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不列颠尼亚”

周婷  杨兴

在香港飘扬了150多年的英国米字旗最后一次在这里降落后，接载查尔斯王子和离任总督彭定康回国的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驶离维多利亚港湾——这是英国撤离香港的最后时刻。

英国的告别仪式是30日下午在港岛半山上的港督府拉开序幕的。在蒙蒙细雨中，末任港督告别了这个曾居住25任港督的庭院。

4时30分，面色凝重的彭定康注视着港督旗帜在“日落余音”的号角声中降下旗杆。根据传统，每一位港督离任时，都举行降旗仪式。但这一次不同：永远都不会有另一面港督旗帜从这里升起。4时40分，代表英国女王统治了香港5年的彭定康登上带有皇家标记的黑色“劳斯莱斯”，最后一次离开了港督府。

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港督府于1885年建成，在以后的近一个半世纪中，包括彭定康在内的许多港督曾对其进行大规模改建、扩建和装修。随着末代港督的离去，这座古典风格的白色建筑成为历史陈迹。

 晚6时15分，象征英国管制结束的告别仪式在距离驻港英军总部不远的添马舰东面举行。停泊在港湾里的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和临近大厦上悬挂的巨幅紫荆花图案，恰好构成这个“日落仪式”的背景。

此时，雨越下越大。查尔斯王子在雨中宣读英国女王赠言说，“英国国旗就要降下，中国国旗将飘扬在香港上空。150多年的英国管制即将结束。”

 7时45分，广场上灯光渐暗，开始了当天港岛上的第二次降旗仪式。156年前，是一个叫爱德华·贝尔彻的英国舰长带领士兵占领了港岛，在这里升起了英国国旗；今天，另一名英国海军士兵在“威尔士亲王”军营旁的这个地方降下了米字旗。

当然，最为世人瞩目的是子夜时分，中英香港交接仪式上的易帜。在1997年6月30日的最后一分钟，米字旗在香港最后一次降下，英国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终结。

在新的一天来临的第一分钟，五星红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与此同时，五星红旗在英军添马舰营区升起。两分钟前，“威尔士亲王”军营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开始接管香港防务。

0点40分，刚刚参加了交接仪式的查尔斯王子和第28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在英国军舰“漆咸”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将于1997年年底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

从1841年1月26日英国远征军第一次将米字旗插上港岛，至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一共过去了156年5个月零4天，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周树春 胥晓婷 杨国强 徐兴堂）

新华社香港1997年7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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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香港回归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1997年7月1日的香港政权 交接仪式吸引了世界各大媒体的目光。为了记下这一盛事，四位新华社记者通力合作，真实、准确地描绘了这难忘的时刻。在众多关于香港回归的报道中，《别了，“不列颠尼亚”》是最别致的一篇，作者没有写交接仪式现场多么庄严，也没有写欢庆回归的人们多么激动，而是选择了英方撤离时的情景，并且把末代港督乘英国皇家游艇“不列颠尼亚”号撤离香港这一事件放在一个历史的背景中，更加突出了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

②消息一般由导语和主体两部分组成。导语放在开头，由最新鲜、最主要的事实或者依托新闻事实的精辟议论组成；而主体则具体展开新闻事实的叙述。本文就是以这样一种结构组织材料的。

流光似水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圣诞节一到，孩子们又提出了买一条手划艇的要求。

    “行，”爸爸说，“等咱们回到卡塔赫就买。”

    但九岁的托托和七岁的乔尔比父母想象的执拗得多。

    “不，”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现在就要，在这儿就要。”

    “可是，”妈妈开口了，“要想在这儿航海，你们只能打开浴室喷头放水了。”

    她和丈夫的话都没有错。他们在西印度卡塔吉娜的家有个带海湾船坞的院子，还有一个可容两艘大游艇的棚舍。而在马德里，他们全家挤在卡斯特拉纳街47号的五楼公寓里。可是他俩曾经答应孩子们，如果他们得了全班第一，就送他们一艘有六分仪和罗盘针的划艇，孩子们做到了。于是爸爸把这些都买来，那是一艘漂亮的铝艇，吃水线有一道金色条纹。

    “小艇在车库里。”午饭时爸爸说，“问题是车库也没多大地方了，而且没法拿上来，走电梯或者楼梯都不行。

    可是第二个礼拜六下午，孩子们请同学帮忙把小艇搬上楼梯，好不容易才搬到女佣房。

    爸爸说：“恭喜！现在呢？”

    男孩子们说：“没怎么样啊，我们只是要把小艇在房间里，現在已经放进来啦。”

    又一个礼拜三。爸爸妈妈照例看电影去了。孩子们成了家里的大王兼主子，他们关上门窗，打破客厅里一个亮着的灯泡。一股清凉如水的金光流泻出来，他们任由它流到近三尺深；于是关掉电门，拿出划艇，就在屋内的小岛之间随意航行。

    这次神奇的冒险是我参加一期家用品诗歌研讨会，说了几句玩笑话的结果。托托问我为什么一碰开关灯就会亮，我没有勇气多思考。“光就像水，你一扭开龙头，它就出来了。”我说。

    于是他们每礼拜三晚上继续行船，学习使用六分仪和罗盘针，等他们的父母看完电影回家，总发现他们在干干的陆地睡得像天使。几个月后，他们渴望走更远，就要求全套的潜水裝，包括面具鳍状肢、氧气和压缩空气枪。

    父亲说：“你们把一艘不能用的划艇放在女佣房间已经够糟了。现在你们还要潜水装备，岂不更糟糕。”

    “如果我们第一学期赢得金栀子花奖呢？”乔尔说。

    他们的母亲惶然说，“不，已经够了。”

    他们的父亲责备她太强硬。

    她说，“这两个孩子该尽本分的时候，连根钉子都赢不到。可是为了得到他们要的东西，他们什么奖都拿得到，连老师的职位都能抢到手。”

    最后父母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可是到七月，托托和乔尔各获得一个“金栀子花奖”，且获得校长公开表扬。那天下午，他们没有再开口，就在卧室里发现两套未拆封的潜水用具。于是下一个礼拜三 ， 他们的父母在电影院观赏《巴黎最后探戈》的时候，他们把公寓注满了深远两寻（约十二尺）的金光，像温驯的鲨鱼在床铺等家具底下潜游，从光流底部打捞出不少几年来迷失在黑暗里的东西。

    在年终颁奖大会上，两兄弟被赞誉为全校典范，获颁杰出奖状。这次他们用不着开口，父母主动问他们要什么。他们非常讲理，只要求在家个开宴会招待同班同学。

    下一个礼拜三 ， 他们的父母正在观赏《阿尔及尔战役》时，卡斯特拉纳街的行人都看见一道光瀑从一幢树影掩映的旧楼流泻下来，溢出阳台，一股一股沿着房屋正面倾注而下，呈金色洪流急奔下大道，一路照亮了市区，直亮到瓜达拉巴。

    救火队为应付这个紧急状况，撞开五楼的门，发现公寓满是金光，一直淹到天花板。豹皮沙发和安乐椅在吧台流出的酒瓶和大钢琴间高高低低漂浮着，钢琴上的马尼拉罩巾载浮载沉，像一条金黄色的软骨鱼不停地扇动。家用品诗意盎然，自己长了翅膀在厨房的天空飞翔。孩子们跳舞用的军乐队乐器，在母亲水族箱里游出来的彩色鱼儿间漂来漂去，那些鱼是浩瀚的金光沼泽里惟一活生生而且快快乐乐的动物。

    大厅那一头，托托戴着潜水面具和仅够抵达港口的氧气，坐在船尾，随浪潮摆动，手握紧双桨，正在找灯塔；乔尔浮在船头，还在用六分仪寻找北极星；满屋子漂浮的是他们的三十七个同学，有的正在窥视天竺葵盆栽，有的正在唱改了歌词来嘲弄校长的校歌，有的正从爸爸的酒瓶偷喝一杯白兰地酒，就这样化为永恒。他们同时扭开太多灯，公寓泛滥成灾，医院传教士圣茱丽安纪念小学的整整两个班学生遂淹死在卡斯特拉街47号五楼——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一个夏天像火烧、冬风冷如冰、没有海洋也没有河流、内陆根性的居民永远学不会光海航行术的遥远城市。

德叔落选

何百源

    人民公社化那一年，德叔18岁。从那时起他担任塘溪管理区（那时叫大队）支部书记，至今一直没有变动过。

    50多岁的德叔，寡言少语，一副饱经风霜的基层干部形象：板刷寸头上斑白的短发冲天而立，脸上几道深深的“沟壑”刻画出几分刚强、几分淳朴。不分春夏秋冬，都光脚穿一双塑料凉鞋。有一次市里一位画家下乡，以德叔为模特画了一张人物素描，题为《本色》，在省里获了个二等奖。

    只要一提德叔，管区里没有人不竖起大拇指说：“他真是个好人！”好在哪里？憨厚老实的庄户人笑笑说：“崖（我）文化少，讲不出罗！”

    不过，许多事情都能说明德叔确实是个大好人。30多年来，从生产队到大队，到公社（镇）、县，不论是选哪一种先进或模范，都少不了德叔的份。那时不兴奖钱，兴发奖状。德叔每次将奖状拿回家就往墙上贴，贴满整整一面墙。

    每逢有“情况”，比如台风、汛期、地震先兆，德叔就跑到办公室值夜，睡在办公桌上，用电话当枕头，电话铃一响就抓起来，沉沉地叫一声：“喂……”

    有一年分救济粮，分到最后差一户没分上，这户人家就是德叔家……

    德叔让老婆缝了个小布袋，将公章装进去，随时挂在裤头上。有一回办公室在夜里遭到盗窃，盗贼卷走了德叔一个存折，想不到，上面只有一元的余额。

    多少年来，德叔真是“报上有名，电视里有影，广播上有声”，甚至成了传奇色彩的人物。

    每一次改选支书，点票结果都是德叔差一票就满票当选，事后都证明是德叔没选自己。有一次按规定年限又该改选了，文书在未经选举的情况下就上报了德叔。上级党委认为这样做很不严肃，批评了文书不应该这样儿戏。文书不服气地说：“再怎么选也是德叔。”之后郑重地举行选举大会，结果还是德叔当选。

    但是近年来，德叔在塘溪人的心目中，威信有点每况愈下。主要原因，是与周边相邻管区相比，塘溪显然落后了许多。且不说工农业总产值之低，且不说村办企业之少，单看村民的住房，就可知塘溪人的生活水平和几十年前没什么两样。不过，人们仍不忍心埋怨德叔。因为谁都知道，德叔至今仍住破瓦房，两张条凳架三块木板做床……

    最近一次支部改选，德叔竟只得一票，他落选了。

    新当选支部书记的人名叫郭清文，是一位毛遂自荐、勇于开拓进取、先富起来的年轻党员。

    点票结束后，在管理区主任主持下，举行了简单的“权力交接仪式”。德叔不无感伤地慢慢地将公章从裤头上解下来，双手递到郭清文手中，说：“可得把它保管好……”

    郭清文双手接过，说：“德叔您放心。保管这印章固然重要，关键还在于要用好……”

（选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微型小说卷》）

不速之客

梁晓声

    几天前，我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我1985年在新疆认识的一位青年石油工人。吃过饭，他吞吞吐吐地请求：梁老师，我想住在你家，只住一宿，明天一早就走。

    当时已是晚上九点半了。我爽快地说：当然可以，好不容易见上一面，你住下，在北京玩几天吧！

    他笑着摇头：那可不行。只有半个月假。在沧州住三五天，还想回家见我母亲呢。

    我奇怪地问：那么你到沧州去，并不是……

    他又摇了摇头：您忘了我家在大庆？到沧州农村去，是探望我奶奶。我父亲在天津站上车找我。我们一起去沧州。

    我不但奇怪，而且糊涂了。在我记忆中，他奶奶早已去世了。

    他见我困惑，于是娓娓道来：梁老师，您是知道的，我们石油人中，有不少父子兵。别人以为，父子可以天天在一起似的。其实不尽然。有时调令一下，一走就是几千里，一别就是七八年！

    他问我：您还记得我们队上的小侯么？我说：记得，那个下了班就抱着吉它弹起来没完，外号叫观赏猴的小伙子，对不对？他说：对。就是他。人们都说我俩长得像双胞胎。但去年他死了。我不禁一怔，不知道小侯为什么死，更不知和到沧州去探望奶奶之间有什么联系。

    他吸了两口烟，说：小侯是在大风暴中，为了保护十几万美金进口的器材而死的，他用外衣保护好器材，自己却被沙暴埋住了。人们从一米多深的沙丘下把他扒出来，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封信，是他父亲写给他的。他父亲是胜利油田的一位老工人，父子俩九年没见面了。父亲在信上说，因公要路过兰州，希望可以在兰州站见上一面。火车在兰州停车二十分钟，可以叙叙父子情。队友们传看了那封信，都哭了。大家都觉得，还是暂不告诉他父亲真相好。自然而然的，大家将目光集中到了我身上。

    我也明白了大家的意思，于是我就去找队里的领导，请求批准我冒充小侯一次。领导当即就批准了，还方方面面地嘱咐了我一通，怕我和小侯的父亲见面之后露出破绽，把小侯遗物中的他父亲的一张照片交给我。

    在车站，他望着我，我望着他。过了好一阵儿，他问我：儿子，是你么？我说：爸，是我啊！

    我和那人就拥抱在一起。我忍不住哭了，仿佛我们真的九年没见过面了。他也落泪了。

    我们找了个僻静的地方，蹲下，互相望着，都不停地吸着烟。聊了一会儿之后，父亲似乎起了疑心，从兜里摸出我的照片，也就是小侯的照片，低头看看照片又看看我，犹豫好一阵儿，终于单刀直入的问：小伙子，别演戏了。说吧，你为什么冒充我儿子？

    我无奈，只有老实交待。听完我的话，他将一只手拍在我肩上，说：儿子，不，对不起，我现在已经不该叫你儿子了。既然你老实交待了，那么我也老实交待吧。我也不是小侯的父亲。小侯的父亲死在工作岗位上了。和你一样，我也是被大家推选出来，经领导批准，专为完成这一项任务的。

    我们彼此再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互相望着，都默默流泪。

    列车即将启动，我们不得不都站起。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彼此约定要常往家里写信。

    小侯有一个双目失明的奶奶，和他的伯父婶子们住在沧州乡下。一周前，我收到了老孟，也就是当年冒充小侯父亲那个人写给我的信。信上说，小侯八十三岁双目失明的老奶奶，既想儿子，又想孙子，想得整天磨磨叨叨的。老孟在信中跟我商量，无论怎样，也应该了却老人家的心愿，使她在归天之前，和儿子、孙子，团圆上几天。我想，这一路上，能节省几元钱，就节省几元钱吧！

    唉。这些石油人哪！怎么是这么奇特的人啊！

    我流下了泪，默默从冰箱里取出了朋友送给我的几盒蜂王浆，递给他，诚挚地说：把我这点儿心意，也给老人家带去吧！

（选自《梁晓声文集》，有删改）

岁月钟声

汪曾祺

    我读的小学是县立第五小学，简称五小，在城北承天寺的旁边，对面是天地坛。五小有一支校歌：“看吾校巍巍峻宇，连云栉比列其中。半城半郭尘嚣远，无女无男教育同。桃红李白，芬芳馥郁，一堂济济坐春风。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

    “巍巍峻宇”，“连云栉比”，实在过于夸张了。但记忆中学校门外的地势确比校内高，进大门，要下一个慢坡。慢坡的东端是门房，同时也是校工詹大胖子的宿舍。詹大胖子的主要职务是摇上课铃、下课铃。这间小屋原来盖了是为当传达室用的，但五小没有什么事可传达，来了人，大摇大摆就进来了，詹大胖子连问也不问。这间小屋就成了詹大胖子宿舍。他在屋里坐着，看看钟。他屋里有一架挂钟。詹大胖子一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上钟，喀啦喀啦，上得很足，然后才去开大门。他看看钟，到时候了，就提了一只铃铛，走出来，一边走，一边摇：叮当，叮当，叮当……从南头摇到北头。上课了，学生奔到教室里，规规矩矩坐下来。

    每逢国文课都是要背诵的。一年级开头是“大狗跳，小狗叫”，后面有《咏雪》这样的诗：“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七片八片九十片，飞入芦花都不见。”我学这一课时才虚岁七岁，可是已经能够感受到“飞入芦花都不见”的美。我现在写散文、小说所用的方法，也许是从“飞入芦花都不见”悟出的。

    后来，有一班毕业生凑钱买了一口小铜钟，送给母校留纪念，詹大胖子就从摇铃改为打钟。一口很好看的钟，黄铜的，亮晶晶的。铜钟用一条小铁链吊在小操场边的梧桐树上。铜钟有一个锤子，悬在当中，锤子下端垂下一条麻绳。詹大胖子扯动麻绳，钟就响了。

    梧桐树一年一年长高了。钟也随着高了。五小的孩子也高了。

    詹大胖子还有一件常做的事，是剪冬青树。詹大胖子很胖，但是剪起冬青树来很卖力，他好像跟冬青树有仇，又好像很爱这些树。

    詹大胖子还做什么事呢？他给老师烧水。烧开水，烧洗脸水。教务处有一口煤球炉子，詹大胖子每天生炉子，用一把芭蕉扇忽哒忽哒地扇。煤球炉子上坐一把白铁壶。

    每年寒假、暑假，詹大胖子要做一件事，到学生家去送成绩单。全校学生有二百人，詹大胖子一家一家去送。成绩单装在一个信封里，信封左边写着学生的住址、姓名，当中朱红的长方框里印了三个字“贵家长”。右侧下方盖了一个长方图章“县立第五小学”，学生的家长是很重视成绩单的，他们拆开信封看：国语98，算术86……看完了就给詹大胖子酒钱。

    詹大胖子和学生生活最最直接有关的，是他卖花生糖、芝麻糖。詹大胖子很坏，他的糖比外面摊子上的卖得贵。但是五小的学生只好跟他去买，因为学校有规定，不许“私出校门”。校长张蕴之不许詹大胖子卖糖，把他叫到校长室训了一顿。校长对学生说：学生在校不许吃零食；他赚学生的钱，不道德。但詹大胖子还是卖，偷偷地卖。他摇下课铃或打上课钟的时候，左手捏着花生糖、芝麻糖，藏到袖筒里。有学生要买糖，走近来，他就做一个眼色，叫学生随他到校长、教员看不到的地方，接钱，给糖。五小的学生差不多全跟詹大胖子买过糖。他们长大了，想起五小，一定会想起詹大胖子，想起詹大胖子卖花生糖、芝麻糖。

    詹大胖子的铃摇着摇着，钟打着打着，我们便长大了，便到了小学高年级了。

    教五年级国文的是高北溟先生。他很喜欢我，我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是“甲上”。在他所授的古文中，我受影响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教六年级国文的是张敬斋，张先生很有学问，他教我们《老残游记》，讲得有声有色。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大明湖上的对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我对五小很有感情。每天上学，暑假、寒假还会想起到五小看看。有一年寒假，大雪之后，我到学校去，大门没有锁，轻轻一推，开了。没有一个人，连詹大胖子也不在。一片白雪，万籁俱静。我一个人踏雪走了一会，心里很感伤。

    我十九岁离乡，六十六岁回故乡住了几天。我去看看我的母校：什么也没有了。承天寺、天地坛，都没有了。五小当然没有了。

    这是我的小学，我亲爱的，亲爱的小学！“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