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为水乡泽国，有水必有桥以济之，桥就成了江南一道亮丽的风景。16世纪葡萄牙人加里奥特·佩雷拉于1553—1563（明嘉靖年间）在华见到古桥说：“这些石桥工程如此完美，……令我赞叹不已！”湖州自古多桥，据《永乐大典》记载，湖州一府有711座桥，至清同治《湖州府志》记已达1417座。仅乌镇一地清代就有桥119座，至今尚存建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的通济桥。

   明清人喜在桥墩、桥门上刻楹联以表达对桥的遐想或赞颂，这样就有了桥文化。所谓桥文化不仅是指桥梁建筑技术层面而言，更多的是通过桥楹联来深化桥的内涵，这才是桥文化的精髓。通过对桥文化的研究，可以诠释明清江南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深刻意蕴，反映这一地域历史文化的嬗变和演化。当年的文人骚客就是通过桥联以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和对民俗的描摹，也有对善人善举的颂扬和历史的怀念。桥的修建自然基于交通的需要，桥建成后就能促进四邻的交往和经济发展，而建桥除官府行为外，大多还是地方人士、寺庙、商人等出资作为善举而为之的。由于年代久远，桥圯字毁或字迹模糊，搜辑桥联已属抢救之举。

   杭嘉湖多古桥。王江泾的长虹桥建于明万历年间；余杭通济桥建于东汉熹平四年（175），洪武元年（1368）改为三孔石桥；塘栖广济桥，又名通济桥，俗名长桥，建于明弘治十一年（1498），七孔石拱桥。这些都是江南有名古桥。古桥大都有楹联，如乌镇通济桥，又名西高桥，有桥联曰：“寒树烟中尽乌戍，六朝旧地；夕阳帆外是吴兴，几点远山。”“通霅门开数万家，西环浙水；题桥主人三千里，北望燕京。”长虹桥联更多，诗情画意甚浓：“淑气风光架岭送登彼岸；洞天云汉横梁稳步长堤。”“福泽长流物阜民安国泰；慈航普渡江平海晏河清。”“虹影卧澄波，登高供远瞻；南浮越水白，北接吴山绿。”“劝世入善，愿天作福。”“千秋永庆，万古长龄。”桥楹联见景生情，传递诗情画意，真是很好的文学作品。

   明清时湖州为江南经济社会文化发达地区，尤以蚕桑丝绸著名。王士性说：“浙十一郡惟湖最富，……而湖多一蚕，是每年有两秋也。”外国来华人士眼中的湖州更是富庶之地。罗马尼亚人尼·斯·米列斯库：“湖州府位于大（太）湖之滨，是中国富裕的大城市之一。……处于水乡，丝绸产品丰富多彩。……这里丝绸的产量如此之多，以至一个小城镇每年缴纳的丝绸什一税就达五十万两黄金。”繁荣的经济离不开交通的畅达，水乡就离不开桥梁，如双林镇就有万元、化成、万魁三座古桥。这些古桥至今仍在通行着，可惜风雨侵蚀，有些桥联已风化，字迹不清了。

   湖州方志办深感桥联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抢救性的辑集，本文中的一些桥楹联采自他们的记录，附此致谢。

（摘自陈学文《历史上湖州的古桥与桥文化》，有删减）

    长期以来，学术界研究孔子，把《论语》视作唯一信得过的依据；并在有意无意之间把它当成了孔子乃至孔门思想的全面记录。而没有注意到《论语》编纂也是有重点的，也要遵循不与“六艺”“六经”重复的基本原则，遵循著书立说的一般规律。这就导致人们对《论语》产生误解。例如，现代所有的《论语》普及本，都把孔门所谓的“士”译作“读书人”，不少教育史论著认为孔门的教育内容只有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并以前者为重心。

    其实，春秋时代还没有常备军，官制文武不分职。各级官吏平日以理治民，农闲时节教民备战，战时出为带兵的将领。与此相应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也是文武兼备的。其中“射”是射箭，“御”是驾驭战车，即使平时演练也有“五射”“五御”等极为繁难的要求，属于早已规范化了的系统的军事教育科目。以历史的眼光看射、御，其专业化程度并不亚于现代射击与驾驶战车技术。借用现代术语来说：射、御这两项武艺，是每个受教育者必修的基础课，而不是可学可不学的选修课。

    至于孔子所办的私学，既然教育目的仍然是培养修己治人的“君子”，那就不能不受官学教育传统的影响，不能不以传统“六艺”为弟子必修的基础课；更不能不受当时社会需要的制约，致力于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不然的话，孔门弟子从政以后，怎么能够适应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孔子私学还会有什么吸引力？

    关于孔门的武艺传授，《礼记·射义》中有颇为生动具体的记述。从孔子带领弟子在“矍相之圃”演习“乡射礼”的情况来看，孔门射艺教学既有孔子亲自示范，又有对要领的口头讲解，还十分重视将德育贯穿其间。孔子做射箭示范时“观者如堵墙”，可见其射艺之精湛。至于孔子驾驭战车的技艺，《论语·子罕》中也有反映：达巷党人叹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即谓之学而不专、缺乏强项。孔子知道了，便与门下弟子商议，拟在射、御二艺中选一艺来展示所长。这说明在孔子及其同时代人的心目中，所谓的“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传统的“六艺”之学。孔子经过比较权衡，选定以“执御”来展示专长，可见其御艺亦相当娴熟，可能更优于射艺。由此窥测孔门之御艺传授及弟子驾驭战车的水平，应当也不会比射艺差。以往论者多将“御”混同于一般的赶马车。其实，赶马车称“仆”，如《论语·子路》中有“子适卫，冉有仆”；驾驭战车才称“御”，如《诗经·车攻》中有“徒御不惊”。特别是当“射”“御”并举时，“御”绝不可以混同于“仆”，而只能是指“六艺”中的这项武艺。

    唐朝的学校以官办为主。中央设国子监，国子监是中国古代隋朝以后的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唐承隋制，武德元年(618)唐设国子学，学额300人，学生皆为贵族子弟，教师24人。贞观元年(627)，唐将国子学改为国子监，同时成为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监内设祭酒一人，为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主持政务。下设司业为副，及丞（掌判监事）、主簿（掌印）、录事。诸学有博士、助教、典学、直讲等学官，掌教学。国子监，下辖“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传授以九经为主的儒学经典，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可入国子学，五品以上官员子孙可进太学，四门学兼收五品以下官员及庶民子孙；律学、书学、算学教授实用学问，收纳八、九品官员及庶民子弟，均按生徒家中官位的高低分级招收。唐设这些学校主要招收贵族官僚子弟，也招收少量平民子弟。由博士与助教等授课，学生称生徒。

    学校旨在培养官僚书吏，亦为科举考试服务。名望好的学校保送生徒参加科举考试。科举制度在唐朝进入了逐渐完备期，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每年举办考试，科目有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此外还有秀才、道举、童子、一史、三史等科目。常举的应考举子有两个来源，一是保送的生徒，二是乡贡选拔出来的自学者。应考举子主要集中在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考试儒家经典，难度较低。生徒所习儒家经典分为大中小三种：《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易经》、《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三经者，大、中、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则都要掌握。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和政论，难度高，但其是主要的高官晋身之阶。明经科的录取率约为十分之一二，进士科不过百分之一二。时有谚日：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而制举则是临时考试，是为了网罗非常人才，不常举行。因为科举制度比较公平且机会相等，平民得以晋身，所以成为士族末落、门第消融的起点。

    科举制度除外，还有门荫和流外入流两种入仕渠道，门荫即晚辈承接前辈职务。流外入流指九品以下的官员通过考验，升职为品官。唐初，以此二途入仕的为主流，后来唐太宗大力推广学府，科举制度逐渐取代九品中正制。唐代教育的普及，削弱了传统世族的特权，加强了有效的行政管理，扩大了政权的社会基础。盛唐时期，东亚多国遣送其贵族子弟来唐入学，又将儒家文化传授国外。

    晚明时期，商业出现空前繁荣，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通俗文化的兴起。商业出版的繁荣特别是图书产品结构的变化，既得益于城镇和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的兴起，又反过来促进了市民阶层这一新兴受众群体的增长。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以及审美取向和阅读情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与市民阶层趋同。这些因素都进一步促进了通俗文化的传播。

    虽然早在宋元时期白话小说就已开始兴起，但当时主要是作为说书人的底本而存在，主要依靠说唱进行传播，很少刊刻，即使偶有刊刻，也大都是以单篇形式流传。从明代嘉靖年间开始，很多书坊开始刊行这类白话小说。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就是在嘉靖时成书并刊行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虽然成书于元末明初，但其广泛刊行也是始于嘉靖年间。《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商业出版的巨大成功，刺激了同类小说的创作。《三国演义》刊刻后，一大批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出来并很快得以刊行。《西游记》畅销后，神魔小说的创作和刊刻也出现了一个高峰。一些书坊还组织编纂和刊刻了三大名著的续本，如《西游补》《续编三国志后传》《后水浒传》等。

    除了传统的历史演义小说和神魔小说外，晚明反映普通市民阶层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的世情小说的刊刻更是异常繁荣，其中长篇以《金瓶梅》为代表，短篇小说集则以“三言”“二拍”为代表。晚明时期，很多知名文人还积极投身小说的编纂和点评工作中，尤以李贽、陈继儒为代表。文人士大夫的热心参与使白话小说这类新的文学体裁逐渐被社会接受，也使白话小说成为继汉赋、唐诗、宋词之后又一个重要文学体裁。

    除了白话小说之外，日用类书的大量出版也是晚明通俗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方面。晚明时期，随着商业出版的繁荣，日用类书的编纂和刊刻蔚然成风，出版的日用类书几乎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娱乐性。如晚明绝大多数的日用类书中都有“风月门”“笑谈门”“酒令门”“戏术门”“棋谱门”“琴学门”等，且这类内容占有相当大的篇幅。

    晚明商业出版的繁荣以及由此带来的通俗文化的兴起，打破了精英阶层对知识的垄断，阅读不再是文人士大夫的专利，普通市民阶层由此成为图书的受众。为了便于粗识文字的普通市民阶层阅读，晚明书坊刊刻的通俗作品和日用类书不仅注重语言通俗性，而且大部分图书都配有很多的注释和注音。如熊大木编纂的《唐书志传》中，卷四第三十四节有一句：“尔兄日前饮酒至酣。”对“饮酒至酣”，编者做了注释：“半醉也。”此类注音注释显然旨在为粗识文字的读者最大限度地扫除阅读障碍。

    综上可见，商业出版是晚明通俗文化繁盛的重要驱动力，正是凭借商业出版，通俗文化开始进入公共传播领域，从而一定程度赋予了商业出版大众传播属性。

（摘编自张献忠《晚明商业出版与通俗文化的勃兴》）

    素食在中国有深厚的传统。《墨子》记载：“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清人孙诒让注：“素食，谓食草木”。素食又称“蔬食”，《礼记》曰：“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东汉郑玄注：“草木之实为蔬食”。素食自古以来是中华文明的饮食传统，中国以及整个东亚，饮食皆以谷物和蔬菜为主，与西方以肉为主的饮食习惯是不同的。舌尖之上是对美的品味，舌尖之下是文化精神的倾向。中国古代素食传统有着深厚的国学蕴涵，饱含着动物关怀精神，包括爱惜、同情和敬畏。其中敬畏之心，是相对于现代动物伦理所独有的精神特质。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动物视为生活资源，心怀爱惜之情，并有节制地取用，是古代中国关怀动物的主流思想。熟知的典故，如成汤“网开一面，德至禽兽”、子曰“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等，主张有节制地捕猎动物。

    从人类认识的进程来看，在认识到万物与我是有区别的截然两物之后，再认识到万物与我的本原一体，是更深刻的认识。古代中国早有“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庄子•天下》）的哲学命题。深切地从动物生命身上直接体认这种思想，以恻隐之心同情动物，《孟子》最初表达了这种思想：“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宋儒程颐否定了动物天生作为食物的观点：“一说天生禽兽，本为人食，此说不是。岂有人有蚁虱而生耶？”（《河南程氏外书》卷八）晚清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指出，鸟兽与人同本而至亲，“知识灵明，其去人盖不远矣，其知痛苦亦甚矣”，主张戒食动物，并预言未来世界一定是素食的社会。

    对动物的恻隐之心，是在思维深处对“浑然与物同体”的默会体认。只有默会了鸟兽的疼痛恐惧与我的疼痛恐惧是同一个疼痛恐惧，鸟兽的生命与我的生命是同一个生命，“视天下无一物非我”，方才会有发自情感深处的呼应。在此意义上，同情是一种超越语言的直接认知，这在中国哲学中称为“良知”，即一种不假思索的善意。

    早期中国对动物的道德化，不唯赋予各种动物以特定德性，亦将动物纳入一个道德谱系中，是一种深层次的宇宙图景的精神化。《大戴礼记》中有一个本体意味的万物谱系：一般动物（毛羽介鳞）和人同处于自然世界，麟凤龟龙等祥瑞动物（简称四灵）与圣人处于更高的神圣世界；平行的双层世界又有垂直的投射关系，四灵是动物之精，圣人是人之精。在哲学意义上，四灵象征从一般动物抽象出的超越的德性实体，圣人表示从人抽象出的超越的完善人格。《春秋繁露》还记叙了四灵出没的条件：为政者若爱惜、恩惠动物时，四灵便作为令人崇敬的祥瑞象征而出现；若残酷对待动物时，四灵便会隐退，并出现令人畏惧的自然灾难。在此意义上，敬畏四灵和爱惜动物不是对两种对象的截然不同的态度，而是内外贯通的关怀：对动物的爱惜，就是对四灵的敬畏；怀敬畏之心去施行爱惜，以爱惜之举来表达敬畏。

    当代学者乔清举创见性地将祥瑞动物列入动物生态伦理的范畴，以四灵为例指出了“动物作为自然的神性标志的生态意义”。对中国思想有深切领悟的法国先贤史怀泽，曾提出“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认为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包括那些从人的立场来看显得低级的生命。不过，“敬畏生命”落实到动物后是同情，与古代中国对祥瑞动物的敬畏之心是有区别的。换言之，在史怀泽的思想中，动物并不具有神性。这不难理解，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只有上帝才具有唯一的神性位格。而在古代中国，至上神“帝”早在周代既已取消，祥瑞动物作为“帝使”是德性的神圣象征。在此意义上，敬畏的真正对象不是四灵，而是为四灵所代表、为自然生命所承载的德性本身。

（选自王汐朋《中国素食传统的国学蕴涵》，有删节）

    要救治中国出黑暗，不仅要靠民主，而且要靠科学。陈独秀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又告白社会：只有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等对科学的认识比前人要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们所提倡的科学，已不限于自然科学，而且包括社会科学。他们认为，科学不仅能大大提高生产力，而且能解决宇宙人生问题，具有开发民智、反对宗教迷信、反对专制和解放思想的功能。科学与民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若车之有两轮，鸟之有双翼，缺一不可。离开了民主，科学无由发展。而离开了科学，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愚昧、迷信、盲从是同专制相联的。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是改造落后的国民性、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无法实现民主政治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重在提倡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首先表现在尊重现实，一切制度、思想，都要拿到现实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辨别其是否有存在的理由。“五四”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都要吐弃殆尽。在他们看来，当时的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根据尊重现实的精神，他们激烈地批判中国传统的旧政治、旧道德、旧文学，大倡思想革命、文学革命和政治革命。

    “五四”科学精神还表现于推崇理性，反对盲从，反对迷信。启蒙思想家们认为，思想遵循理性，迷信可斩，无知妄作之风可息。为了冲破数千年来教条和习惯势力的束缚，他们提倡尼采的“重新估价一切”和赫胥黎的“拿证据来”，宣传批判精神。李大钊说：古来之天经地义，未必永为天经地义，而邪说淫辞，则又未必果为邪说淫辞，真理正义且或在邪说淫辞之中。胡适认为，“五四”时期的新思潮无论怎样不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评判的态度。凡事都要分别一个好与不好，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独立思索，不可盲从。他说：“评判的态度是新思潮运动的共同精神。”

    “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的旧学有很深的根底。他们坚决地不妥协地反对旧思想，反对孔教，但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们认为儒家只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部分，而不是全体。陈独秀说，以国粹而论，“阴阳家明历法，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即使对孔子，他们也并不全盘否定。他们承认孔子在他的时代是伟人，有其历史价值，孔学有其优点。他们一再申说，他们批孔教，并不是批孔子个人，而是因为孔子之道已不适于现代社会生活，成了文明进化之大阻力。所以，以全盘反传统来概括五四精神或五四传统是不符历史实际的。

（摘编自许全兴《简论五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