟地面平行,有几条腿使几条腿,只有人类直起身子来用两条腿走路,把另外两条腿解放出来干别的、更重要的活儿。同样,别的动物的嘴只会吃东西,人类的嘴除了吃东西还会说话。

    记得在小学里读书的时候,班上有一位“能文”的大师兄,在一篇作文的开头写下这么两句:“鹦鹉能言,不离于禽;猩猩能言,不离于兽。”我们看了都非常佩服。后来知道这两句是有来历的,只是字句有些出入。又过了若干年,才知道这两句话都有问题。鹦鹉能学人说话,可只是作为现成的公式来说,不会加以变化(所以我们管人云亦云的说话叫“鹦鹉学舌”)。只有人们的说话是从具体情况(包括外界情况和本人意图)出发,情况一变,话也跟着一变。至于猩猩,根据西方学者拿黑猩猩做实验的结果,它们能学会极其有限的一点符号语言,可是学不会把它变成有声语言。人类语言之所以能够“随机应变”,在于一方面能够把语音分成若干音素(当然是不自觉地),又把这些音素组合成音节,再把音节连缀起来,——音素数目有限,各种语言一般都只有几十个音素,可是组成音节就可以成百上千,再组成双音节、三音节,就能有几十万、几百万。另一方面,人们又能分析外界事物及其变化,形成无数的“意念”,——配以语音,然后综合运用,表达各种复杂的意思。一句话,人类语言的特点就在于能用变化无穷的语音,表达变化无穷的意义。这是任何其他动物办不到的。

    人类语言采用声音作为手段,而不采用手势或图画,也不是偶然。人类的视觉最发达,可是语言诉之于听觉。这是因为一切倚赖视觉的手段,要发挥作用,离不开光线,夜里不成,黑暗的地方或者有障碍物的地方也不成,声音则白天黑夜都可以发挥作用,也不容易受阻碍。手势之类,距离大了看不清,声音的有效距离大得多。打手势或者画画儿要用手,手就不能同时做别的事,说话用嘴,可以一边儿说话,一边儿劳动。论快慢,打手势赶不上说话,画画儿更不用说。声音唯一不如形象的地方在于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但在原始社会的交际情况下,这方面的要求是次要的,是可以用图形来补充的。总之,正是由于采用了嘴里的声音作为手段,人类语言才得到前程万里的发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各题。

    从民间文化的角度看,守住青山绿水,是中国传统自然观、宇宙观的体现。失去了青山绿水,人们对众生万物的敬畏和想象,对自然山水的能动和悦纳,对生活空间的叙述和表达,就失去了依托。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对万物众生的敬畏和想象,是中国人认识自然的起点。如在先秦古籍《山海经》(包含神话、地理、物产等内容)中,我们可以感受神州大地幅员之辽阔,见识山川物产之丰饶,更会为里面诡谲华丽的自然世界所震惊。日本民俗学家伊藤清司曾将《山海经》中的空间划分为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前者指人类的生活空间,与之相对的即外部世界,二者相对独立、互为依存。

    在虔诚仰慕并企图利用大自然之余,人类对神秘而又神圣的未知世界充满了敬畏。循着对善灵瑞兽的正面想象,人类赋予自身走向自然的合法性;对怪力乱神的负面想象,又恰如其分地给予人类种种约束,避免因过度索取而对自然造成严重破坏。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和想象,不仅在《博物志》《述异记》等历代文献中得以记载,而且在世代民众生活中实践传承。我们在乡间田野常见的山神庙、龙王庙,正是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象征边界。敬畏在信仰中流淌,想象在仪式中演绎。

    进入内部世界,民众对生活环境的选择更有能动性,对秀美山水的悦纳更具艺术性,同时也更能反映民众的生活关学。风水便是一例,它既能体现中国人阴阳和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又对民众寻求生存空间、布置生活格局产生实际作用。姑且不谈风水的科学性,就其知识受众而言,风水通常被动地与个人运势、家庭盛衰和宗族繁衍相关联,在古代社会,甚至被认为会影响帝国兴亡,一切美好的期望都寄托于风水的选定、维系与改变。这种宇宙观念及现实需求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们越来越重视营造风水环境,试图通过栽树遮蔽、引水通渠等具体操作办法,去争取风水宝地,有些村落及宗族之间甚至因为争风水、护风水产生了激烈的社会冲突。无疑,人们对风水的迷信,对社会发展起到了消极的作用。

    当然,风水实践在客观上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清代湖南宁远境内有舜帝陵,正是由于当地民众囿于风水观念,当地丰富的铜矿资源才没有遭到过度开采和破坏;东北长白山,因“龙兴圣地”被列入皇家禁地,从而保护了东北长白山原始森林。风水实践,从某种角度,可以看作是民众主动争取和自然世界、生活环境相互融合的外在表现,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客观上形塑了传统人文景观的生态美学,营造了与人类生活和谐统一的生态环境。

    在民众的乡愁记忆和口头叙事中,我们还能发现生态环境在人们精神世界中的分量。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不少人离开故土,走进城市,住进楼房,但在他们的记忆深处,最割舍不下的经常是乡间的那棵古树、村头的那口老井,抑或是环抱村庄的那条小河。

(摘编自王文超《民间文化中的生态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近代中国从天圆地方“天下”进入地球“天下”以来,传入了西方“人性恶”的人类哲学思想,以及与之相匹配的遏制“性恶”的国家行政观念:因为人性本源是恶的,因此必须配之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制度。

    这种关于“人性恶”的人类哲学观点,中国其实在春秋战国时代早已有之,代表人物便是诸子百家之一的荀子。荀子持“人性恶”观点,而同时代的孟子则持“人性善”的观点。

    中国古代历史的各种哲学流派,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按故往历史中国十分惯常思维的“大是大非”原则来看,人性的善与恶,是两个绝然相反的人类社会哲学元素,荀子与孟子应被归为两个不同的学说流派。但中国流传至今的传统学术却把两位持泾渭分明哲学观点的人,同称为“儒家”。不知两位已作古二千多年的大学者会不会在黄土之下跃骨而起?

    仔细想来,把不同哲学流派的学者们归于“一家”的文化现象,也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情理之中。中国数千年实行的是皇权行政一统论,而与行政一统论相匹配的学术一元论,也就不得不把为华夏人类思想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各流派人物都归入相同的彀中。在归入“一家”之后,再予以分门别类,作内部清算,谓之“一家”之内的不同“路线斗争”,再或逐“师门”,斥之学术叛徙、学术内奸。那个时代的这种学术的历史发展逻辑,同样与封建社会一统皇权独裁之下的“羁縻”臣僚、清算各派臣僚的行政制度,完全匹配。但显然,两者本来就不在一个学术流派中,而这正是符合近代以来人们认同的人类历史“学术多元论”观点的。历史地看,皇朝社会恶劣的一元论阻碍了古代中国社会分科学说的产生,从而使古旧读书做官的儒学成为通向文化一元论的单行线和独木桥,但人类思想(包括经济形态)本质的多样性决定了学术的“多元”,何必纳入一家?它实质是泯灭了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哲学思想的丰富多彩性。

    春秋末期,早于荀子孟子一百年的孔子仅谈到了人类哲学“仁”的思想,而荀孟则开始了人性恶和人性善的争论。众所周知,自后两千多年中国皇朝历史遵循了孔孟之道,而荀子的“性恶”人类哲学思想早已被皇朝历史自我消弭于无形之中。有当代考古学家指出,人类文明历史数千年以来,人们的物质与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类的性情几无改变。笔者以为,人类历史一直存在着这么一个人性现象:越是缺什么,便越是提倡什么。

    这就像表决心发誓要克服自我一样。著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在提到孔子“仁”思想时这么说:“按孔子的看法,一个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防范不仁的念头,可见性恶来自先天”(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

    说性恶可使但凡是人都受到“性恶”遏制,说“性善”则可以使一部分“圣人”免于遏制。这在今天的人看来,道理很简单。假如古人因受人类社会认识论的局限而偏入旁门(轻视实践的古人先给予认知上的定义,再寻找“理”;现代人在实践中寻找“理”),那么,今天的人如果再提“性善”论,则别有它图了——人类历史证明:提倡“善”的人就是“善人”,那是一种是人都不信的鬼话。正如明代哲学家李贽所揭示:孔孟“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选自《关于人性的善与恶》,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如今,一个尚未来得及收入《汉语大辞典》的新词儿——“自媒体”大热,由此产生一大批“自媒体人”。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自媒体一说,但以类似手段谋生的人并不鲜见。

    在汉代,宫廷文学侍从官得到重视,朝廷往往向民间征招“笔杆子”,优秀的还给官当。贾谊、司马相如、杨雄、东方朔、枚皋、张衡、蔡邕这些汉代词赋名家,当初都是这样的“笔杆子”。可是,古代既没有稿费制,更无广告分成一说,玩自媒体靠什么获取报酬?靠“打赏”。成语“一字千金”便因打赏而来。

    首开打赏先河的是汉代,如汉代四川才子王褒便屡被打赏。据《汉书·王褒传》,王褒文章文采飞扬,汉宣帝刘询听说后,将他征召入京,常将他和张子侨俩带在身边,“所幸宫馆,辄为歌颂”。但文章并不是白写的,汉宣帝会根据文章的质量进行打赏,即所谓“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唐代时,现代很流行的稿费制已出现,在打赏外,自媒体人又多了一条创收的渠道。

    稿费在古代通称“润笔”。在唐朝,不少文人已能获得很高的润笔。如当时文化名人韩愈、李邕等通过为人撰写碑文便可拿到巨额稿费。尤其是韩愈,他最擅长写墓志、碑文,高的话一篇碑文就能拿到“(黄)金数斤”,时人曾讥之为“谀墓金”。看来,为了拿到润笔,韩愈在志文中未少用阿谀奉承之词。其实,“谀墓受金”韩愈并非第一人,这一词最早使用在东汉末文人蔡邕的身上,由此可见,润笔早在汉代即已存在。

    “写软文”被一些现代媒体人视为一种心照不宣的创收手段,殊不知古代文人早就开始玩这一套了,到明清时手法已颇老到。

    所谓“软文”,就是根据对方需要而创作、发布的形象宣传、广告、美言性质的文章。古代最早最出名的一篇“软文”,是出自汉代才子司马相如之手的《长门赋》。司马相如本人也没有回避此事,他在序中如实交代:“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这就是后世文人津津乐道的“千金买赋”的故事。

    古代文人创收的花样还有很多,除了传统的打赏、稿费,还可以直接“卖文”、代人“捉刀”、“卖版权”等等。

(摘编自倪方六《古人如何玩“自媒体”》)

阅读下面的文段,回答问题。

苏轼的意义

李泽厚

    苏轼作为诗、文、书、画无所不能,异常聪明敏锐的文艺全才,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亲切喜爱的对象。其实,苏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逊色一筹。画的真迹不可复见,就其它说,则字不如诗文,诗文不如词,词的数量也并不算多。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巨大影响,是美学史中的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我认为,他的典型意义正在于,他是上述地主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他把上述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

    苏轼一方面是忠君爱国、学优则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的人物,无论是他的上皇帝书、熙宁变法的温和保守立场,以及其它许多言行,都充分表现出这一点。这上与杜、白、韩,下与后代无数士大夫知识分子,均无不同,甚至有时还带着似乎难以想像的正统迂腐气(例如责备李白参加永王出兵事等等)。但要注意的事,苏东坡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这后一面才是苏所以为苏的关键所在。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空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他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已不是“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阮籍),“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陶潜)那种具体的政治哀伤(尽管苏也有这种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和舍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前者(对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对社会的退避)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除了出家做和尚。这便成了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

    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非常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来的。

    宋人笔记中传说,苏作了上面所引的最后那首小词后,“挂冠服江边,弩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犹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石林避暑录话》),正睡大觉呢,根本没去“江海寄余生”。本来,又何必那样呢?因为根本逃不掉人世大罗网。也许,只有在佛学禅宗中,勉强寻得一些安慰和解脱吧。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派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里没有屈原、阮籍的忧愤,没有李白、杜甫的豪诚,不似白居易的明朗,不似柳宗元的孤峭,当然更不像韩愈那样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苏轼在美学上的追求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了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只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的陶渊明,才是苏轼所愿顶礼膜拜的对象。终唐之世,陶诗并不显赫,甚至也未遭李、杜重视。直到苏轼这里,才被抬高到独一无二的地步。并从此之后,地位便巩固下来。苏轼发现了陶诗在极平淡朴质的形象意境中,所表达出来的美,把它看作是人生的真谛,艺术的极峰。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人生何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苏轼传达的就是这种携带某种禅意玄思的人生偶然的感喟。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现出一副随遇而安的“乐观”情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鬓微霜,又何妨”?但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无怪乎同样具有敏锐眼光的朱熹最不满意苏轼了,他宁肯赞扬王安石,也决不喜欢苏东坡。王船山也是如此。他们都感受到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何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知道《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参看本书《明清文艺思潮》)。苏轼在后期传统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

(选自《美的历程》,有删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雅正”是儒家文化的重要道德理想和文艺批评标准,也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重要范畴,其审美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美学精神。历代文人大都提倡以“雅”为美的文艺创作思想和评判标准。曹丕把“辞义典雅”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刘勰将文章分成八种基本风格,其中居于首位的即为“典雅”;王昌龄把诗分为五种风格,其中“古雅”也是位列第二;南宋诗词评论家张炎极力提倡“雅正”的审美标准和审美理想;南宋诗论家严羽也提出“去俗求雅”的审美追求。“求雅”的审美旨趣一直是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主题。这种“求雅”思想也是中国古代语言使用规范的基本理念和核心思想,被汉语言文字学学者戴昭铭概括为“雅正”的语言规范观,追求一种从现实语文生活中提炼而成的理想化的语文标准,具有一种语文审美的倾向,即力求维护一种被认为是正确的、好的、合乎标准的语文形式,它概括和体现了我国古代优良的语文传统。

“雅”与“俗”相对,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二者从来都相伴相生,不可分割,在历史上也一直存在此消彼长的状况。但不管哪个时期,“雅”总是一种高层次的审美理想和价值目标,它能引领着社会风尚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近几十年来,社会语言俗化现象非常普遍,这是当今语言生活主体平民化、草根化的某种结果,也是社会自由开放的表现。但是,言语行为的“俗雅”要区分人群和场合,不能全民皆俗,不能全方位皆俗,应该给“雅语”留下一定的时空语境,在社会大潮中,需要有一种高境界的审美追求,需要“雅”的言语行为规范理想。但目前社会上出现了本该“雅”却“俗”的言语现象,比如,某校长在毕业致辞中大量使用网络流行语:“你们一定记住了姐的狂放,哥的犀利。未来有一天,或许当年的记忆会让你们问自己,曾经是姐的娱乐,还是哥的寂寞?”这样的毕业致辞,把庄严神圣的毕业典礼变成了迎合学生的类似于脱口秀的娱乐舞台,虽然赢得了无数次掌声和尖叫,但却无法传递给学生受用终生的灵魂力量,热闹有余而深邃不足。

在当今俗文化大行其道、语言俗化成为潮流的宏观背景之下,需要有一部分人坚守“雅”文化和“雅”的语言风格,以此支撑着社会的核心价值和传统的审美文化。“雅”和“俗”在社会语言生活中一直各自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我们从来不否定俗化的语言有特定的交际场合和交际功能,但是,在一些正式庄严的语境中,应该使用典雅的语言,权威人士、社会名流、公众人物、专家学者等在“雅语”的使用方面要充分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学校教育在这方面更要有所作为。

纵观语言规范的发展历程,当今中国,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已经确立,语言地位规范已经完成;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各项标准也基本确定,语言本体规范基本完成;目前语言规范工作的重点应该是使用规范。我们提出的“中和诚雅”语言规范观符合语言规范历史演进的基本特征,也适应当今宏观社会语境,对指导当今语言规范实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摘编自刘楚群《当今语言规范观:中和诚雅》)

材料二:

语言规范的“雅正观”贯穿古今。现代汉语时期,强调“正”多于强调“雅”,讲“规范”多,讲“雅顺”少。在教育普及的当下,在重视文化的当下,既要讲“正”,又要讲“雅”。当然,雅正是就规范而言,对语言本身,对语言生活,则不必也不应强调“纯洁”。通过语言规范来匡谬正俗,这种规范观虽然较为传统,也常有批评,但仍然在社会上较为流行,也确实是语言生活所需要的。

语言规范的行为,本质上是对语言变项的选择。语言在历时发展中,在共时应用中,都会出现变异和分歧,一个语言项目可能形成若干变项。语言变项的存在是常态,是语言丰富发展的一种表现,当然也是语言整合的对象。语言规范就是对语言生活中存在的语言变项的选择,就是依照语言发展规律的选择。认识语言规范的这一性质,树立语言规范的“选择观”,可以从根本上摆正语言规范与语言发展的关系,可以自觉地在语言规范过程中去发现语言发展的新规律。语言规范不是“无事生非”,而是在语言生活中出现了紊乱现象时,需要动用社会之力帮助语言的自组织机制发挥作用,从而使语言生活恢复到新的有序状态。

语言规范的根本目标是为语言生活服务。“语言生活观”要求语言规范既要反映语言生活现实,又能引导语言生活向前发展。评价语言规范是否合适,就看它是否客观反映了语言生活实际,看它能否科学地指导语言生活。

既然如此,了解语言生活,认识语言生活,是做好语言规范的必要条件。语言生活错综复杂,常要使用现代的各种观测方法,比如建立动态流通语料库,就如同水文监测、气象监测一样,利用这一语料库来监测语言生活的各种变化。观测语言生活,也包括观测语言舆情。语言舆情是社会语言意识的重要表现,同时,通过语言舆情也能够逐渐形成新的语言意识。

一个观念可以改换一个视角,改换一个视角可以发现一片新的学术视域。在雅正观、选择观、语言生活观的综合关照下,我们便会开拓更多新的学术视域,必然会对语言规范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语言规范研究必然会有一个跨越性的新发展。

(摘编自李宇明《语言规范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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