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的重构指的是通过对现有的文学经典的阅读和阐释，在获得新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对现存的经典书目进行修订使之变得更加完善和实用。因此，文学经典的重构不是把现有的经典推倒重来，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通过增添与删除，从而接纳被历史确认了的新的经典，剔除被历史证明为不是经典的作品。通过重构，文学经典才能与历史同步，文学经典的书目才会变得完备和可靠，文学经典的质量才会得到保障。事实上，重构最大的作用在于增补和删除，增补主要针对现在而言，即把现在被视为经典的作品补充进去。删除主要针对过去而言，即把过去误认为是经典的作品从经典书目中清除出去。因此，这一重构的过程也是文学经典化的过程。经典的确受到文学传统、文学流派、艺术风格、审美趣味等的影响，文学经典书目实际上一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着。

    文学作品能够变为经典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布鲁姆认为，作家及其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在于“陌生性”。他说：“一切强有力的原创性文学都具有经典性。”原创性对于文学经典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无法据此解释那些大量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同样具有原创性的作品。例如西方的骑士小说和我国的武侠小说，它们的陌生化特点往往让阅读它们的人爱不释手，但是它们却不能成为经典。这就是说，布鲁姆提出的原创性标志的陌生性，难以成为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标准。布鲁姆接着又提出另一个标准：“神性与人性的爱恨纠葛”是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又一标志。但是，无论是陌生性还是神性和人性的爱恨纠葛，都难以成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文学经典化的标准。

    当我们从起源上对文学加以研究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文学作品的产生，从本质上说，完全是出于伦理道德的需要。古今中外发现的最早文本，都与记载宗教祭祀仪式的活动有关。在那些古老的极其简略的文字记载中，如我国殷商时代留在龟甲兽骨上的卜辞，就包含内容丰富的故事文本。这些记录宗教祭祀活动的古老文献，就是文学的最早的源头。这些文献的基本功用，就是教诲，并为其他人或后来者提供范例，建立规范，让后来者有例可援，有法可依，形成体制。一直到后来，文学始终保持着这一基本功用，如荷马的史诗，希腊的戏剧，莎士比亚的作品，弥尔顿的诗歌，18至19世纪的英国小说等，都显示出文学教诲的本质特点。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学产生的目的就在于伦理表达的需要，文学的功能就是教诲，而文学的审美功能则只是文学教诲功能的衍生物，是为教诲功能服务的。文学缺失了教诲动能，即伦理价值，文学的审美价值则无法存在。文学价值的大小在于其所发挥的教诲功能的大小。作为文学经典，其教诲的功能都能够得到充分体现；反之，文学就难以成为经典。这就是说，文学经典的价值在于其伦理价值，其艺术审美只是伦理价值的一种延伸，或是实现其伦理价值的形式或途径。因此，文学能否成为经典是由其伦理价值决定的。

（摘编自聂珍钊《史学经典的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

    德尔斐神庙铭刻着古希腊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警语。正是因为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现代人或蹈入盲区，或导致与外部世界的种种冲突，造成一个又一个悲剧。克服人类各种危机，需从这个根源入手。这方面文学大有可为，因其追问和塑造的恰恰是人的灵魂。

    首先，文学要有自审意识。真正伟大的作家本质上都是思想家。卡夫卡在文学上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用荒诞、悖谬等非同寻常的手法，有效地揭去长期掩饰在人们身上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让人们进一步认清自己生存的真实境况。难怪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卡契承认卡夫卡“属于更高层次的现实主义家族”。建立自审意识要以对人性的认识为基础。现代社会一方面脱离了基本的食物链式生存方式；一方面仍然带有食物链的标记，随时准备弱肉强食。伟大诗人歌德的《浮士德》，在主人公开拓进取的道路上始终有一个名叫梅菲斯特费勒斯的魔鬼伴随，诱使浮士德犯错甚至犯罪。这个故事隐喻着人类的进步，也隐喻着个人的成长。如何让“人”对自己的内心有所审视？剧作家迪伦马特在《老妇还乡》中采用了“精神围攻法”；他让年轻时犯有过失的主人公陷入猝不及防的精神围攻之中。绝望中他开始反省自己，决心用生命赎罪。于是这个人物形象不再猥琐，甚至涅槃出一种“庄严的气派”。

    其次，文学要有危机意识和大生态意识，要以地球为背景建立一种大生命系统，关爱任何一种生命的现状与未来。优秀的作家不仅是思想家，还是预言家。早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表现主义作家德柏林就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山岳、海洋与巨人》，预言人类对大自然无节制掠夺带来的后果，这种思考极为深远。与此同时，文学需有大爱意识，应该具有人类良知。原子弹问世后，迪伦马特写出了《物理学家》一剧，追问科学家：你是不顾一切地发明呢，还是以维护人类命运为前提呢？此剧让人不得不深刻反思。还有一种大爱体现于别样的人性关怀：一个在历史学家或法学家笔下的罪人，在文学家笔下，却很可能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文学家有义务写出人的思想情感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可以说，人类认识宇宙真理的路有多长，人类认识自我的路就有多长。这一论断的确立当使经常鼓噪或担心“文学死了”的人们安稳入睡了。

（摘编自叶廷芳《文学当助人识己》）

    ①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与交往方式的重大变革对“立德树人”所立之“德”产生了深刻的冲击与影响。海量信息的自由开放和“零门槛”，可能引发社会成员价值取向和判断的混乱，并使整个社会价值体系日趋多元化。在这一趋势中，“德”的主导性也随之被消解，这种消解在自媒体时代产生的“圈子文化”中有较多的体现。

    ②自媒体时代完成了以传播方式为中心的一系列变革，使人的思维方式与交往方式活跃起来，社会成员开始以自我为中心建立各种“小圈子”“大圈子”。“圈子”的扩大催生了“圈子文件”，社会舆论则在不同“圈子”的信息交互和影响中产生，随着“圈子”量的增加与影响域的扩散而扩大。由于监管审查机制尚不完善，主体权力容易得到极致发挥，社会舆论易通过非理性方式表达。一些视觉冲击力强、视角标新立异的内容往往会对“圈子”内成员甚至其他“圈子”产生影响，进而疏导舆论的走向，甚至衍生出舆论危机。而舆论危机一旦爆发，就会借由自媒体广阔的话语平台与话语媒介，形成一股影响极大的“舆论波”，从而削弱“德”的主导地位。

    ③若想恢复“德”的主导性，就要建构自媒体时代“立德树人”的新模式。

    ④首先，创建自媒体时代“立德树人”的“联动产品”。“联动产品”是指创建一些区别于其他教育活动与文化产品的彰显“立德树人”根本属性的自媒体产品。这些产品既有共同的教育目标，又能充分发挥联动性作用。这既包括微博“大V”、公众号等意见领袖，也包括网易公开课等能够发挥协同传播效用的教育平台，还包括“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等兼具观赏性、教育性的文化产品。

    ⑤其次，营造自媒体时代“立德树人”的“舆论场”。我们要在舆论爆发前建立舆情预警系统；在舆论爆发初期积极设置议题与议程，引导社会舆论朝向积极、有利的方向发展；在舆论发展中期，做好信息公开，依托国家数字化教育资源中心等平台实现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共享；在舆论发展中后期，启动舆情监督系统，设置“把关人”。此外，要对各类社会事件或现象的舆论影响力进行科学预判和把握，以便采取相应行动。

    ⑥最后，要拓宽自媒体时代“立德树人”的个体“能力域”。培养社会成员在自媒体时代中的辨别能力，既要对多元文化进行辨析，揭露不良文化的虚假性与片面性，也要通过社会事件与现象，宣扬与佐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同时，要培养社会成员的媒介素养。这既要求我们在教育活动中设置专门的媒介素养课程，也要求我们加强媒介资源的开发与运用，以推动全体社会成员形成适应自媒体时代发展的媒介素养。

（摘编自柏路《自媒体时代“立德树人”的困境与超越》）

    读完《庄子》，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庄周梦蝶这一故事。“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

    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齐物论》。”这段文字的译文为：过去庄周梦见自己变成蝴蝶，很生动逼真的一只蝴蝶，感到多么愉快和惬意啊！不知道自己原本是庄周。突然间醒过来，惊惶不定之间方知原来是我庄周。不知是庄周梦中变成蝴蝶呢，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庄周呢？

    庄周与蝴蝶那必定是有区别的。这就可叫作物、我的交合与变化。这是齐物论的最后一则寓言，从这则寓言中我看到了庄子精神修养的三层意境。第一个意境：周是周，蝶是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周与蝶为形躯所限隔，生命互不相通。

    而人与外界是否能融和交感？其间是否有必然的关系存着？这是哲学上的老问题。如果以认知的态度来研究，西洋历代有不少哲学家都持相反的见解。然而，这一见解如果掉到不可认知的范畴时，人与外界的隔离便无法克服了。

    第二个意境：周不是周，蝶不是蝶——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庄子不像西方的哲学家一样，他不从认知的立场去追问，他却以美感的态度去观赏。在观赏的同时，发出广大的同情，将自我的情意投射进去，和外物相互会通交感，而入于凝神的境界中，物我的境界消解而融合。浑然成一体。这是以美学的感受来体会，绝不能以科学的分析来理解。庄子透过美感的经验，藉化蝶的寓言来泯除物我的隔离，使人与外在自然世界，存在一大和谐的存在体。

    在感官经验里，人因形躯物累的限定，生命精神得不到自由，故周只是周，蝶只能是蝶，是突破不的，也不能相知的。在梦中，形躯物累消解了，纯然是精神生命的活动。在这里生命精神飞扬奔放，是生命精神自我展现的世界。所以，周可以是周，蝶可以是蝶，不管是周梦蝶还是蝶梦周，彼此都消除了经验感观的形躯物累，顿然升越到精神互摄生命交感的意境中，这就是生命的玄理，有无限性。是故周可以是蝶，蝶可以是周。这是彼此都忘了自己，我忘了我是周，他忘了他是蝶，周与蝶才能一体俱化。此为精神修养的飞越历程。

    第三个意境：周更是周，蝶更是蝶——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经历了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的“物化”修养，在这一层面偏重了“精神”的修养，这时候的山水是精神上的山水，而不是感官经验所对了物理山水。有了庄周不是庄周的精神提升，此时庄周就可以更是庄周了。因为此时的庄周，不但拥有庄周自身的生命精神，同时也涵盖了蝴蝶的生命精神。当我们通过自身的修养容受他人时，我们的生命气象就不断的超越扩大；我们不再是自己一个人活着，而是和我们感通的人一起活着，我们关怀朋友，我们生命中就有朋友；我们关爱家庭社会，我们生命中就扩及家庭社会。经历了庄周忘了自己是庄周而以为是蝴蝶，蝴蝶忘了自己是蝴蝶而以为是庄周的精神涵养，就顿然发现庄周仍是庄周，蝴蝶依然是蝴蝶，然而此时的周与蝶是交感互摄的。是故，在成长的过程中，当我们放开自己形躯的局限，忘掉自己的存在，而与万物感通相知，可以使自己更是自己。

（摘自中国论文联盟网《<庄子>读书心得》）

玉门关既是丝绸之路重要关隘，也是唐代边塞诗的重要题材和各种文化传播的集散地。唐代有关玉门关题材的诗歌有百余首，这些诗作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

玉门关题材诗歌丰富了唐诗表现天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地理空间。唐代玉门关题材诗歌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表现战争的诗歌；二是描写民族交流融合的诗歌；三是表现西北边塞风光的诗歌；四是反映边患给社会民生带来深广影响的诗歌。上述四方面都是唐代之前中国诗学涉之不深或未涉及的内容。如描写西北大漠风光的诗歌，唐代以前虽有乐府诗涉及，但多为虚写。有唐一代，西域山川、国度、物产大量出现在玉门关题材诗歌中。它们生动展现了玉门雄关的辽阔之景和西域的丰富物产、独特民俗，可视为民族志和民族文学的文本，无疑丰富了唐诗的表现内容，将中国文学地图向西北边疆拓展。

玉门关题材诗歌有力地提升了唐诗的刚健气度。唐诗的刚健气度得益于巍峨雄关的激荡。唐王朝国力强大，玉门雄关是中原王朝开疆拓土与对外开放的坚强后盾，也滋养着大唐诗人刚健向上、彪悍勇武的精神力量：“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其四）他们远赴玉关，效命沙场，不仅极大地改变了自己的诗歌风貌，更使唐诗在对大漠雄关的歌唱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同时，玉门关、阳关、铁门关等雄关峙立，构筑起以长城为核心的边防体系，保障着丝路畅通，大量城外文明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原。粗犷胡风的浸润，成为唐诗刚健气质形成的另一重要动因。

玉门关将民族自信刻入中国文学的书写之中。作为护卫中原王朝的战略屏障，玉门关扼西域之咽喉，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根基之所在。“都护征兵日，将军破虏时。扬鞭玉关道，回首望旌旗。”（李华《奉使朔方赠郭都护》）唐人的民族自信跃然纸上。之所以有此，玉门关及其勇敢尚武品格乃是其力量之源。即使在晚唐日暮途穷的国运中，唐彦谦“百战沙场汗流血，梦魂犹在玉门关”的歌唱，仍流淌着一腔激情锐气。

玉门关地处边陲，地势高峻、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加之周围茫茫黄沙、大漠戈壁、蜿蜒长城、亭障烽燧、西域胡风，构成了一幅幅辽阔、粗犷、荒凉、壮美的边塞图景，具有一种“巨大的、野蛮的、粗犷的气魄”（狄德罗语），恰好与唐代诗人昂扬豪迈的人生理想相合拍。“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李白《关山月》）明月、天山、云海、玉关，意象极为阔大壮观，语言极富张力，给人以壮美辽阔之感。这些带有原始性、异质性、不同文明交流融合而特有的雄健气度，“就可能给中原文学输进一些新鲜的、不同于原来文明的新因子”（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玉门关题材诗歌独特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由此而获得呈现。

（摘编自霍志军《玉门关上话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