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建筑从很早便开始确立理性精神的建筑艺术总体特征。西方古建筑多半是供养神的庙堂，如希腊神庙、伊斯兰建筑、哥特式教堂等。中国则大都是宫殿建筑，即供世俗中的君主们居住的场所，是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亭台楼阁、轩榭廊桥，分工细致。具体到建筑内部，不是使人产生某种恐惧感的异常空旷，而是平易的，表现出浓厚的生活情趣；选材上不以阴冷的石头为主，而多用暖和的木质。另外，中国古典建筑工于整体布局，讲究严格对称，展现出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的特色。它不是以单个建筑物的体状形貌取胜，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合而取胜。在局部组成中，则形成在严格对称中仍有变化，在多样变化中又保持统一的风貌。如万里长城，虽然它的每段体制是类同的，像一条巨龙横亘于大地，但每一段又仿佛一条独立的龙在飞舞。它在空间上的连续本身即展示了时间中的绵延，整个长城如同无数的龙蛇在作永恒的飞舞。再者，中国古典建筑历来重视以亲近自然山水为目标的园林建筑。皇室不必说，民间诸如“吸江亭”“面花轩”的名目比比皆是，但始终没有太多越出古典理性的范围，实际上，它们只是以玩赏的自由园林来补足居住的整齐屋宇罢了。

             （选自李泽厚《 中国古典建筑的理性精神》，有删改）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祭祖是一个极为重要且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

    中国人祭祖的历史十分悠久。最初，人们对于梦和死亡非常困惑，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于是人类发明了灵魂的概念，并认为，灵魂是独立的，会在人睡觉或出神时离开身体，当人死了就会永远离开身体。亡人的肉身会腐烂消失，但灵魂一直存在。应如何对待这些神秘且不死的灵魂呢?人们的选择是举行祭祀。

    到目前为止，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祭祀行为是甲骨文中有关祭祀的记载，如“报”“又”“岁”等。这些祭祀性文字表明祭祀是商王朝为了祈福求吉而举行的。在殷人的头脑中，祖先是令人恐惧的死者，这些人经常制造各种灾祸。为了防止祖先作祟，他们定期举行祭祀活动，通过奉献牺牲的方式取悦祖先神灵，祈求祝福。这和《说文解字》对“祭”的解释相符合：“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

    商时期的祭祖行为具有浓厚的祖先崇拜的宗教信仰色彩，到了周代，祭祖礼仪增加了巩固国家统治的政治含义。从社会结构上看，周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周王自称天子，是“大宗”，同姓诸侯尊其为大宗子。这种宗法关系直接体现在宗庙设置上。《礼记·王制》有载：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通过礼制严格限定不同身份群体的庙数差异，彰显了他们的社会等级差异。周代创制的宗庙体制没有被后世延续，但祭祖的文化传统却经久不衰，成为维系家族人伦关系、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凭据。

    到了汉代，汉儒将孝道思想和祭祖礼仪结合了起来。汉儒找到了中国人祭祖的本源——孝，并进行了深度的理论阐发。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孝成为汉王朝治国的重要思想根基。汉朝通过优待孝子、不孝之罪入刑律、诵读《孝经》等方式，将孝文化提升为稳固国家政治统治的高度。同时，汉代统治者将孝道推广到政治、经济、教育等社会各个层面，并形成了以家族伦理为核心，逐步向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扩展的孝文化。

    汉代以后，祭祖礼仪追寻着以孝为核心的价值取向，长期活跃在人们的节日礼仪生活中。但在传统社会，礼被认为是区分社会等级身份的工具。根据“礼不下庶人”的古礼规定，庶民长期被排斥在国家礼仪制度之外。在祭祖礼仪方面，先秦至隋唐时期，祭祖礼仪长期是贵族的特权，庶民祭祖行为被排斥在国家礼制范畴之外，只能以民间习俗的方式延续着。这种两分的局面在宋代出现了转机，当时受科举制度推行引起了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士庶阶层的界限被打破，祭祖礼仪变成不同阶层共享的文化权利。

    中国祭祖礼仪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是朱熹《家礼》的出现，它深刻改变了祭祖礼仪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形态面貌。《家礼》是朱熹编写的冠、婚、丧、祭四礼指南。朱熹考虑到人们举行祭礼时可能遇到的诸多难处，认为不用拘泥于繁琐的礼仪要求。为了保证可操作性，朱熹对传统祭礼进行了提炼，按照祭祀时间、地点、人物、器物、仪节五个主要方面制定了祭礼的基本模式。这个模式成为宋明以来中国人举行祭祖礼仪的标准范式。

（摘编自《祭祖礼仪的文化传统》，有删改）

    古代女子以黛画眉，故称黛眉。宋词中对于眉毛的描写非常多，《全宋词》中“眉”字出现的次数达到一千五百零九次。从审美学上来看，眉毛在人的面庞上的作用不容忽视，往往起到画龙点睛之作用。在一首诗词作品中，对于眉黛的描写，能体现女子的美貌动人。“层波潋滟远山横，一笑一倾城”（柳永《少年游》）描写了一个漂亮的歌女，眉毛像远山一样，眼波流转，千娇百媚。“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晏几道《生查子》）也是通过描写远山眉、细柳腰，向读者展示出了女子的美貌。

    宋人认为，眉毛是很好的表现情感的工具。通过对眉黛的描写，还可以表现委婉细腻的情感。宋代词人陈三聘在《鹧鸪天》中写道“春愁何事点眉山”，把女子画眉和春愁结合在了一起。同样用眉黛来表示愁情的，还有如“金缕歌中眉黛皱。多少闲愁，借与伤春瘦”（石孝友《蝶恋花》）以及“眉黛只供愁，羞见双鸳鸯字”（贺铸《忆仙姿》）。可以看出，宋词中关于眉的描写，很多时候都和“愁绪”这个意象联系在一起。眉黛代表女子，以眉而写愁绪，体现了古代女子的惆怅心理和孤苦命运。 欧阳修的《诉衷情·眉意》中有这样的词句：“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远山”指的是北宋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眉形画法——“远山眉”，即眉毛细长而舒扬，颜色略淡。古人常以山水来表达离别之意，歌女画眉作“远山长”，表明了她内心的凄苦之情，因为她“自有离恨”，故而将眉毛化作远山之形。

    “花黄”也称“花子”“额黄”，是古代妇女面部的一种额饰。它用彩色光纸、绸罗、云母片、蝉翼、蜻蜓翅乃至鱼骨等为原料，染成金黄、霁红或翠绿等色，剪作花、鸟、鱼等形，粘贴于额头、酒靥、嘴角、鬓边等处。《木兰辞》中描写木兰得胜归家，换回女儿装的场景为“对镜贴花黄”，说明南北朝时期，在脸上贴装饰物，已然成为一种风尚。宋代上层妇女也继承前代遗风，在额上和两颊间贴金箔或彩纸剪成的“花子”。这种“花子”背面涂有产于辽水间的呵胶，用口呵嘘就能粘贴。晚唐词人温庭筠的《菩萨蛮》中描写道“小山重叠金明灭”，一说即指女子额前的装饰物有所脱落而造成的或明或暗的效果。这些装饰物，使得词人笔下的女子更添妩媚动人之态。

    “梅妆”也是宋代较为流行的一种贴面妆容，“梅妆”即“梅花妆”。这种妆扮相传始自南朝，宋武帝的寿阳公主在正月初七醉卧于含章殿下，一朵梅花落在她的额上粘住，三天后才落去，因而作“梅花妆”。陈允平的《绛都春》中有“梅妆欲试芳情懒，翠颦愁入眉弯”两句，这里词作者专门提到“梅妆欲试”，体现了这种妆扮在当时的流行性。妆容虽美，但是却“芳情懒”，欲画而未画，说明这位女子心事重重，自己提不起兴致也更因无人欣赏，故无须白白画这妆容，更能体现出女子内心的孤寂。

（摘编自梁牧原《妆容与服饰在宋词中的作用》）

校训：大学的文化符号

孙邦华

    校训，如同现代大学一样，是近代从西方引入中国的，有研究者认为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为近代中国最早明定校训 “光与真理”的大学，民国时期诞生的各类大学大都仿而效之，确立校训。

    中国大学的校训既然受西方校训的影响而产生，因而存有一些共同的特质和属性，且不说民国时期的新教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等，要么直接借鉴了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校训的内容与形式，要么思想源于《圣经》，更重要的是中西方大学的校训都具有为了学生健康成长的目的性、导向性，把校训悬于校门、礼堂等重要位置，甚至标识在校徽之中。从内容上看，中西大学校训可划分为“为学”、“为人”、“为人”与“为学”相结合等三大类。

    以“为学”为主旨，是指大学强调学生对知识、真理的不懈追求为办学的主要目的。对于这类大学的校训，比较有代表性的西方大学有：英国剑桥大学的校训为 “此乃求知学习的理想之地”。这类有代表性的中国大学校训有：民国时期的新教大学齐鲁大学的校训是“尔将识真理，真理必释尔”。

    所谓以“为人”为主旨，是指大学主要强调对学生的塑造以道德为本，培养具有高尚品格、勇敢气质和服务精神的人。这类大学校训，比较有代表性的西方大学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校训是“法无德不立”，美国著名军事院校西点军校的校训是为“职责，荣誉，国家”。中国大学的这类校训以清末民国时期的大学较为普遍，如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校长唐文治于1910年确定“勤、俭、敬、信”为校训，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曾经确立一个字的校训“诚”，后来发展成为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后，把校训相继改为“止于至善”与“诚、朴、雄、伟”。

    所谓“为学”与“为人”相结合，是指大学强调求知求真与人格完善兼顾，培养德才兼备的人。相比而言，西方的大学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大多从“为学”或“为人”中一个方面确立校训，个别大学校训是“为学”与“为人”的结合型，譬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校训为 “知识，智慧，人性”，清华大学自1914年起确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近年来中国的大学在确立校训的大潮中，绝大多数校训都是“为学”与“为人”的结合型。譬如：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南京大学校训“诚朴雄伟，励学敦行”。

    中西方大学的校训，尽管在内容上大致都可划分三种类型，但是也还是有一些本质差异。西方历史名校的校训思想内容大都来源于基督宗教的经典《圣经》，如美国的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一部分出自古希腊罗马先贤、诗人的话语或诗句，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中国的大学校训，在民国时期，一般来自《大学》《中庸》等儒学经典和史书。同样在讲“为人”，西方的大学非常强调博爱、自由、服务，如斯坦福大学的校训为 “愿自由之风劲吹”，中国的大学主要强调诚朴勇爱等道德修养。同样在讲“为学”，西方的大学强调在上帝的灵光中去探索真理，牛津大学的校训为“上帝乃知识之神”，中国的大学则强调勤笃、敬业等儒学传统。

    大学校训是大学理念、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中西方大学在大学理念、大学精神上是共性与个性（特色）兼具的，共性与个性都植根于赖以生存的文化之中。现代大学在造就具有高深知识和高尚人格的高素质人才之时，离不开超越东西方的人类共同的知识、思想，也不能忽视民族文化资源和传统。一定的文化形成一定的校训，大学校训则是体现人类共性和民族特性的文化符号，这种文化符号必然渗透到每一所大学的办学宗旨、办学传统、管理制度、学科建设、师生群体等各个方面，并转化为对育人的整个活动之中。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位未来的机器人工程师，能够建造出在技术上非常高超的机器人，它可以说话、 走路以及从事其他复杂的任务。你可能会根据特定的目的建造每一个机器人，并将它的能力调节到适应其  预期的功能，如机器人警察会有武器，机器人服务员会有托盘。你还可以针对特定的环境条件设计每一个  机器人，例如酷暑、极寒或水下的环境。但现在你正在奉命设计一些机器人，你不知道它们需要执行什么  功能，或者在什么环境条件下工作。那你要如何建造一个适应能力超强的机器人呢？

答案是，你把每个机器人都设计成可以动态发展，这样它就能根据所处的环境来调整其能力和功能。如果遇到水，它将发展出防水功能，而如果它需要从火中救人，它就会发展出阻燃能力。 因为机器人是由大量集成零件组成的，所以你还需要使机器人的组件能够在它们发展的过程中彼此交互，从而使每个零件都功能正常并良好协作。例如，防水性能不会干扰其手臂或腿部的运动。

也许未来的工程师可能会获得这种设计能力，而由于进化的作用，植物和动物已经这样做了。生物体是通过基因与环境之间的无数相互作用发展而来的，所以能够构建极其复杂、高度集成的机体，不仅运作良好，而且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当然，我们不能随意长出新器官，但许多器官在生长时如果遭受到压力，就会使它们的能力适应这种应对压力的需求。例如，如果你在儿童时期跑动比较多，那么你就是在给自己的腿部施以负荷，于是它们就会长得比较粗壮。其他一些调节机制在一生中都会对环境压力产生动态响应，即使在成年期也是如此。如果你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经常练举重，那么你的手臂肌肉就会感到疲劳，接着会变得更粗大、更强壮。相反，如果你卧病在床数月或数年，你的肌肉和骨骼也会萎缩。

身体能应对环境压力，从而调整其可观测特征，即其表现型，这种能力的正式名称为表型可塑性。所有生物的生长和运作都需要表型可塑性，并且随着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参与这方面的研究，他们发现的实例也越来越多。如果一个人的皮肤比较容易晒伤，那么他的肤色在夏天就会变得较深。这些都是合理的变化。然而，当关键的环境信号消失、减弱或异常时，就会导致失配。 当从冬天进入春天时，我的肤色通常会变黑，这样可以防止我的皮肤被晒伤，但如果我在冬季乘飞机前往赤道地区，那么如果没有衣物或防晒霜的隔离保护，我的皮肤就会在转眼之间被晒伤。

人体的进化论观点提示， 因为在近几代人的时间里我们改变了自己赖以生长的环境条件，并且有时这种改变是自然选择没有为我们准备好的，所以当前的失配现象比以前更常见了。这些失配可能是有害的，因为它们有时出现在生命的早期，却在许多年后才引起问题，而此时要纠正这个问题已经太晚了。

为什么大自然不像工程师建造桥梁一样建造人体：把安全系数提得高高的，这样我们就能适应各种条件呢？对这个问题，主流的解释是权衡取舍。一切都涉及妥协：一样东西多了，别的东西就会相应减少。例如，较粗的腿骨比较不容易折断，但它们运动起来就要消耗更多的能量。黝黑的皮肤能防止皮肤晒伤，但它又会减少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

自然选择的选择机制使得表现型会根据特定环境进行调节，从而帮助人体找到不同任务之间恰当的平衡点，并达到恰当的功能程度：足够，但又不会太过。有些特征，比如肤色深浅和肌肉多少，在人的一生中都能调节。然而，大多数特征不能根据环境变化而不断变化，如腿的长度或脑容量，一旦发育完成后就无法重组。对于这些特征，身体必须在发育早期，往往在子宫内或生命的最初几年，使用环境信号——压力，来预测出成年期组织的最佳结构。虽然这些预测能帮助人体根据特定环境进行相应的调整，但是在幼年时没有接受过适当刺激的组织可能最终并不能很好地适应未来遇到的条件。

综上所述，进化使得人体能够“ 用进废退 ”。 因为人体不是工程师设计出来的，而是生长和进化而来的，所以在发育成熟期间，为了正常发育，身体会预期碰到某些压力，而且也真的会面临这些压力。大脑中的这种相互作用广为人知：如果你剥夺了孩子的语言或其他社交能力，那么他的大脑将永远不能正常发育，而学习新语言或小提琴的最佳时机就是儿童时期。其他与外界密集互动的系统，如免疫系统，以及帮助人体消化食物、维持体温稳定的器官等，也都是藉由类似的重要互动形成的。

从这个角度看，当人体不能接受到自然选择给它们匹配好的足够压力时，我们就能预测许多失配性疾 病的发生了。这些失配中有许多在人体发育早期就会显现出来，但另一些，如骨质疏松，要到年老时才会 显现。但有证据表明，这种疾病是可以预防的，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摘编自丹尼尔·利伯曼《人体的故事：进化、健康与疾病》，蔡晓峰译）

大卫·科波菲尔（节选）^①

狄更斯

①我已经习惯于跟米考伯家相依为命，跟他们成了患难之交，亲密无间，除了他们，我就举目无亲。一想到我又得重找住所，又得生活在陌生人中间，就仿佛旧时的光景又回到了目前的生活中，因为我对以往的经历，记忆犹新。一想到这一点，我所有受到过它狠狠伤害的敏感的感情，所有在我心中永远留下的耻辱和不幸，就会变得更加痛苦难当。因此我认定，这样的生活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

②我当时十分清楚，要是不自己采取行动，我就没有逃离这种生活的希望。谋得斯通小姐很少给我来信，谋得斯通先生更是只字未写。他们只给过我两三包现成的或修补过的衣服，由昆宁先生转交给我。每次只在里面夹个字条，上面写的大意是：简·谋得斯通希望大卫·科波菲尔努力工作，专心尽职——我除了老老实实安心做个苦力外，是否还有别的什么指望，他们连一丁点儿暗示也没有。

③就在第二天，我心里正在为自己打定的主意七上八下时，事实已向我证明，米考伯太太并不是无缘无故说到他们要走的。他们在我住的那家租了个地方，说好只住一个星期，到期后，他们就要动身去普利茅斯。当天下午，米考伯先生亲自到货行账房间，告诉昆宁先生说，到他动身那天，他不得不撇下我了，而且还对我的人品大大称赞了一番，我相信，对这种称赞我是当之无愧的。

④这天我们过得很愉快，尽管我们想到即将到来的离别，心中都有些伤感。

⑤“我亲爱的年轻朋友，”米考伯先生说，“我比你年长几岁，在做人方面总算有点经验，而且——简而言之，在对付困难方面，也算有点经验，总的来说是这样。眼下，在我还没有时来运转之前（我可以说，我时刻都有可能时来运转），我无可赠送，只有几句忠告。不过我的忠告还是很有价值的。我自己——简而言之，我自己就是因为没有接受这一忠告，才成了”——米考伯先生一直眉飞色舞，有说有笑，可是说到这儿，却一下停住了，皱起了眉头——“你眼前的这个悲惨的可怜人。”

⑥“我亲爱的米考伯！”他太太求他不要这样说。

⑦“我要说，”米考伯先生回答，这时他已完全忘了自己，又微笑着，“成了你眼前的这个悲惨的可怜人。我给你的忠告是，今天的事，绝不要留到明天。拖延乃光阴之窃贼。要抓住他！”

⑧“我另外的一句忠告，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说，“你是知道的。年收入二十镑，年支出十九先令六便士，结果是快乐。年收入二十镑，年支出二十镑零六便士，结果是痛苦。那样，花就谢了，叶就萎了，太阳就西沉了，只留下一片凄凉的景象，这一来……这一来，简而言之，你就永远给打败了，就像我这样！”

⑨为了要使他这个榜样给人以更深印象，米考伯先生带着十分欢畅满意的神情喝下了一杯潘趣酒，接着还用口哨吹起了《学院角笛舞曲》。

⑩我没有忘记要他放心，我说我一定把他的规诫牢记在心，其实我用不着这么做，因为当时这些话显然已经深深感动了我。第二天早上，我在公共马车站跟他们全家相聚，看着他们心情凄楚地上了马车的后部，坐在车厢的外面。

“科波菲尔少爷。”米考伯太太说，“我永远也不会忘了你的一切，你知道，即使我能忘记，我也绝不肯忘记。”

“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说，“再见啦！祝你一切幸福，万事如意！要是在岁月的流逝中，我能使自己相信，我这遭受摧残的命运，能成为你的一个借鉴，那我就会觉得，我活在世上一场，还不完全是白白地占了别人的位置。如果有朝一日时来运转（我相信会有这一天），我有能力改善你的前程，那我就太高兴了。”

米考伯太太带着孩子，坐在马车车厢的后面，我站在路上依依不舍地望着他们。马车一会儿就看不见了。我和孤儿茫然相对地站在路中央，随后我们就握手道别。我猜想，她又回圣路加济贫院去了，我则上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开始我那疲劳乏味的一天。

【注】①节选自《大卫·科波菲尔》第十二章《决计出逃》，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