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材料一：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何”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需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①，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做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发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感觉够将意思传给他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我坚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式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述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我做完以后，总要看两遍，自己感觉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必然要它读得顺口； 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知道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当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 Stylist(文体家)。
所写的事迹，大略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 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乱说的。
注：①《汉书·艺文志》溯小说之起源，谓其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
(摘自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材料二：
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写真实”，他非常重视社会生活，要求艺术创作真实地描写生活，反映生活中复杂的关系。他的这种主张起初是在评价古典说部的时候表达出来的。鲁迅赞扬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现实主义。他说《儒林外史》的刻画人物， “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 《红楼梦》的描写生活， “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从笔底经历到纸上声态，在鲁迅看来，它们之所以动人，全在一个“真”字； 而他说的“正因写实，转成新鲜”，实在是直搏内核的至理名言——从平凡的现象(写实) 中揭示不平凡的真理(新鲜)，也是他自己的现实主义的最简括、最深刻的科学的说明。一九三五年，鲁迅在一篇评论果戈理的文章中，引了普希金说的“含泪的微笑”这句话，同时指出果戈理的“独特之处，尤其是在用平常事，平常话，深刻的显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这同他赞扬《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语言几乎是一致的。鲁迅称《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感而能谐，婉而多讽”， “感而能谐”是“含泪的微笑”的同义语； 称《红楼梦》的写实本领为“如实描写，并无讳饰”， “如实描写”也同“用平常事，平常话”显出地主的无聊生活十分相似。鲁迅在翻译介绍、整理编写的过程中，潜心巨著，多所发明，从中外著名作品中开掘出了许多可以互相参照、互相补充的艺术的手段与法则。
这些事实加深了鲁迅对现实主义的认识。他将古代的和外国的经验移植到现代创作上，向艺术家提出： “因为真实，所以也有力。”当张天翼的小说《蜜蜂》引起蜜蜂是否会于虫媒花有害的讨论，他认为这是可能的，主动写了《“蜜蜂”与“蜜”》，介绍蜜蜂争蜜的情形； 当杨昌溪抄袭《毁灭》，将莱奋生佩挂的“日本指挥刀”改为“日本式指挥刀”，他认为这是错误的，又主动写了《刀“式”辩》，说明游击队的生活。他自己为了小说《阿Q正传》里阿Q唱绍剧《龙虎斗》中“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散文《女吊》里女吊出场时唱“奴奴本是杨家女，……”两段，怕儿时记忆不真，都曾向人询问，调查对证。
细节描写是构成现实主义创作的条件，而根本的关键在真实。鲁迅还多次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有一个要点他曾反复说明：真实不一定是事实。虽然从一般意义上说，事实也是真实的，但没有经过剪裁和集中，没有经过综合和概括，没有经过典型化的艺术的过程，严格地说，这样的作品不能算是艺术品。艺术上的真实，鲁迅说，“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鲁迅自述其创作经验有四句话，叫做： “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凝神结想，一挥而就”。他不用一个单独的模特儿，便于将真实和事实区分开来，这对小说的现实主义的典型化手法，大有好处。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申报》副刊《自由谈》发生文学与社会生活问题的争论，鲁迅在一封给人的信里说：“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但他又反转来强调，凡所缀合、抒写的“何一非社会上的存在”！他自始至终重视社会生活：不必是事实，一定要真实。就在这封信里，对社会生活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鲁迅还发表了一段十分精辟的言论，他就两者的作用与反作用，打了个比喻说：“这正如芝麻油原从芝麻打出，取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一样。”从这句话里，也透露了鲁迅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极为重要的见解，值得深入的探究与钻研。
(摘自唐弢《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
