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丽娃姐姐的春天

艾平

    萨丽娃姐姐的春天在呼伦贝尔大草原。

    冰雪将茫茫草原覆盖，仿佛一片亿万年的大水晶，解析了太阳的光谱，遍地熠熠生辉。这就是草原的春天，明亮，寒冷，空旷，漫长。呼伦贝尔草原不知“清明时节雨纷纷”、“烟花三月下扬州”为何物，沉寂始于十月、十一月，延至次年的五月，直到了六月才肯葳蕤。

    呼伦贝尔在北纬53度到北纬47度之间，几近冻土带，一年只有不足一百天的无霜期，春、夏、秋三个季节便挤在这一百天里奔跑，每一种植物都是百米冲刺的运动员，奔跑着发芽，奔跑着开花，奔跑着打籽，奔跑着完成生命基因的使命。你若细看草原上的那些芍药、萱草、百合、野玫瑰，就会发现它们都比内地的同类开得弱小、开得简单；那些毛发一样附在原野上的草类，更是生得低矮硕壮，因为它们没有时间拔高，必须快快成熟。乍暖还寒，草色遥看近却无，呼伦贝尔的春天在残雪中闪出，莞尔一笑，转瞬即逝。一夜南风，醒来时百草猛然长高了半尺，草原焕然碧透千里，如深深的海洋，波动在阳光下，泛起绸缎般的华丽。花朵们忙了一夜，终于捯饬一新，佩戴着天上的彩霞和地上的雨露，跟着绿浪摇曳曼舞。游人醉入花丛，欢喜得忘乎所以，浪漫地比照远方的场景，直把这草原夏日叫做草原的春天。他们不曾体验，因此不懂，草原的春天是一场望眼欲穿的期盼，而最终让你看到的却永远是结尾的那一瞬。

    萨丽娃姐姐和大地一起记忆着春天。

    草原的春天是妇女们含辛茹苦的季节。萨丽娃看见老祖母蹒跚在纷扬的春雪中，靴子艰难地从冰泥里拔出来，又踩下去，湿漉漉的蒙古袍大襟冻成硬邦邦的冰片，在冷风中咔咔作响；她看见太阳的手指伸过来，轻轻地梳拢老祖母的银发，落在那只暗红的珊瑚耳环上，老祖母汗水淋漓的脸颊，布满了岁月的光芒。小羊羔总是走在大野芳菲之前，一个接一个降生在冰碴密布的草地上，然后它们站起来，像洁白的云朵一样缭绕着老祖母“咩……咩……”嚷着饥饿。

    百代千年，游牧人家在春季里寻找朝阳的地方接羔，一辈辈把长生天的教诲变成了不可更改的习惯，留在了老祖母的银发上。长生天不是传说之中的老天爷，是万物生存的法则，是必须敬畏的大自然。四月接羔，羊羔吃着母乳等待青草，青草和它们的乳牙一起长出来，它们开始奔跑，从此变成了原野的孩子，栉风沐雨，爬冰卧雪，生命就这样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老祖母的腰是在春天累弯腰的，老祖母的劝奶歌是在春天里传给萨丽娃姐姐的。

    “陶爱格……陶爱格……你的孩子在哭泣，你这当母亲给它吃奶吧……”老祖母的劝奶歌升起来，回响环绕，哀婉之中，苍穹附以和声，母体般的温暖笼罩草原，万物生灵的母性开始苏醒。母羊含泪站起身来，羊羔纷纷跪乳。饱食的羊羔肆意喧闹嬉戏，洁白的云朵在阳光里打滚儿，然后撒开四蹄奔跑，进入季节的深处。

    每年十月之后，老祖母把种公羊放进母羊群，母羊怀胎六个月，到次年四月或者五月分娩，完成一个春天的轮回。那前一年的接下的羊羔，由于仅仅吃过一个夏天的青草，骨头还未坚硬，脂肪仍然豆腐般多汁，头上卷曲的绒毛里才露出细小的犄角。老祖母仍然叫它们羔子，风雪夜里把它们放进蒙古包庇护，为了它们暖和，半夜起来给炉子加牛粪。萨丽娃姐姐依偎在老祖母的怀里说，好像羔子是你的亲孙女。

    后来萨丽娃姐姐戴着老祖母的红珊瑚耳环离开了家。因为城里的暖气和热水，因为城里的漂亮和时尚，城里的楼房虽然很舒适，可那是租来的，不是家；萨丽娃姐姐思念阿妈的奶茶、阿爸的手把肉，好想好想骑上骏马变成草原的风，好想好想放开嗓子变成蒙古包前奔流的河。萨丽娃姐姐总觉得老祖母的红珊瑚耳环会说话，一天天在她耳边说个不停，只是那些古老的话，就像飞来飞去的鸟，有点听不懂，想留也留不下。

    萨丽娃姐姐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乡。

    枕着幽幽的草香，她看见了逝去已久的老祖母，听清了老祖母在她耳边说的话——河冰不开，天鹅不来；骏马绕不过暴风雪，大雁甩不掉自己的影子……冬长夏短，谁也逆不过长生天的规矩……

    萨丽娃姐姐站在草原的春天里，伸出一双手，这手是洁白细致的；萨丽娃姐姐轻轻托出一只小羊羔，把母羊脱落的子宫慢慢送回腹腔内，这双手浸染上羊水和血液，开始在寒风中皴裂，慢慢地，长生天的怀抱里回来了一个顺其自然劳作的人；当这双手终于被牛奶和油脂润透，不再畏惧风霜雨雪的时候，萨丽娃姐姐的牧场已经远近闻名，她出售的羊，是实实在在吃过三次夏牧草、长了六个牙的肥腴的羊。萨丽娃姐姐有了自己的广告词——养最有品质的羊。

    人们看见她家的牧场上盖起了铝合金的接羔棚圈，看到她家蒙古包后面停放着现代化的打草机，看到她家草场的高坡上安装着一排排太阳能蓄电池。萨丽娃姐姐的故事像珍珠那般滚动在草原上，人们传说着她那些有品质的羊卖出了好价钱。当家家户户都像萨丽娃姐姐那样牧养有品质的羊，萨丽娃姐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她终于把草原的春天从二月找了回来。

    春天依然晚晚地来，快快地走，却把希望和富足留在了呼伦贝尔草原上。萨丽娃姐姐唱的劝奶歌是老祖母在春天里传下来的，草原人那如云的羊群和飞驰的骏马是春天赐予的。是的，萨丽娃姐姐懂得这一点，在这个古老而崭新的时代里成为聪明智慧的人。

    萨丽娃姐姐的春天在呼伦贝尔草原上。

（选自2016年4月1日《文汇报》，有删改）

去做人生的学徒

铁凝

    三十年前，听朋友讲起他的农民老父亲。这位老父亲一生赶牛车、赶马车，没有坐过汽车、火车。后来，在城市读完大学又找到工作的儿子决意请父亲坐一次火车，并告诉父亲要坐快车。父亲这才知道，原来火车还分快慢，就问儿子快车票便宜还是慢车票便宜。儿子答，当然是慢车票便宜。父亲惊奇地说，坐慢车的时间长，怎么反倒便宜？那时我们一边听朋友讲，一边笑，笑那老父亲的天真。

    三年前在新加坡，读到一则关于跑步的故事。一个青年和一个老人清晨在公园跑步。青年矫健活泼，老人瘦弱迟缓。本来跑在老人后面的青年，很快就冲到了老人的前边。他优越感十足地回头叹道：“咳，你们这些老人啊，到底是跑不快了啊。”老人并不生气，边跑边对超过他的青年说：“年轻人，你的前边是什么呀？”青年说：“是路啊。”老人又问：“路的前边呢？”青年说：“还有一座桥。”老人说：“桥的前边呢？”青年说：“是一片树林。”老人问：“树林的前边呢？”青年说：“也许是山吧。”老人问：“山的前边呢？”青年说：“我看不见，恐怕就是生命的尽头了吧？”老人说：“那你跑那么快做什么呢？”我心里一惊，感受到一种苍凉的智慧。

    三个多月前我走进江南山中的一片竹海，请山民教我认新竹老竹。要知道，世间植物唯有竹子长得最快。据说，一个小学生放学回家，将书包挂在一棵竹子上，坐在竹林里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够不着书包了。真是俏皮！我仿佛看见一棵挎着书包的新竹正蹿入云霄去天堂上学。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世故的快时代。我忽然想起朋友的农民老父亲。当年轻的我们笑他天真时，怎知他早就洞悉了慢的昂贵，就像公园里那位慢跑的老人。但当我想到那个跑步的故事，却也不打算责怪那位心怀优越感的青年。如果青春是用来挥霍的，他的确拥有快跑的资本。

    连快跑都不敢的青年，岂不是枉费了青春？于是我的眼前不断闪现出那棵挎着书包的翠绿新竹。它的速度令我恐惧，可它挎着书包的样子又让我开怀大笑：挎着书包的竹子毕竟不那么老谋深算，它是去上学吧，是去做人生的学徒吧。

    去做人生的学徒，这又让我想起很早以前看过的卓别林主演的一部电影——《舞台生涯》，卓别林扮演一位名叫卡维罗的喜剧演员。我记住了这部电影里的一句话：当卡维罗历尽艰辛终于以他精湛的技艺博得观众狂热地喝彩时，女友激动地对他说，他的表演使同台的那些演员都成了票友。对此，卡维罗严肃地答道：“不，也许我们都还是票友，要在艺术上真正有点造诣，人生是太短暂了。”

    卡维罗的谦逊和“上学”的竹子让我感到艺术的艰辛和生命的局促。我写作，与其说是为了要告诉读者什么，不如说是在向文学讨生命。艺术和写作恰可以盈满我们的精神，放慢我们生命的脚步。在浩瀚的宇宙之中，假如人生似一棵绿竹，以我这并不年轻的生命，仍愿做背着书包的那一棵，急切努力，去做人生的学徒。

（选自《意林》2019年4月）

刀锋战士

衡德宏

    余波是一位八路军战士，原本负责反战同盟中日军士兵的日常管理和思想教育。这天接到命令，赶到日寇盘距的城市，从事地下工作。

    这天余波接收到密电码：明日午后两点，在灵应禅寺大雄宝殿与我党地下人员接头，他叫“深谷”，你的任务是取回“深谷”手中的重要情报。

    第二天午后两点，大雄宝殿里香烟缭绕，木鱼声诵经声不绝于耳，香客们人头攒动。这里热闹又不失幽静，倒是接头的好地方。化妆成香客的余波正想着，忽然一丝若有若无的危险气息隐隐飘来，心头顿时一凛！

    就在这时，佛祖面前的蒲团上跪下一人。那是个精瘦的中年人，他声音不高也不低地虔诚祈祷：“佛祖啊，我外婆病了，外公也病了，求求佛祖保佑他们吧！”

    来不及多考虑了，余波当即在中年男人旁边的蒲团上跪下，并不看那人一眼，面对佛祖祈祷的声音同样不高也不低，刚好让他听到：“佛祖啊，我家猪病了，牛也病了，求求佛祖保佑它们吧！”

    余波祈祷完头也不回，掉头就走，一直走到一间幽静无人的偏殿内。不出所料，那精瘦的中年人跟了进来，因为刚才两人的祈祷词即为接头暗语。男人伸出手说：“我是深谷！”

    余波一把握住对方的手，用力握了握，心里一阵发烫。可现在不是诉说的时候，只回应了一句：“我是剃刀。情报呢？”

    深谷眼中闪过一丝亮光，显然在这遇到同志同样令他兴奋，但他摇摇头，低声说：“情报在我身上，但不能交给你，我得亲手交给你的上线。这是刚刚接到的命令，因为队伍中出现了叛徒，上级指示必须减少传递环节！事关重大，绝不能耽搁，请立即带我去！”

    难怪刚才嗅到一丝危险的气息，余波说道：“行，跟我来！”

    余波当即就往外走，身后深谷不远不近地跟着。当来到大雄宝殿外空旷的，大院里时，刚才那种危险的第六感再次袭来，并且压迫感极强。余波蹲下身佯装系鞋带，眼波一扫，四面八方有几个精干的人正从香客中慢慢逼近。再猛一回头，正看到深谷跟在后面，一脸的深不可测，但没有紧张之色。两人眼光一触即分。

    此时余波身边全是香客，电光火石间，突然一声脆响，随即有人大叫一声，人多声杂，也不知叫的什么，但余波看到那几个精干的人忽然趴到了地上，动作迅捷，绝对训练有素！

    余波的嘴角扬起一丝笑意，但转瞬即逝，忙迈步来到寺庙外。身后深谷还是不远不近地跟着，余波不用看也知道，深谷的身后依旧跟着那几个精干的人。

    这时恰好有个卖零食的小贩打眼前经过，余波忙叫住他，掏钱买了一包花生。刚走两步，回头一瞧，那可怜的小贩已被两人一把拖到了旁边，这两人正是跟踪者，而深谷恍若未见。

    余波继续往前走，领着深谷左一弯右一绕的，其间到一家书店买了一本书，还叫住一个卖香烟的小贩买了一包烟，不用说书店老板伙计和卖香烟的小贩也被身后跟踪的人严加审讯一番，他们这是怀疑那三位做生意的是余波的同伙，怕余波借机传递情报。不过余波知道，他们肯定一无所获。

    在一座破旧的四合院前，余波终于停下了脚步，再一回头，示意深谷稍停一下再进来，而不远处跟踪的人一闪即逝。然后余波推开门走了进去。

    过了片刻深谷不见余波出来叫他，忙大步进去，却见偌大的院子内空无一人。这时身后一直跟着的人冲了进来，四下一搜，不好，还有一个小小的后门，余波人不见了。

    几个人一起惊叫起来，他们说的竟是日语！刚要冲出那个后门追余波，“轰”的一声，脚下突然惊天动地般爆炸起来……

    在一处秘密场所，上级问余波：“剃刀同志，我们从另一条暗线得知，正如你所料，叛变的正是深谷，你是怎么知道的？”

    余波说：“当我在大雄宝殿外觉察到有人跟踪时，意外发现深谷一点也不意外，我就知道不妙，但还不能确定，说不定那些人还是我们的同志。就在这时香客中估计有调皮的小孩燃着了一个鞭炮，我灵机一动，大喊了一声‘卧倒’．香客们倒是纹丝不动，可跟踪的人趴下一大片，我这时才确定他们是日本特工，深谷有问题。”

    上级听了有些不解：“为什么可以确定？”

    余波一笑：“因为我是用日语喊的，不要忘了我曾在反战同盟中工作过。”

    上级一脸赞许，余波继续说：“而当我在路上先后买了零食、书本和一包烟后，我注意到这三个生意人全被日本特务拖到一旁严加审讯，其间身后的深谷对这一切视若未见，这不是一名我党地下工作者应有的反应。这下终于可以确认，他叛变了，日本特工是他带来的。”

    上级点点头，继续问道：“那你又是怎么通知同志们设下埋伏的？”

    余波说：“那三个生意人中的一个确实是我们的同志，当我买东西时，我把钞票折叠了四个角给他，这就意味着我遇到了危险，并将去那个我们早就约定好的四合院。他收到钞票后明白了我的意思，再发出信号通知他的下线，一个手势就足够了，他们再火速埋下炸药，并伺机引爆。”

    余波最后说：“我不能说出那三个生意人中哪一位是我们的同志，这是纪律。”

    上级吐口气，感慨地说：“是啊，在鬼子的心脏里，有多少我们的同志日日夜夜行走在刀锋上啊！我们要向跟你一样无畏的刀锋战士，致敬！”

（有删改）

2005年之后“新水墨”概念开始在国内美术界广为流行，它以强调当代性和突出创新意味的强烈诉求，凸现出传统向现代形态过渡和转型的迹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化思潮对中国画领域可谓影响至深，“水墨热”正在成为一种惹人瞩目的文化现象。长期以来，画界围绕“水墨”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褒贬不一：或认为水墨画表现了对回归文人水墨传统的期盼；或认为水墨画以西学为依托，表现了对中国画现代性的执著追求；或认为“现代水墨”远离了传统水墨的表现形态，专注于传统语言的现代转换问题，而缺少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关……而实际上，“水墨画”的生成和发展，一直令人隐忧，并且处在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的心理依赖无法割舍，而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当代多元文化“新颖语言”的现代性渴求。

在我看来，当下的水墨画之所以用“新水墨”命名，是因为它创造性地打破了水墨画的学科界限，为传统水墨进入当代艺术领域提供了极大可能性，其中隐含了中国艺术家在跨文化视野中确认自己艺术方位的某种企图。同时，也昭示了“新水墨” 在本质上仍然是一脉传承中国文化内在精神的发展路径。不言而喻，当下“新水墨”现象的发生和20世纪以来“中国画”的变革历程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它既是传统资源向现代资源过渡的文化征象，也是一百年来“中国画现代化”转型的必然结果，更是全球化、多元化语境中中国画家的自觉选择和文化创新。纵观“水墨画”的变革之路，基本上是以“笔墨”为核心，其状态应概括为“在争议中前行，在探索中创新”。

    回溯历史，“水墨画”的概念古已有之，从古人对“墨分五彩”的认知到对“水晕墨章”笔墨效果的推崇，再到唐代王维对“水墨淡彩”画风的追求，水墨在古代文人眼中，墨即是色，色即是墨，是一种代表人生哲理、个人心性和情趣的视觉符号，它与“丹青”一词一起，常常被用来指代中国画这一领域的内容。然而，“水墨画”真正替代“中国画”词汇而进入大众审美视野，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却是在20世纪“85 新潮美术运动”之后，由于受到西方现代艺术思想的冲击，“水墨画”这一概念在突出材料功能方面深受人们青睐，诸如对新技术的应用，媒介、材料的混合，以及对新形式的探索，对新艺术领域的实验等等。因为这些原因，“水墨画”在从传统资源向现代观念的转变中，被重新定义，被看成中国前卫艺术的代名词而广泛流传。从此以后，水墨画作为中国画创作的媒介和替代“中国画”的新名词而进入大众视野，它的出现，预示着水墨画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对于近年来“新水墨”概念的出现，学术界曾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思考。之所以选用“新水墨”这一名称，其实在本质上仍然坚持着中国的文化立场，与传统的文化精神依然一脉传承。其“新”字的内涵，不仅是指时间，上的当代性，而且更加强调当代的文化思潮对中国艺术的积极影响。可以断定，“新水墨”概念的内核，直接指向“发展中最具创新意味的多元格局和异彩纷呈的文化现象”。毫无疑问，融合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特征，“新水墨”的出现，把中国画带到了当代文化的语境中，这种现象与其说是一种语言材料技法层面的变革，毋宁说是观念层面的革命性变化，因为“新水墨”已经深入人心，逐渐成为引导文化潮流，融入全球化格局中的国家文化形象。

    诚然，“新水墨”是一个新的艺术领域，尽管它与传统笔墨和古典规范有着较大距离，尽管许多学者仍对水墨画的局限性表示异议，而且水墨画自身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但瑕不掩瑜，进入21世纪以来，“新水墨”呈现出发展的态势，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艺术家所关注。其中最大的变化，是水墨画家在反思80年代“全盘西化”思想的基础上转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尤其令人欣喜的是，“新水墨”开启了墨彩混合的新传统，受林风眠艺术的影响，一些画家在解构传统笔墨表现规范的前提上，引入大量色彩进入水墨画。还有一些画家更是放弃了以笔墨为中心的评价标准，充分利用冲、积、破、硬边拼贴、制造肌理等技巧，在“新水墨”画的表现方式上获得“突进性”的进展。

    受到当代艺术影响，“新水墨”越来越注重对观念的表达和对人类生存状态的表现，它已经跨越了架上艺术的边界，而向装置、影像甚至广告、卡通领域发展。其核心要义在于抵抗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扁平化趋势，并与针对差异和本土的压制作斗争。在这个层面上，“新水墨”的出现的确具有不同凡响的开创性意义，它意味着中国水墨画的全面复兴和“中国画全球化”新时代的到来。

(选自《美术观察》2019年第5期，有删改)

好游戏玩不长

[意大利]卡尔维诺

乔瓦尼诺和赛来内拉在玩打仗的游戏。那里有一处干涸的溪流，岸边全是芦竹，河床上都是些灰黄的磐石。既没有敌人，也没有那种会开始然后又会结束的真正战斗。只需要踩着溪流^'冲到下面去，手里再握着杆芦竹，照着脑子里浮现出的战争场面做就行了。

芦竹是各种武器：可以是刺刀，乔瓦尼诺在一片流着沙的河滩上做出扑到前面去袭击敌军的动作，同时发出一种从喉部出来的声音；也可以是机关枪，他把它搁在两块礁石间的低坳处，然后把它从一头转到另一头，震得直响。

“红十字！”他叫道，“你是红十字的！快过来！没看见我受伤了吗？”

到那时为止一直扮演地方机关枪的赛来内拉，跑向他去，在他的额头上碾压上一张薄荷的树叶，充作膏药。

乔瓦尼诺猛地蹦起来，横向拿着芦竹跳开了，胳膊伸得老开。“轰炸机！轰炸机对准目标了！嗖••••••轰隆！”然后就把一手的白砾石撒到赛来内拉的身上来。

“你是正在行进中的敌军汽车纵队！我炸了你！”

他们从头到脚都湿了，在一段沙滩上滚了一会，乔瓦尼诺决定当坦克了，不行，她是坦克，他来当反坦克雷。他们又玩起了骑兵巡逻队的交锋，乔瓦尼诺撕开了他芦竹上的叶鞘，并把它吹得直颤，还发出刺耳的嘶嘶声。正是那嘶嘶声作响时，出现了三个真正的士兵。

溪流间有一片开阔处，山谷是一片倾斜成凹槽的草地，四下里散落着大丛的荆棘。两个士兵的头盔上扎着清绿的树枝，肚子抵在地上，钉着鞋钉的鞋底垂直地顶在地上，另一个战士戴着耳罩，正在鼓捣一台卡带式收音机，收音机上面还有一个环形大天线。

两个孩子，大气不敢出一声，拖着芦竹尖，靠到一名战士身边。他正躺在草地上，举着步枪，而头盔，肩包，干粮袋，行军水壶，手榴弹，防毒面具是一个压在另一个之上地堆在他身上，就像是一场由不同物件构成的雪崩，把他给埋没了，在所有这些东西上，是从一株含羞草上扯下并捆在一起的枝叶，树枝上的裂缝露出了木头的红心，还有一片片被剥掉的树皮。那个士兵，从地上把脸转向孩子，几乎都没挪动头盔，只把头在头盔里转着，一直转到把一面脸颊贴在地上。他的眼睛是灰色的，忧郁，唇间含着一片樱桃叶。

孩子们蹲伏在他身边；芦竹被他们戳在前面，和战士的步枪平行。乔瓦尼诺说：“你们在打仗吗？”

士兵在地上蹭了蹭下巴，张开嘴唇，吹走了那片樱桃叶，什么也没说。他捏住乔瓦尼诺的芦竹的顶端，一手拿过来，把它折弯，想弄断它，但这是一根新出的芦竹，它一层层嫩绿而柔韧的内里中裹的全是叶鞘，所以只是被折弯了，但并没有断裂开：这士兵不得不扭搅着它，并一条纤维一条纤维地把它撕断。乔瓦尼诺看到那架武器就这么被糟蹋了，很不愉快，他对它很有感情，但那个士兵做这些举动时花那么大的劲，搞得他也不敢说什么。

在一段斜坡上，一棵桑树投下荫翳，桑树底下，一把折叠椅上，坐着一位将军。那是个臃肿的男人，用望远镜看着什么，用手绢拭去汗水，再把也沾上汗水的眼镜用手绢擦干净，还在膝盖上一张摊开的地图上指指画画的，喘着粗气跟他的参谋长说着什么。

“啊呀……敌人的炮火，”将军说，“全部击中了我们的人……啊呀……”他长满了红毛的短小手指在地图上摩挲着，就像是肥大的毛虫。“失去一些弟兄是很痛心的，但是……啊呀……

参谋部的军官们，以那种不舒服的姿势坐在那里，把整个身子的重量撑在自己手上，有时也撑在前臂上，艰难地抵御着想躺在草地上、睡在太阳下的诱惑，同时还在将军周围表现出很活跃的模样：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东西，跟随着地围上的调遣，他们好像在思量着每一处的环境因素，思量着那些掩护得糟糕的队伍。

“自然，什么时候能看到葡萄园了，”将军说，“那就是我们的炮火把土地给烧焦了••••••就在那里，那个露天的地方……啊呀……你们看见敌军的侦察所没有？”

“这在地图上标本出来了，将军先生，”一位军热情地说，“农居区”……”

但将军没有看地图，而是继续指着那个土丘，乔瓦尼诺和赛来内拉知道，那是老头保乌洛的家，那个养蚕人的房子。

孩子们看了一阵养蚕人的家，又看了一阵将军在地围上画了一个叉的铅笔。又响起一声爆炸。乔瓦尼诺和赛来内拉惊跳起来，他们手中的芦竹也就跟着互撞了一下。

乔瓦尼诺和赛来内拉坐在地上，头垂着，缓缓地扯起一簇簇的草。先前玩打仗的游戏很有意思，但现在，他们的脑袋里总想起那个唇间含着叶子的士兵那忧伤的眼神，想起了将军抹掉了葡萄园与农舍的那毛茸茸的手指。乔瓦尼诺尽量去想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游戏，但在每一缕思绪之间，那些忧伤的眼睛和红色的手指总是不时地回到他面前。

他有了一个新主意。“一个新游戏！”他跳起来。那里有一堵被香忍冬爬得密不透风的墙。乔瓦尼诺拽着香忍冬的枝头，拉下来长长的一条，把它向后拖着，同时还注意不弄断它，不把它从墙上拔掉。“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是什么？”

“这是一根导火索，和威力无穷的三硝基甲苯炸药相接，藏在军团参谋部地下。”

“那应该怎么做？”

“你捂住耳朵。我要给导火线点火了，几秒钟以后，军团就会爆炸了。”

赛来内拉立刻塞住了耳朵，乔瓦尼诺做出点上一根火柴的动作，并把火柴送到导火索旁，然后发出嘶嘶嘶……的声音，然后用那目光跟着那正在被火苗消耗掉的导火索走。“我们扑到地上去，快，赛来内拉！”他大嚷着，自己也用双手捂住了耳朵，两个人都俯下脸。

“你听见没有？这轰隆声这是可怕极了！军团没了。”

乔瓦尼诺又拉过那攀缘植物的一根枝藤。“你知道这根导火索又是去哪里的吗？是去参谋部底下的。”

参谋部也被炸掉了。

“现在你炸什么？”赛来内拉刚从地上爬起来就问。

乔瓦尼诺不知道师后面是什么了。

“我觉得不剩下什么了，”他说，“所有的都被炸掉了。”

于是他们下到海滩边，去做沙堡。

（有删改）

材料一：

战争对人口最明显的影响是直接杀伤，造成人员的死亡或残疾。古代一些战争的规模很大，死伤人口很多，持续不断的战争更是如此。士兵的主要来源是农民，青壮年从军，老弱妇孺下田，加上畜力往往被征用，农业生产必定受到影响。士兵从粮食的生产者变为消耗者，使本来就有限的商品粮更加紧张。战场或军队的驻地往往离粮食产地很远，需要大量人力、畜力从事运输，有时沿途的消耗比运达数量要高好几倍。军人和运粮民工大多是青壮年男子，他们长期离家必然会使配偶减少生育机会，同时使他们的老人、儿童因缺少赡养或抚养而缩短寿命甚至死亡。战争造成的物质破坏，会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河道水系和生态环境带来长期影响。战争期间对死亡人畜不能及时掩埋，往往会引起瘟疫流行，增加新的死亡。战争期间如果同时发生自然灾害，后果就更不堪设想。由于行政机构解体、交通受阻、缺乏必要的物资和人力以及统治者无暇旁顾等原因，灾民得不到及时和有效的救济，灾情得不到及时的控制，从而造成比平时严重得多的损失。而在缺粮的条件下，俘虏和平民生存的希望更小。

（摘编自葛剑雄《疆域与人口》）

材料二：

我在第一章里已说过社会结构应有一定的人口容量。这其实是一切有结构的体系的通性。所谓结构，所谓体系，就是指各分子的存在依赖着别的分子的存在。它们各自据有一定的地位，互相关联，互相维持。社会有结构，因为各个人的生活是互相依赖的，所有的行为是须和别人的行为相配合的。一个结构所能容纳的分子必须有地位安置，不然就格格不入了。社会里的个人并不是堆积而是组合。因之社会的容量受着结构的限制。

社会有一定的容量在战时最为明显。战时的动员就是调动社会各部门人口数量的配合。战争是一件临时发生的社会大事，有关生死存亡。每一种战争都需要一种能担负这事务的社会结构。战争里要多少作战人员依着战争的性质、战场的广阔而决定。一定数目的作战部队必须有多少补充的预备部队。这也决定了每一时期要训练多少壮丁。要维持这个数目的军队能在战场上依着计划作战，就得有一定数目的工人在工厂里制造军火和装备，有一定数目的农民在田地上耕种、生产粮食，有一定数目的矿丁在矿山里发掘原料，有一定数目的司机在公路上开汽车，在铁路上开火车，在海面上开轮船，在天空里开飞机。……现代的战争必须有详尽的统计和计划。人数的调遣是最高统帅部作战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战争结束就有所谓复员，这是要把社会结构改弦更张，各部门的人数必须重新加以分配。若是不预先计划，就很容易发生失业的恐慌。这里我们最容易看得明白每一个不同的社会结构有它适当的容量。人数过多或过少都会出毛病，所谓出毛病就是社会上有许多人不能得到工作，生活发生困难，或是人手不够，社会事业发生停滞。

以往论人口的学者很少注意到人口数量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早年的马尔萨斯就是个接受“将错就错”论的人。在他看来，生育是自然现象，人像苍蝇一样会不断地繁殖。人多了食料不够，吃不到饭的人因穷困营养不良而死去，为争食料，大家抢饭吃，发生战争。他于是主张积极性地限制人口，使大家能安居乐业，不必在饥荒、战争中去解决人口问题。但是他理论的出发点是把人类视同其他动物，也就是说他忽略了人类生活所依赖的社会结构。人口的消长并不是自然的生物现象，也不是取决于食料的多寡，而是决定于社会结构的性质。马尔萨斯对于人口的预测没有实现。在十九世纪人口增长极快，而到了二十世纪，在经济发达、食料日增的情形下，西欧各国反而闹人口降落。而中国和印度却始终保持着庞大人口，虽则他们的生活程度已近于生存线。依马尔萨斯的说法，好像人口在可以得到食料的时候，必然会增加，和苍蝇一样；因之人口必然在最低的生活程度上过日子。依我在本书中所提出的看法则不然。人口的数目是依当时当地的社会结构的需要而决定的。若是一个结构里需要的人数多、物资少，这结构中的人甚至可以在半蛰的状态中过着不得饱食的生活；相反，若是一个结构只需少数人口就能维持，尽管食料丰富，也不会依几何级数的速率去生孩子的。

我在《禄村农田》一书里曾特别重视农作里劳力的需要和分配。在以体力来耕种的技术下，在农忙的季节里即使动员全村的劳力还是不够。换一句话说，为了维持农作的劳力的需要——虽则这需要只发生在一个很短的期间——农村里不能不养着大量的人口。在这种人口就是生产动力的经济结构中，地狭人众的现象是避免不了的。在以蒸汽和电气等作动力、以机械作工具的经济结构中，如现代的西洋，社会结构所需人口的数目降低了，人口渐减的趋势也日渐显著。我在这里固然不能用数字来说明每种社会结构的容量有多少，但是若从这个观点去研究这问题是可以有结果的。

（摘编自费孝通《生育制度·社会继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