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绿记   （陆蠡）

①这是去年夏间的事情。

②我住在北平的一家公寓里。我占据着高广不过一丈的小房间，砖铺的潮湿的地面，纸糊的墙壁和天花板，两扇木格子嵌玻璃的窗，窗上有很灵巧的纸卷帘，这在南方是少见的。

③窗是朝东的。北方的夏季天亮得快，早晨五点钟左右太阳便照进我的小屋，把可畏的光线射个满室，直到十一点半才退出，令人感到炎热。这公寓里还有几间空房子，我原有选择的自由的，但我终于选定了这朝东房间，我怀着喜悦而满足的心情占有它，那是有一个小小理由。

④这房间靠南的墙壁上，有一个小圆窗，直径一尺左右。窗是圆的，却嵌着一块六角形的玻璃，并且在下角是打碎了，留下一个大孔隙，手可以随意伸进伸出。圆窗外面长着常春藤。当太阳照过它繁密的枝叶，透到我房里来的时候，便有一片绿影。我便是欢喜这片绿影才选定这房间的。当公寓里的伙计替我提了随身小提箱，领我到这房间来的时候，我瞥见这绿影，感觉到一种喜悦，便毫不犹疑地决定下来，这样了截爽直使公寓里伙计都惊奇了。

⑤绿色是多宝贵的啊！它是生命，它是希望，它是慰安，它是快乐。我怀念着绿色把我的心等焦了。我欢喜看水白，我欢喜看草绿。我疲累于灰暗的都市的天空，和黄漠的平原，我怀念着绿色，如同涸辙的鱼盼等着雨水！我急不暇择的心情即使一枝之绿也视同至宝。当我在这小房中安顿下来，我移徙小台子到圆窗下，让我的面朝墙壁和小窗。门虽是常开着，可没人来打扰我，因为在这古城中我是孤独而陌生。但我并不感到孤独。我忘记了困倦的旅程和已往的许多不快的记忆。我望着这小圆洞，绿叶和我对语。我了解自然无声的语言，正如它了解我的语言一样。

⑥我快活地坐在我的窗前。度过了一个月，两个月，我留恋于这片绿色。我开始了解渡越沙漠者望见绿洲的欢喜，我开始了解航海的冒险家望见海面飘来花草的茎叶的欢喜。人是在自然中生长的，绿是自然的颜色。

⑦我天天望着窗口常春藤的生长。看它怎样伸开柔软的卷须，攀住一根缘引它的绳索，或一茎枯枝，看它怎样舒开折叠着的嫩叶，渐渐变青，渐渐变老，我细细观赏它纤细的脉络，嫩芽，我以揠苗助长的心情，巴不得它长得快，长得茂绿。下雨的时候，我爱它淅沥的声音，婆娑的摆舞。

⑧忽然有一种自私的念头触动了我。我从破碎的窗口伸出手去，把两枝浆液丰富的柔条牵进我的屋子里来，教它伸长到我的书案上，让绿色和我更接近，更亲密。我拿绿色来装饰我这简陋的房间，装饰我过于抑郁的心情。我要借绿色来比喻葱笼的爱和幸福，我要借绿色来比喻猗郁的年华。

⑨绿的枝条悬垂在我的案前了，它依旧伸长，依旧攀缘，依旧舒放，并且比在外边长得更快。我好像发现了一种“生的欢喜”，超过了任何种的喜悦。从前我有个时候，住在乡间的一所草屋里，地面是新铺的泥土，未除净的草根在我的床下茁出嫩绿的一芽苗，草菌在地角上生长，我不忍加以剪除。后来一个友人一边说一边笑，替我拔去这些野草，我心里还引为可惜，倒怪他多事似的。

⑩可是每天在早晨，我起来观看这被幽的“绿友”时，它的尖端总朝着窗外的方向。甚至于一枚细叶，一垄卷须，都朝原来的方向。植物是多固执啊！它不了解我对它的爱抚，我对它的善意。我为了这永远向着阳光生长的植物不快，因为它损害了我的自尊心。可是我系住它，仍旧让柔弱的枝叶垂在我的案前。

⑾它渐渐失去了青苍的颜色，变成柔绿，变成嫩黄，枝条变成细瘦，变成娇弱，好像病了的孩子。我渐渐不能原谅我自己的过失，把天空底下的植物移锁到暗黑的室内；我渐渐为这病损的枝叶可怜，虽则我恼怒它的固执，无亲热，我仍旧不放走它。魔念在我心中生长了。

⑿我原是打算七月尾就回南去的。我计算着我的归期，计算这“绿友”出牢的日子。在我离开的时候，便是它恢复自由的时候。

⒀芦沟桥事件发生了。担心我的朋友电催我赶速南归。我不得不变更我的计划，在七月中旬，不能再留连于烽烟四逼中的旧都，火车已经断了数天，我每日须得留心开车的消息。终于在一天早晨候到了。临行时我珍重地开释了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我把瘦黄的枝叶放在原来的位置上，向它致诚意的祝福，愿它繁茂苍绿。

⒁离开北平一年了。我怀念着我的圆窗和绿友。有一天，得重和它们见面的时候，会和我面生吗？

火车穿越的身与心

阿来

    离开格尔木，从海拔4100多米的玉珠峰车站开始，我们一路都在用汽车追赶试运行的火车，借此反复感受青藏高原上从未有过的机械与钢铁巨大力量的冲击。

    我驾驶着吉普在高旷的青藏路上奔驰，一次次冲到火车前方，等待火车蜿蜒着驶近，感受火车从面前不远处轰隆着经过时，脚下的地面传导到心中的轻轻震颤，再目送它从某个山口处消失。

    然后，一踩油门，开始新一轮的追赶。这样直到海拔高度达到5000米以上的唐古拉山。

    当我看到铁路在高原灿烂的阳光下强劲地延伸，火车在亮闪闪的两股铁轨上呼啸而至时，内心的感觉远非兴奋这样的字眼可以形容。20世纪80年代刚刚工作时，去一个一百来公里的地方，只能牵着马，驮着行李与书籍，翻越两座雪山，徒步行走三天时间。后来，我坐着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去过了很多地方。记得在科罗拉多州的某个地方，在美国的高原上，有一天开着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驱驰，公路两边的金黄秋草中不断有马匹出现，草原尽头是裸露着岩石筋骨的落基山脉，这景色自然就触发了一个旅人的思乡病，让我想起了景色相仿的青藏高原。有一次，在公路与铁路交叉处，我们停下车来，看长长的铁路线上，长长的一列火车在草原和积雪的山脉之间蜿蜒而过。那时，我就想，要是也有这样一条铁路穿过青藏高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当即，我就要求朋友帮忙退掉机票，要坐这条线上的火车，穿过落基山脉，直到美国的西部海岸。

    这是一种情感的代入法，这样，几乎就有了在青藏高原上乘坐火车的感觉。没有想到的是，才过了几年，就在青藏高原真切地看到火车奔跑了。

    此次青藏之行前，我正在我的小说中写到一种新型的交通工具--马车在一个藏族村庄的出现：此前村子里有马，也有马上英雄的传奇，但是没有车，没有马车。其实，不只是这个村子，方圆好几百里，上下两三千年，这个地区都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有一天，突然就有马车出现了。

    我怀着欣喜的心情，用天真的笔调在小说中描述这些新事物出现。而且，也正是在文字展开的时候，的确真切地体味到这些事物一出现，生活就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我在另一篇小说中这样描述一座小水电站的出现：“一双从来没有写下过一个字母的手合上了电闸，并把整个村落的黑夜点亮时，大家都有一种如在梦境的感觉。可这真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光亮”。

    这种光亮出现了，世界的面貌与人的内心都因此发生深刻的变化。是的，“变化”，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是多么热爱这个字眼，而又深受着它的驱迫啊！

    不同的交通工具带来不同的速度，不同的速度带来完全不同的时间感与空间感。从唐古拉山下来，离开藏北重镇那曲，我们暂时离开了铁路线，去到纳木措。坐在湖边，听水波拍击湖岸，非常有重量的火车所带来的速度感与因此而起的兴奋感就消失了。望着湛蓝的湖水，湖对岸念青唐古拉山那些亘古如此的雪峰就度到心中来了。晚上宿在帐篷中，听风声呼呼地从半空中掠过，恍然看见传说中的巨灵披着宽大的黑色大氅在星空下飞翔。于是，身心又重新沉浸在古老的西藏了。

    醒来之后，似梦非梦的感觉消失了。穿上衣服来到曙色一点点降临的湖边，白天那些喧哗的游人消失了，湖岸深处，那些深浅不一的岩洞有修行者的灯火在闪烁，身体处于这亘古的寂静之中，脑子里却轰轰然有火车隆隆地奔驰。几天来高度的兴奋过后，这时，身体的内部突然有一种撕裂感。这在我，是一种熟悉的感觉。从理性上讲，我们应该为每一件新事物的出现而欢呼，而深受鼓舞。与此同时，在身体的深处，血液中有种古老的东西会起作用，会拉响警报，提醒我们出现了某种危机。这种感觉的出现是因为一些具体事情吗？是的，就在短短的半天时间里，就在纳木错，看到的种种情形，有理由让我们感到处理不好，好的变化也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关于这一切，大家都说得够多了。我真正想说的是，对于本人这样的青藏高原的土著来说，选择的理性与本能的感性不需要理由也会在身体中冲突起来，让人体会到一种清晰的撕裂的隐痛。因为血液深处，会对即将消失的东西有一种深深的眷恋。整个青藏高原已经不可逆转地与现代文明遭逢到一起，而在身体内部，那些遗世独立的古老文化的基因总要顽强地显示自己的存在。

    天一亮，当我们重新回到青藏线上，心中那些模糊不清的情绪就消失了。虽然我知道，某一天置身于某一种特别的情境中间，这种情绪或者又会重新涌上心头。但一路往南，拉萨在望，看到铁路在渐深渐低的峡谷中穿过一个个正在播种的村庄，我们的心情又像汽车得到越来越多氧气的引擎，欢快而高亢了。

（有删改）

堂号

    听母亲讲，我们家从山东东平闯关东落户黑龙江时，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父辈兄弟三人奔扑同乡至黑龙江苇子沟，立足未稳，即遭遇水灾，全镇子人陷入困顿，几乎家家缺吃少穿。

    一天深夜，我家邻居、造纸厂的会计张爷，突然被鸡叫声惊醒，以为黄鼠狼又来吃鸡，便手拎棍棒冲出门。冲出门的张爷，月色之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黄鼠狼，是一窃贼在鸡窝行窃。此时窃贼也听见门外的动静，慌乱中丢物而逃。张爷将其所遗之物拿进屋中，亮灯一看，是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张爷家两只芦花母鸡。

    张爷把母鸡放出之后，凑近灯下看布袋子，发现上面印着三个大字“敦本堂”。张爷想起，前些日子我大伯去他家借一斗玉米，正是用的这个袋子！

    当时听母亲讲这件事时，我还小，对“敦本堂”三个字不甚明白。上小学一年级后，父亲告诉我,“敦本堂”是我们这一支袁氏的堂号。那时候，家族堂号是一个标识或者说符号，更是一个家族自我建设的动力，也就是家风和对外立身的信誉。

    翌日一早，张爷拿着空袋子来到我们家，也不说话，将空袋子掷于地上，瞥我大伯一眼，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我大伯见状，傻眼了，马上让我父亲去看下自家的布袋子在不在。

    当我父亲告诉大伯，我们家的布袋子的确不在了时，我大伯当时就哭了，说，这人丢不起呀！

    我父亲说，丢什么人，又不是我们干的，袋子是让人偷走了。

    我大伯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咱们百口难辩！

    我大伯哭得很伤心，感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保护好家族名声。说着，就安排我父亲和叔叔收拾东西，回山东老家东平去，不在此处丢人现眼了。

    我父亲急了：我们是敦厚本分之家，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受冤屈。父亲掉头出去了。

    父亲要把这件事调查明白！事件发生时，正是阴历九月初，早晚有霜冻。夜间野兽出洞都会留下足迹，人畜如果晚间出来，踩出的痕迹也会像石膏一样凝住。我父亲在路上仔细查看，循着一趟可疑的足迹追出镇子，一追就是十几里地，追到了另一个屯子。那天半夜时分，我父亲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三人直奔张爷家。

    原来，偷鸡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中年人是他的父亲，一起过来赔罪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我们家和张爷家的嫌隙弥合了。这件事的发生，非但没有给我们家族抹黑，反而赢得了许多好名声，苇子沟的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我们家。

    我们家以敦厚本分立家，赢得了远近邻居的信任。这件事之后，张爷在造纸厂的厂长面前，极力举荐大伯哥仨到纸厂上班。

    哥仨到纸厂上班后，专选苦脏累给钱多的活干，两三年间，就挣得一份不错的家业。而且，当时从山东来时，只有大伯一人娶亲，经过几年打拼，我父亲和叔叔每人都娶了一位好姑娘。就这样，我们家不仅没有退回到老家山东，倒是深深扎根在黑龙江了。

    扎根之后，大伯在正堂的一张桌子上，把祖辈牌位供上，并把堂号“敦本堂”三个字的横幅挂于牌位上方的墙上。

    几年后，“文革”开始，“红卫兵”的“破四旧”将我家的牌位、堂号掷于火堆，焚烧一尽。当时，大伯为了保护堂号，和“红卫兵”们撕打起来。结果，大伯的一条腿被“红卫兵”们打伤致残。从此，大伯每天都郁郁不乐。几个月后，大伯去了趟县城，家里人不知他去干什么，问他也不作答，只是从他舒坦的面容上，猜测他可能是到县城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谜，直到大伯去世时才解开。

    那天，病中的大伯奄奄一息，我大伯母给大伯换寿衣，当大伯母除去大伯身上的旧衣时，我们袁氏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在我大伯的前胸看到了刺上去的三个字——敦本堂。

    大伯母急忙问大伯：那次你去县城就是刺字去了吗？大伯吃力地点点头之后，长嘘一口气，就咽气了。……

    时隔多年，回想自己为官多年，竟一尘不染，这才猛然惊觉——其实，大伯前胸上的那三个字，早已扎在我心里的最深处了。

（选自《安徽文学》2017年第6期）

圣诞节

（美）纳博科夫

    斯列普佐夫踏着渐渐变暗的雪从村里返回自家庄园，走进儿子夏天当书房的那间屋子，生起一个温暖的大火炉，然后就呆坐在了一把绒布椅子上。人在遭受巨大不幸后往往如此。葬礼结束后，你悲痛得摇摇晃晃，牙齿打战，泪水流得双眼模糊，帽子也掉在了地上。这时有人体贴亲切地安慰你，递给你掉了的帽子。他不是你的兄弟，而是一位偶然相识的人，一位你从没有过多注意过的乡下邻居，也不知姓甚名谁，平时没怎么说过话。

    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房间已经有些温暖起来了。他随手打开了最上面的一个书桌抽屉，发现一个笔记本，几块铺平蝶翅的木板，一些黑色的大头针，一个英国的铁皮饼干盒，里面放着一只异域的大蛹茧。它摸起来像纸一般，似乎是一片卷起来的枯黄树叶制成的。儿子在病中一直惦记着它，后悔把它留在了乡下。不过他又安慰自己，心想包在茧里的蝶蛹也许是个死东西。抽屉里还发现一只扯破了的捕蝶网，是一个塔勒坦布织成的口袋，缝在一个可以折叠的环口上。

    他开始一个一个地拉开立柜的抽屉，边拉边哭，身子越弯越低。每个抽屉上都盖着一块玻璃，玻

    璃下整整齐齐摆放的蝴蝶标本在昏暗的油灯照耀下像丝绸一般闪闪发亮。就是在这张书桌上，他的儿子曾处理他捕获的蝴蝶。先是铺平蝴蝶的翅膀，弄死蝴堞后，小心地用大头针别在软木垫底的摆置板凹槽中，凹槽之间的距离可以用小木条调整。然后压平还没有僵硬的蝴蝶翅膀，用别上大头针的纸条固定住。这些蝶翅如今早已干了，也移到了柜子里——有好看的燕尾凤蝶，有色彩绚烂的黄蓝斑纹蝶，有各种各样的豹纹蝶，还有一些被制作成仰躺的姿势，以展示其珠母色的腹底。儿子经常念叨它们的拉丁学名，有时候念一个得意地低哼一下，有时候念一个不屑一顾地往旁边撇撇嘴。蛾子啊蛾子，第一次念它们的拉丁学名已是五个夏天以前的事了!

    斯列普佐夫朝桌子边上的一个木匣子俯下身去。他把儿子的东西都收集起来放进这个匣子中有可以折叠的捕蝶网，放梨形蛹茧的铁皮饼干盒，铺平蝶翅的木板，装在漆盒里的大头针，还有蓝色笔记本。笔记本的第一页已撕去了一半，剩下的半页上是一次法语听写的部分内容。后面便是每日的记载，捕到的蝴蝶的名称，还有其他事项：

    “走过沼泽，远至博罗维奇……”

    “今天下雨。大雨。和爸爸下跳棋。后来读了冈察洛夫的《战舰游》，一本极其乏味的书。”

    “今天热得出奇。傍晚骑自行车。一只蚊蝇撞进我眼里。故意骑到她家别墅附近，去了两次，却没见到她……”

    斯列普佐夫抬起头，仿佛吞下了一大块灼热的东西。儿子这是在写谁呢?

    “又像往常那样骑自行车，”他继续往下看，“我们几乎四目相对。我的宝贝，我的爱人……”

    “真是不可思议，”斯列普佐夫低声说道，“我再也无从知晓了……”

    他又低头往下看，如饥似渴地读孩子稚气的手忽高忽低、歪歪斜斜写下的文字。

    “今天见了一只新品种的坎伯韦尔美人蝶。这意味着秋天到了。傍晚下雨。她可能已经走了，我们还未曾相识。别了，我的宝贝。我觉得特别悲伤……”

    “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呀……”斯列普佐夫一手搓着前额，竭力回忆。

    最后一页上是一幅钢笔画，画的是一只大象的后面——两条柱子一般的粗腿，两只耳朵垂下的尖角，还有一条小尾巴。

    斯列普佐夫站起身，摇摇头，再一次控制住悲痛欲绝的哭声。

    “我……再……忍受……不下去了，”他抽抽搭搭地哀叹道，接着又说了一遍，比刚才说得更缓慢，“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明天是圣诞节，”他突然想了起来，“我却要死了。当然了，就这么简单。就在今天……”

    他抽出手帕擦擦眼睛，擦擦胡子，擦擦脸颊。手帕上留下道道污痕。

    “……死去。”斯列普佐夫轻轻说道，像说完好长一句话似的。

    打开的笔记本亮亮堂堂地摊在桌子上，旁边放着捕蝶网，灯光透过捕蝶网的细纱布照在打开的铁皮饼干盒的一角上。斯列普佐夫双目紧闭，产生了一种转瞬即逝的感觉，感到尘世的生活摆在他眼前，无遮无盖，一览无余一因充满悲伤显得可怕，因毫无意义令人心灰意冷，到头来毫无结果，不可能出现奇迹……

    就在此刻，只听见突如其来啪的一声响。像是绷紧的皮筋突然断裂。斯列普佐夫睁开眼睛，原来是铁皮饼干盒里的那个蛹茧从蛹尖上破裂开来。一个皱皱巴巴的黑东西，有小老鼠那么大，正在沿着桌子上方的墙往上爬。它停下了，六只黑茸茸的爪紧紧贴在墙面上，身子开始很奇怪地颤动。它是从那个蝶蛹里破茧而出的，原因是一个悲痛欲绝的人为这个铁皮盒子营造了一个暖和房间，暖气穿透了那个紧紧包着它的枯叶一般的丝茧壳。它等待这一时刻已经很久很久了，早已形成蓄势待发之势，一旦破茧而出，便缓缓地、神奇地成长起来。渐渐地，它尚带皱褶的薄翅和毛茸茸的翅边显露出来，扇状的翅脉也随着空气的充入越来越坚实。不知不觉间它变成了个有翅膀的东西，它的双翅一还很脆弱，还带着湿气一眼看着在长，在伸展，眼看着就长成了上帝为它们设定的尺寸。再看那墙面上爬着的已不再是一个生命的小不点，已不再是一只黑乎乎的老鼠，而是一只硕大的蛇头蛾。

    它那厚实的黑翅，每一片上有一个亮闪闪的眼状斑点，还有一朵淡紫色的花，轻拂着黑翅钩子一般的翅尖。只见它几乎像人一般陶醉在温柔的幸福中，然后猛一使劲，展翅而去了。

（选自《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有删改）

    我老觉得，我们现在的阅读很像是投食模式。一到周末或月底的进食时间，流水线一样的资讯平台就开始推送了，详尽的内容简介、写作特色、章节摘要、专家评说，切成很小的碎块、撒好了提神的调料和悦目的花边，排列整齐地进入到我们各自所趴着的笼子里。投食而来的那些书单，挤挨挨地进入视线，爱恋的感觉就此稀薄了，似已没了起初的忠贞和虔诚，因它们不是我日思夜盼、苦苦求索而来的，甚至可能是并不需要的、伴有轻微质疑的。当然，是可以看的，足可以翻上大半天，直看得挺胸凸肚，可随后只消半个黄昏，就饿了，加倍的饿，空洞到极点的饿。我饿着。我羞耻于这种饿。这怨不得别人的，为什么会在大丰大收、供给丰沛到过剩的背景下如此之饿？是我的无能，是我自个儿丧失了觅食和追求的能力，去荆棘、去莽原、去冰雪中捕食的能力，从被抛弃的垃圾堆里、从加锁的门背后、从被打包变卖的废品中，翻找到那些破旧、残缺、没了用处、味淡如水的，但真正适配自己的东西。我只能吃大路货，叼起降落到眼跟前的发亮玩意儿，哼哼唧唧地表示津津有味，以大合唱、团体操的标配方式来阅读、思考、发声。每次看到书单和排行榜，看到几乎像课堂作业般整齐的赞美式反馈，我总升腾起一阵迷雾般的焦虑，我不知道我能否有勇气立即站起身、跑出去，趁着肢体与脑力尚未完全绵软，离开这无需任何心力的富足之地，跃入旷野，跃入干涸，激活被干扰和驯化过的视觉与嗅觉，恢复那种挑剔但准确的灵敏，重新长出野蛮有力的肌肉……最终，在视线尽头的大地深处，在被忽略被冷落的地方，在依稀可辨的光线中，遭遇到我一直寻找和渴求的那本书。

（选自南报网《投食下的阅读饥饿》）

材料一：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代化属性和文化性质，既是相对世界文明、外国文明而言的，也是相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而言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处理好一些关系。

物质文明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对不断发展生产力、积累物质财富提出了新要求。精神文明是国家强盛、社会进步的精神支撑，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基础，对不断发展先进文化、丰富精神财富提出了新要求。要处理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二者犹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必须并驾齐驱，比翼双飞，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发展是硬道理，要一以贯之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打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首先要求物质文明的丰富，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核心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应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文化是软实力，要一以贯之地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巩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基础。精神文明建设，确立的是理想信念，弘扬的是思想道德，形成的是文明风尚，促进的是人的身心全面发展。为此，要坚定文化自信自强，筑起中华民族新的精神高地，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完全独立自主，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凝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伟力。

我们必须扎根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现代文明因素为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活力与发展动力，让中华文明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在真空中生成的，而是在世界文明的万花筒中、在与其他文明的互动过程中、在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生长的。要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在交流互鉴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以独立自主的基点塑造中华文明的现代形象，从“民族的”走向“世界的”。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进程中又焕发出新的光辉。中华文明既是人类文明史的“活化石”，又是现代文明史的“亲历者”，有着鲜明和普遍的世界意义。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要求我们在体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民族性的同时，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内在精髓发扬光大，挖掘中华文明蕴含的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和智慧，阐释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同时，要加快构建中华文明的话语体系，打破“有理说不清”的传播藩篱，将中国的故事在国际社会中讲好、传播好，展示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

以开放包容的气度构建现代文明的中国形式，以“世界的”滋养“民族的”。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与其他文明相互借鉴，才造就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底蕴。我们要主动融入世界发展浪潮之中，寻找发展道路的“契合点”、价值理念的“共同点”、文化建构的“接合点”，创造出融通中外、汇通古今的现代文明新成果。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建构自身的同时也为全世界展示了民族文明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在确立文化自信的同时也强化着各国人民对自身文明的信心。

（摘编自何虎生《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三重进路》）

材料二：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展现出强大的文明韧性、不竭的文明活力和深厚的文明智慧，为人类文明的生存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了文明间交流互鉴、平等相待与和谐共存。

近代以来，西方在全球推行其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生活习俗，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本土文化、传统习俗和语言被逐渐边缘化，文明的独立性和多元性受到冲击。中华文明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包容开放的文明张力和创新的现代文明发展路径，保持了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塑造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维护和丰富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绵延五千年而未中断的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和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是具有中国特色与时代特性的社会主义文明样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展现了与众不同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和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展现出优势，克服了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弊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人民为中心，西方文明以资本为中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重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西方文明强调发展经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追求和平发展，西方文明追求掠夺扩张。这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论调，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选择。

近千年来，人类文明在战争冲突与矛盾对抗中跌宕走过，探索一种和平与平等的文明互动方式至关重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所有文明无高低优劣之分，倡导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尊重世界各文明的文化传统、价值理念和社会生活习惯，从不试图改造或取代其他文明，也不会将自身文明理念强加给其他文明，这破解了“西方中心论”和“文明优越论”。

（摘编自吕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