沼泽地

                              [日]芥川龙之介

    一个雨天的午后，我在某画展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幅小油画。说“发现”未免有些夸大，然而，惟独这幅画就像被遗忘了似的挂在光线最幽暗的角落里，框子也简陋不堪，所以这么说也未尝不可。记得标题是《沼泽地》，画家不是什么知名的人。画面上也只画着浊水、湿土以及地上丛生的草木。恐怕对一般的参观者来说，是名副其实的不屑一顾吧。

而且奇怪的是，这位画家尽管画的是郁郁葱葱的草木，却丝毫没有使用绿色。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到处涂着混浊的黄色，就像潮湿的墙上一般晦暗的黄色。莫非这位画家真的把草木看成这种颜色吗？也许是出于其他偏好，故意加以夸张吧？——我站在这幅画前面，一边对它玩味，一边不由得心里冒出这样的疑问。

我越看越感到这幅画里蕴蓄着一股可怕的力量。尤其是前景中的泥土，画得那么精细，甚至使人联想到踏上去时脚底下的感觉。这是一片滑溜溜的淤泥，踩上去“噗哧”一声，会没脚脖子。我在这幅小油画上找到了试图敏锐地捕捉大自然的那个凄惨的艺术家的形象。正如从所有优秀的艺术品感受到的一样，那片黄色的沼泽地上的草木也使我产生了恍惚的悲壮的激情。说实在的，挂在同一会场上的大大小小、各种风格的绘画当中，没有一幅给人的印象强烈得足以和这幅相抗衡。

“很欣赏它呢。”有人边说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觉得恰似心里的什么东西给甩掉了，就猛地回过头来。

“怎么样，这幅画？”对方一边悠然自得地说着，一边朝着《沼泽地》这幅画努了努他那刚刮过的下巴。他是一家报纸的美术记者，向来以消息灵通人士自居，身材魁梧，穿着时新的淡褐色西装。

这个记者以前曾经给过我一两次不愉快的印象，所以我勉强回答了他一句：“是杰作。”

“杰作——吗？这可有意思啦。”记者捧腹大笑。

大概是被他这声音惊动了吧，左边看画的两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朝这边望了望。我越发不痛快了。

“真有意思。这幅画本来不是会员画的。可是因为作者本人曾反复念叨非要拿到这儿来展出不可，经他的遗族央求审查员，好不容易才得以挂在这个角落里。”

“遗族？那么画这幅画的人已经故去了？”

“死了。其实他生前就等于是死了。”

不知不觉间，好奇心战胜了我对这个记者的反感。我问道：“为什么呢？”

“这个画家老早就疯了。”

“画这幅画的时候也是疯着的吗？”

“当然喽！要不是疯子，谁会画出这种颜色的画呢？可你还在赞赏，说它是杰作哩。这可太有趣儿啦！”

记者又得意洋洋地放声大笑起来。他大概料想我会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要不就是更进一步，想使我对他鉴赏上的优越留下印象吧。然而他这两个指望都落空了。因为他的话音未落，一种近乎肃然起敬的感情，像难以描述的波澜震撼了我的整个身心。我十分郑重地重新凝视这幅《沼泽地》的画。我在这张小小的画布上再一次看到了为可怕的焦躁与不安所折磨的艺术家痛苦的形象。

“不过，听说他好像是因为不能随心所欲地作画才发疯的呢。要说可取嘛，这一点倒是可取的。”

记者露出爽快的样子，几乎是高兴般地微笑着。这就是无名的艺术家——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从人世间换到的惟一报偿！我浑身奇怪地打着寒战，第三次观察这幅忧郁的画。画面上，在阴沉沉的天与水之间，潮湿的黄土色的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长得那么生气蓬勃，宛如看到了大自然本身一般……

 “是杰作。”我盯着记者的脸，斩钉截铁地重复了一遍。

(摘自《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

一个圣诞节的回忆

[美]杜鲁门·卡波特

    请设想一下二十多年前一个十一月的早晨，一个白发剪得短短的妇人站在窗口，大声说：“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巴迪，去把我们的车推来，我们要烤三十个水果蛋糕呢。”

    那时我七岁，她六十光景，我们是很远的表亲。从我记事起，我俩就住在一起。她叫我“巴迪”，为了纪念她以前最好的朋友。那个巴迪早死了，当时她自己还是个孩子。她现在仍是个孩子。

    我们把童车推进山核桃树丛。童车是我出生时买的，快散了，轮子摇来摆去，像醉鬼的腿。奎尼是我们养的一条小狗，她挺过了一场瘟疫和两次响尾蛇的噬咬，现在一路小跑跟在小车旁。

    三个小时后我们回到厨房，把拉回家的满满一车风吹自落的山核桃的壳剥去。欢快的裂壳声像是微弱的雷鸣，核桃肉散发着甜美的香气。奎尼求我们给她点尝尝，我的朋友时不时偷偷给她一点，但我俩是绝对不可以吃的，“这些山核桃还不见得够做三十个水果蛋糕呢。”明月高照，小车空了，碗满满的。

    第二天，我最喜欢的事开始了：大采购。樱桃，柑橘，香草，葡萄干，威士忌，大量的面粉和黄油……嗬，简直要一匹小马才能把车拉回家。我们没钱，但每年总能用尽各种办法，筹到一笔水果蛋糕基金：卖破烂，卖摘来的一桶桶黑莓、一罐罐自制的果酱、苹果冻，为葬礼和婚礼采集鲜花。

    黑炉子加足了煤和柴火，烧得像一只发光的南瓜。打蛋器旋转着，调羹在一碗碗黄油和糖里搅动，香草让空气变得甜甜的，姜又增加了香味。厨房里浓香扑鼻，弥漫到整栋屋子。四天后，大功告成，三十只蛋糕放在窗台、搁板上晾着。

       蛋糕给谁呢？朋友呗。不一定是邻近的，大半倒是只见过一次，甚至素未谋面的，我们喜欢的朋友。例如罗斯福总统，一年来镇上两次的小个子磨刀人，帕克（班车司机，他每天在尘土飞扬中嗖地一声驶过时和我们互相挥手招呼）。是不是因为我的朋友太害羞了，才把这些陌生人当作真正的朋友？我想是的。我们的纪念册里有用白宫信笺写的答谢信，有磨刀人寄来的一分钱明信片——它们让我们觉得和外面丰富的世界联系在一起。

    厨房空了，蛋糕都送走了，我的朋友要庆祝一下——还剩下一点威士忌。奎尼分到满满一勺，倒在她的咖啡碗里（她喜欢菊苣香的浓咖啡），我们平分剩下的。奎尼躺在地上打滚，爪子在空中乱抓。我身子里热烘烘地冒火星，像快要烧成灰烬的木柴。我的朋友围着炉子跳圆舞曲，两只手提起那身蹩脚的花布连衣裙的裙边，就像是舞会上穿的礼服，唱着“指给我回家的路”。

    下一个任务就是准备礼物。我想给她买整整一磅樱桃巧克力，不过，我给她做了只风筝。她希望给我一辆自行车，不过，我肯定她也是给我做风筝——和去年一样，和前年也一样。我们又凑了五分钱给奎尼买了一大根还有余肉可啃的牛骨头，用彩纸包起来，高高地挂在圣诞树顶上一颗银星边。奎尼知道那是牛肉骨头，馋得坐在树下呆望着，该睡了还不肯走。我的兴奋不亚于她，踢被子，翻枕头，就像是热得不可开交的夏天夜晚。我的朋友手持蜡烛坐到我的床沿：“我一点也睡不着，心像兔子一样乱跳。你说罗斯福夫人会在晚餐时端上我们的水果蛋糕吗？”我俩在床上挤作一团，她在我的手心里写“我爱你”。“你的手比以前大了。我想我大概不愿你长大。你长大了，我们还能继续当朋友吗？”我说我们永远是朋友。

    这是我们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我上了军事学校。我也有了新家，但那不算数。我的朋友在哪里，哪里才是我的家，而我再也没回去过。

    她还待在那里，有奎尼做伴，后来只剩她一个人。（她写道：“昨天，梅西的马踢伤了奎尼，伤得很重。谢天谢地，她没有太痛苦。我把她包在一张条纹床单里，用童车推到草地……”）以后几年的十一月里，她还是做水果蛋糕，她一个人，没有从前做得多，不用说，总是把“最好的那个”寄给我。渐渐地，她在信中把我和早已死去的巴迪混淆起来。

    终于，又一个十一月的早晨来临，一个树叶光光、没有小鸟的冬天早晨，她再也爬不起来大声说：“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

炫车

盐夫

    我曾在4S店做过汽车销售员。

    草原上老牧民巴音的越野车就是那时买的。从前草原上沙尘暴多，现在退耕还林、以经济林拉动治沙工程，生态与植被得到好转，出现了大片沙柳、沙棘林与草场，沙尘暴已不多见了。即便这样，老牧民巴音还是要选择一个阳光更灿烂、风儿像丝绸一样轻柔的好日子，与老伴高娃坐上马车一起来到城里。

    那一日，天气的确很好，但老牧民巴音的运气一点也不好，进了城就被警察罚了款，内心很窝火。他一路上嘀咕不休——啥时撞红灯了？红灯在电杆顶上，跳起来还差好几米远呢！有人听到巴音的嘀咕就噗噗笑，巴音就更生气了，啪，甩了一响鞭，马就得得跑开了。巴音与马车到达4S店时，已是后晌的事了。他把马儿系在店旗杆上，从车厢里甩下一只旧麻袋。巴音的马儿不习惯城里生活方式，笼头套子还没卸下，尿液就哗啦啦湿了一片地。保安哈尔巴拉挥着电棍上来了，吼叫着把马儿牵走。草原上牧民都是硬汉子，狼群都不怕，还怕什么电棍，巴音与哈尔巴拉就他一言你一语斗起嘴来了。

    我从没见过胡须花白的巴音，但一眼就知道巴音不同一般的牧民，巴音的麻袋里一定不是地瓜或者收来的旧酒瓶。我出来了，先给保安哈尔巴拉敬烟，谎称巴音是远房表叔，然后把水泥地面拖洗得干干净净。这样，我就取得了巴音的信任，巴音指指麻袋说，就买你店里车子。麻袋里，果然都是人民币。老牧民巴音的生意可是个大生意，他一次就买下两辆越野车。巴音买车也不讲究，就是要动力强，前后驱动，适合在草原上开的那种车就行，但有一个附加条件，4S店得有人把车送到草原上——骑马、打猎、放牧，巴音是好把式，种沙柳、沙棘也是能手，但不懂驾驶，他的两个儿子会开车却又都不在草原。

    巴音的蒙古包在草原深处。草原上的落日很迟，到了他家时，天边一丝晚霞也没有了，我与司机忙着要回鄂尔多斯，但好客的巴音与他老伴死活不让走，杀了羊，还请来三个好邻居一起喝酒，酒一直喝到月亮西斜，次日太阳升老高了，这才摇晃着离开巴音的蒙古包。之后，巴音一直没再与我联系。但我还是与巴音通了一次电话，询问一些车况方面的问题。巴音似乎对两辆车相当满意，在电话那一头，一个劲夸说，好着呢，好着呢！

    三个月后车辆保养期到了，我又去了一趟草原。

    在草原上，远远地，看到有两匹马拉着一辆越野车在慢慢行进。赶到前面一看，牵马的正是老牧民巴音。我停下车与巴音打招呼，出故障了？巴音摇摇头。没故障咋用马拉啊？我又问。巴音不吭声，依然牵马前行。一个看热闹的大孩子笑开了，他说出了一个秘密。越野车买回来之后，巴音从没有把车开出去一次，早晨太阳出来时，他会把车从车库里推出来，晚上太阳落山时，他与老伴又会把车推进车库，天天如此，一天不落。就在前半晌，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发生了，越野车被巴音推着启动了，呼地冲出了车库，在草地上飞驰而去。巴音忙跨上马背，在后面紧紧追赶，手里甩着套马绳，套了好几次也没套中，最后车轮陷在沙坑里，这才熄火停下来……听到这里，我笑了，巴音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有车为什么不开呢？我问巴音。巴音没有直接回答问题。在蒙古包里，他一边喝着马奶茶，一边讲述草原上的故事。从前的草原没有现在这样翠绿、富裕，草地沙化，风暴三天两头刮，治沙、恶化、再治沙、再恶化，最多一年沙尘暴就刮了七十多次，死了大批牲畜。就是那一年，很多牧民都离开草原出外谋生了。老牧民巴音不走，他坚定地留下来了，但他的两个儿子却都离开草原了，这一去就是六年多。临走时，父子还吵了一架，两个儿子发誓再也不回草原上了。巴音喝一口马奶茶继续说，草原是有灵性的，你对她好，她也会对你好的，草原其实满地都是黄金。他的两个儿子至今没回来，但巴音十二分相信，他们一定会回来的，越来越美丽的大草原还引不回这两只小雏鹰？

    蒙古包外，有摩托车的马达声，由远及近。不一会工夫，蒙古包里进来了两条汉子——巴音的大儿子博日格德与二儿子哈日查盖。

    巴音向门外瞟了一眼破旧的摩托车，回来了？回来了！不走了？不走了！

    这么多年你们过得还好么？

    两个蒙古汉子不吭声了。

    巴音沉默了一刻，突然又哈哈大笑起来，好了，不提从前的事了，但一定要记住，草原的天，才是雄鹰飞翔的天！

    老牧民巴音走出蒙古包。外面的阳光很灿烂，蓝天很开阔。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2年第12期，有删改)

天职

许行

    海尔曼博士的诊所远近闻名，在布拉沙市没有不知道他和他的诊所的。这个倔老头子，像他那把用最好的钢材做成的手术刀一样坚硬、锋利。

    一天夜里，一个小偷撬开他的诊所，将一点现金和几样珍贵的药物，放在提兜里准备带走。不巧，他在慌忙中撞倒了吊瓶支架，又被氧气罐绊倒，摔折了大腿，要跑也爬不起来了。这时，海尔曼和助手从楼上下来，助手说：“打电话让警察把他带走吧！”

    “不，在我诊所的病人不能这样出去。”

    把小偷抬上手术台，海尔曼连夜给他做了接肢的手术，并打上了石膏，直到在诊所里把他彻底治好才交给了警察。

    助手说：“他偷了您的财物，你怎么还如此给他治疗呢？”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这件事一时传为佳话。

    又一天，一个女人护送一位在车祸里受重伤的人来到诊所。

    海尔曼一愣：“呵，是她！她早已徐娘半老，怎么还这般漂亮？”这是他被人夺去的爱妻。直到今天她在他的眼里，仍然具有不可代替的魅力。

    女人泪流满面地说：“海尔曼，亲爱的海尔曼，你还恨我吗？……为了拯救他的生命，我不得不来求你，你是全市惟一能给他做手术的人。”

    受重伤的人是他原来爱妻的后夫，就是这个人把她夺去了，当时就差未同他进行古老的决斗。

    海尔曼曾经受过他们的侮辱。现在这种场合的重逢，使他不由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始终一言未发，只冷冷地反问一句：“列夫斯基夫人，你忘记我常对你说的话了吗？”

    “噢，你是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一个修补头颅骨的手术，让海尔曼站了十个多小时，最后晕倒在手术台旁。

    列夫斯基在伤愈后，夫妻俩在海尔曼面前忏悔地说：“如您不嫌弃，我们愿意为服侍您而献出余生。”

    “这是上帝的安排。医生的手术室里记住的只是他的天职，忘记的是个人的恩怨。”

    这件事更赢得了人们的敬重。

    这年，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占领了布拉沙。一个盖世太保头目，被波兰地下战士一枪打中了胸部。随军医生没人能给他做开胸这样的大手术，便把他化了装送到海尔曼的诊所。海尔曼一眼就认出了这个最凶残的德国刑警队警官，在这个城市里不知有多少波兰人丧生在他的枪口下。他心中猛然一震，暗自喟叹，这也是上帝的旨意呵！

    海尔曼支走了所有助手和医护人员，他洗手，刮脸，重新穿好上教堂才穿的那套西服，罩上一件最新的白外套。然后拿起他最大的那把手术刀，一下子剖开了他的胸膛。他没有去找子弹，而是把手术刀插在他的心脏上……

    审判海尔曼时，德国人说：“你玷污了你的手术刀。”

    “没有，它用得其所。”

    “你忘记了医生的天职。”

    “没有，此时此刻反法西斯就是最高的天职！”他一字一顿，字字千钧，全市人都听到了。

    海尔曼牺牲了。可城市到处都张贴着“天职”两个大字，不用再加其他文字，它就成了一条具有巨大号召力的反法西斯标语。时至今日，布拉沙还在最高的楼宇上，挺举着“天职”两个大字，谁都明白人们赋予了它更深远的含义。

（原文略有删改）

边城（节选）

沈从文

    大清早，帮忙的人从城里拿了绳索、杠子赶来了。

    老船夫的白木小棺材，为六个人抬着，到那个倾圮了的塔后山岨上去埋葬。到了预先掘就的方阱边，老道士照规矩先跳下去，把一点朱砂颗粒同白米安置到阱中四隅及中央，又烧了一点纸钱，爬出阱时就要抬棺木的人动手下肂。翠翠哑着喉咙干号，伏在棺木上不起身。经马兵用力把她拉开，方能移动棺木。一会儿，那棺木便下了阱，拉去绳子，调整了方向，被新土掩盖了，翠翠还坐在地上呜咽。葬了老船夫，老道士、船总和帮忙的人各自散了。于是碧溪岨便只剩下三个人，一个是翠翠，一个是老马兵，一个是由船总家派来暂时帮忙照料渡船的秃头陈四四。

    到了下午，翠翠同老马兵商量，要老马兵回城去把马托给营里人照料，再回碧溪岨来陪她。老马兵回转碧溪岨时，秃头陈四四被打发回城去了。

    翠翠仍然自己同黄狗来弄渡船，让老马兵坐在溪岸高崖上玩，或嘶着个老喉咙唱歌给她听。

    过三天后船总来商量接翠翠过家里去住，翠翠却想看守祖父的坟山，不愿即刻进城。只请船总过城里衙门去说句话，许杨马兵暂时同她住住，船总顺顺答应了这件事，就走了。

    杨马兵是个近六十岁了的人，说故事的本领比翠翠祖父还高一筹，加之为人特别热忱，做事又勤快又干净，因此使翠翠仿佛去了一个祖父，却新得了一个伯父。两人每日在黄昏中同晚上，坐在门前溪边高崖上，谈点那个躺在湿土里可怜祖父的旧事，有许多是翠翠先前所不知道的，说来便更使翠翠心中柔和。又说到翠翠的父亲，那个又要爱情又惜名誉的军人，在当时按照绿营军勇的装束，如何使乡下女孩子动心。又说到翠翠的母亲，如何善于唱歌，而且所唱的那些歌在当时又如何流行。

    时候变了，一切也自然不同了，皇帝已被掀下了金銮殿，不再坐江山，平常人还消说！杨马兵想起自己年轻作马夫时，牵了马匹到碧溪岨来对翠翠母亲唱歌，翠翠母亲总不理会，到如今自己却成为这孤雏的唯一靠山，唯一信托人，不由得不苦笑。

    因为两人每个黄昏必谈祖父，以及这一家有关系的事情。后来便说到了老船夫死前的一切，翠翠因此明白了祖父活时所不提到的许多事。二老的唱歌，顺顺大儿子的死，顺顺父子对于祖父的冷淡，中寨人用碾坊作陪嫁妆奁诱惑傩送二老，二老既记忆着哥哥的死亡，且因得不到翠翠理会，又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坊，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祖父的死因，又如何与翠翠有关……凡是翠翠不明白的事，如今可全明白了。翠翠把事弄明白后，哭了一个夜晚。

    过了四七，船总顺顺派人来请马兵进城去，商量把翠翠接到他家中去。马兵以为这件事得问翠翠。回来时，把顺顺的意思向翠翠说过后，又为翠翠出主张，以为名分既不定妥，到一个生人家里去不好，还是不如在碧溪岨等，等到二老驾船回来时，再看二老意思，说不定二老要来碧溪岨驾渡船。

    这办法决定后，老马兵以为二老不久必可回来的，就依然把马匹托营上人照料，在碧溪岨为翠翠作伴，把一个一个日子过下去。

    碧溪岨的白塔，与茶峒风水有关系，塔圮坍了，不重新作一个自然不成。为了这塔的重建并不是给谁一个人的好处，应让每个人来积德造福，让每个人皆有捐钱的机会，因此在渡船上也放了个两头有节的大竹筒，中部锯了一口，尽过渡人自由把钱投进去，竹筒满了，马兵就捎进城中首事人处去，另外又带了个竹筒回来。

    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