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鄙的暴发户审美充斥着我们的社会

冯骥才

    在北欧，尤其是奥斯陆的大街上，你会感到城市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整体性。它没有历史与现代的断裂与分离，而是和谐地浑然一体。这不仅是建筑外部，连建筑内部乃至家具风格也是一样。今天的他们依旧喜欢用新鲜的原木把屋顶饰得像昔时的农舍，喜欢木头立柱，喜欢没有花纹雕饰的桌椅，喜欢用光洁的木板组合起来的衣柜与书架；但这不是不动脑子地去模仿传统，而是加进去一种后工业时代崇尚的简约美与现代科技能力包括精细的切割与抛光的技术，而使其成为现代审美中一种自己的文化主体元素。他们已经成功地将自己即北欧传统审美的简朴转化为现代审美的简约。

    中国就麻烦多了。自汉唐以来，中原汉文化的审美似乎一贯而下。特别是明代的审美雍容大气、敦厚沉静，从中可以清晰看到汉之博大与唐之沉雄。然而到了清代，入主中原的满族皇帝们对生活文化表面化奢华的欲求，驱使整个社会的审美发生变异。特别是乾隆盛世，审美的繁缛与炫富感走到极致，完全脱离传统审美的厚重与含蓄。可是到清代中期之后，国力的衰败便使这种奢华的追求无法企及而日渐粗鄙，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遭到破坏。此后则是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在“不爱红装爱武装”时代，国民的美育和审美品格已不被提倡。当整个社会由传统的农耕社会转向现代的工业社会时，我们已经无所依据和无所凭借。社会审美像没头苍蝇乱撞。或是呆头呆脑的仿古，或是跟着洋人亦步亦趋地做“现代秀”。如何在审美上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成了当代文化的大难题之一。没有现代审美，也就提不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化。

    而北欧人从传统到现代的审美过渡，不是听凭自然，稀里糊涂地完成的。我想它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经过知识界，即建筑界、艺术界、设计师等长期的创造性的努力与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公众的认可。因为，只有成为集体审美，才是一种时代的文化特质。

    然而，我们至今还没有把美育列入素质教育；还有，知识界的努力是重要的关键。如果我们只去克隆舶来的“现代”，或者在传统中找卖点，我们自己的现代审美则无法建立起来。我很欣赏奥运会中的中国印、祥云和开幕式中“画卷”的设计，这是一种积极和精心的努力。当然，还嫌太少，还只是在设计范畴的个别成功的范例，更大的文化问题是我们的现代审美。而这种时代审美是不会自动转换与完成的。如果现代文化建立不起来，留下的空白一定会被商业文化所占据。就像当前充斥我们社会的粗鄙又浮躁的“暴发户审美”。（有删节）

    我国高等教育在近几十年间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2003年位居全球500强的我国高校只有9所，2017年上升到45所。尽管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我国大学发展却始终纠结于自身的文化认同。中国现代大学起源于中日甲午战争后建立的西式学堂，目的在于学习西方以强国，与本土文化传统关联较少。我国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使得中西大学理念之间的冲突持续存在于高等教育发展之中：一方面，现代大学在建制上基于西方大学模式；另一方面，作为我国古代高等教育核心的儒家文化传统仍在大学的日常运行中发挥影响。

    西方经典大学理念强调知识的本体论意义，坚持从苏格拉底所开启并在柏拉图时代得以奠定的对知识和伦理加以反思的知识论传统。而我国高等教育传统更加关注人类社会的知识，尤其注重知识的实用性，强调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个体与集体的结合，强调学校与政治、社会、自然的结合。两种文化传统尚未实现很好的调和，这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并显著地体现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之中。根据2016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在自然科学和数学领域，位居全球前200名的我国大陆高校有19所；在工程与计算机科学领域有41所；而在社会科学领域，位居全球前200名的中国高校只有3所。

    事实上，整个东亚地区高等教育沿循西方大学模式的发展进程也受到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高等教育传统的极大影响。东亚诸社会都在与西方大学模式的碰撞方面经历了相似的困难。例如，日本高等教育同样面临着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窘境。然而，纵观世界，在西方大学模式占据主导地位的几百年间，很少有除东亚之外的其他非西方社会在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取得实质性进步。因此，我国及其他主要东亚社会的成就具有世界性意义。如何将本土文化传统与欧美大学模式融合建立起自身的文化认同，是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顶尖高校面临的文化使命。实现这一文化使命极有可能推动一种新的大学模式的产生，不同于西方主要大学中的单一文化现象，将以二元甚至多元文化为其最主要特征。践行这一文化使命也是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一场文化试验。

    尽管全面实现中西文化融合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但在我国顶尖大学内已经出现了较为清晰的中西高等教育理念有机结合的迹象。

（摘编自杨锐、李梦洋《中国顶尖大学的文化使命》）

四世同堂（节选）

老  舍

    天很热，而全国的人心都凉了，北平陷落！

    李四爷立在槐荫下，声音凄惨的对大家说：”预备下一块白布吧！万一非挂旗不可，到时候用胭脂涂个红球就行！庚子年，我们可是挂过！”

    拉车的小崔，赤着背出来进去的乱晃。今天没法出车，而家里没有一粒米。晃了几次，他凑到李老夫妇的跟前：“四奶奶！您还得行行好哇！”

    李四爷没有抬头，还看着地上的绿虫儿。李四妈，不像平日那么哇啦哇啦的，用低微的声音回答：“待一会儿，我给你送二斤杂合面儿去！”

    “那敢情好！我这儿谢谢四奶奶啦！”小崔的声音也不很高。

    头上已没有了飞机，城外已没有了炮声。一切静寂。只有响晴的天上似乎有一点什么波动，随人的脉搏轻跳，跳出一些金的星，白的光。

    瑞宣，胖胖的，长得很像父亲。不论他穿着什么衣服，他的样子老是那么自然，大雅。这个文文雅雅的态度。在祁家是独一份儿。祁老太爷和天佑是安分守己的买卖人，他们的举止言谈都毫无掩饰的露出他们的本色。瑞丰受过教育，而且有点不大看得起祖父与父亲，所以他拼命往文雅，时髦里学。可是，因为学的过火，他老显出点买办气或市侩气；没得到文雅，反失去家传的纯朴。老三瑞全是个愣小子，毫不关心哪是文雅，哪是粗野。

在思想上，他与老三很接近，而且或者比老三更深刻一点。所以，在全家中，他只与老三说得来。可是，与老三不同。他不愿时常发表他的意见。这并不是因为他骄傲，不屑于对牛弹琴，而是他心中老有点自愧——他知道的是甲，而只能作到乙。或者甚至于只到丙或丁。举个例说：在他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他早已知道什么恋爱神圣，结婚自由那一套。可是他娶了父亲给他定下的“韵梅”。他知道不该把一辈子拴在个他所不爱的女人身上，但是他又不忍看祖父，父母的泪眼与愁容。他替他们想，也替他的未婚妻想。想过以后，他明白了大家的难处，而想得到全盘的体谅。他只好娶了她。他笑自己这样的软弱。同时，赶到他一看祖父与父母的脸上由忧愁改为快活，他又感到一点骄傲——自我牺牲的骄傲。

    他几乎没有任何嗜好。黄酒，他能喝一斤。可是非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决不动酒。他不吸烟。茶和水并没有什么分别。他的娱乐只有帮着祖父种种花，和每星期到“平安”^①去看一次或两次电影。

    北平陷落了，瑞宣像个热锅上的蚂蚁，出来进去，不知道要作什么好。他失去了平日的沉静，也不想去掩饰。在一方面，他是个公民，而且是个有些知识与能力的公民，理当去给国家作点什么，在这国家有了极大危难的时候。在另一方面。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平日就依仗着他，现在便更需要他。他能甩手一走吗？不能！不能！可是，不走便须在敌人脚底下作亡国奴。他不能受！不能受！

    出来进去，出来进去，他想不出好主意。他的知识告诉他那最高的责任，他的体谅又逼着他去顾虑那最迫切的问题。他想起文天样，史可法，和许多许多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想起杜甫在流离中的诗歌。

    老二还在屋中收听广播——日本人的广播。

    老三在院中把脚跳起多高：“老二，你要不把它关上，我就用石头砸碎了它！”

    忽然的，远处有些声音，像从山上往下轱辘石头。“老三，听！”瑞宣以为是重轰炸机的声音。

    “敌人的坦克车。在街上示威！”老三的嘴角上有点为阻拦嘴唇颤动的惨笑。

    街上的坦克。像几座铁矿崩炸了似的发狂的响着，瑞宣的耳与心仿佛全聋了。

    “大哥！”

    “啊？”瑞宣的头偏起一些。用耳朵来找老三的声音。“呕！说吧！”

    “我得走！大哥！不能在这里作亡国奴！”

    瑞宣愣了一会儿，才说：“我不拦你走，只是请你再稍等一等！”

    “要等到走不了的时候。可怎么办？”

    瑞宣叹了口气。“哼！你……我永远走不了！”“大哥，咱们一同走！”

    瑞宣的浅而惨的笑又显露在抑郁的脸上：“我怎么走？难道叫这一家老小……”

    “太可惜了！你看，大哥，数一数，咱们国内像你这样受过高等教育，又有些本事的人，可有多少？”

    “我没办法！”老大又叹了口气”，“只好你去尽忠。我来尽孝了！”

（选自老舍《四世同堂》，有删改）

【注释】①“平安”，指当时北平城内著名的平安影院。

巴黎珍本书店“朝圣”记

    在巴黎，走路成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早晨，从第三区出发，沿着塞纳河一直走到第五区。走累了就坐在河堤旁，一边发呆一边看河面上来回忙碌的游船。也会兴致勃勃地观察乌鸦，看它叼来一大块华夫饼,放在低洼处的水潭里浸泡，然后一口口细致地吃完，多么聪明的鸟儿。漂亮的鸽子们也总是无处不在，当你从包里拿出面包的时候，它们就不紧不慢地踱步到你跟前，咕咕地叫着，理直气壮地问你要吃的。

    傍晚，也是走着回住的地方。在老城狭窄交错的街道上转折穿梭，路过一家又一家的面包店、糕点店、餐厅和书店。天色逐渐暗下来的时候，餐厅门口的桌子旁也坐满了喝酒聊天的人。总有一些精致的小店,吸引着我停下脚步,驻足在装扮得极为诱人和温馨的橱窗前。有时候是一个手工做的皮夹，有时候是一尊造型有趣的小雕塑。橱窗的角落摆着像菜单一样的价格单，米白色棉纸上面印着名称和价格，纸张和字体都优雅讲究。

    那天，我出门早了一些。要走去第八区，得花上两个小时。

    终于到了164号。

    法布街164号的布莱佐书店是巴黎顶级的珍本书店。1840年创立至今，有着近180年的历史。布莱佐书店一直致力推广书籍装帧艺术,在藏书家和装帧师的心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到“高大上”的布莱佐书店“朝圣”，是我此次巴黎之行的主要目的。

    深吸一口气，推开门，街道的喧嚣在我的背后骤然消失。室内的光线微暗，目光被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的木书架吸引，书架上一层层摆满了皮装书，书脊上的烫金像是夜空中闪烁的点点星光，散发着诱人的气息。

    “Bonjour!”

    穿白衬衫的店员抬起头，朝我笑着打招呼。

    心脏怦怦跳动，像是要不受控制，我的声音微微颤抖：

    “Bonjour,呃……其实，我不是来买书的……”

    我一边语无伦次地比划着，一边递上了自己的名片做自我介绍，店员一直微笑着点头，认真地听我说话。

    “我能翻看书架上的书，拍一些视频和照片吗？”

    他会意地笑了起来：“我叫马克，是这里的老店员。书随便看哦，非常欢迎。有任何问题可以问我。”

    我贪婪地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又一本的精装书，捧在手里细细欣赏翻看。对于爱书人而言，布莱佐书店真是个宝库，随意抽出的一本书，都可能是顶级的名家装帧。既有烫金精细繁华的古典装帧，又有金属或者玻璃材质的现代艺术装帧，让我惊叹不已。

    与马克聊天，得知马克也是一位资深书痴。实际上，他就是为了能天天与书为伴，才到布莱佐书店工作的。“在巴黎，没有比布莱佐更有意思的书店了！我大概会一辈子待在这里了！”马克一脸真诚地说着。

    此时，一位穿着体面的西装，提着黑色手提包的老先生推门进来了。马克和他打招呼，他只轻轻嗯了一声，满脸严肃的神情，径直走到书店最里面的小房间。

    “这是我们店主，克劳德先生！”马克边说边跟着走进去，和老先生快速说着话。

    老先生朝我这边看了看，脸上的表情似乎舒缓了不少。他朝我招手,示意我过去。小房间里有一面镶嵌着彩色马赛克玻璃的大窗户，光线透进来，照着他的脸忽明忽暗。他露出浅浅的笑容，一边打开一个上锁的书柜一边说：“我叫克劳德，听马克说你很喜欢装帧呢，要不要看一下我们店的私藏？”

    克劳德先生一本本向我展示着他挑选出来的私藏，这些书代表着法国装帧不同时期的精湛工艺，有些技术甚至可能已经失传了。他说自己既卖书也爱藏书，有些自己特别喜欢的，干脆就不卖了。“但是，你知道的，真正的顶级好书，我自己也是留不住的，总有人比我更喜欢。”

    克劳德•布莱佐是书店的第三代继承人，他说这个书店仍然保留着祖父的痕迹：木书架是祖父专门找人定做的，已经上百年了；小房间的马赛克玻璃窗是祖父找艺术家朋友制作的；角落里的古董电话机，是祖父那个时代装的，早就不能用了，他依然保留着……

    “书店快两百年了，在外人看来，我们应该是拥有很多的财富了。”他边说边叹气：“哎，其实我们书店还欠着银行好多贷款呢！”

    “说真的，如果把这些书都卖了，我的确会很有钱，很有钱哦！”他朝我笑笑，摊开手耸耸肩：“但是，这样有什么意思呢？太无趣了！人活着就得过得有趣 ， 不是吗？”

    他说，几乎每一天，书店里都会迎来新的访客。“他们不一定会买书，有些人甚至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珍本书。但是我能从他们脸上看到一种爱书人的幸福和期待。”

    我们就这样一直聊天，翻书，拍照，直到书店关门。

    我推开门，又迎来了街道的喧嚣，此刻夕阳斜斜地打在脸上，暖暖的。

    离开法布街，到转角不起眼的面包店买了羊角面包。包装纸袋上，简单印着“创立于1892年”。

    1837年的爱马仕，1854年的路易威登，1840年的布莱佐书店。

    这些就是法国人的日常与奢侈。

    巴黎圣母院大火的时候，我刚好在现场。看到一件美丽的事物在眼前消逝，不禁伤心惋惜，竟也久久沉默无言。巴黎的人们似乎并不热衷讨论这件事，继续着平常的生活、工作，偶尔淡淡地说，修好就可以了嘛。这种静默无言的守护，其实蕴涵着巨大的能量吧！

    正如，我们这些爱书之人，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寻着书籍发出的微弱而清晰的光，来点亮并指引着我们世俗的生活。也是用一种静默，守护着美丽书世界。

当代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日益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深深地影响着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如胡塞尔所提出的，自伽利略以来的近代西方文明，一直致力于将自然界数学化、机械化的目标，而这正是西方科学和文化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我们姑且不论胡塞尔的论断准确与否，但他确实引发了人类对技术及其发展的伦理反思浪潮。而其中的人工智能技术自诞生至今在短短几十年内便渗透到了人类生产生活的每个角落之中。在人工智能为我们提供越来越多便捷的同时，很多人也在担心：人工智能在未来是否会成为一个新的主体，跟人类一样拥有自我意识和情感并最终取代人类？是否会破坏而不是增进人类的福祉？这是一种基于人本主义的伦理忧思，从这个角度看，彭家锋、虞昊、邓玉龙等三位青年学者聚焦人工智能的伦理挑战与科学应对这一主题展开对话，就怎样前瞻研判科技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进行学理阐释，并就如何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人工智能更好增进人类福祉进行深入研讨，是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

人类的意识是长期进化的结果，是不可能被设计出来的。何为意识？到目前为止，“意识”的产生机制仍令科学家们困惑不已。其实意识并非人类所独有的，有些动物也有相对于人类而言比较简单的意识，例如狗就会看家护院，它们会在陌生人进入家中时感觉到不安全而吠叫。人们认为，意识是生命感知与适应环境、调整自身行为从而保护和完善自己的能力，意识的产生与生物的神经中枢—大脑有着紧密的联系。但遗憾的是，我们对人的大脑如何产生意识这个根本问题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幸运的是人类拥有地球上最高级最强大的大脑，它使得我们能完成一系列复杂的意识行为。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能通过执行人类的指令完成某些工作，产生类似人类的智能反应，但它并不拥有类似人类的意识。

在人们看来，现在的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甚至在某些领域比人类更“聪明”。其实人工智能的“聪明”仅仅是人类基于0和1的编程代码来控制的，或者说人工智能之所以能模仿人类的思维而完成某项工作，关键因素是人类为它们量身打造的一串串操控代码，人工智能仅仅是在完成人类的指令而已。因此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强大，它也仍然只是在人类编制的智能程序对大量数据处理的基础上得到的结果。目前来看，与人类相比，人工智能都是专能的。人类可以运用所掌握的知识轻松应对自己熟悉的领域中的难题，也能灵活处理陌生的未曾遭遇的困境；虽然目前不管是计算智能、翻译智能、手术智能、围棋智能、家政智能、聊天智能、驾驶智能还是字符识别、人脸识别、声音识别等领域的人工智能都发展迅猛，但它们仅能执行内置程序所规定的任务，对于超出程序规定和数据库的内容和情形它们都无法处理。更重要的是，虽然人工智能可以在某个领域出色地完成人类规定的任务，但它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完成该项任务，更不会在此过程中拥有快乐、满足的情感体验。基于算法和大数据的人工智能是人类用以发展和改善生产生活的工具，人类发明和发展它们，目的是让它们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而不是取代人类自身。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仅仅是一项服务于人类的技术，是人类的工具，人类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让其拥有独立的自我意识而成为取代人类自身的主体。一部人类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人类不断发展和创造工具以服务于人类自身的历史。从石器到铁器，再到电器，到现在的人工智能，都是人类体力和智力的延伸，都是作为一种工具而增强了人类某些方面的能力。地球上唯有人类拥有高度复杂的大脑结构、无比精细的意识与情感状态。无论人工智能有多“聪明”，它也不可能拥有类似于人类的“智慧”与意识。其他碳基生物虽然有低等的意识，但与人类的智慧与意识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虽然人类主观上不会让人工智能发展成一个拥有类似人类的意识和情感的主体，但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趋势不断演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场景拓展正在按下“快车键”的当下，其对人类生活带来的新的风险挑战越来越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要破解这一难题，我们必须前瞻研判人工智能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着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审查规则及监管框架，通过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伦理规范和法律体系，更好适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要求、新变化，从而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更好增进人类福祉。

（摘编自张今杰《推动人工智能更好增进人类福祉》）

在汉语中，“青春”这个概念在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中存在已久。“青春”一词在本质上是一个隐喻。它的字面意思是“青色的春天”。1916年，《新青年》九月号刊登了一篇题为《青春》的文章，作者李大钊在文章起首就给出了关于“青春”意义的迷人描述。

可以找到很多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李大钊和其他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和写作的知识分子可以作为时代的代言人，代表那种旨在于未来几十年间改变中国的新文化。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成功地把自身关于时代精神的看法，以清晰而生动的方式，凝练成了一个简单而具有普遍吸引力的符号——“青春”。李大钊的文章用醉人的诗意话语凸显了“青春”的生机与美妙，这个汉语隐喻具有一种焕发新生的巨大力量，它被用来表达希望与未来。在对万象更新的呼吁中，作者把青春变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变革符号，它具有无穷的象征力量，影响无远弗届：从自我到家庭、国家、人类乃至整个宇宙。

“青春”的另一个衍生的、隐喻性的用法，是对青少年时期的诗意命名，把年轻的时光视为“一生中的春日”，凸显其生机和活力。潘尼的一首诗，对比了陆机的年轻朝气和自己的年迈状况：“予涉素秋，子登青春。”在这里，青春总是代表着一生中最好的时光，人人都永远珍惜、赞美着它，这成为传统文人最喜欢的母题之一。但同时，它所代表的东西就像青少年时期本身一样，也是短暂而易逝的，比如，《牡丹亭》和《红楼梦》中都出现的年轻女子的伤春之情，象征着对自身青春将逝的伤感。

“青春”的后一种隐喻性的用法慢慢地取代了它的字面意思。这个变化发生在民国初期。李大钊1916年的文章依旧包含着“青春”的这两种意味，虽然它的重点显然已经从春日转向了青春的活力。在1930年代与1940年代的新文学中，“青春”明显已经只具有隐喻性的含义，而失去了其指代春日的字面意义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巴金在其鸿篇巨制《激流》第二卷中的宣言“青春是美丽的”。

与“青春”相关的另外两个词是“少年”和“青年”。“少年”一词源于单字“少”，它可以和其它许多字组合，来指代不同的年轻身份。在传统文学里，“少年”的使用频率要高于“青年”。它在古时的用法和“青春”一样，更具体地指代一个人年轻的特质，在梁启超写下《少年中国说》时，“少年”依旧是指代青春的标准用词。这篇文章暗指着清代诗人龚自珍的长诗《能令公少年行》，诗中为青春描绘了一幅光辉、崇高的文学形象。当梁启超决定将自己的笔名从“哀时客”改成“少年中国之少年”时，他同样召唤着“少年”的蓬勃力量，希望以此摆脱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带来的幻灭感。梁启超用这个充满朝气的新笔名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少年中国说》。它在晚清进步知识分子中流传甚广，把“少年中国”变成了一个世所公认的，用于推广民族复兴之理念的新名词。“少年”一词也在晚清政治话语和文学写作中流行开来。梁启超的同辈们竞相自称“少年”，以彰显他们激进的政治觉悟，不论他们实际上分属何种政治立场。

民国初年，“青年”渐渐取代“少年”，成为指代年轻人的标准语汇，“少年”则慢慢被窄化为特指青少年的符号。触发这一变化的，无疑包括《新青年》的崛起，以及这份杂志所吸引、塑造和询唤的特定青年群体(尤其是学生)的成型。据钱穆所言，“青年”一词的风靡，应当归结于“大学时期身受新教育具新知识者”的出现。桑兵曾把现代学生在中国的出现，与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联系起来，后者使得现代学堂成为接受教育的唯一选择。新一代的“青年”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追寻自身的理念，拥抱《新青年》所倡导的启蒙思想。在这一语境中，当“青年”被用作现代学生或“新青年”的专有代名词时，它就成了“民国以来之新名词，而尊重青年亦成为民国以来之新风气”。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类型的青年的出现，他们与先前的世代截然不同，不像梁启超的晚清“少年”依旧先在中国的旧学传统中得到训练。自新文化运动起，“青年”代表了一种比“少年”更激进的现代身份。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青年中如火山爆发般的政治激进行动很快使新文化运动升级为全国性现象，“新青年”也逐渐成了一个集体名称，指向了抛弃儒学传统，追寻更富个人自由的生活方式的进步青年那不断增长的力量。作为一个集体身份，“新青年”的形象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话语实践和政治实践的产物，后者为前者抹上了激进的政治色彩。在这一时期的新文学中，“新青年”常常指的是启蒙知识分子，他们或是教育者，或是革命者，拥抱民主与自由的新思想，就像叶圣陶的《倪焕之》里的主人公一样，眼中灼烧着理想主义的火焰，执迷于对生活的新开端的渴求。自1920年代起，这种青年主人公在现代中国小说中出现，并主导了它的情节发展。

(摘编自宋明炜《“青春”及其现代形式——〈少年中国〉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