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

刘永飞

    苏国良还没回到村里，却已成为村人的笑柄。

    起初，村人将信将疑，可是待苏培盛回来之后，一切得到证实，原来苏国良还真是个“二百五”。

    苏培盛是腊月二十七的下午回到村子的，当晚已有多家备宴来请。席宴间，主人极尽奉承之能事，说他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还说什么“国有邓小平，村有苏培盛”。

    苏培盛听了这句话，噗的一声吐出酒菜，差点笑岔了气儿。他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呀，我是一小偷，能和邓小平比吗？

    主人说，“别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不是邓小平说的么，别把自己说得那么难听。你看看这几年村里起了多少高楼，哪一栋不比外村的气派，这都是您的功劳呀，要不然，光凭他们出去打打工能盖起这样的楼？下辈子吧。再说了，这都啥年代了，小偷咋啦，我看比那些贪官污吏高尚多了，还是那句话，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酒肉吃完，好话说尽，主人这才借着酒动儿说出了自己的小九九。说什么自家的孩子不是读书的料，又说考上了大学又能怎样呢，还不如趁早跟你培盛叔出去历练历练。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苏培盛自然无法拒绝，他吐掉牙签说，行，年后跟我走，只要别学苏国良就成。

    不会的，不会的，酒桌旁一直沉默寡言的后生信誓旦旦地说。

    酒足饭饱，苏培盛打着嗝，在主人一家的簇拥下，歪歪斜斜地走了。

    一年前的这一天，苏培盛也是这样从苏国良的家里走出来的，那时候和现在唯一不同的是，苏培盛眼里噙着泪花，他在门口心情复杂地拍了拍苏国良的肩膀说：“放心跟我走，今后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

    可是，谁都没有料到平日里并不憨傻的苏国良第一单“买卖”就搞砸了。在这之前，苏培盛在技术和心理上亲自培训他。在培训心理时，苏培盛说，干这行最重要的是不能紧张，要装得跟没事儿人似的。

    他还说，别怕被人抓住，你要谨记，现在已不像早些年，如今管闲事儿的人越来越少了。当然，即使碰到个“愣头青”也没关系，咱们人多，稍微一打掩护就能脱身。

    那是个星期天，一个妇女怀抱着一个哭个不停的婴儿去医院，幸运的是一车人没一个给她让座的，这就大大降低了“做活”的难度。

    更可喜的是，那妇女从口袋里取纸巾时忘了拉拉链，厚厚的皮夹子裸露在外，这可真是无赐良机！可是，就是这闭上眼睛也能十拿九稳的活儿，愣让苏国良搞砸了。

    煮熟的鸭子飞了，飞就飞了吧，尽管小组成员对苏国良不满，苏培盛还是替他说好话，他说，谁没个第一次呢。

    其他成员问苏国良那么容易的事儿为什么不伸手，他说觉得良心上过意不去，还说一看就是乡下来的，没了钱孩子的病怎么办？那不是要人家的命吗？

    他这么一说大家都不乐意了，他们说敢情就你有良心，有良心你还干这行？

    这次也就算了，关键是接下来的几单活儿全砸了。做贼不偷东西，在团伙里是大忌，你总不至于让别人养吧。

    促使苏培盛让他离开的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儿，那次，也是在公交车上，偷窃对象是个老人。苏培盛知道苏国良的毛病，只让他打掩护，可是就当自己人逼近老人时，苏培盛却清晰地看到苏国良趁一个刹车，猛地将老人撞了一个趔趄。老人警惕了，生意又砸了。

    看着小组成员一张张愤怒的脸，苏培盛平静地说，国良，你走吧。可，他是个老人呀，我实在不忍心……好啦，苏培盛打断了他的话，他说，我需要的是个能偷东西的贼，而不是个有良心的人！

    这不，苏国良离开的消息传到村里，村人的嘴巴都快笑歪了，他们说：“良心，良心能值几个钱，他们家祖孙三代倒是都讲良心，结果呢，穷得连个婆娘都找不到……”

    新年到了，归来的人都在庆祝一年的收获，唯有苏国良家冷冷清清。去年的今天父亲还在，甚至老父亲求苏培盛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父亲说自己无能，连给孩子找个媳妇的本事都没有，他希望苏培盛能把苏国良带出去。他知道，父亲说这番话时，内心一定很痛苦。

    野外，爆竹声四起，许多人家都在拜祖。直到夜幕降临，苏国良才买了纸，默默地去了祖坟，他要请列祖列宗回家过年。

    远远的，他见自家的坟地里有火光跳动。这么晚了，谁会来我家坟地呢？走近了，他看到一个身影堆坐在父亲坟前。火光暗淡下来，眼前一片模糊。

    “二爷，您千万别怨我，不是我不收国良，而是我不忍心看他变成一个跟我一样的人，二爷，我虽不讲良心，可是我知道良心金贵呀。当初要不是您在大灾之年宁可全家饿肚子也要来救济我这个孤儿，怕是我的尸骨早就没了呢。二爷呀，今天这世道坏啦，不是良心不值钱了，是良心太贵重了，一般的人已经拥有不起了……”

    这是苏培盛的声音，苏国良听着听着，再也忍不住地蹲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

（选自《小说月刊》2014年第8期）

勋章

［俄］契诃夫

    “我有事找你商量。”军事初级中学教员，十四品文官列甫•普斯佳科夫对他的朋友列坚佐夫中尉说，“要不是极其需要，我也就不来麻烦你了。好朋友，请你把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借给我。今天，我要到商人斯皮奇金家里去赴宴。你是知道斯皮奇金那个混蛋的：他非常喜欢勋章，他把那些脖子上或者纽扣眼上没挂着什么勋章的人几乎都看成坏人。再者他又有两个女儿，……娜斯嘉和齐娜，……我是把你看做朋友才跟你说的……你借给我吧，劳你的驾！”普斯佳科夫这些话是结结巴巴，涨红脸，不住胆怯地回过头去看房门而说出口的。

    中尉骂了几句，然而同意了。

    普斯佳科夫坐上出租马车到斯皮奇金家去。他略微敞开皮大衣，看他的胸口，别人的勋章在他胸口金光闪闪，釉子发亮。

    “不知怎么，自己都对自己多添了几分敬意呢！”教员想着，嗽了嗽喉咙。“区区一个小玩意儿，至多也不过值五个卢布，却造成多么大的声势！”

    到斯皮奇金的家门口，他敞开皮大衣，开始慢吞吞地把车钱付给赶车的。赶车的，依他看来，一见到他的肩章、纽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似乎就愣住了。普斯佳科夫得意地嗽一下喉咙，走进房子里，在前厅脱掉皮大衣，昂起头，挺起胸脯，走进大厅里。

    可是这时他看见一件可怕的事，他的同事，法语教员特兰勃良，同齐娜并排坐着。普斯佳科夫头一个想法就是扯下勋章，或者往回跑。可是勋章缀得很结实，往后退也已经不可能。他赶紧用右手盖住勋章，拱起背来，很别扭地向大家一鞠躬，同谁也没握手，沉重地在空椅子上坐下，恰好坐在他的法国同事对面。

    仆人在普斯佳科夫面前摆下一盆汤。他用左手拿起汤匙来，然而又想起在上流社会不宜于用左手吃东西，就赶紧声明已经吃过饭，不想再吃了。

    普斯佳科夫灵魂里充满钻心的苦痛和煎熬般的烦恼：汤盆里腾起馋人的香气，清蒸鲟鱼冒出异常开胃的热气。教员有心放开右手，用左手盖住勋章，可是这显得颇不方便。“天主啊，快点结束这顿饭！我要到饭馆里去吃它一顿！”他对自己说。

    他胆怯地用一只眼睛瞥一下法国人。发现对方正瞧着他，却也是极其忸怩不安，也是什么东西都没吃。两个人互相看着，越发慌张，就低下眼睛看面前的空碟子。

    “他识破了，这个混蛋！”普斯佳科夫暗想。

    吃第五道菜了，有人提议：“为在座的女士们的青春干杯！”宴席上的人乱哄哄地站起来，普斯佳科夫也站起来，用左手拿起酒杯。

    “列甫·尼古拉伊奇，请您把这杯酒交给娜斯嘉！”有人递给他一杯酒。

    这令普斯佳科夫大为恐慌，他不得不使用右手了。勋章和勋章上那根揉皱的红丝带终于见了天日！教员脸色煞白，低下头去，心虚地往法国人那边瞥一眼——法国人正在看他，眼睛里满是惊讶和疑问，嘴唇却很快露出狡猾的笑意，困窘神情也很快消失了。

    “尤里•阿甫古斯托维奇！”主人对法国人说，“请您把这瓶酒放回原处！”

    特兰勃良迟疑不定地伸出右手去接那个酒瓶，于是……啊，真是时来运转！普斯佳科夫看见他胸前原来也有一枚勋章。而且是安娜勋章！法国人也在捣鬼！普斯佳科夫高兴得笑起来，往椅子上一坐，浑身松了劲。如今再也不必遮盖斯坦尼斯拉夫勋章了！“啊啊，……嗯！……”斯皮奇金看见教员胸前的勋章，哼哼哈哈地说。

    “是啊！”普斯佳科夫说，“真是怪事，尤里•阿甫古斯托维奇！年前我们那儿呈报上去领勋章的人多么少呀！我们那儿的人那么多，可是领到的却只有您和我！这可真是怪事！”

    特兰勃良快活地频频点头，亮出他的左边衣领，那上面赫然闪着一枚安娜三级勋章。

    饭后，普斯佳科夫走遍各处房间，让那些小姐看他的勋章。虽然他饥肠辘辘，可是心里却轻飘飘的，逍遥自在。

    “要是我早知道这样，”他嫉妒地瞧着同斯皮奇金谈勋章的特兰勃良，心里暗想，“那我就会戴上一枚符拉季米尔勋章。唉，真没想到啊！”

    只有这个想法才使得他难过。至于其余方面，他倒是完全幸福的。

（选自《契诃夫小说全集》，朱逸森译，有删改）

【注】安娜勋章比斯坦尼斯拉夫勋章高一等，符拉季米尔勋章比安娜勋章又高一等。

追风筝的人

卡勒德·胡赛尼

    斗风筝比赛是阿富汗古老的冬日风俗。规则是放起你的风筝，割断对手的线。若有风筝线被割断，那些孩子就拼命地追逐那个随风飘移的风筝。对追风筝的人来说，最大的奖励是捡到最后掉落的那只风筝，那是无上的荣耀。每个斗风筝的人都有助手，我的助手——兼仆人与朋友——是哈桑。

    那年冬天的一个夜里，距比赛还有四天，爸爸对我说：“我觉得今年你也许能赢得比赛!”爸爸随口一说，却在我脑袋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好办法!让他看看，他的儿子终究非同凡响。街上的积雪银光闪闪，天空蓝得无可挑剔。哈桑和我走出大门，雪花反射出白晃晃的光芒，照得我睁不开眼。街上，风筝斗士们在做最后的准备。街道传来欢声笑语，各处屋顶挤满了看客。我朝自家的屋顶看去，爸爸挥挥手，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跟我还是跟哈桑打招呼。“我们得开始了。”哈桑说。

    突然间我想放弃，爸爸在屋顶上看着我，他的眼光像太阳那样热得令人发烫。

    “我有点不想放风筝了。”我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哈桑说。

    我试图让眼光离开我们家的屋顶。哈桑上前一步，低声说了一句让我有些吃惊的话：“记住，阿米尔少爷，没有鬼怪，只是个好日子。”哈桑一眼看穿了我。“没有鬼怪。”我低声说。出乎意料的是我竟然觉得好些了。不到一分钟，我的风筝扶摇直上。一个钟头后，空中已经挂着至少四十只风筝，这些风筝如同纸制的鲨鱼，巡游搜猎食物。寒冷的微风吹过我的头发。哈桑在我身旁，他的手掌已被线割得鲜血淋漓。第一批被挫败的风筝断了线，像流星那样划过天空，拖着闪亮的尾巴，散落在附近的街区，给追风筝的人带来奖赏。

    我偷眼看向爸爸，寻思他眼下在想些什么。风筝纷纷坠下，而我的仍在翱翔。我双眼不时瞟向爸爸，紧紧盯着他的羊毛衫。

    下午三点，阴云密布，太阳躲在它们后面，影子开始拉长。只剩下六只风筝了，我的是其中之一。

    我双腿发痛，脖子僵硬。但看到风筝一只只掉落，心里的希望一点点增大。一只蓝风筝在过去那个钟头里大开杀戒。现在，只剩下我的红风筝和那只蓝风筝了。局势紧张得如同我流血的手拉着的线。人们纷纷顿足尖叫：“干掉它!干掉它!”爸爸会不会也在欢呼呢?但我所能听到的是脑袋里血液奔流的声音。一阵风拉升了我的风筝，我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干掉它!干掉它!”的欢呼声越来越响，仿佛罗马人对着斗士高喊“杀啊!杀啊!”。

    “快赢了，阿米尔少爷！”哈桑兴奋得直喘气。那一刻来临了，我合上双眼，松开拉线的手。寒风将风筝拉高，线又在我手指上割开一个创口，接着……

    不用听人群欢呼，我也知道我赢了!我看到爸爸站在屋顶边缘，双拳挥舞，高声欢呼。我体验到有生以来最棒的一刻。“安拉保佑，我们等会儿再庆祝吧。现在，我要去帮你追那只蓝风筝。”哈桑撒腿就跑。

    “哈桑，”我大喊，“把它带回来!”

    他踢起阵阵雪花，飞奔到街道的拐角处。他突然停下来，转身，双手放在嘴边，说：“为你，千千万万遍!”然后露出一脸微笑，消失在街角之后。

    我收回风筝后，寻找每条通道，都没有哈桑的踪迹。我正在担心时，突然听到前面传来一阵声响，这是一条僻静的死胡同。只见哈桑站在末端，拳头紧握，双腿微微张开。在他身后，摆着那只蓝风筝。那是我打开爸爸心门的钥匙。

    三个邪恶的大男孩挡住了哈桑的去路。我觉得自己无法呼吸。他们逼近哈桑。

    “把风筝给我!”其中一个挥舞着拳头。哈桑眼里流露出恐惧，可是他摇摇头。“这是阿米尔少爷的风筝。”

    “你这个白痴!把风筝给我们。”

    哈桑弯腰捡起一块石头。他们一愣，退后一步。“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哈桑高举那只抓着石头的手。

    我张开嘴，几乎喊出来。但我没有，我浑身麻木。他们动手了，哈桑扔出石块，击中了其中一个的额头。他们一拥而上……

    有种温热的东西从我眼角流淌下来。我眨眨眼，看见自己依旧咬着拳头，咬得很紧，从指节间渗出血来。我回到一个空无一人的市场，斜倚在一家小店铺紧闭的门前。十五分钟后，哈桑回来了，手里拿着那只蓝风筝。

    “你到哪里去了?我在找你。”我艰难地说，仿佛在吞嚼一块石头。

（选自《追风筝的人》，有删改）

截击

孙犁

    第二天，我们在这高山顶上休息了一天。我们从小屋里走出来，看了看吴召儿姑家的庄园。这个庄园，在高山的背后，只在太阳刚升上来，这里才能见到光亮，很快就又阴暗下来。东北角上一洼小小的泉水，冒着水花，没有声响；一条小小的溪流绕着山根流，也没有声响，水大部分渗透到沙土里去了。这里种着像炕那样大的一块玉蜀黍，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豆，周围是扁豆，十几棵倭瓜蔓，就奔着高山爬上去了！在这样高的黑石山上，找块能种庄稼的泥土是这样难，种地的人就小心整齐地用石块把地包镶起来，恐怕雨水把泥土冲下去，奇怪！在这样少见阳光、阴寒冷的地方，庄稼长得那样青，那样坚实。玉蜀黍很高，扁豆角又厚又大，绿得发黑，像说梅花调用的铁响板。

    吴召儿出去了，不久，她抱回一捆湿木棍；

    “我一个人送一把拐杖，黑夜里，它就是我们的眼睛！”

    她用一把锋利明亮的小刀，给我们修着棍子。这是一种山桃木，包皮是紫红色，好像上了油漆；这木头硬得像铁一样，打在石头上，发出铜的声音。

    这半天，我们过得很有趣，差不多忘记了反“扫荡”。

    当我们正要做下午饭，一个披着破旧黑山羊长毛皮袄，手里提着一根粗铁棍的老汉进来了；吴召儿赶着他叫声姑父，老汉说：

    “昨天，我就看见你们上山来了。”

    “你在哪儿看见我们上来呀？”吴召儿笑着问。

    “在羊圈里，我喊你来着，你没听见！”老汉望着内侄女笑，“我来给你们报信，山下有了鬼子，听说要搜山哩！”

    吴召儿说：“这么高的山，鬼子敢上来吗？我们还有手榴弹哩！”

    老汉说：“这几年，这个地方目标大了，鬼子真要上来了，我们就不好走动。”

    这样，每天黎明，吴召儿就把我唤醒，一同到那大黑山的顶上去放哨。山顶不好爬，又危险，她先爬到上面，再把我拉上去。

    山顶上有一丈见方的一块平石，长年承受天上的雨水，被冲洗得光亮又滑润。我们坐在那平石上，月亮和星星都落到下面去，我们觉得飘忽不定，像活在天空里。从山顶可以看见山西的大川，河北的平原，十几里、几十里的大小村镇全可以看清楚。这一夜下起大雨来，雨下得那样暴，在这样高的山上，我们觉得不是在下雨，倒像是沉落在波浪滔天的海洋里，风狂吹着，那块大平石也像要被风吹走。

    吴召儿紧拉着我爬到大石的下面，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在那里铺好了一层软软的白草。我们紧挤着躺在下面，听到四下里山洪暴发的声音，雨水像瀑布一样，从平石上流下，我们像钻进了水帘洞。

    吴召儿说：“这是暴雨，一会儿就晴的，你害怕吗？”

    “要是我一个人我就怕了，”我说，“你害怕吧？”

    “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我常在山上遇见这样的暴雨，今天更不会害怕。”吴召儿说。

    “为什么？”

    “领来你们这一群人，身上负着很大的责任呀，我也顾不得怕了。”

    她的话，像她那天在识字班里念书一样认真，她的话同雷雨闪电一同响着，响在天空，落在地下，永远记在我的心里。

    一清早我们就看见从邓家店起，一路的村庄，都在着火冒烟。我们看见敌人像一条虫，在山脊梁上往这里爬行。一路不断响枪，那是各村伏在山沟里的游击组。吴召儿说：

    “今年，敌人不敢走山沟了，怕游击队。可是走山梁，你就算保险了？兔崽子们！”

    敌人的目标，显然是在这个山上。他们从吴召儿姑父的羊圈那里翻下，转到大黑山来。我看见老汉仓惶地用大鞭把一群山羊打得四散奔跑，一个人登着乱石往山坡上逃。吴召儿把身上的手榴弹全拉开弦，跳起来说：

    “你去集合人，叫姑父带你们转移，我去截兔崽子们一下。”她在那乱石堆中，跳上跳下奔着敌人的进路跑去。

    我喊：“红棉袄不行啊！”

    “我要伪装起来！”吴召几笑着，一转眼的工夫，她已经把棉袄翻过来。棉袄是白里子，这样一来，地就活像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了。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

    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

    当我们集合起来，从后山上跑下，来不及脱鞋袜，就跳入山下那条激荡的大河的时候，听到了吴召儿在山前连续投击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

（节选自《吴召儿》）

医　者

周国华

    读高二那年，我妈病了，痛得满床打滚。我背着她到赤脚医生那里。医生为她打了针止痛剂，手一摊：“怕是大病，赶紧送县医院。”

    我借了辆三轮车，把我妈拉到县医院。医生诊断后，把我叫到一边：“你妈得的是癌症，晚期了，花再多钱也没用，你自己决定吧。”

    癌症？我眼前一阵发黑。我爸走得早，这些年来，我妈就靠种那点承包田供我上学，如今……

    不能这么放弃！我刚想办住院手续，我妈含笑进来说：“医生，给我开点药吧，止疼的就行，我命硬，能挺过去。”

    拗了半天，我还是按我妈的意思做了。我知道，我妈一旦决定了的事，没人能改过来。回家的路上，我拼命憋着，不让眼泪掉下来。兜里只有三百块钱，那是全家仅剩的那么一点点。

    或许天不绝人，我去村里小店买东西，无意中听到有人说，邻乡有个老中医挺神的，治好过一些大医院都没法治的怪病。我立马找了过去。

    老中医家里坐着很多病人，得什么病的都有。老中医话不多，而且声音很轻，只是在搭脉后简单地问上几句，就摇头晃脑开起了方子，完了，又叮嘱几句，也看不出有啥高明之处。最后一个轮到我，老中医瞅了我一眼：“病人呢？”

    我拿出医院的诊断书，讲了我妈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我说来得急，我妈也下不了地，先来问问。说到最后，我的眼泪扑簌簌往下掉。

    老中医瞪了我一眼：“这么大了还哭，没出息。走，带我去看看。”

    老中医给我妈搭完脉，捋着花白的山羊胡子在屋里踱来踱去。我垂手，惶惑地盯着他。老中医让我把三轮车上那个蛇皮袋子拿进来。一打开，里面全是草药。老中医告诉我把这几把药分均匀，半年服完，应该就可以了，不行的话，再去找他。

    我连连点头，掏出三百块钱：“只有这些了，别嫌少。”

    老中医没接钱，双手把玩着桌上的青花瓷瓶，左看右看，还不住地点头：“不用了，你留着做学费吧，这个东西卖给我吧。”

    我妈连忙摇手：“不，这是我的嫁妆，几块钱买来的，乡下人没闲心插花，我常说，还不如碗勺来得实用呢。”

    老中医晃头捻须，说：“实用不实用我不管，家里有一个，正好配个对。”

    送走老中医，我和我妈还真不敢相信天下竟有这种好事，诊费、药费没付不说，还白白拿了一千块钱！

    半年后，我陪着我妈去了医院，诊断结果让我欣喜若狂，我妈竟痊愈了！

    我拿着锦旗去谢老中医，老中医一笑：“有钱了，就把瓶子赎回去，价钱嘛，翻倍。”我点头。

    我如愿考上了医学院。用那些钱，我撑过了第一个学期。之后，我勤工俭学，再没用过家里一分钱。毕业后，我凭着优异的成绩，被省城一家大医院聘用。我接我妈进城，贷款买房，娶妻生子，进修深造……

    二十多年后的一天，我偶然观看《鉴宝》节目，里面一个青花瓷瓶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个瓶子，看上去跟我家的一模一样。专家几百万的估价让我又吃惊又愤怒，原来老中医早就知道瓶子的价值。我想起了老中医眯着眼的神情，哼，狡诈，虚伪！

    我憋着满肚子怨气去找老中医。老中医已去世，他儿子接过我的字条，一笑：“家父说你会成为医生，果然没错。”

    我突然想起，那天我对老中医说，我想放弃学业，赚钱养活我妈。我有点发蒙，是不是自己太小人了？

    里屋的橱柜上，摆放着两个青花瓷瓶，花纹一样，成色迥异。老中医的儿子取过那个釉色发暗的瓶子：“民国的，不过也值几千块钱。”

    我脸红了。瓶子的内壁上，依稀还能看到我儿时调皮的涂鸦，是我家的那个！我疑惑地望着另一个青翠欲滴的花瓶。

    “这个是我祖上为一官宦人家诊病时，那家主人给的。”

    我掏出一万块钱，老中医的儿子执意只收下两千：“家父嘱咐，不敢有违。”

    对着老中医的遗像，我郑重地磕了三个头。泪眼婆娑中，我又看到了那双似笑非笑的眼睛，温馨，深邃。

    一块匾额悬在墙上，上面的两个字熠熠生辉——“医者”。

智县委

贾大山

他姓智，那时人们不叫他智书记，而是叫他智县委。

夜晚，我和我的伙伴们打戏院门口的电灯泡玩儿，看谁能打中。我正瞄准，忽然有人揪住我脑后的小辫子，伙伴们立即就跑散了。扭头一看，揪我小辫儿的是个生人，中等个儿，白净脸儿，穿一身灰军装，戴一副眼镜，我挣脱他的手，撒腿就跑，他一把又揪住我的小辫儿，揪得好疼。我骂他的娘，他也不理睬，终于把我揪到父亲面前去了。

“这是你的小孩？”生硬的外地口音。

“噢，是我的孩子。”父亲是个买卖人，开着一个杂货铺，一向胆小怕事。一见那人，赶忙捻亮罩子灯，显得很惊慌：

“智县委，请坐……”

我也一惊，他就是智县委！

智县委没有坐，眼睛忽然盯住桌上的一片字纸。那是我写的一篇大楷：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哪个写的？”他问。

“他写的。”父亲指指我说，“瞎画。”

他立刻瞅定我，脸上竟然有了喜色，眼镜也显得明亮了。

“几岁了？”

“十岁了。”

“十岁了还留小辫儿？”

父亲赶忙解释：“当地的风俗孩子们留小辫儿，要留到十二岁，成人。”

智县委听了哈哈大笑，说：“好哇，那就留着吧！”

智县委夸了一番我的毛笔字，就和父亲说起话来。他问父亲的年龄、籍贯，又问这个小铺值多大资本，生意如何，拿多少税。我站在他的背后，并不注意他们的谈话，眼睛一直注视看他的衣襟下面露出的那块红布——那是一把盒子，真家伙！

他和父亲谈着话，忽然仰着头，望着货架子说：“怎么，连个字号也没有？”

“没有。”父亲笑着说，“小本买卖，还值得立字号？”

“怎么不值得？”智县委好像生气了，脸色红红的，说，“城里买卖家，哪个没字号？‘亨茂号’‘文兴成’‘荣泰昌’‘广顺正’，都有字号嘛！你也赶快立个字号！”

父亲想了一下，说：“叫‘贾家小铺’？”

“不好，小气！”

“叫‘万宝店’？”

“也不好，俗气！”

父亲就笑了：“智县委赏个名儿吧！”

“‘复兴成’，怎么样？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一切都要复兴的，你也要复兴嘛！”

父亲说：“好，行，不错。”

后来我才知道，智县委对买卖家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脾气也很暴躁。

他不但要求买卖人做到“秤平斗满，童叟无欺”，而且还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定：夏天不搭凉棚不行，门口不设“太平水缸”不行，没有字号也不行……谁家不按他的要求去做，就把掌柜的叫到街上，当众批评一通。买卖人都很怕他，暗地里叫他“智大炮”。

买卖人怕他，心里又很敬重他。有一天，我看见一个胖胖的、歪戴着帽子的醉人，从周家烟摊上拿了一盒“大婴孩”香烟，说是“赊账”。周掌柜不认识他，刚刚说了一声“不赊账”，醉人口里便冒出一句惊人的话：“老子打过游击！”

话音刚落，智县委刚好走到这里，啪啪就是两个耳光！醉人急了，拍着胸脯大叫：“好哇，你敢打……”

认清是智县委，放下香烟，赶紧走了。买卖人哈哈笑着，故意说：“智县委，你们八路军，可是不兴打人呀！”

“这种东西不是人！”

“他喝醉了……”

“我也喝醉了！”他说。

寒假里，刚刚下了一场雪，街上冷清清的，没有人买东西。我正趴在柜台上写大楷，一个青年来买松花，买二十个。父亲看看玻璃缸里，只有十来个松花了，便说：“买那么多？”“有多少要多少吧！”青年笑着说，“前天晚上，智县委来买松花，没有敲开你家的门。今天我想多买几个，给他预备着。”

“你是……”

“我是他的通信员，叫小马。”小马说，“智县委睡觉前爱喝两口酒，最喜欢吃松花。”

我想起来了，正是下雪的那天晚上，父亲正在灯下“碰账”，外面有人啪啪地敲门，父亲没有理睬。又敲，父亲便一口吹灭了灯……“那是智县委？”父亲吃惊地望着小马。

小马笑着点点头。

“我不信。”父亲摇摇头，也笑了，“半夜里，那么大雪，他来买松花，你干什么？”

小马说：“黑夜里买东西，他总是自己去，从不使唤我们，买到就买，买不到就回去。他怕我们狐假虎威，打扰睡下了的买卖人。”

从那以后，不管天多晚了，只要听到敲门的声音，父亲就赶紧起来去开，但是哪一次也不是智县委——智县委调走了。

他走了，好像是在一个春天，满街古槐吐新芽儿的时候。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