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 下

铁凝

①自从儿子去北京念大学，一家人得全力以赴供应儿子每月的开销，老于连烟都戒了，哪儿还能挤出取暖的煤钱。又过了些时候，老同学项珠珠从省会调至老于的城市，做了这城市的副市长。自此，老于和家人常在电视屏幕上看见她。

②老于的老婆说，这个女市长和你不是同学么，能不能跟市长说说，给咱们找两间有暖气的房。老于说，怕不好开这个口。此时全家正吃晚饭，老于盯住女儿的双手，手肿着，青一块紫一块的。再看看孩子的耳朵，也冻了。女儿前不久刚参加全省高中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拿了个第二，回家后她对老于说，她的目标是北大、清华，非这两个学校不考。明年女儿高中毕业，最关键的一年，老于拿什么来支持女儿的关键时刻？也许真应该去找老同学项珠珠市长。

③老于家中无电话，第二天他特意早些上班，趁同事们还没进教研室，他给项市长打了电话。电话里的项珠珠很热情，问老于是不是有什么事找她。这边老于连连说着没事没事真没什么事，声音挺大，就好像谁说有事谁就是诬陷了他似的。那边项副市长说有事也没关系只要她能帮忙。这边老于仍高声坚持说没事，只是想见面聊聊。

④这晚老于骑了五十分钟自行车，从城郊赶到项副市长家。在项副市长温暖的家中，项珠珠就穿了一件薄薄的开司米圆领衫。老于一下子意识不到这些，他甚至看不见客厅里都摆列了些什么。房间阔大，地板很亮，果盘里的水果鲜美，杯中的绿茶馨香……这些和老于无关，或者，越是置身此情此景，老于便越要使自己的谈话配得上这气氛和这气氛中的女市长。他于是就谈文学。

⑤他想起中学时的项珠珠是喜欢文学的，初次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介绍给她的正是他老于。果然，如今的项珠珠对文学仍然保持着并不虚假的爱好，她很轻易地就说出了一大串当代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小说，并和老于探讨这些作家的作品。老于谈着自己的见解，他发现项珠珠脸上是信服的神态，她的表情使老于很满意自己，当他满意自己的时候便也开始焦虑：房子呢？房子的请求他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开口呢。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却也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对付自己，心中的另一个老于在同他捣蛋。他的话题越是宽泛，他说出房子的可能就越是狭窄；他谈话的内容越是高雅，他的房子问题就越是俗不可耐；他越是想说出房子的事，就越是说不到房子上去。他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他在点点滴滴、一分一寸地折磨自己枪毙自己，他同情自己又痛恨着自己，可是他必须一直往前讲。

⑥时间已经十一点了，他的事还没说呢，可他已经没有理由再坐下去了。他站了起来，项珠珠也站了起来。以她的经验和洞察力，会猜出他是有求于她的，于是她又问老于真的没有别的事么？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老于边摆手边大步向门口走，叫人觉得你若再问反而是你对他的不礼貌了。项珠珠没有再问。出得门来，老于的脑子很乱。他解开棉袄领扣，让冷风吹一吹他那燥热的心。他推起自行车在便道上走了几步，站在一棵龙盘槐下。他是来求项珠珠解决两间带暖气的房子的，可他一晚上都说了些什么呀！

⑦他不能再将这请求原封带回家去。他应该说出来，他必得说出来，他鼓动着自己又朝龙盘槐靠近了一点儿，他把这棵树想成了项珠珠，他对着树说出了他那难以启齿的请求。他把满心的重负卸在了这棵树下，然后骑车离开了它。

⑧老于回到家时，已是夜半时分。他站在院子里没有立即进屋，因为他发觉自己又把另一个难以启齿的请求带回了家来：他准备请求老婆和女儿再也别让他去请求副市长了。

走进塔里木

贾平凹

    八月里走进塔里木，为的是看油田大会战。沿着那条震惊了世界的沙漠公路深入，知道了塔克拉玛干为什么称作死亡之海，知道了中国人向大漠要油的决心有多大。那日的太阳极好，红得眼睛也难以睁开。我们喉咙冒烟，嘴唇干裂，浑身的皮也觉得发紧。突然间起风了，先是柏油路上沙流如蛇，如烟，再就看见路边有人骑毛驴，倏忽飘起，像剪纸一般落在远处的沙梁上。天开始黑暗，前边一直有四辆装载着木箱的卡车在疾驶，一辆在风中被掀翻，另外三辆摇晃如船。司机说，在修这条公路和钻井的时候，大沙暴卷走了许多器械，单是推土机就有十多台没踪影了。我们紧张得脸都煞白了，沉甸甸的雾和沙尘，使车灯打开也难见路，风沙大得车门推不开，谁也不敢张嘴，张嘴一口沙。

    我们走进了大漠腹地，大漠让我们在一天之内看到了它多种面目，我们不是为浪漫而来，也不是为觅寻海市蜃楼。塔里木号称第二个中东，它的石油储量最为丰富，地面自然条件又最为恶劣，地下地质结构又最为复杂。国家石油开发战略转移，二十一世纪中国石油的命运在此所系。那么，这里演绎着的是一场什么样的故事，这里的人如何为着自己的生存和为着壮丽的理想在奋斗呢？眼前的塔里木，自然条件恶劣，但生活区的活动房里却也很现代化了，有电视录像看，有空调机和淋浴器，吃的喝的全都从库尔勒运进，竟也节约下水办起了绿色试验园，绿草簇簇，花在风沙弥漫的黄昏里明亮。艰苦奋斗永远是石油人生活的主旋律，但石油人并不是只会做苦行僧。不论是筑路、钻井、修房和运输，生产体制已经与世界接轨，机械和工艺是世界一流，效益当然也是高效。

    新的时代，新的石油人，在荒凉的大里，为国家铸造着新的辉煌。

    接触了不同岗位不同层次的石油人，所到之处，工人们让签字。我写惯了那些唐诗宋词，工人们却自己想词，他们想出的词几乎全是豪言壮语。这里的工人将这些语言渗进自己的生活，他们实实在在，没有丁点虚伪和矫饰，他们就是这样干的，信仰和力量就来自这里。于是，我遵嘱写下的差不多都是“笑傲沙海”“生命在大漠”“我为祖国献石油”等等。这里真是一块别种意义的净土啊，这就是涌动在石油战线上的清正之气，这也是支持一个民族的浩然之气啊！

    回到库尔勒，我们应邀在那里作报告。我们是作家，却并没有讲什么文学和文学写作的技巧，只是讲几天来我们的感受。是的，如何把恶劣的自然环境转化为生存的欢乐，如何把国家的重托和期望转化为工作的能量，如何把人性的种种欲求转化为特有的性格和语言，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石油人。如今社会，有些人在扮演着贪污腐化的角色，有些人在扮演着醉生梦死的角色，有些人在扮演着浮躁轻薄的角色，有些人在扮演着萎靡不振的角色，而石油人在扮演着自己的英雄角色。石油人的今生担当着的是找石油的事，人间的一股英雄气便驰骋纵横！

    从沙漠腹地归来，经过了塔克拉玛干边沿的塔里木河，河道的旧址上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胡杨林。这些胡杨林证明着历史上海洋的存在，但现在它们全死了，成了死亡之海的依据。这些枯死的胡杨粗大无比，枝条如铁如骨僵硬地撑在黄沙之上。据说，它们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烂。胡杨林如一个远古战场的遗迹，悲壮得使我们要哭。我们大喊大叫，为什么呐喊，为谁呐喊，大家谁也没说，但心里又都明白。塔里木油田没有雕塑馆，但有这个胡杨林，这些树就是石油人的形象，一树一个雕塑，一片林子就是一群英雄！我们狂热地在那里奔跑呐喊之后，就全跪倒在沙梁上，捧着沙子装进矿泉水瓶子带走。

    那个八月长留在我的记忆中，将要成为往后人生长途上要永嚼的一份干粮了。

（有删改）

头柜

相裕亭

    天成大药房紧挨着一栋红楼房。

    但是，他们并非一家。天成大药房隶属大盐商吴三才，而红房子则是杨家在外做官的的大公子折腾起来的。那些红如鸡血的砖、瓦，据说是从荷兰国购来的，杨家人用它建起一座红彤彤的楼房，鹤立鸡群似的矗立在盐区那些青砖黛瓦的古式建筑群内，如同冬日里灰土土的树枝上摇曳着一枚大红的柿子，打老远就能望到，可显眼！前来盐区寻医问诊的患者，奔着红楼而去，自然就找到了“天成”。这在那个尚不知“广告”为何物的年代，是何等受益。

    而拥有“红楼”的杨家，整天看到南来北往的患者打门前走过，陡生开店问诊之意，就地办起一家名曰“康乐”的大药房，与隔壁吴家的“天成”，悄然拉开了竞争的态势。

    可“天成”凭着它百年老字号的声誉，丝毫没把个“初出茅庐”的“康乐”放在眼里。

    天成大药房的大东家吴三才吴老爷，看到他的“天成”长盛不衰，干脆把店内的事务甩手给头柜德昌。吴老爷作为大东家，闲来店里坐坐，所能见到的，多为德昌的笑脸。

    那时，药店的头柜，也称大先生。但凡是药店的大先生，大都是坐诊把脉的高手。

    可德昌这位大先生，医术并不高明。他的能耐是善于用人，且很会揣摩人的心思，三岁小孩哭着抱进店来，他都有招数把孩子给逗乐了。颇为经典的一例是，他用一对小酒杯，与孩子玩“碰杯”的把戏，愣是哄着孩子把苦叽叽的汤药当酒一样给喝了。这在“天成”，曾一度传为美谈。

    德昌在店内看似不做什么事情，可他给人的印象反而是什么事情都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进店，开门头件事儿，先把店里的炉子捅开，给顾客和店里伙计把开水烧上。

    这期间，店里伙计陆续进门，他便摸过门后的扫把，或是抽出瓷瓶中的鸡毛掸子，帮伙计们收拾店面。但那样的时候，不等他真去弯腰做活儿，眼疾手快的伙计们，早把他手中的物件儿接去。那场景，有点儿像合唱团的领唱，他起头唱上一句，大伙儿很快就跟上唱了。

    在外人看来，德昌是个闲不住的人。

    东家很看重德昌身先士卒的这一点，有事派人传个话来，德昌饭不吃、水不喝，都会亲自把大东家的事情办好。所以，东家很少到店内来。但是，东家的名字，每年会在店内出现几次。比如年底分红及店内人员晋升，店门外的告示栏里就会贴出一张大红纸，上书：经店内举荐，某某某即日起，晋升“天成”的三柜、或二柜，特此告之，落款：吴三才。

    那张看似与头柜德昌无关的“告示”，实则与德昌有着很大的关系。细心的人，从“店内举荐”四个字上，总能咂摸出其中的味道。

    德昌那人善于忍耐。凡事只要东家高兴，他就高兴。东家不高兴，他也笑脸相迎。平日里，德昌在吴家大院里行走，无论是见到老爷、太太、丫鬟、还是吴家的某位老妈子，他都会弯下腰来笑脸相向。更为离奇的是，黑夜里，德昌一个人走在吴家的院墙外，他脸上都时刻挂着微笑，生怕猛然间遇上老爷家的什么人。德昌脸上的笑容，已经职业化了。店里新来的伙计犯了事，要挨板子时，他会笑着对他说：“去吧，去长点记性。”

    好像挨板子是什么喜庆事似的。

    但凡在“天成”这边受过处分，或降级使用的二柜、三柜，投靠到隔壁“康乐”去，都是独当一面的名医能手。刚开始，大东家没太在意这事，可等他发现自家的“天成”一天不如一天；而隔壁的“康乐”又一天比一天火红时，东家忽然觉得“天成”这边该找找原因了。

    于是，民国二十几年，恰逢西医在盐区盛行时，东家借这个当口，重金聘来一位留学东洋的西医坐诊。其目的，就是要逼头柜德昌让位。而善于察言观色的德昌，自然意识到这一点，他主动向东家递交辞呈。

    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个脸很白、手也很白的西洋医生，不知怎么迷上大东家的四姨太，这让东家十分恼火，当即辞退了那家伙。

    此后，德昌临危受命，又在头柜的位置上做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听内部人说，当初那位西洋医生主持“天成”时，并没有像外面传言的那样花哨，好多情话，都是头柜德昌自编自导出来的。

最好的顾客

（法国）亨·特罗亚

    厄泰尔普夫妇的花圈铺子恰好设在一个市民公墓的附近。店铺外陈列着三五个花圈，暗紫色的飘带在风中飘荡着，店铺内的各种花圈摆放得错落有致，在昏黄的灯光下静默不语。

    一天傍晚，快关店门的时候，厄泰尔普太太正在忙着结账，突然进来一个陌生人。他很瘦，看上去有七十来岁，显得很忧虑，一只手按住胸口，显出痛苦的表情，双目直勾勾的，撅着嘴唇，像个真正要买东西的顾客。

    厄泰尔普太太温和地招呼客人：“花圈都在这儿，您要多大价钱的？您同那位仙逝的人之间的关系？”。

    一听这话，陌生的顾客变了相，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低声说：

    “亲戚关系。”

    “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

    “他是您的什么人？”

    顾客拉长了脸，盯着厄泰尔普太太的前额，那眼神好像是喷射而出的一股冷水。

    “无可奉告，但每一种要一个。”

    “请原谅！”厄泰尔普太太惊得透不过气来，低声说。

    “每种一个，别再哆嗦！”那人气愤地重说了一遍，“当然仅限于男性的，这很清楚，在我看来！”

    “我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您家所有的男人在一次事故中全部遇难了！”

    “一点不错！”陌生人辩白道，“但是，快一点，把那个送给伯伯的花圈放好一点，摆在这里！我坐在司机的旁边……”

    他毫无争议地付完钱，上了出租汽车，关上车门，没有打招呼，汽车就开走了。

    回到店里，她把此事的经过叙述给丈夫维克多听。

    “谁会付这么一大笔款子？”维克多说，“你开玩笑！他没让你减一点价钱，而且数量又是很多。毫无疑问，他想在近几天把家中的男性逐个干掉，或者一次灭绝。”

    厄泰尔普太太感到这真可怕，应该不惜一切避免这样的大屠杀，需要赶紧采取措施。她选择了报警。

    ……

    一年快过去了，那个不可捉摸的顾客并没表现出杀人的行为。

    忙碌了一天，厄泰尔普太太坐在店门口，想透口气。还没坐五分钟，突然看见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正走着她想要找的那个恶棍。厄泰尔普太太像打了鸡血一般，不假思索地站起来，穿过马路，跟上那人，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他走进了一道走廊，她蹩在墙角，远远监视着。她见他打开了一个房门，房间里赫然摆放着那些花圈。厄泰尔普太太突然出现：

    “站着别动！你叫什么名字？”

    “莫里斯·巴罗丹。”

    “婚姻状况？”

    “未婚。”

    “年龄？”

    “七十……但是，您有什么权力问我这些？”

    “不许动！”

    “不要这样，太太，我是在自己家里，我有权……”

    “你什么权也没有。你得听我的，是我卖给你的这些花圈！”

    一听这话，莫里斯·巴罗丹用双手捂起了脸，双膝略微弯曲了下来。厄泰尔普太太看到她正击中了那人的疼处，接着说：

    “是的，当时我没有弄清你买那么多花圈的用意。但是，我很快就明白过来了。你是一个坏人，倒是想得出谋害亲人的鬼点子。我已经报告了警察……”

    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仍捂着脸，哽咽了起来。在厄泰尔普太太听来，这种哭泣声是十分悦耳的。

    “不应该报告警察，”他呜咽着说，“我没有害人的心，我向您发誓……”

    “我很想相信你，”她嘲弄似的驳斥道，“但是，请你解释一下，你从我这里买一整套花圈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抬起了头，苍老多皱的脸上挂满了泪水，像被雨水打湿的破布。嘴唇在黄牙上哆嗦着，磕磕巴巴地说：“这是……这是一个秘密……我全给您说了吧……是这样，我老了……有心脏病……医生们都说我还能活几个月，也许只能活几天……简单地说，我总是想着死，想着自己的葬礼。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什么人也没有。因此……可以想象出我那穿街而过的柩车，没有一个花圈，没有一束鲜花，默默无闻，光秃秃，孤零零。为了避免这沮丧的结局，我给自己造出所有的亲人来。从此之后，我心安理得了，感到生活在亲人们的中间，被人爱着，心里很温暖。好像人们确实怜惜我……”

    他微微动着嘴唇，喃喃道：“我在您眼里也许是荒诞可笑的，请原谅……”

    “请求原谅的应该是我！”厄泰尔普太太泪流满面。

    正如他所预见的那样，几个月之后，他死了。他的葬礼惊动了所有爱看热闹的人。柩车上堆满了花圈，看上去真像巍峨的高山。一条条紫色的飘带显示出一个繁茂而忠实的家族的痛苦。在花圈堆中，有一个由厄泰尔普夫妇献的特大花圈，飘带上写着一行金字：“献给我们最好的顾客。”

（有删改）

超人

冰心

    何彬是一个冷心肠的青年，从来没有人看见他和人有什么来往。他不轻易和人打招呼，也永远没得到过一封信。

    他不但是和人没有交际，凡带一点生气的东西，他都不爱，屋里连一朵花，一根草，都没有。他从局里低头独步回来，关上门，便坐在书桌旁边。偶然疲倦了，拉开帘幕望一望，但不多一会儿，便又闭上了。

    程姥姥总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个人，她端进饭去，有时便站在一边，絮絮叨叨，也问他为何这样孤零。何彬偶然答应几句：“人和人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上了台是父子母女，亲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摘了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尼采说得好，爱和怜悯都是恶……”

    这一夜他忽然醒了。听得对面楼下凄惨的呻吟，这痛苦的声音，断断续续，在这沉寂的黑夜里只管颤动。他虽然毫不动心，却也搅得他一夜睡不着。月光如水，从窗纱外泻将进来，他想起了许多幼年的事情——慈爱的母亲，天上的繁星，院子里的花……他的脑子累极了，极力想摈绝这些思想，无奈这些事只管奔凑了来，直到天明，才微微的合一合眼。

    他听了三夜的呻吟，看了三夜的月，想了三夜的往事——

    他每天还是机械似的做他的事，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脑子里，凭空添了一个深夜的病人。

    第七天早起，他忽然问程姥姥对面楼下的病人是谁？程姥姥一面惊讶着，一面说：“那是厨房里跑街的孩子禄儿，腿摔坏了，每夜呻吟。这孩子真可怜，今年才十二岁呢……”何彬自己只管穿衣戴帽，好像没有听见似的，走到门边，却慢慢的从袋里拿出一张钞票来：“给那禄儿罢，叫他请大夫治一治。”说完了，头也不回，径自走了。

    程姥姥一看那巨大的数目，不禁愕然，何先生也会动起慈悲念头来！

    呻吟的声音，渐渐的轻了，月儿也渐渐的缺了。何彬还是朦朦胧胧的——慈爱的母亲，天上的繁星，院子里的花……他的脑子累极了，竭力的想摈绝这些思想，无奈这些事只管奔凑了来。

    程姥姥带着禄儿几次来叩门，要跟他道谢；他好像忘记了似的，冷冷的抬起头来看了一看，又摇了摇头，仍去看他的书。禄儿仰着黑胖的脸，在门外张着，几乎要哭了出来。

    这一天晚饭的时候，何彬告诉程姥姥说他要调到别的局了，后天早晨便要起身，请她将房租饭钱，都清算一下。

    他觉得很疲倦，一会儿便睡下了。——忽然听得自己的门钮动了几下，接着又听见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样子。他不言不动，只静静的卧着，一会儿也便渺无声息。

    第二天他自己又关着门忙时，忽然想起绳子忘了买了。他打开门，只见人影儿一闪，再看时，禄儿在对面门后藏着呢。他踌躇着四围看了一看，一个仆人都没有，便唤：“禄儿，你替我买几根绳子来。”禄儿趑趄的走过来，欢天喜地的接了钱，如飞走下楼去。

    不一会儿，禄儿跑的通红的脸，喘息着走上来，一只手拿着绳子，一只手背在身后，微微露着一两点金黄色的星儿。他递过了绳子，仰着头似乎要说话，何彬却不理会，拿着绳子自己进屋去了。

    累了两天了，何彬闭上双眼，又想起了深夜的病人——慈爱的母亲，满天的繁星，院子里的花……十几年来隐藏起来的爱的神情，又呈露在何彬的脸上；十几年来不见点滴的泪儿，也珍珠般散落了下来。

    微微睁开眼，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屡屡清香，一个小人儿，蹑手蹑脚的走了出去，临到门口，还回过小脸儿来，望了一望。

    何彬竭力的坐起来。那边捆好了的书籍上面，放着一篮金黄色的花儿，花篮底下还压着一张纸：

    ……这篮子里的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名字，是我自己种的，倒是香得很，我最爱它。

    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然而我有一个母亲，她因为爱我的缘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亲么？她一定是爱先生的。这样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下母亲的朋友的儿子的东西。

    禄儿叩……

    何彬看完了，捧着花儿，回到床前，不禁呜呜咽咽的痛哭起来。

    清香还在。窗内窗外，互相辉映的，只有月光，星光，泪光——

晚会结束，小刘打手电给我照路，走原路回去。一路上我很兴奋。不仅是王芳的演唱，所有的节目都使我激动。我接触到那么丰富的精神面貌，那么广阔的心灵。

我离开军政治部的那天，到王主任的房里辞了行回来，小刘给我打好了铺盖卷，在住室里等我。他要回到原来那个连队去。他向我表示了歉意。他虽然高兴回连队，可是他的讲话和举动都流露出依依不舍的感情。我也不愿意这么匆匆地跟他分别。最后我同他约定过两个月到那个连队去看他。

我并不曾失信。可是我去晚了些，已经是好几个月以后了。这中间我到过几个部队。我常常怀念小刘，因为我一直没有得到他的消息。我后来忽然听说小刘在的那个连队打了胜仗，把敌人占据的一个无名高地拿下来了。这些日子为了迎接国庆三周年，为了欢迎第二届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志愿军前沿各个部队都在打胜仗，到处都听得见这样的说法：“争取立功，迎接亲人。”我听到了许多捷报以后，再得到那个连队的胜利消息，我很难制止想会见小刘的欲望。过了国庆节，我便动身到那个连队去。我们在坑道里见到了连长。他已经得到了通知，又热情又亲切地接待我。我和他交谈了半个钟头的光景，便提起小刘的名字，还说我想见见小刘。

“对，对，刘正清，是个好战士！”连长点头说。

我连忙说明我跟刘正清很熟，并且把那次分别的情形也讲了。

“不凑巧，他回国去了。“连长略略皱起眉毛说。

我诧异地问道：“他回国去干什么呢？”我自己马上兴奋地接下去说：“参加国庆节观礼吗？”

连长摇摇头说：“他挂了花，送回去了。”

“他挂了花？伤重不重？”我愣了一下，惊问道。

连长看了我一眼，声音低沉地答道：“两条腿都断了。”我变了脸色，着急地追问：“危险吗？”

连长昂起头说：“这个小青年还嚷着要回朝鲜来打美国鬼子呢！”

“他能回来吗？”我顺口问了这一句。话出口我才觉察到它是多余的了。

连长看了我一眼，激动地说：“要是真依他的话，他一定要回来。那天他跟着我上战场，打到最后，主峰上还有个敌人的大母堡攻不下来，火力猛得很，我们牺牲了几个同志。我十分着急，拿起一包炸药，打算自己冲上去炸掉它。刘正清拉住我的衣服，要求我把任务交给他。他一上去就把母堡解决了。可是他自己满身是血，两条腿都完了。担架员来抬他，他还说‘我要坚持，我要打’。我后来去看他，他皱着眉头，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我却没听见他哼过一声。我告诉他要给他请功，他还说自己没有好好完成任务，应当检讨。”

……

小刘虽然回国，但是我总算践了约，我在这个连队住下来了。

头两三天我睡在炕上，半夜里好像总听见小刘在讲梦话，其实全是我自己在做梦。我本来打算在这里多住些时候，可是忽然接到王主任的电话，说是祖国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叫我马上回到军政治部去。

我到了政治部，还是住在从前住过的地方。我几个月不来，山沟里也有了不小的改变。人多了，路宽了，房屋增加了，树木也茂盛了。沟口用松枝搭了一个牌楼，上面有这样九个字：“欢迎祖国人民慰问团。”走了一段路，见到好些熟人，还隐约听见文工团同志们的歌声。我放好行李就去见王主任。

王主任在房里跟王芳谈话，一面在看手里的几张稿纸。他见我进去，跟我握了手，就把稿纸塞到我手里让帮忙修改。我摊开稿纸一看，原来是她写的一首欢迎慰问团的《献诗》。我还看到王主任修改的句子。她看见我不提什么意见，便挑出几个她自己认为不大妥当的句子要我替她解决。这次我总算给她帮了一点忙。她满意地拿回诗稿就向我告辞。我要留住她，她却笑着说：“我还要准备节目，再不回去，我们陈团长可要急死了。下次来吧。”

我就说：“那么我陪你走一段吧。”她还要推辞，我却跟着她走出了洞子。

出得洞来，我一开口就问起小刘的事情。她听到小刘的名字，马上说：“小鬼有个东西要我交给你！”我连忙问：“什么东西？”她侧过头看了我一眼，脸色马上变了，压低声音说：“笔记本。小鬼还说——”

“他怎么说？”我打断了她的话。

“他说他等了你几个月，他还以为你回国去了呢！”她答道，埋下头往前走，也不再看我了。我过了半晌，才再问一句：“他伤得怎样？”我心里不好过，我好像又看到小刘那张皮球似的脸，他笑得那么高兴地说：“我一定等着你！”

王芳一面走，一面说，好像在自言自语：“小鬼从医疗所上车回国的时候，两条腿都锯掉了，他还在哼《歌唱祖国》，还说装好了假腿就回到前线来。他比我坚强多了。”

她一直不讲话，我后来实在忍不住又问一句：“他没有危险吧？”

她忽然抬起头，提高声音说：“他一定会活下去，比我们还活得久。他没有腿，也能做许多、许多好事情。”她很激动，不过声音很坚决。但是这以后她又不作声了。

我们默默地走到了文工团的住室。我拿到笔记本，马上打开翻看，在第一页上，我看见小刘亲笔写的四行字：

“忠于团，

就要忠于自己的工作；

爱祖国，

就要爱自己的同志。”

王芳站在我旁边，低声念出了这两句话，然后解释道：“小鬼说他以后不一定能再见到你，请你留下这个做纪念吧。这些字是他入团的时候写的。”

我郑重地放好了笔记本，跟王芳紧紧地握一次手，一个人慢慢地走回去。

（节选自巴金《团圆》，有改动）

（注）1952年冬天，以巴金为组长的全国文联组织的赴朝创作人员，踏上了满目疮痍的朝鲜土地。在朝鲜战场上，他深入到志愿军中，同许多战士结下深厚友谊。回国后，创作了中篇小说《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