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一种入世的文化，中国伦理是一种入世的伦理。但是，这种入世文化与入世伦理的持存和运作的条件，是在文化结构和精神结构中必须存在某种退出机制或撤出机制作为互补和互动，就像在出世文化中必然要求入世的机制或必然要求以入世为前提一样。正是这种反动才使入世具有精神上的自我调节功能，这正是儒家与道家生长的哲学土壤，

    就伦理世界而言，儒家以入世的态度建构和维护伦理实体，即通过以“伦理上的造诣”为本质的道德世界或道德自我意识的建立，使个体皈依于实体。儒家伦理中个体对实体的皈依，乃是一种悲怆情愫，或者说儒家伦理正是试图培育这种悲怆情愫。由此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孔子的“三畏”中，以“畏天命”为首，为什么在儒家入世文化中要悬置一个作为最高范畴的“天”，为什么要始终不放弃追究“莫之为而为”的“天”和“莫之致而至”的“命”。

    但是，儒家伦理难以回答一个问题：在个体与实体，在入世过程中遭遇矛盾甚至尖锐冲突时怎么办？儒家以修身养性的德性修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可最终消除二者之间的紧张，是“宁可改变自己的欲望，而不改变社会的秩序”。但是，事实上这种道德性的进取并不能或者说并不在任何境遇下都能真正消除这种紧张。道家以从伦理世界中退隐的方式，并通过在道德世界中培养和形成从伦理世界中退隐的能力和品质，即退隐的“伦理上的造诣”解决个体与实体的矛盾，维护伦理实体。通过否定欲望的价值，以维护伦理实体和伦理世界的秩序。儒家与道家，在终极意义的价值取向方面却殊途同归。可以想见，如果没有道家的这种在文化结构和伦理精神结构中的退出机制，仅以儒家的入世，伦理实体和伦理世界的秩序总难以避免被颠覆和破坏的危险。

    庄子的哲理寓言“曳尾于涂”中得到典型的诠释。一只乌龟，正在泥水里自由自在地摇着尾巴，有人欲取它的壳供奉于庙堂之上。这只乌龟到底是想被杀以后为人供奉，还是混迹于泥水之中？庄子的选择是：“曳尾于涂”。“曳尾于涂”正是道家式退隐取向的文学表述。

    中国社会的结构是家国一体，与这个结构相联系的伦理精神的特点是整体至上、人伦至上。个体没有被给予应有的地位，血缘、宗法、等级三位一体的各个层次的伦理关系对个体无疑是一种叠加的束缚，儒家伦理所要求的，就是在这个关系缜密的伦理世界中安伦尽份，坚持义务的绝对性。然而个体毕竟在现实世界或教化世界中是一个不可抹杀的存在。道家通过从伦理世界中的退出，通过在道德与自然、义务与现实关系中对自然和现实价值的否定，达到伦理世界的稳定和个体精神世界的平衡。这种取向是一种消极的个人主义，是对现实世界、伦理世界的消极认同和消极维护。

晒出一片秋实

洪忠佩

    篁岭村的日子滑入秋天，家家户户的晒楼便展现出一幅幅晒秋图，明艳、质朴，既有齐白石画中的笔墨意趣，又有印象派画家笔下的新鲜生动。鳞瓦、屋檐，恰到好处地成了画框，布局简单，却在交叉中有变化，搭配得近乎完美。走进篁岭村的一刹那，我的双眼立即被这样的画境吸引住了，甚至忘了看村口花圃的颜色，以及木坊上“渔樵耕读”的雕饰。

    其实，篁岭的出身平凡，只是婺源石耳山上的一个典型山村，一百多户人家，挤挤挨挨地蛰居在山腰上。在久远的年月里，满山翠竹青松，水口林立着红豆杉、香榧、香樟、枫香，“其地多竹，大者径尺”，历史上，此地的竹海也相当壮观。篁岭山陡路窄，很难看到一块宽敞的平地，村庄依山而建，房屋错落有致，大多是两层的结构：墙脚山石砌起，一层大门口朝着路，二层开后门架天桥临着山，屋顶鳞瓦，墙体斑驳，大体是黑白色调，也有黄泥红砖裸露的砖墙。而五桂堂、怡心楼、书院、客馆，无不精雕细刻，称得上是村庄有名的“大屋”。山村周围，茂林修竹，屋宇之间，鸡犬相闻，依然透着原始村落的生活气息。

    秋日的篁岭，天蓝得纯净，树绿得清亮，环境、空气都可以养眼洗肺。村庄一家一户楼堂前的晒栏，几乎都是用16根或者18根杉木从楼堂前抵墙而出，面朝天空，平整，伸展，放上竹编的晒簟晒盘就成了无遮无拦的晒场，当地人称之为晒楼。篁岭人家晒作物没什么讲究，山里种的、地里长的，什么赶上就晒什么，辣椒、紫苏、稻谷、黄豆、皇菊（菊花）、柿子……一年又一年，循环往复，他们恨不得把整个山野田地的收成都晒起来。而晒楼上色彩最为浓烈的，当属辣椒和稻谷——粉墙黛瓦，配上那一盘盘红色的辣椒、金色的稻谷，正是一幅明艳而恬淡的画卷。如果说，鳞瓦与马头墙展现的是篁岭徽派建筑的“密”，那么天井与晒楼无疑是村落民居的“透”。在篁岭，农家的收成是不必问的，一看晒楼就知道。秋日里，我在天街边走近一位坐在长凳上切辣椒的老妪，她看上去有60多岁，头系方格子的阳袱（头巾）。她把两个或者三个辣椒并拢按在刀板上，一刀接着一刀，刀法娴熟，切下的辣椒一圈一圈的，散在刀板上，水滋滋的，鲜润得很。等装辣椒的竹篮够上一晒盘了，就搬到晒楼上去晒。于是，空气中飘浮着一股辣辣的气味。色泽诱人的辣椒经不住晒，阳光一照就蔫了，原本满当当的晒盘晒簟里便留出了许多空隙。篁岭女人的美是呈现在日常劳作中的，她们永远是晒楼的主角。趁着好天气晒作物，虽然忙前忙后，她们的言谈举止中却有闲适自得的一面。她们觉得生活很简单，日子就是春播、夏种、秋收、冬藏，一年四季有饭吃有事做就够了。往往，她们关注更多的是一家人餐桌上的鲜香。

    从一家两家，到一百多户人家纷纷把晒盘晒簟里的辣椒晒出来，那是何其壮观的场景！穿过高低不平的巷子，平视或者俯视，我从不同的角度欣赏篁岭的晒秋图，感受篁岭人家对农耕文明最原生态的表达。在篁岭村水口至木坊的青石板路边，有一组二十四节气的石雕。是的,一茬一茬，田地作物在生长轮回，还有什么比生命更有奥妙呢？二十四节气石雕的对面，是篁岭人家的开山之作——一层层叠起的梯田，每年秋天，这里都蓄势一场稻浪。在稻子收割的日子里，篁岭人家的晒楼更加丰盈明艳。

    晒秋，一个多么形象的词。面对篁岭人家晒出的一片秋实，我看到了村人农耕生活的质朴，以及这片土地的殷实。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0月21日15版）

归来

女真

    李大壮心疼。广州开往沈阳的火车票，两张票多花了二百。二百块钱哪！冯秋萍知道了，更得心疼！在老家，冯秋萍抠门儿是有名的。吃不舍得，穿不舍得。养了一水塘的鸭子，鸭蛋腌咸了，端午那天，一家三口一人一只，剩下的卖给来水塘钓鱼的。他们家的鸭子在水塘里放养，不喂饲料，吃过的都说好。冯秋萍还不舍得穿。五年前的一套红秋衣，已经洗得没底色了，除了夏天，一直套在身上。

    ①车厢里挤满了回东北过年的老乡。行李架上塞得满满的，从广州出发时，过道上就有站着的了。李大壮和李强，有座位。李大壮靠窗，李强挨着过道，父子俩肩挨肩，睡一会儿醒一会儿，谁也不说话。两年前，年根儿底下，母子俩南下和他会合。李强在鞋厂学徒，冯秋萍给食堂摘菜洗碗。一家三口，年在哪儿都是过，省了路费，还有春节加班的额外补贴，挺好的事儿。没想到，这个元旦刚过，冯秋萍突然肚子疼。肚子疼她向来不当回事儿。肚子疼对女人来说还算病吗？她不肯吃药。忍不住了，买了两盒止疼片。两盒药吃完，还是疼，疼大发了，冒冷汗珠子，发烧，这才舍得去医院。去医院的路上，冯秋萍说：“我想回家过年。”

    就为她这句话，李大壮安排了这次行程。

    火车有节奏的晃动让他昏昏欲睡。儿子李强不肯说话。李大壮知道为什么。这孩子，还生气呢。那也没办法。天下没有卖后悔药的。他也生气，生自己的气，气自己为什么没早带媳妇去医院。问题是：生气有用吗？！

    车过山海关。蓝天、白雪覆盖的原野，透明的空气，那是白天应有的景象。现在，外面一片黑暗，他却精神起来，再也睡不着。瞟了一眼儿子。李强睡得正香。毕竟是孩子啊！一家三口，其实最适应广东气候的，就是儿子。他从来没说过想家的话。过完年李强肯定要回南方。李大壮没想好自己回不回去。临走时，他跟老板说的是活话儿。他还有退路。问题是，他还能回去吗？那个城市，让他心疼！

    火车终于在北站停下时，李大壮的腿，已经有些抬不起来了。左手拎着包裹，右手提着旅行袋。儿子扛着大编织袋，里面装着一家三口的四季衣裳，还有冯秋萍嘱咐他给老人买的过年东西。②冬天的早晨，冷，心脏好像被冻小了，往胸腔里缩着，呼出的每一口气都化成白霜，在空气中留下痕迹。这样的冷，曾经让他想念，现在，却让他伸出的手很快僵硬起来。

    通往靠山屯的长途汽车上，李强仍旧不跟他说话。他的心咚咚跳着，像一个没经历过世面的年轻人。在北站，他给村里打了电话，庆魁说去汽车站接他们。挂甲屯、毛屯、姚千户、杨千户，然后就是靠山屯了。他们在靠山屯下了车，候车亭前，聚着好几十人。有男人，也有女人。都是来接他们的！庆魁冲在最前面，问他：“我二嫂呢？”

    李大壮的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从上车，第一次有人问他话！家乡话！

    李大壮举起手里的包袱。包袱里是一只精致的骨灰盒。五百块钱买的。一路上，他没敢打开看，怕惊着周围的乘客。

    “怎么不早送医院呢？！”在沉默而哀戚的目光中，李大壮看出了乡亲们的心里话。是啊，怎么不早送医院呢？！广州医院的大夫也这样责问他。止疼片吃完了，还疼，疼得冒冷汗，发烧，说胡话，哭爹喊娘，这才张罗去医院。李大壮的媳妇冯秋萍，这辈子就住过一次医院。大夫说，太迟了，肠穿孔。怎么不早点送来？！

    现在，面对眼前的这些乡亲，他忽然明白了，儿子跟他生气是对的。媳妇这辈子活得太屈，吃没吃上、穿没穿上。最后一次，他得让女人活得值，他得大办，请吹鼓手来，请扎纸活儿的来，把村长请来主事。因为村长收回养鱼塘，李大壮跟他翻脸，一气之下去了南方。现在，人家到车站来接你了，你还计较那些事儿吗？看在女人的面子上吧。

    过小年的头一天，靠山屯鼓乐震天。

    李大壮一家，从南方回来过年了。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玻璃

贾平凹

    约好在德巴街路南第十个电杆下会面，去了却没看到他。我决意再等一阵，踅进一家小茶馆里一边吃茶一边盯肴电杆。旁边新盖了一家酒店，玻瑞装嵌，还未完工，正有人用白粉写“注意玻璃”的字样。

    吃过一壶茶后，我回到了家。妻子说王有福来电话了，反复解释他是病了，不能赴约，能否明日上午在德巴街后边的德比街再见，仍是路南第十个电杆下。第二天我赶到德比街，电杆下果然坐着一个老头，额头上包着一块纱布。我说你是王得贵的爹吗，他立即弯下腰，说：我叫王有福。

    我把得贵捎的钱交给他，让给娘好好治病。他看四周没人，就解开裤带将钱装进裤衩上的兜里，说：“我请你去喝烧酒！”

    我谢绝了。他转身往街的西头走去，又回过头来给我鞠了个躬。我问他家离这儿远吗，他说不远，就在德巴街紧南的胡同里。我说从这里过去不是更近吗，老头笑了一下，说：“我不走德巴街。”

    他不去德巴街，我却要去，昨日那家茶馆不错。走过那家酒店，玻璃墙上却贴出了一张布告——昨天因装修的玻璃上未作标志，致使一过路人误撞受伤。

    敬请受伤者速来我店接受我们的歉意并领取赔偿费。

    我被酒店此举感动，很快想到王有福是不是撞了玻璃受的伤呢，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既然肯赔偿，那就是他们理屈，何不去法院上告，趁机索赔更大一笔钱呢？我为我的聪明得意，第二天便给王有福打电话，约他下午到红星饭店边吃边谈。

    红星饭店也是玻璃装修，我选择这家饭店，是要证实他是不是真的在酒店挂伤的。他见了我，肿胀的脸上泛了笑容，步履却小心翼翼，到了门口还用手摸，证实是门口了，一倾一倾地摇晃着小脑袋走进来。

    “我没请你，你倒请我了！”他说。

    “一顿饭算什么！”我给他倒了一杯酒，他赶忙说：“我不敢喝的，我有伤。”

    “大伯，你是在德巴街酒店撞伤的吗？”

    “你……那酒店怎么啦？”

    “这么说，你真的在那儿撞的！”

    “这……”

    老头瓷在那里，似乎要抵赖，但脸色立即赤红，压低了声音说：“是在那儿撞的。”一下子人蔫了许多，可怜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这就好。”我说。

    “我不是故意的。”老头急起来。“我那日感冒，头晕晕的，接到你的电话出来，经过那里，明明看着没有什么，走过去，咚，便撞上了。”

    “你撞伤了，怎么就走了？”

    “哗啦一声，我才知道是撞上玻璃了.三个姑娘出来扶我，血流了一脸，把她们倒吓坏了，要给我包扎伤口，我爬起来跑了。我赔不起那玻璃呀！”

    “他们到处找你哩。”

    “是吗？我已经几天没敢去德巴街了，他们是在街口认人吗？”

    “他们贴了布告……”

    老头哭丧下脸来，在腰里掏钱，问我一块玻璃多少钱。

    我嘿嘿笑起来。

    “不是你给他们赔，是他们要给你赔！”

    “赔我？”

    “是赔你。”我说，“但你不要接受他们的赔偿，他们能赔多少钱？上法院告他们，索赔的就不是几百元几千元了！”

    老头愣在那里，一条线的眼里极力努出那黑珠来盯我，说：“你大伯是有私心，害怕赔偿才溜掉的，可我也经了一辈子世事，再也不受骗了！”

    “没骗你，你去看布告嘛！”

    “你不骗我，那酒店也骗我哩，我一去那不是投案自首了吗？”

    “大伯，你听我说……”

    老头从怀里构出一卷软沓沓的钱来，放在桌上：“你要肯认我是大伯，那我求你把这些钱交给人家。不够的话，让得贵补齐。我不是有意的，真是看着什么也没有的，谁知道就有玻璃。你能答应我，这事不要再给外人说，你答应吗？”

    “答应。”

    老头眼泪花花的，给我又鞠了下躬，扭身离开了饭桌。

    我怎么叫他，他也不回头。

    他走到玻璃墙边，看着玻璃上有个门，伸手摸了摸，没有玻璃，走了出去。

    我坐在那里喝完了一壶酒，一口莱也没吃，从饭馆出来往德巴街去。趁无人理会，我揭下了那张布告：布告继续贴着，只能使他活得不安生。顺街往东走，照相馆的橱窗下又是一堆碎玻璃，经理在大声骂：谁撞的，眼睛瞎了吗？！

    我走出了狭窄的德巴街。

我的老师沈从文（节选）

汪曾祺

    ①一九三七年，江南失陷，我不能回校读书，在家闲居两年。两年中，我反反复复地看的两本书，就是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沈从文小说选》。

    ②我反复地看，一是因为没有别的好书看，二是这两本某些地方很相似的书，也和我的气质比较接近。这两本书甚至形成了我对文学、对小说的概念。我在中学时并未有志于文学。在昆明参加大学联合招生，在报名书上填写“志愿”时，提笔写下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当时许多学生报考西南联大都是慕名而来。这里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

    ③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各体文习作”就是教学生习作各体文章。他有时也出题目，曾出过“我的小庭院有什么”这样的题目，要求学生写景物兼及人事。有几位老同学用这题目写出了清丽的散文，在报刊上发表了，我都读过。也曾给我的下几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要求他们写一间屋子里的空气。为什么出这样的一些题目呢？沈先生说：先得学会做部件，然后才谈得上组装。大部分时候，是不出题目的，由学生自由选择，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课每周一次。学生在下面把车好、刨好的文字的零件交上去。下一周，沈先生就拿这些作业来讲课。

    ④说实在话，沈先生真不大会讲课。他不像闻先生那样，长髯垂胸，双目炯炯，富于表情，语言的节奏性很强，有很大的感染力；也不像朱先生那样，讲解很系统，要求很严格，上课带着卡片，语言朴素无华，然而扎扎实实。沈先生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因为就学生的文章来谈问题，也很难有系统，大都是随意而谈，声音不大，也不好懂。不好懂，是因为他的湘西口音一直没变，仍然是凤凰话；也因为他的讲话内容不好捉摸。沈先生是个思想很流动跳动的人，常常是才说东，忽而又说西。他的思想的跳动，给他的小说带来了文体上的灵活，对讲课可不利。沈先生真不是个长于逻辑思维的人，他从来不讲什么理论。他讲的都是自己从刻苦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之谈，没有一句从书本上抄来的话。这些经验之谈，如果理解了，是会终身受益的。遗憾的是，很不好理解。如，他曾经批评过我的一篇小说，说：“你这是两个聪明脑袋在打架！”让第三个人听，“这是什么意思？”我是明白的。我这篇小说用了大量的对话，我尽量想把对话写得深一点，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自己小说里的对话，大都是平平常常的话，但是一样还是使人感到人物，觉得美。从此，我就尽量把对话写得朴素一点，真切一点。

    ⑤沈先生用笔写下的东西比用口语讲出的要清楚得多，也深刻得多。使学生受惠的，不是他的讲话，而是他在学生文章后面所写的评语。沈先生对学生的文章也会作修改，但改得不多，评语却写得很长，有时会比本文还长。这些评语有的是就那篇习作来谈的，也有的是由此说开去，谈到创作上的某个问题，往往有独到的见解，文笔也很讲究。

    ⑥除了评语，沈先生还就学生这篇习作，与之相近的作品，他自己的别人的，中国的外国的，带来给学生看，因此，他来上课时都抱了一大堆书，让学生比较吸收，收效很好。他把自己的小说总集叫做《沈从文小说习作选》，这都是为了给上创作课的学生示范，有意地试验各种方法而写的，这是实情，并非故示谦虚。

    ⑦读他的小说，觉得他是把生活里的人都当成一个作品中的人物去看的。他用一种含蓄的热情对人，用一种欣赏的、抒情的眼睛看一切人。对前辈、朋友、学生、家人，都是这样。他津津乐道的熟人的一些细节，都是小说化了的细节。大概他的熟人也都感觉到这一点，他们在先生的客座（有时是一张破椅子，一个小板凳）上，也就不会谈出过于庸俗无聊的话，大都是上下古今，天南地北地闲谈一阵，喝一盏清茶，借几本书或资料，就走了。客人一走，沈先生就坐到桌子跟前拿起笔来了。

    ⑧我曾问过先生：“你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属于什么体系？”他微笑。我说：“你是一个标准的人文主义者。”沈先生微笑着，没有否认。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四日

天嚣

赵长天

    风，像浪一样，梗着头向钢架房冲撞。钢架房，便发疟疾般地一阵阵战栗、摇晃，像是随时都要散架。

    渴！难忍难挨的渴，使人的思想退化得十分简单、十分原始。欲望，分解成最简单的元素：水!只要有一杯水，哪怕半杯，不，一口也好哇!

    空气失去了气体的性质，像液体，厚重而凝滞。粉尘，被风化成的极细小的砂粒，从昏天黑地的旷野钻入小屋，在人的五脏六腑间自由遨游。它无情地和人体争夺着仅有的一点水分。

    他躺着，喉头有梗阻感，他怀疑粉尘已经在食道结成硬块，会不会引起别的疾病，比如矽肺？但他懒得想下去。疾病的威胁，似乎已退得十分遥远。

    他闭上眼，调整头部姿势，让左耳朵不受任何阻碍，他左耳听力比右耳强。

    风声，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

    他仍然充满希望地倾听。

    基地首长一定牵挂着这支小试验队，但无能为力，这隔一百公里，运水车不能出动，直升机无法起飞，在狂虐的大自然面前，人暂时还只能居于屈辱的地位。

    他不想再费劲去听了。目前最明智的，也许就是进入半昏迷状态，减少消耗，最大限度地保存体力。

    于是，这间屋子，便沉入无生命状态……

    忽然，处于混沌状态的他，像被雷电击中，浑身一震。一种声音!他转过头，他相信左耳的听觉，没错，滤去风声、沙声、钢架呻吟声、铁皮震颤声，还有一种虽然微弱，却执着，并带节奏的敲击声。

    “有人敲门!”他喊起来。

    遭雷击了，都遭雷击了，一个个全从床上跳起，跌跌撞撞，竟全扑到门口。

    真真切切，有人敲门。谁？当然不可能是运水车，运水车会揿喇叭。微弱的敲门声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不是来救他们的天神，而是需要他们援救的弱者。

    人的生命力，也许是最尖端的科研项目，远比上天的导弹玄秘。如果破门而入的是一队救援大军，屋里这几个人准兴奋得瘫倒在地。而此刻，个个都象喝足了人参汤。

    “桌子上有资料没有？，当心被风卷出去！”

    “门别开得太大!”

    “找根棍子撑住!”

    每个人都找到了合适的位置，摆好了下死力的姿势。

    他朝后看看。“开啦! ”撤掉顶门柱，他慢慢移动门闩。

    门闩吱吱叫着，痛苦地撤离自己的岗位。当门终于脱离了销眼，那门，便呼地弹开来，紧接着，从门外滚进灰扑扑一团什么东西和打得脸生疼的砂砾石块，屋里刹时一片混乱，像回到神话中的史前状态。

    “快，关门！”他喊，却喊不出声，但不用喊，谁都调动了每个细胞的力量。

    门终于关上了，一伙人，都顺门板滑到地上，瘫成一堆稀泥。

    谁也不作声，谁也不想动，直到桌上亮起一盏暗淡的马灯，大家才记起滚进来的那团灰扑扑的东西。

    是个人，马灯就是这人点亮的，穿着战袍，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蒙语，他知道别人听不懂，所以不多说，便动手解皮口袋。

    西瓜！从皮口袋里滚出来，竟是大西瓜！绿生生，油津津，像是刚从藤上摘下，有一只还带着一片叶儿呢！

    戈壁滩有好西瓜，西瓜能一直吃到冬天，还不稀罕，稀罕的是现在，当一口水都成了奢饰品的时候，谁还敢想西瓜！

    蒙古族同胞利索地剖开西瓜，红红的枝叶，顺着刀把滴滴答答淌，馋人极了！

    应该是平生吃过的最甜最美的西瓜，但谁也说不出味来，谁都不知道，那几块西瓜是怎么落进肚子里去的。

    至于送西瓜人是怎么冲破风沙，奇迹般的来到这里，最终也没弄清，因为谁也听不懂蒙语，只好让它成为一个美好的谜，永久地留在记忆里。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